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和许世友两人，军衔一为元帅，一为上将，却都是毛泽东不同时期最为信任、倚重的爱将，也都曾在毛泽东心目中有着掌管重兵而难以替代的军中位置。

　　林彪1928年4月随朱德上井冈山后，不久被毛泽东发现提拔为红四军28团团长，随后又在红四军七大上的“朱（德）毛（泽东）之争”中，以少数派而异乎寻常地主动支持毛泽东，由此成为毛泽东视为股肱的第一爱将，开始亦步亦趋地接替朱德的位置上升，中共军队乃至其整个政权的权力顶峰，也从“朱毛”最终演变为“林毛”。

　　朱德由红四军军长升任为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便接替为红四军军长；朱德升任为红一方面总司令，林彪便接替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朱德升任为八路军总司令，林彪便接替为115师（红一方面军改称）师长，后来又担任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亦即红军时期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建国后，总司令这一象征性的称号取消，林彪于1959年成为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正式取代了过去朱德在军中的位置；到“文革”中，林彪更成为全党全军的副统帅与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地位超过朱德，仅居于毛泽东之下。

　　许世友的人生机遇远没有林彪的顺畅，驾驭战争的谋略艺术更非同一个档次，但他最终以外表粗鲁内心精明的“包装”，跻身于毛泽东极少数最信任的将领行列。

　　他出身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系统，是“仇视知识干部狂”的张国焘从墨水不多的工农干部中一手提拔的爱将。1937年6月，他被毛泽东“收服”后，逐渐被视之牛皋、李逵一类粗鲁却忠诚的人物被毛泽东信任。

　　特别是从建国后的1955年起，毛泽东一直让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成为他牢牢掌控军队的重要干将；到“文革”中，更是提拔许世友为政治局委员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后为广州军区司令员），成为制衡已有信任危机的林彪坐大、反侧，以及百年后辅佐接班人顺利执政的“股肱之臣”。

　　林彪与许世友两人之间也随着毛泽东“宠爱”的或亲或疏，个人命运的或沉或浮，有着戏剧化的“恩怨”。

　　一、林彪抓捕许世友

　　1936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弼时贺龙的红二方面军经过诸多波折，特别是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惊险曲折历程在西北会师后，毛泽东将三大方面军的主要骨干将领调入位于保安的红军大学集训。

　　似乎是借鉴蒋介石黄埔军校与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对红军大学的培训格外重视，特意任命第一嫡系爱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为红军大学校长（久负盛名的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反而为副校长做副手），自己兼任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委。红军大学不久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址也迁往延安。

　　1936年11月初，时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司令员的许世友，被调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当了一名普通学员，开始接受服从毛泽东和中央的“思想帮助”训练。

　　4个月后，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路军两万余人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张国焘赖以与毛泽东“斗法”的军队顿时损失了一大半，再也没有过去在红军三大方面军中“鹤立鸡群”的局面，他的党内地位由此陡降。

　　毛泽东开始全面清算张国焘当年“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罪行”。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说：“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作为校长的林彪自然成为这场清算的主将。

　　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回忆：“在3月间，红军大学政治部召集学校的支部委员，布置在红大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大学）政治部列出三条：一为红四方面军是土匪；二为红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为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

　　也就是说，这场“秋后算账”，不仅张国焘罪责难逃，曾追随过他的红四方面军所有将领也在所难免。抗日军政大学许多红四方面军学员因此被红一、二方面军学员批斗，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愤而举枪自杀，结果没有死成，只是重伤住院，但从此踟蹰仕途，后来最高不过为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20师师长。

　　许世友作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更是首当其冲，大会小会挨批。一次揭发张国焘逃跑主义的大会上，他忍不住责问：“为什么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是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是逃跑，都应该定为逃跑。”

　　许世友这一番话瞬间捅了马蜂窝，“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一时震响会场，他被当作“张国焘的徒子徒孙”加以严整。

　　回到房间后，许世友觉得呆在延安已无出路。他找来红四方面军学员王建安、詹才芳等人密谋离开延安，投奔留在四川的旧部刘子才。不久又经秘密串连，不堪批斗的红四方面军5名军级干部、6名师级干部、20多名团级干部“入伙”，定好了出走时间，许世友还画好了行动路线图。

　　但临走前的几个小时，思前想后的王建安突然后悔了，在许世友不许退出的情况下，他将密谋告诉了学员队党支部书记谢富治。

　　谢富治也是红四方面军将领，担任红9军政治部主任。一直就任政工干部的政治敏锐性，令他顿时找到了“靠紧”中央，获得信任的机会。他当即将密谋上报，校长林彪很快就知道了。

　　林彪一面紧急进行预防处置，一面又迅速报告毛泽东，获得抓人的许可。林彪立即将许世友等30余名参与密谋的人抓了起来。因听说许世友有武功，抓捕时还特意安排了8个训练有素的士兵动手。

　　抓获成功后，林彪主张枪毙许世友。

　　毛泽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不是许世友一个人，而是牵扯到大批红四方面军将领以及万余名士兵是否“臣服”中央和毛泽东的问题。他深思熟虑后，否决了林彪的主张，采取古代演义里常见的“亲解其缚”的方式，收服了许世友。

　　许世友此后转入积极批判张国焘的行列。

　　二、许世友“靠拢”林彪

　　许世友虽然粗鲁，却也有权衡利害、富于机变的粗中有细。

　　他前期最服张国焘，除张国焘一手提拔的知遇之恩外，更是张国焘有说一不二的权威。

　　许世友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是无门无派，我就是觉得当兵打仗，不听上面的要吃亏，曾中生他们太书生意气了。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老张（张国焘）手很黑，一般人斗不过他。”

　　许继慎、曾中生这些黄埔军校高材生书生气太浓，明哲保身上反不如几乎大字不识的许世友，结果都惨遭张国焘“肃反”的毒手。

　　延安密谋出走事件后，许世友知道了毛泽东是比张国焘更大的权威，从此“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许世友语）。

　　但毛泽东百年之后呢？

　　这一问题在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党章后，许世友有了答案。

　　他一反传说中只服张国焘、毛泽东的常态，开始到曾经抓捕过他的林彪家拜访，并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给林彪。1969年4月林彪接见许世友时，还特意“讲团结问题”。

　　1970年8月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发言后，多数与会者拥护林彪的讲话，特别是对“四人帮”早已不满的军队将领。“四人帮”骨干张春桥一时成为千夫所指。

　　许世友认为“‘鳝鱼眼’（张春桥）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签发了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随后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写了表态信，中心意思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

　　杨得志出身“双一”即“红一方面军”与“红一军团”，是林彪的老部下，韩先楚解放战争时期也长期跟随林彪作战，都对林彪敬佩有加，唯有许世友之前属于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序列，与林彪并无直接上下级关系。

　　不想会议中途毛泽东突然站在了张春桥一边，开始反击林彪的“天才论”。林彪从此“失宠”，接班人位置岌岌可危。一年后，他绝望中仓惶出逃，殒命于外蒙古荒漠。

　　许世友与韩先楚、杨得志的表态信随即连同“五七一(武装起义的谐音)工程纪要”等材料一起被专案组从林彪家中搜出，成为支持林彪，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证据。江青对此不依不饶，试图整倒这几位不大听话的军中老将。

　　但毛泽东深知“许世友、韩先楚是大老粗”，只要自己在位，他们不敢有多大的异举，何况身边最贴心的“家将”汪东兴都曾为后路计向“接班人”林彪投机示好，他未予追究，因此最后也只让许世友等人写个检讨。

　　1973年5月，毛泽东对韩先楚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

　　支持林彪之举也就不了了之，许世友有惊无险。

　　三、许世友抓捕林彪“余党”

　　林彪1971年9月13日出走蒙古，公开与有半个世纪“父子之谊”的毛泽东决裂。当日凌晨，南京军区许世友便得到了周恩来的指令。

　　他或许有所感慨，当年在延安，林彪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嫡系爱将，抓捕过“反对主席”的自己，如今世易时移，白云苍狗，当年的情形正好反过来了。

　　许世友当即召见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肖永银，命令“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如果有飞机落在我们这里，不准起飞”，随后又交代，“所有的飞机不要上天，所有的舰船不要出航。”

　　部署完毕后，他在8大军区司令员中第一个向周恩来回话，说：“报告总理，我已下令占领南京的全部机场，请总理放心。”

　　不过，林彪的飞机并未来到南京地面，而是坠落于外蒙古。

　　几天后，许世友又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秘密逮捕林彪死党“三国四方”。“三国”指的南京、上海、杭州，“四方”指的是北京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江腾蛟、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空军副司令周建平。

　　许世友告诉肖永银：“林彪、叶群、林立果现在已横尸荒野，主帅一死，三国四方必然失魂落魄，他们会不会作垂死挣扎呢？必须赶快解决他们”。他还说，北京的死党已抓起来了，南京要赶快行动。

　　经过周密部署，许世友很快完成了任务，王维国等人被一网打尽。

　　此后，林彪成为千夫所指的“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比许世友当年在延安的“张国焘余孽”、“张国焘徒子徒孙”雅号惨烈百倍。林彪与许世友在党内权力斗争波浪的浮沉中，后者成为笑到最后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