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公安系统接连出了三起重大的“内奸案”，其中众所周知的是上海的潘汉年—杨帆案件，知道广州的陈—陈特务内奸案（陈泊—陈坤）的人就少多了，山东青岛的王少庸—葛申案件恐怕就鲜为人知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近70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以上三案均属于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冤案，其中潘杨案件是与饶漱石牵连有着高层的政治背景，然而青岛的王葛一案，则可以说是山东根据地延续下来的党内帮派内斗借题发挥而导致的一场冤案。 6park.com
党内的帮派恩怨之争？ 小粉红一定会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何来派别之争？但是，“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可不是俺发明的，这是一句在党内流传甚久的毛泽东语录，但其实这话真正的原创是中共早期卓越领导人陈独秀，后被毛泽东盗版，以至于很多赵家的老人也误认这句至理名言是出自他老人家的金口。其实，山东根据地党内军内的帮派体系之间的恩怨争斗，起源于八路军115师开进山东，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最后以原新四军系统完胜，山东籍土八路全军覆没而宣告基本结束。本文所说的山东根据地老人的名字，除了黎玉（有人说他是书法大家, 哈哈哈）你们大概听我说过，其他人大概都是闻所未闻。建国初期几年，内斗继续，以至于最后省级领导中仅存一个山东籍的省长赵健民（大跃进山东饿死300万就是赵健民撰文揭发的），还是临时从铁道部调来的装装门面的。这些内斗的龌龊不仅高、中层官员们了解，研究党史的学者教授也知晓，甚至连万里之遥的美洲大陆某外卖店的那个大厨对此也如数家珍，国防大学业余教授嘛，嘎嘎嘎嘎！ 6park.com
对于这个题材，留园刀政委一直要求俺这个山东人讲讲这段历史，但俺始终没有应诺。其原因不外乎是：1）这个话题有点太大，本人手头资料并不完整，难以概括全局；2）这种早年间尘封的往事不是留园的菜，留园的帅男靓女们喜欢听得是哪个电影女明星怀了哪个男明星的孩子、香港暴动之类的时事绯闻，然而我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名和陈芝麻烂谷子，大概70年后出生的人压根就没有听说过。没听说过自然也就没有兴趣，所以写这个题材是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 3）讲述的内容不属于正能量范围，大有暴露我党阴暗面的嫌疑。前天已经有人破口大骂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搞不好再被戴上一顶反党叛党的瓜皮帽，俺以后可就吃饭都不香了。不过刀政委是搞政工的，颇为熟悉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基本业务，今日抛砖一块，果然大吊本人的胃口。。想来想去，写什么作为切入点呢？从文章里摘录一段，先从王少庸—葛申的敌特案子说起吧。 6park.com
1953年，山东党内两个最大的帮派（渤海帮与胶东帮）因为评级待遇问题争执不休以致再度祸起萧墙，渤海帮出身的几个省级领导人给中央写信状告当时的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陈述向明等人在山东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排斥打击胶东帮以外出身的党员干部，请求中央派人到山东解决问题。出乎渤海帮的意料之外，他们苦盼中央特派前来解决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华东局代理书记的谭震林。人人都知道谭政委早在新四军时代就与向明关系不错，所以他来到济南后不但没有替渤海帮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一屁股坐在向明的立场上，大肆肃整了告状的渤海帮，不仅摘掉几个领头告状人的乌纱帽，顺便还撤销了一批原渤海帮官员的职务。自此，渤海帮元气受损，胶东帮获得全面胜利，当时山东分局的几个副书记、组织部长、秘书长等重要职务都是向明在胶东区委工作时的老部下老搭档。 6park.com
这种翻烧饼的事本来有谭政委一锤定音就算终结了。但天有不测风云，不到一年后，北京中央挖出了大定时炸弹—高饶反党联盟（其实高和饶二人根本不搭界），更完蛋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定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与饶漱石关系密切（自称火车路过济南自己都不敢下车），按照逻辑推理，既然关系密切就必然勾结谋反，因此，向明必须拿下，山东分局必须彻底改组，并借机降级为山东省委，调原新四军系统的华东局社会部长舒同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担任第二书记。这个舒同可是来头不小，资历不浅，虽然也是文化人出身，还被毛泽东称为“党内一枝笔”，书法写得正经不错（号称舒同体，），但却是个老牌极左。1950年我军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时，舒同被内定为台湾省委书记，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一事泡汤，正愁无用武之地，天上掉下如此一个大馅饼，便欢喜上任了。1954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会上作出决议：原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积极参加高饶反党联盟，错误异常严重，已沦为资产阶级在我党的代理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省委建议中央和华东局给予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 6park.com
作家陈忠实在他的小说《白鹿原》借朱先生之口所引的“翻鏊子”暗喻实在是入木三分，也可以非常贴切地用来描画当时山东官场的现状。随着向明被开除出党而彻底垮台，舒同开始了肃清向明余党的整肃运动（好比癌症切除后的放疗），于是原胶东帮出身的山东分局副书记赖可可、高克亭、任质斌、秘书长张辑五等一大批乌纱帽也被同时摘掉。至此，受迫害的渤海帮得到彻底平反，胶东帮元气大伤。除此以外，舒同还亲自跑到胶东帮的大本营—青岛坐镇，共逮捕100余人，彻底清算向明在青岛的胶东帮余党，矛头也直接指向了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王少庸。 其实这个王少庸并不是山东人，细算起来还是原新四军4师的老人。只不过1947年原胶东区委书记林浩随黎玉垮台被整肃，王少庸随向明接管胶东区，并长期担任中共胶东区政治部主任兼社会部长，时间长了就自然成了胶东帮的一员。社会部这个部门大家都知道是干什么的，说白了就是中共胶东区的特工情报系统。大军入城后，王少庸在青岛期间虽说当了市委书记兼市长，但仍然兼职继续接触情报工作，与公安部系统保持某种特殊联系。王少庸也非等闲之辈，向明倒台后省会济南这棵大树是指望不上了，但还有北京一条路。所以，正在王少庸等人顶着“向明反党宗派集团成员”的罪名接受审查的时候，北京突然来了一个调令：调王少庸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参赞。这一调令来得颇有蹊跷，其含义也不言自明，据一些涉及此事的老人分析，这是王少庸向公安部某人求救，在面临帮派整肃的危机时刻，借机将自己调离山东，摆脱这个是非之地。 6park.com
如果王少庸就这么痛快地离开山东，也许这事也就终结。但偏偏这个王少庸不服气，在赴京途中路过济南时竟然下车，专程拜见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指责舒同冤枉好人，借肃清向明流毒之机打击胶东帮的党员干部，这下子彻底得罪了舒同！舒同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王少庸如此犯上作乱，岂肯调走就能罢休？于是舒同组织了90余人的专案组，进驻青岛，审犯人，查资料，彻底清查王少庸的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舒同不久接到青岛的内部举报：王少庸与另外一个胶东帮成员—葛申两人有内奸通敌嫌疑，涉嫌私放台湾特务并且向台湾传递机密情报， 6park.com
先说葛申是谁？早在胶东区社会部时代，葛申是社会部的副部长，是王少庸搞情报工作的老部下老搭档。1949年入城后，担任青岛公安局负责境外派遣业务的副局长。解放初期，青岛公安曾经侦破一个台湾特务电台（另一说法是王葛自解放前就经营的），但是根据王少庸和葛申的指示，公安始终没有抓人。根据王葛的解释，这是借鉴东北局社会部的经验，对此类电台内部给予内部掌控，即允许特务继续活动，继续向台湾传送情报，但条件是同时也把台湾的情报送到自己手中，说白了就是俗话所说培养的双重间谍。但是不久，台湾方面命令这个特务回台湾述职，为了取得台湾的信任，特务要求葛申特批几份重量级的情报带到台湾请功。很多人看国产间谍电视剧，国民党特务都很脸谱化，而且毫无例外的特别愚蠢，其实这都是演戏，现实中双方的特务都不是傻子，但也都是在半真半假、亦真亦假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解放后毛泽东下发的秘密十六字方针，对曾经地下工作的人实行控制使用逐步淘汰的原则，说走题了。。哈哈。 6park.com
葛申当时手中确有一份有分量的绝密材料 （绝密材料内容在今天仍然是绝密，我在这里不便公开说，实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单独与我私人通信），随即向王少庸请示如何处理。王少庸听后，觉得可以作为诱饵交给那个特务带去台湾，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嘛。但按照情报工作的正常手续是要将情报内容交公安部审查，经批准后方能送出。但当时时间紧迫，根本没有可能走正常审批程序，如此机密的行动自然更不能公开在市委常委会上大张旗鼓地讨论，因此王少庸就自己批准了。批准的同时多了一个心眼：嘱咐葛申在省公安厅一处和青岛公安局分别备了案，以便以后查询，并通知了省公安厅副厅长郭宏毅（后也受此案牵连）。 6park.com
发现了这一重大突破口后，舒同兴奋异常。作为社会部的老人，舒同深知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但为了整肃王少庸，也顾不上许多了。舒同没有上报公安部系统组织破案，而是由青岛市常委会组织了一个听证会，请来了时任海军青岛基地的政委卢仁灿前来鉴定这份情报的重要性。卢仁灿的鉴定结论对王少庸与葛申来说是致命的：实属我军绝密资料，流传出去危害极大。舒同得到这个结论后，立即整理了详细材料，罗列了王少庸的两大罪状：1）同情放纵台湾特务逃离大陆； 2）向台湾传送我军机密资料，并将王少庸-葛申的“向明宗派集团成员“的罪名升级为”反革命内奸“，上报中央。尽管当时山东省长赵健民坚决反对，但也扭不过舒同的大腿，不但没有解救王少庸，反而给自己招来一顶”包庇罪犯的地方主义”的大帽子。当时的政治背景恰恰是上海的潘杨和广州的陈陈案发之际，公安部人人自危，加之王少庸又与高饶反党联盟和向明反党集团有牵连瓜葛，连直率敢言的谭大炮都不敢吱声，谁还敢出来帮助王少庸说话？于是王少庸以“反革命内奸嫌疑”案主犯的罪名被捕，关进了北京的秦城监狱。由于是秘密逮捕，王少庸的老婆蔡德琪也不知道老公究竟去了哪里，只是自己的行政15级的教育局副局长职务也被无缘无故撤销，贬为毛巾厂的普通科员，全家数口也被迫从青岛湖南路的豪宅大院搬进了台西镇的一个小破房子里。 6park.com
在舒同的关照下，王少庸因“反革命内奸嫌疑犯”一案，在监狱一待就是七年。根据秦城监狱的记录，王少庸在押期间待遇不错，住单间，室内还有沙发和地毯，伙食标准每天是1.8元人民币（那个时代的高标准），由专业的厨师（不是外卖店那种）为之烹饪。但是，再高级的监狱也是监狱，失去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的日子毕竟是难熬的。 6park.com
1962年，舒同在山东主政期间饿死300万人后，终于被中央挥泪斩了马谡，罢官贬为县委书记。因此，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少庸也得到了”平反“释放，先是担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后又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处担任候补书记。他老婆蔡德琪也因此迅速摘掉“右倾”的帽子，调任上海市担任高教局副局长，全家鸡犬升天进了花花世界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文革中王少庸再次飞黄腾达，作为“三结合老干部” 的代表担任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书记等一系列党政要职，所以一些年纪较大的上海朋友可能听说过这个名字（桂花兄就曾问过本人王的经历）。文革期间上海的红卫兵对立派为了搞倒搞臭王少庸，曾到北京、青岛调查王少庸反革命内奸案子来龙去脉，但均被公安系统以各种理由毅然拒绝，始终不得任何要领。文革后，王少庸因参与四人帮活动，再次黯然下台。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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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长岛风于2022_02_07 22:40:42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