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自杀第一人 邓拓之死
邓拓是一个文人,自认为“书生”,他也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高级干部,矛盾的双重身份曾使他的人生大放异彩,也使他的命运坎坷纠结。1949年以后,作为中共中央第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卷进中央领导阶层的内部分歧,直面中国往何处去的路线斗争。他被推到历史的悬崖边,进退两难。1966年,“文革”以他和吴晗作为突破口“祭旗”。邓拓选择玉碎,为他的矛盾和痛苦画上句号,也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拉开序幕。他是因“文革”而自杀的第一人。他的人生悲剧,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今天仍值得探究。
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热火朝天,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担忧急躁冒进必有隐患。6月,刘少奇布置中宣部起草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他们都做了亲笔修改和打磨,最后清样交给毛泽东审定。毛只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毛一向高度介入《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我不看了”是极反常的批语,其实明确表示对社论的不满。 6park.com 1966年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丁一岚理解邓拓最后的选择:
"说邓拓是叛徒,邓拓不能忍受,因为《人民日报》是党报,党报这样宣布,邓拓说,是不是党对我做了什么结论了。其实后来在复查时才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代表党啊。在那种情况下,压力大,因为处在了和党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你要让他跟敌人斗,跟国民党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坚持斗争。邓拓1930年就参加共产党了,为党做过很多地下工作,还被捕过,在监狱里跟敌人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在敌后背着机器,坚持为党出报纸,敌人进行‘梳篦式’扫荡,他都坚持出报。那时候经常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多少枪林弹雨他都挺过来了,因为党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可现在呢,党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他对面是共产党,是他一向信仰和遵从的党组织。他还要面对那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所谓的革命群众,他成了人民的敌人。这跟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完全不一样,这个他不能忍受。我觉得,一个对党非常忠诚的人,绝对不能忍受。"
1966年5月18日,对丁一岚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丁一岚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坚强的,她的确非常坚强,因为她必须坚强。
孩子很久都不知道邓拓自杀
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有时间可以端详一下自己风雨同舟30年的丈夫。"我总觉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全国几亿人的谩骂,到最后被组织上宣布是叛徒,我觉得没法活下去。
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他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说:‘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离死别呵!
"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班子,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连我的孩子也不让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来我家抄东西,很客气,说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邓拓的秘书和他们那儿秘书处的都来了,邓拓给我有一封遗书,是很小的一张纸,就说对不起我,他这样做也可以让我和孩子解脱了,免得我们再因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难受的是,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遗书,写完了搁在枕头下面了,翻了一阵才翻出来,他们当时就拿走了,也没给我看。"
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
邓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亲人们得到解脱,痛苦依然绞着丁一岚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觉得难熬得很,比抗战8年还难熬。我在我们机关里,有5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绝对的孤独,绝对的寂寞。我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决定的,所以,很长时间我没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已经死了。我对孩子绝对保密,这样的处境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孩子也不问,他们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见到爸爸。一直到两年以后,外边已经传开了,说邓拓已经死了,孩子们才回来问我,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说爸爸住院了,他们也不希望爸爸回来,怕红卫兵来家里闹,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很沉重。结果外面已经传说爸爸死了,那时候,咱们的报纸习惯说,‘谁谁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了’,‘花岗岩脑袋’就是顽固不化,那就是说这个人死了。孩子们从外面听说了,回来问我,我还是先请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说邓拓已经死了,才敢跟孩子们说,爸爸已经死了。孩子们都非常爱党,相信党,党的报纸说爸爸是叛徒,他们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可后来,他们被人家骂成是狗崽子,他们亲身遭遇了许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们慢慢就清楚了。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他们跟我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这是事实,他们下乡插队多年,想去工厂、上大学都不批准,就是因为他爸爸的问题,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我总是很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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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极光于2021_11_26 16:23:4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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