悼念李鹏总理


7月29日天安门等地下半旗为刚逝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李鹏致哀。



李鹏总理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重要领导人之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时兼任中国教育部主任并主持中国外事工作。而这段时间恰恰是我在中国北京度过小学，中学，大学学生时代，并开始走上工作岗位阶段。这个阶段，是我开始建立自己的人生观，理解国家与社会，订立并奠定未来职业方向和生活方向的重要阶段。我1995年自费留学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在日本和美国学习生活工作，很少回国。如果说我现在在海外愿意坚定不移地支持祖国，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和1995年以前我在中国的经历和受到的教育直接有关。我也一直认为我在中国接受了不次于任何国家的优秀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现代文明教育，我在中国开始了我良好的职业起点和生活起点，这是我走向世界顺利成功发展的基础。因此今天我在此怀念那个时代的中国，也真诚地悼念李鹏总理。


关于李鹏总理，下面几件事和我有关联，对我的人生轨迹是有影响的。


首先，我要感谢在李鹏总理主管中国教育时期，我在中小学阶段接受了良好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我的小学母校是北京第一实验小学。邓颖超曾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执教，我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就读时我们的四二班和五二班教室位于红楼二楼左数第二个教室，一直被认为是当年邓颖超站过讲台的地方。这座红楼因为是邓颖超当年工作过的地方而一直作为文物遗址修缮保留。那时媒体多有报道李鹏总理是周恩来总理的养子，李鹏在回忆录中否认这种关系，他说：“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李鹏这样写是不想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也是客观的，但李鹏总理的时代，我们那一代人在学校接受的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确实是非常好的，周恩来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故事，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隐姓埋名沙漠数十载舍身报国的故事都曾激励过我年少的心，让我荡气回肠。公立中小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认同自己国家传统和体制的有知识有觉悟的合格公民，这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我是搞教育的，基本教育课程我都是学过的，但在美国申请教师执照时，州教育局要求我上一门美国历史课。这门课确实对我影响很大，对我理解美国社会很有好处。而现代中国，不但外教没有中国历史学习要求，自己的历史老师如袁腾飞公然在课堂上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贬低毛泽东真的让人匪夷所思。大陆本土都这个样子，也就难怪台独，港独，藏独，疆独横行，去中国化从来都是独立的先声，中国收回主权的地方，却不肯教育这里的人民，难道不是现代中国教育系统负责人失职站在谁的立场上的问题么？







第二，我要感谢李鹏总理对我们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推动作用。


1987年我上高二，那是中国文理科分班的时间。我认真地思考我未来的人生，想要选择一个有意义我热爱我也擅长并具有天赋的领域。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领导小组（汉办）成立，这个行业最高级学术会议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召开，李鹏总理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和照片，这引起了我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极大的向往。1988年我考入北京语言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专业；1992年我考入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拒绝外派进入公司，而是坚持要在外企国际教学中心从事以商社人员为对象的汉语教学工作；1993年我以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入选三年一度的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成为历届最年轻代表，实现了六年前的梦想。实际上，第二届和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李鹏总理都接见了与会学者代表，并发表了贺电和讲话，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没有国家领导人接见，这是我的遗憾，但这次会议，能让我结识我们语言学界和汉语教学界所有泰斗，包括日本中国语学界第一人我后来赴日留学的导师东京外国语大学舆水优先生和后来我与之保持了四分之一世纪友谊的对我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等。 6park.com

而1994年外企国际教学中心邵玉芙经理派我代替她去太原参加全国语言文化研讨会，这是一个主要由对外汉语院校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我成为中国继大学留学生汉语教学和外交人员服务局汉语教学后，以外国商社人员为对象的商务汉语教学的先驱。这次会议由我的大学母校北京语言学院校长兼汉办主任程棠老师主持。后来，程棠老师成为我赴日留学的推荐人，并且在那次会后的五台山旅游我们北语出身八位老师共同合影，这张珍贵的合影中有中国汉办第一位主任程棠老师和现在汉办主任马箭飞。我曾在外企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我的梦想》的文章，最后一句是：“为汉语走向世界我愿付出我的青春和汗水。”这确实是我后来终身践行的理想。因此，我感怀李鹏总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最初起步的支持以及1987年报纸上那则李鹏总理接见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与会全体代表新闻对我投身这个事业巨大的感召力。





第三，在1989年北京春夏之交的动乱中，李鹏总理代表党和政府出面讲话并最终迅速稳定了局势，挽救了党和国家以及我们那一代人。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们那一代人成长在努力向学，莘莘学子奋力拼搏要以知识改变命运并立志以知识报国的时代。那是一个知识的春天。我也一直认为我们那个时代的高考制度是最公平和最好的。89动乱发生时我刚上大一。实际上，六四也不是突然爆发的，之前每年都有各种小型的游行发生，这让一心向学的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每次游行都是北大首当其冲，所以后来在选择高考志愿时我坚决把北大排除在了外面，我选择北语的原因之一是这里有我喜欢的专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能避开可能发生的政治运动，专心学业。后来我在美国和北大民运碰上，我也喜欢调侃他们说，你们北大是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被洗脑的，而我们北语人是坚持中华文明信仰，在世界普及推广中华文化和汉语，给西方人洗脑的。但89年席卷全国的动乱还是让每一个希望安心读书的学子都无法独善其身。当运动开始后，我们北语实际是最晚停课的学校，但大字报贴到了我的校园，我们学校也终于被迫停课。


就像现在香港动乱冲击中联办一样，那时不断升级的游行示威开始冲击中南海，冲击人民大会堂，后来学生们开始占据天安门，搞绝食胁迫政府妥协。学校停课后，北京的大部分外地的学生都回家了，但外地学生却纷纷大串联一样涌进北京，在香港外来势力供应的帐篷里在天安门安营扎寨。再后来，不但大学停课了，中学也停课了，各个单位也罢工，整个北京和全中国陷入一种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什么时候动乱能够结束呢？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校园？运动会不会发展成为文革？我那时读过好几本关于文革的书。“六四发展下去就是文革”，后来我在日本和我的一位也在日本留学的初中同学钱行在这个观点上一致。他的父母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冲击，钱行后来进入日本NHK放送公司工作。


终于我们从电视上等到了李鹏总理坚决制止动乱，结束全国无政府状态的声音。于是北京迅速恢复了秩序。九月学校正式开学，我们又回到了正常的校园，开始了正常的大学学习生活。1989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分别参加了一次国庆天安门庆典活动。大学这次是在国庆夜和同学们去跳集体舞。这是我热爱的北京天安门，留下美好回忆的北京天安门。


就像现在香港动乱谣言满天飞一样，那时为了绑架普通学生也有传言说我们那几届大学生都会被秋后算账，实际上，除了少数领导动乱违反国家法律的人被抓以外，大部分同学的毕业分配都很好，比如进入外交部等国家机关，如87级外语系后来成为外交部发言人的洪磊。到我们那届毕业，国家越来越开放，我的同学大多进入外企。后来，国家对出国也完全没有了限制。我工作两年半后去日本自费留学。我是中国最后一届不需要交学费上大学的学生，我走时按照国家教委规定补交了培养费，我觉得也很合理。我走遍世界，如果这样的国家不是民主法治文明开放的社会，那么什么又是呢？


感谢李鹏总理，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你在国家命运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力挽狂澜，你让我们那一代人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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