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先生的诺贝尔获奖感言：
我无法表达出我对刚才所说的话和给予我奖金所感受到的全部感激之情。
我代表我个人领奖，确信自己是接受了远远超过我在我的书中所能给予的东西。
我只能希望，我今后
要写的几本书将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今晚的感谢更有价值。确实，我只能按照我认为是颁
发这一奖励本来所遵循的精神来领奖---比起已经做过的事来，这项奖励更看重未来。
我想，今后我不论写什么，只要想起今天，总会获益匪浅，深受鼓舞。
我也是在为我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领奖。我们是依然年轻的人民，我们知道，我们还没
有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这一奖赏授予一名美国人，这不只是鼓励了一个人，而是鼓舞
了全体美国作家，他们深为如此慷慨的赞誉而振奋、鼓舞。我还应该高兴地说，这一奖
赏授予一名妇女在我的国家是很重要的。你们已经表彰过你们自己的塞尔玛·拉格洛夫
，早就表彰过其它领域里的妇女，或许不能完全理解，一名妇女此刻站在这里，在许多
国家里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不仅仅是代表作家和妇女发言，而是代表所有美国人，因为
我们大家都分享着这一荣誉。
假如我不按自己完全非正式的方式也提到中国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了。中国人
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
的国家和中国这个养育我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有相同的见解，首先是在共同热爱自由这
方面相同。今天比以往更是如此，这是真的，现在全体中国人民正在从事最伟大的斗争
---争取自由的斗争。当我看到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
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就凭着这种争取自由的决心---在深刻的意义上是天性的
基本美德，我知道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自由---这在今天比以往更是最宝贵的人类财富
。我们---瑞典和美国---我们有自由。我的国家很年轻---但是它怀着一种特殊的情谊
向你们致敬，向国土古老而自由的瑞典人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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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二十世纪之内，只有一个人会用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对刚刚获悉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作出如此消极的反应：这个人首先用汉语说“我不相信”，接着又用英语说“这太荒唐”。这“双重”的否定是对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反应，是获奖者本人的反应。
　　这位消极的获奖者得到的不是抽象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具体的“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焦距调得更准确一点，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备遭非议的评选结果其实正好与当时风声鹤唳的国际局势相匹配：在欧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队伍正整装待发，而他们支持的佛朗哥也已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占据主动；在亚洲，已经占领了华北平原以及中国所有沿海城市的日本军队继续保持旺盛的攻势，将铁蹄伸向了长江的腹地。“自由”这一文学所代表和捍卫的基本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敌人。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热爱和平的瑞典人将注意力从文学象牙塔的塔尖上移开，投向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这实际上是对时局做出的一种合理的反应。他们希望从他们偏僻的讲台上发出和平的声音，他们希望用自己的选择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捍卫和对被奴役者的同情。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选择了赛珍珠。通过她铺天盖地又通俗易懂的作品，这位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公民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了自由的代言人。
　　在赛珍珠前往斯德哥尔摩之前，同样被公认为玷污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这样告诫她：“不要让任何人低估你的获奖。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是一个作家一生之中最大的事件。去享受它的每一个瞬间吧，它将成为你最美好的记忆。”
　　一路上，赛珍珠牢记着自己这位同病相怜的同胞的告诫。她置知识精英们的非议和挖苦于不顾，不亢不卑地享受着“太荒唐”的盛名带来的每一个瞬间、每一种神奇。
　　与践踏自由的暴力作斗争是这种享受中的一部分。她拒绝了纳粹德国的邀请，因为她不想访问一个不允许她自由思考和畅所欲言的国家。“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她这样告诉尾随她的记者。而她关于中国的言论更是桀骜不驯，如雷贯耳。她说，处于民族存亡关头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深得人民信任的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是她不相信这样的政府能够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形成。她还批评当时的中国政府里许多的官员贪污腐化，而且绝大多数官员毫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和福利。作为“回报”，驻瑞典的中国外交官员拒绝出席历史上这第一次与中国有关的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
　　在费正清1982年出版的著名自传的第253页上，我还读到了另一次更后来的“回报”。那已经是赛珍珠领奖十年之后的事情了。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对赛珍珠当年的反蒋言论仍然耿耿于怀，而对她刚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更是恼羞成怒。她用非常滑稽和小气的方式对赛珍珠进行了羞辱和报复。
　　赛珍珠将她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发言收在《我的几个世界》之中。这简短的发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是简短的客套。在稍长的第二段里，赛珍珠突出了自己“美国女性作家”的特殊身份。这身份中的性别特征很有分量，因为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有另一位同一性别的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站到了同一讲台上。而在最长的第三段里，赛珍珠将自己的身份进一步“特殊化”：她强调了她与中国的关系，她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是与中国息息相关的美国人。这应该是很难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再现的特殊身份。通过这极为特殊的身份，对中国的爱第一次回荡在举世瞩目的文学圣殿里：
　　如果不以我个人的方式提到中国人民，我就还不是真正的自己。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也将永远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领养过我的中国与我自己的国家有许多心理上的一致之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自由的热爱。今天，当整个中国正在从事人类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看清楚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加敬佩中国。现在，中国人民正团结在一起反击威胁她的自由的敌人。有了这种对自由的决心（这决心深深地扎根于她的本性之中），我知道，她是不可战胜的。
　　其实，赛珍珠的自传里充满了对中国的敬佩。比如她将一篇她三十岁时发表的随笔收在自传之中。她用这篇题为“中国的美”的随笔极力为“中国的美”进行辩护。她说中国的美是一种需要更多人去发现和欣赏的内在的美和古典的美。而她关于梅兰芳的回忆片段也提到了大师性格中“内在的尊严”，她认为那是大师艺术魅力的道德基础。
　　“太荒唐”的荣誉使赛珍珠有机会将这种令她陶醉的中国的美展现给更多的听众。按照惯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要在领奖的第二天作一个正式的演讲，讲述自己文学的渊源。这位在中国生活过四十一年的四十六岁的美国人的文学来自何处？
　　赛珍珠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小说”。演讲一开始，赛珍珠就肯定地指出，“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塑造了她的文学之路。接着，她侃侃而谈，从汉代的笑话、唐代的传奇一直谈到了明清的经典（特别是她自己翻译过的《水浒传》）。她说中国文学虽然没有留下像西方那样耀眼的小说作家，却留下了与西方的成就同样伟大的小说作品。她说中国的小说不是那种可以用西方标准来衡量的，由孤独的艺术家创造的精致的艺术品，但是，它却有极为粗壮的生活之根：它来自于人民，它服务于人民，它属于人民。“就像中国小说家一样，我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我要为人民写作……人民对故事有最正确的判断，因为他们的感觉未被磨损，他们的感情不受拘束。”她在演讲的最后这样自豪地表白。这是她充满感情的知恩图报。    
　　赛珍珠曾经被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分类到“无产阶级作家”之中。她关于自己写作立场的这种表白也许就是这种分类的凭据。这种表白马上让我想起了比她晚一年半出生的那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就在赛珍珠这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演讲发表三年半之后，他发表了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影响极为深远的“讲话”。赛珍珠的演讲与毛泽东的“讲话”经殊异的道路而同归于“人民”。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时代的必然？    
　　赛珍珠接下来的生活最好是从她的那本“文化传记”中去打探。这部出版于1996年的传记史料翔实、立场端正、叙述稳健。它为赛珍珠前六十年的生活补足了盘根和错节。而作者康恩最大的贡献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传主最后二十年的生活：穿过无休无止的误解，赛珍珠最后的生活继续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她的畅所欲言令她在自己的国家腹背受敌。她因为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的批评而受到了她那些敌视共产主义的朋友的冷遇；她又因为对共产主义持“不同政见”而遭到极左派知识分子的唾弃。她因为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性别歧视，反对战争等等，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女权运动的先驱。在1969年一项权威的民意调查中，她被列为美国十大杰出女性的第八位。可是与此同时，她的行为却又引起了官方的警觉和民众的敌视。她的FBI档案因此越积越厚，将她的作品从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清除出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这个在政治上极有争议的人物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母亲。她带大了她自己“永远不会长大的”弱智的女儿。她发表于 1950年的长文《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激起了包括“背负着同样的十字架和忧伤”的戴高乐夫人在内的成千上万的母亲的强烈反响，进而撼动了西方社会对弱智以及其他心理疾病患者历来的歧视。同时，她还领养过七个孩子。而由她创办的领养儿童的著名机构“欢迎之家”多年以来已经为世界各地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找到了新的生活和意想不到的未来。
　　赛珍珠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也没有掩饰过她对中国一贯的热爱。这种热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几乎是一种罪过。而在她出版于1961年的《过路的桥》（一本关于她在日本的经历的书）的第一页上，读者就会看到她对仇恨的断然拒绝。“我拒绝称它（中国）是敌对的国家。”她这样写道。她说在她的记忆中，中国的人民“太善良”，中国的土地“太美丽”。
　　她总是提醒她的读者和听众不要忘记她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她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还要长。尽管她已经七十九岁了，她仍想（比如以记者的身份）加入尼克松“破天荒”的代表团。如果如愿以偿，她可能是代表团中唯一可以将那一趟历史性的出行称之为“回家”的人。她频繁地用电报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提出申请。同时，她又求助于包括尼克松在内的美国政要。但是，她再一次左右都无法逢源。
　　在尼克松改变世界的中国之行结束之后三个月，赛珍珠才收到新中国政府对她的签证申请的答复。从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机构中寄出的答复由一位低级官员签署。他这样写道：你的所有信件都及时收到了。考虑到长期以来你在作品中对新中国人民和领导人所持的歪曲、丑化和污蔑的态度，我授权通知你，我们不能接受你访问中国的申请。
　　这位早在1933年就被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断定对中国的了解只是“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的“美国女传教士”在几乎四十年之后又被进一步定性为是“革命的敌人”，被领养过她的“大地”拒之于万里之外。
　　能够让赛珍珠对新中国“里面的情形”进行深入了解的道路被完全堵死了。中国只可能存在于她的记忆中，而不可能再现于她的视野里。或者换一种说法：对赛珍珠来说，中国永远只是那个令她倾倒的“古典美人”，而不可能是那个令她疑惑的“现代巨人”。
　　在被中国拒签十个月之后，赛珍珠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没有将她纳入历史之行的尼克松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桥梁”为她盖棺定论。这座“桥梁”的建筑风格基本上应该是中国式的，正如赛珍珠为自己设计的墓碑。那座墓碑上没有出现她家喻户晓和登峰造极的英文名字，而只留下了她备遭冷遇和羞辱的中文名字。她好像只想像一个中国人一样回归“大地”。

贴主:Avery1987于2021_12_07 2:12:28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