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前后脚发生了两起引发热烈讨论的涉枪司法新闻。



北京时间8月30日，美国一名连环枪击案凶手，21岁的罗伯特·朗第二次出庭，此前他已经就枪杀4名亚裔女性并认罪，却仅被判处四项终身监禁外加35年监禁。





今年三月份，罗伯特·朗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三家韩裔按摩店先后开枪杀人，造成8人死亡，6人为韩裔，2人是白人。


负责该案的检察官认为，这种判决无法彰显正义，要求死刑，并且得到了家属的支持。但她也承认，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大洋另一边，同样有一起围绕枪支的漫长司法博弈。


8月31日，从2016年起就备受关注的“安徽阜阳通厕器涉枪案”，在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宣判。涉案通厕器握把研发者姜志平仍被认定构成非法制造、买卖、邮寄枪支罪，但刑期由此前的有期徒刑13年改为5年。






2016年3月，阜阳警方查获一宗网络售枪大案，共涉及来自天津、安徽、广东等地的6名被告人，并顺藤摸瓜，抓到了生产握把的姜志平，并查获了3870件高压通厕器握把。


后来，这些具有外观设计专利文件和商标文书的通厕器握把全部被阜阳警方鉴定为枪支散件，引发社会舆论对于涉枪鉴定是否过于严苛的讨论。


由于姜志平羁押时间已达五年，所以法院宣判后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与妻子离开了法院。


两国两起涉枪案件对比之下，很多人会认为，一个是放纵枪支泛滥导致无辜被屠，正义难彰，那么另一个就是对枪支严防死守到了草木皆兵、动辄得咎的极限状态。


一个结论似乎理所当然：


我们为什么不在中间地带取得一个平衡点？既允许一定程度的枪支自由，又能够保证今天我们享受的安全环境。


理论上，这个逻辑存在，但如果回顾我国90年代初期那场“全民军备竞赛”，就知道，所谓平衡点，对于中国实际情况而言，也只是键盘侠的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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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18日晚，黑龙江省肇东市发上了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件。



两名歹徒，用一把双筒猎枪与一把小口径步枪，三小时内，在周边村镇一路疯狂作案，杀死32人，打伤16人，灾难波及37个彼此并无关联的家庭。





凶手被赶来的警察击毙后，动机被确定为仇杀。


起因是26岁的冯万海此前打架致人重伤，因为出不了医药费被派出所扣车，心生怨恨；另一名歹徒，22岁的姜立明由于药店进货不正规被举报破产而出现报仇心理，两人一拍即合。


冤有头、债有主，这是中国民间几千年的朴素正义观，但这两人显然远远超过了报复的范围，成为了见人就杀的恐怖分子、杀人狂魔。



被害者既有结怨的派出所所长、卫生院院长，也有分手后的情人、情敌，路边挑担的农民、开车路过的司机和乘客......而且往往是一家一家灭门，老婆孩子都杀，如入无人之境。





那时，中国民间的枪械管理局面，可以说直追今天枪击案件泛滥的美国。



姜立明本身拥有一支猎枪，又从地下渠道弄到了一只小口径步枪，还在室内试枪，此外两人又在肇东市的渔具猎具店买到了300发16号猎枪子弹，全部没有正规手续和记录。

那家渔具猎具店本身也没有任何审批程序，属于公然非法经营。



肇东“11·18”特大持枪杀人案，是枪支泛滥程度已经超出地方治安力量，枪支暴力极端化发展的集中体现。




90年代初，中国涉枪暴力案件爆发式增长，成倍增加，枪支泛滥一夜之间的恶化程度超乎想象。



来源水印


首都北京，1990年涉枪案件只有一起，1992年五起，1993年数十起，到了1994年就跃升到上百起。


1987年，广东涉枪案件才14起，1990年增长到284起，到了1993年已经高达1080起，足足增长了70倍，占了全国涉枪案件的二分之一。


从基本没有到泛滥成灾，五年里，中国累计持枪杀人与持枪抢劫案件近2000起，占比90%，其他劫机、劫车、劫持人质、持枪拒捕、杀害公安干警的恶性事件数量也水涨船高。


从全国范围来看，据《人民公安报》1995年初披露的数据，1994年全国持枪犯罪比1993年又上升了35%。那一年的春节前后，北京、深圳、海口、大理、呼伦贝尔各地都出现了恶性涉枪案件，枪声压过了鞭炮声。



随着枪支泛滥与涉枪案件的频发，犯罪分子手段残暴程度也不断刷新底线，这远不是一枪致命的杀伤力能够解释的。


比如这被众多up主玩坏了的刘华强名场面。

由于有小弟持枪控制场面，刘华强才跟用枪顶着自己脑门羞辱同样心狠手辣的对手，赌的就是对方不敢忤逆枪，哪怕是土制火枪的威慑力。





因为比起一般能够致人伤亡的刀、汽车、爆燃物品，枪械不但具有致命性，还具有令人无法反抗、束手待宰的威慑力，犯罪分子在不敢有任何反抗能力的老百姓面前，极其容易进入舍我其谁、逆我者亡的狂暴状态。


哈尔滨南岗区，一位市民被六人团伙狂捅六刀之后又被残忍枪杀。


武汉冯汉元集团抢劫案件，5名歹徒闯入个体户罗某家中，将其全家捆绑，一路挟持罗某去本市其他地点取保险柜钥匙，前后五个小时，被害人不敢有丝毫反抗。





鹤岗市一犯罪集团四人持枪闯入煤矿经济警察保卫科值班室，打死保卫科干部、经济警察9人，小孩一人，抢走“五四”手枪三支，最后在抢劫财物未成的情况下，点燃炸药包，放火灭迹逃跑。


河北陈福真、杨路民劫车、杀人犯罪集团案中，被害人头部往往被连击数枪而死，或是在枪威胁下被乱石砸得头骨迸裂，或被刀捅成蜂窝甚至开膛破肚。在被杀害的4名女司机中，有3名惨遭强暴或者奸尸，但有反抗者，还被剁掉了手脚。


正是因为枪械威慑力赋予的“权力”，使得那些经验风俗犯罪分子往往会跟随头目组织的团伙行动，所以总是伴随着各种人身财产伤害案件，贩毒贩枪也信手拈来，成为了无恶不作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


其中，当时最令人震撼的是云南迎祥街的私人武装案件。


当地歹徒利用边境地区便利条件，一边贩毒一边武装，荷枪实弹就敢在街上大摇大摆，手中的步枪、冲锋枪足以装备一个加强营，连火箭筒与大口径高射机枪都有，扬言县里武警都不怕，最后终于被武警公安联合清剿才端掉。





1994年，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持枪犯罪案件就占了全部涉枪的案件的39.1%，中国社会治安在短短几年内就被推入了崩坏的边缘。


随之而来的是枪支在社会冲突中的角色越来越重，比如1994年中国发生的较大规模械斗事件中，动用枪支弹药、土枪土炮的有82起，占了总数的11%。


2月17日，海南三亚，存在历史积怨的回辉村与羊栏村因为村里青年人驾车滋事爆发械斗。
双方8000多村民相互发射土枪、土炮，设置路障、抓扣人质，当地交通瘫痪、停工停课。械斗平息后，警方缴获各类枪支119支、土炮36门、炸药500公斤、军用手榴弹7枚、土制手榴弹603枚、军用子弹489发，还捣毁两家土枪土炮地下加工厂。





一个月后，广西北海朱、彭两姓因扫墓纠纷又爆发械斗，一死两伤，随后双方武力升级，开始是猎枪、火枪，而后双方居然构建起工事，紧急加工出130多门土炮对轰，炸死5人、炸伤30多人，摧毁90多间房舍，最终演化成绑架、杀害人质。


今天的广西械斗比起当年只能说是过家家。





枪支暴力泛滥激发老百姓持枪自保需求，拉开了一场民间的军备竞赛，因为中国拥有无处不在的枪支潜在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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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登记在册的民用枪支达280万支，而且还在以每年十万只的速度增长。


但这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庞大的“黑枪黑弹”已经无法统计，因为作为轻重工业部门齐备的国家，中国的枪支产能即便在当年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相提并论。


当时流入社会的黑枪主要是民用猎枪和体育运动专用小口径枪，即前文肇东特大持枪杀人案的主要武器。






按照当时的制度，这些民用枪支弹药属于特控产品，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按计划生产销售。


问题是，中国当时猎枪生产企业作为军工备胎，产能往往留有很大余量。比如产能是十万支，但国家每年批准销售的只有三万只，这些定点企业随即发现了社会用枪需求的膨胀，开始擅自超产自销。


当时的中国市场上，每次有枪出售几乎都是一抢而空，激发了无数企业的生产欲望。


山东一家生产子弹的军工企业，1993年开始大胆走向市场，3年未经任何部门许可，陆续生产了120万发猎枪子弹，流向市场88万发。



四川某猎枪厂，原本只生产出口猎枪，却擅自出口转内销，不断渗透国内市场，凭借各省30多个销售点年销猎枪1.8万支。四川当时另外一家机床厂，原本并不造枪，却也在短短三四年擅自制造出售了13万只高压气枪，吃上了枪支泛滥的市场蛋糕。






随着销售火热，猎枪的威力与性能也连连迭代，由单筒进化为双筒，从单发变连发，从五连发到七连发，钢珠枪、电击枪、催泪枪，各类国家明令禁止的非制式枪支纷纷出现在市面上。


在中国漫长的边境地区，疯狂的走私则助长了内地的非法军用枪支泛滥。



1993年前三个季度，仅仅云南麻粟坡县一地，就截获18起枪支走私案件，抓了走私犯50人，缴获32支军用枪、5225枚手榴弹、近40万发子弹、10具火箭筒以及373枚地雷。


1994年，广西抓获的两百多名走私枪贩中，对外勾结的中国籍走私犯占了40%，帮助武器弹药流入各大城市。在当时的沿海某地区，甚至形成了地下军用枪支黑市，“五四式”手枪、“六四式手枪”、“四六式”冲锋枪应有尽有，连火箭筒、爆破筒、反坦克火箭弹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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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远离边境的内地，大量地下造枪“黑作坊”是枪支泛滥的主要源头。



起初，一些犯罪分子在正常途径无法购买枪支的情况下，大量自制土枪、火枪，改造发令枪、运动气枪。


比如，沈阳市查获的以杨国才为首的犯罪集团，租房雇人给自己搞了一个“兵工厂”，仅用3个月就为犯罪集团内22名成员全部配备小口径手枪，专门用来与警方对抗。





这些枪支看似简陋，却在简单改造后具有发生小口径子弹甚至军用子弹的能力。北京公安英雄崔大庆便是一次查处流氓混混打架斗殴事件时，牺牲在用发令枪改造的小口径手枪下。


随着犯罪分子与民间老百姓“军备竞赛”的拉开，为贩卖“黑枪”牟取暴利而开办的地下作坊如雨后春笋，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造枪专业户”、“造枪专业村”。


1994年8月，云南省玉溪地区查处一起非法制贩火枪黑窝点，缴获84只各型火枪，而其对外打出的幌子，仅仅是卖铁桶、打菜刀之类的日用铁器，可见门槛之低、隐蔽性之高。






在浙江省苍南县，警方还发现一个犯罪团伙伪造企业名称，向全国各地发送了150多万封广告函，销售钢珠枪2000多只，流向各省30多个地区。


四川乐山一地，在1996年严打枪患的半年中，查处的造枪制刀黑窝点高达82个。



造枪作坊越多，黑枪交易越频繁，也就形成了一个个集散市场，比如河北省白沟，在1993年就一次性被查出14个非法猎枪销售点，来源包括辽宁、河南、四川、广东、北京等等11个枪支生产企业与作坊，同时又向全国出售。


尽管枪支犯罪不断加剧，但随着枪支的泛滥，很多人对枪支管理的警惕、认知反而弱化了，不但老百姓私下玩起了枪，国家部门中的枪支管理也越来越松懈，违规违纪使用乱象频发，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枪。



姜文也演过枪支乱象题材



一些国营工厂的保卫科干部，随身带着军用手枪上下班，随意放置，路上被人盗走才反应过来，全国非军事系统配发的枪支丢失、被盗案件频发。


一些悍匪，比如白宝山，甚至疯狂到敢袭杀军警系统缺陷卫兵夺取威力更大的军用步枪。


河北某地体委就长期聘请外部人员管理枪械库，多人多把钥匙，导致10支小口径步枪、气枪被盗。


很多政府基层领导干部即便没有职权需求，也“以配枪为荣”，那些发了迹的大款，更是为自己和保镖配置精良的枪械，作为炫富的工具，也为了防范财物被歹徒们盯上。



枪支犯罪越来越泛滥，控枪的意识越来越弱，配枪变成了“潮流文化”，这背后是“你有枪，我也有必须有枪”的逻辑在不断循环，最终所有人都陷入了谁也不敢先放下枪的“死亡平衡”。



恰似今日美国控枪遭遇的困境。


幸运的是，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出台，中国史上最严的群众性禁枪运动拉开了序幕，不但进行大规模缉枪，严格收紧枪支管理，还对合法、非法枪支产能进行了封禁，一举从源头刹住了中国枪支泛滥、滑向美国式“枪患”的恶性趋势。





以河南省为例，在开始禁枪前一年，全省涉枪重大案件200余起，死伤500多人。


为了杜绝枪患，河南全省出动四分之一的警力开展“缉枪行动”普法工作，从各县市领导干部上交手枪开始，再到乡镇社区，最后深入各家各户，不但动员个人上缴，还征集了大量非法枪支制造贩卖线索，破获一批造枪贩枪窝点案件。





根据河南省公安厅的统计，这次共收缴枪支160万支，意味着收缴前河南民间的实际枪支数量就超过全国登记合法枪支的二分之一。


与收缴枪支同时，河南关停了全省全部10个正规售枪点，封存了所有库存猎枪和子弹，关闭全省各枪支生产厂家的数十条生产线，转向了射钉枪等等其他领域。


今天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禁枪的时候，往往会冒出一句，干脆把射钉枪也禁掉之类的赌气言论。


殊不知，射钉枪的产能原本就与枪械制造密不可分，改造潜力巨大，一直就是监管部门紧盯的对象。


控枪不控产能，一切等于白搭，一夜之间遍地开花的黑色作坊与非法生产线正是90年代初期中国枪患爆炸式增长的根源。

如何控制枪械潜在产能，成为了中国禁枪最关键，最难处理，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


同样，也是美国控枪失败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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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4日，刚刚上台不久的美国总统拜登就发表讲话，呼吁国会推进枪支立法改革，包括要求对所有枪支销售进行背景调查、禁止售卖攻击性武器等等老生常谈的问题。


但这一次拜登提了一个很久没人谈的东西——呼吁国会取消对枪支制造商的豁免权。






1983年，加州曾颁布一项法律，规定枪支制造商不必在产品责任诉讼中承担法律责任，意味着枪支制造商可以想方设法造武器，只要法无禁止，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到了1993年7月1日，旧金山的一幢办公大楼内发生恶性杀人案，一个男子走进某法律事务所，掏出怀揣的2把TEC-DC9型半自动手枪疯狂扫射，造成8人丧生，6人受伤，后饮弹自杀。


由于TEC-DC9半自动手枪的制造商、迈阿密的Navegar公司大肆做广告宣传这种价格低廉、射击速度快的手枪，铺天盖地的广告成为诱惑罪犯使用TEC-DC9半自动手枪犯罪的因素。





当时在美国，TEC-DC9半自动手枪可以说是臭名昭著。加州于1989年颁布禁令，禁止销售这种手枪。美国国会也于1994年禁止继续生产，但允许已流入市场的该型手枪继续存在。


于是乎，TEC-DC9半自动手枪制造的杀戮却没有因此而停止。1993年的悲剧发生后，1999年又有两名十多岁的科罗拉多少年用这种手枪制造了震惊全球的哥伦拜恩高中枪杀案……





一场旷日持久的司法博弈在受害者与制造商之间拉开。



1999年，加州一家上诉法院裁决认为Navegar公司要为枪支暴力案件负责，开创了美国出现对枪支制造商的诉讼案以来，第一个认为制造商应为枪支暴力案的损失负责的上诉判决。


然而，一年之后，加州最高法院又判定，枪支制造商不应为罪犯滥用枪支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因而受害人不能起诉枪支制造商。


也就是加州最高法院推翻了这家上诉法院的判决。


美国枪械行业组织——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NSSF），时任基金会副主席基恩站出来表示，自己非常欢迎加州最高法院关于枪支制造商不应为罪犯滥用枪支而受到起诉的判决。





有了这个豁免权，美国枪械制造商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生产各种枪械，用各种技术手段绕过枪支管理的限制，不必担心任何追责。


比如，美国法律禁止全自动突击步枪卖给民众，只准有半自动，后来就出现了撞火枪托这个不需要内部连续击发装置就可以疯狂突突突的配件。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凶手使用的就是用撞火枪托改装的步枪，杀死59人，打伤851人，抵得上一次小规模战斗了。





比如，美国法律规定，没有枪托只有一个握把的就是手枪，于是下面这几款全部变成了手枪。





只要有不受控制的枪支制造设计产能在，一切皆有可能。


军火商哪管你们争论什么在枪支消费端的背景调查，个人自由，安保需求，反正一把枪卖出去就有激发一群人购枪自保的需求，实现裂变反应。


所谓“好人拿枪制止坏人”，不过是更好的枪支广告而已。


至于美国为什么不去管控子弹、枪管、现代枪药这些看似简单实际对生产工艺、品质稳定要求极高，绝不可能小作坊制造的大规模消耗品的供应源头，就更没有人去关注了。


军火商具有豁免权，这正是美国枪患看似环环相扣无解，实际祸根在于“不想解决”的真相。



毕竟，拥有比他人更强大的武器，是人性天然，也正是美国枪支产业文化发展三百年也没能走出的陷阱。





如果回顾当年中国的枪患如何在短短几年内爆发，又在短时间内被压制，再联系美国枪患困境的根源，就会明白：


今天中国人之所以在争论所谓通厕器涉枪问题，争论1.8焦耳的技术标准是不是扯淡的问题，是因为中国把枪患死死扼制在了“供给侧”，而不是在“需求端”进行复杂漫长的无谓争论。



要论纯粹的机械制造业规模，今天的中国民间在枪支生产潜能上超过了美国好几倍，比90年代更是发达N个级别。



比如下面福建某男子生产的这把看似钥匙扣，实则是一把有国外原型的真枪，妥妥的军工产品。





如果哪天我们不再争论通厕器算不算枪支散件，不需要调侃1.8焦耳的极限，而是为七连发猎枪该不该禁止未成年人购买、网购撞火枪托该不该备案制登记、多长的枪支不能随身携带、攻击性武器和自卫性武器如何区别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切都迟了。


当然，发展至今不过三十年的中国的枪支管理在细节上仍旧有太多亟待完善，有太多执法力度可以商量，甚至像90年代一样面临黑色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但乌鸦始终坚信，我们选择了一条对抗人性弱点最艰难的道路，才能一步步远离“枪患”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