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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谈谈文革中和文革后的政治投机商
送交者: 中美春秋[♂☆★★声望品衔11★★☆♂] 于 2022-05-22 4:03 已读 5082 次 7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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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的印象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出于自己家庭甚至本人当时的境遇,拥护或者反对文革;由于自己年龄尚小,只有朦朦胧胧的印象,但在改开中受到各种媒体、人们口口相传、伤痕电视剧、伤痕文学等外来的长期影响而来的印象;根本没有经历文革,出生在文革后期,甚至文革之后,完全是由家庭和当代的话语权掌握者们灌输而来的印象。随着老一代的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多的人属于第三类。而往往是这一类人,却自以为对文革的了解最正确,原因则往往是官方是这样说的,而官方的舆论工具强大,因此容易让人接受。这和俄乌战争中,许多中青年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和俄罗斯自1949年以后,特别是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后的历史,甚至认为俄罗斯就是苏联,普京就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中苏从来就没有过分歧和冲突。。。更不知道什么珍宝岛、塔城、八岔岛等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革的发生有着国内和国际多方面的因素,毛泽东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被国内和国际当时各种情况所影响,通常对文革的研究聚焦在国内,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忽略了当时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必然会影响对文革的正确认识。例如:林彪在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直被负面的定性为林彪或者林彪、四人帮的罪恶。其实,这当中确实反映了毛泽东对国际上一些事件的担心,由于这些事件的出现,毛更坚定地认为苏联人、欧洲一些共产党人的“议会道路”是一条死路,也下定了他必须搞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决心。本文并不想过多地在这一方面论述,而是想谈一谈一些人在文革和改革中的政治掮客般的表演,来说明:政治投机者在任何时候都会投机。
1966年5月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调刚刚在4月份接替陶铸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进京,成为中央文革小组仅次于江青的副组长,当时王的排名在张春桥前面很多。文革小组成立时,从中宣部和红旗杂志抽调了不少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一位本文主角的父亲郑公盾。
郑公盾 郑公盾出身于福建一个富足的家庭,小时就读福州最著名的私校英华中学,然后上了厦门大学和广西大学,38年秘密参加共产党,皖南事变之后由于形势恶化而脱党,逃回福建老家避难。45年辗转到浙江教书,读研究生,49年浙江解放以后,正式参加军管会的文教工作,在一所中学任副校长。1950年由于中共需要能写文章的文化人,调郑到北京工作,辗转进入中宣部,文革前在《红旗》杂志社的文艺组工作。此公有两个儿子,据说文字上好生了得,大儿子郑伯农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二儿子郑仲兵民族学院毕业后也留校当了老师。据郑仲兵自己说:他在上中学期间曾经写过一篇《孙中山和列宁》的文章,登载在他爸爸当办公室主任的《学习》杂志,不知道是他抄他爸的,还是他爸“举贤不避亲”,反正搞得全世界都知道郑仲兵和他爸都是呱呱叫的笔杆子。
郑仲兵 文革开始后,郑公盾进入中央文革的文艺组,在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中大展宏图。这也是文革时期一些老同志不服气的一个原因:跟着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们突然成了“旧机构”成员,战争时期贪生怕死、耍小聪明的人如姚文元、张春桥、郑公盾等,反而成为了革命派。同样的道理,改革开放时期的弄潮儿们包括江猪虎瘟,也具有相同的特点。郑公盾不但自己积极参加文革,还带着两个儿子利用自己和中央文革的关系,在北京大肆活动。熟悉文革的人都应该知道,当时一个“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威力有多大。二儿子郑仲兵本人就以青年教师的身份参加了民族学院的造反派组织长征公社,并任长征公社造反司令。郑司令和其他几个著名文革造反派(即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一样,是北京城赫赫有名的通天造反派头头,指挥民族学院红卫兵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不威风。 时间来到1967年,此时的郑公盾渐渐和戚本禹出现了瑜亮情节,郑不甘心永远居于戚本禹之下,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才能展现郑家父子的才能和政治抱负。而戚本禹则是压在郑公盾头上的一座大山,屏蔽了郑。郑几次三番想在江青那里谄媚得到支持不得手,而戚本禹也从江青那里知道了郑公盾父子暗地里捅他的刀子,戚和郑公盾的关系开始公开恶化。面对这种局面,郑家父子三人私下商量对策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戚本禹的事整理一下告到最高层。经过一番思考,郑仲兵认为:不能直接写信给毛主席,通过江青告倒戚本禹的可能性不太高;而林彪和江青并不和睦,不如父子三人投靠在林彪门下,通过当时势力入日中天的林副主席,把戚本禹告到毛主席那里,一旦主席发话,造成既成事实,江青也没有办法,他戚本禹再难翻身。 郑仲兵显然低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凭着书生的小聪明,自以为此计甚妙,可以一举扳倒戚本禹,让自己爸爸郑公盾再上一层楼,就是成为文革副组长也说不定。于是,郑仲兵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林彪,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林副主席的无限崇拜,揭发中央文革一些人对林副统帅的不敬,鼓动林副主席劝说毛主席解决中央文革的问题。此信通过叶群传递给了林彪,郑氏父子的政治豪赌揭开了序幕。看到这里关心80年代中共的政治斗争的读者,也许会想起当时赵紫阳背着胡耀邦写给邓小平、陈云,希望他们能在有生之年解决胡耀邦问题的信。这两封信手法确实有相似之处,进一步证明改开和文革其实并不是水火不容,有许多惊人的共同之处。 出乎郑家父子的预料,叶群收到信后估量了得失,觉得郑家父子的利用价值有限,而这是一个和江青搞好关系的好时机,于是将郑氏父子的信转给了江青,以示她和江青的关系之密切。郑家父子偷鸡不成,反丢了一大把米,输的连裤子都没有了。江青得知此事之后,勃然大怒,觉得郑公盾背后搞针对中央文革的小动作,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坏人”。尽管改开以后郑仲兵百般想把事情说成是“他受林彪、四人帮、谢富治的迫害”云云。但是平心而论,不能不说郑氏父子当时的做法无论如何算不上光明正大,确实有政治投机的动机,只是赌输了而已,就像赵紫阳89年和邓小平赌输的丢了裤子是一样的。 江青随即公开点名郑公盾父子说:“20年了,没想到郑公盾是个两面派。听说郑公盾这个人很坏,尽通过两个儿子干坏事”企图“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郑公盾在江青讲话的当天被隔离,然后大概过了一天就转进秦城监狱。公安部也立即逮捕了郑仲兵,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郑伯农事先闻风,逃出北京,跑到宁夏少数民族偏远地区躲避。郑仲兵“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先关监狱,然后送去干校监督劳动,75年后回到北京闲居,直至1977年底。 郑仲兵后来通过他和胡德华的关系找到时任组织部长的胡耀邦(据说这样找到胡耀邦解决问题不在少数),说他的冤案是谢富治一手制造的等等,刚好遇到胡耀邦想彻底重新改写文革的历史,把康生、谢富治等人都搞进林彪、四人帮一案,于是郑的案子很快“平反”。后来转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胡”劲大发,又将郑仲兵调进中宣部理论局,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员虎将。胡耀邦的“胡”,用郑仲兵自己的话说:当时干部有事不愿意找组织部、找中办谈问题,更愿意找中宣部(因为胡耀邦在那里)谈的奇怪现象。 其实,从文革积极分子到改开闯将之间,本来就没有很大的鸿沟,就如同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反瞒产私分”,到“价格闯关”、“振荡疗法”、“政治体制改革”、“宪政”之间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只是激进的思想意识在不同光线的折射下反射出看上去不一样的光而已,是一种政治万花筒效应,骨子里都是激进、捞稻草。
大邱庄主禹作敏 郑仲兵在改开期间的一个贡献就是帮助“改革派”李瑞环在天津大邱庄树立典型禹作敏。禹作敏现在年轻的一代可能早就不知道是谁了。但是在80年代,那是响当当的改革派标杆。李瑞环就是靠着大邱庄这个标杆,在六四期间混入中央常委会的。李瑞环还把禹作敏当成“锐意改革”的先进人物,通过各种渠道,介绍给中央当时的领导人,受到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自1984年至禹作敏“私设公堂,致人死命”倒台为止, 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瑞环等人更是亲临大邱庄为禹庄主站脚助威, 来自150 多个国家的外宾, 及 29 个省(市)自治区(当时只有那么多)和解放军的代表, 约有 70 多万人次, 先后来这里参观学习。各“改革派”省委书记们生怕“掉了队”,也忙不迭的跑来。如:福建的项南、云南的安平生等等都跑来抱禹作敏的大腿。以至于后来禹作敏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了,糊涂到发什么《告全国省委书记书》说天津公安迫害他,要全国来增援的地步,此乃后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禹作敏是李瑞环进入常委的一块敲门砖,是李瑞环在天津的【政绩】的一个主要部分。 为了把禹作敏这个封建把头化妆成一个“锐意改革的先锋人物”,中宣部派郑仲兵来大邱庄坐镇“辅佐”禹庄主,不但“组织、陪同”各位大员到此参观,还插科打诨,穿针引线,介绍国外资本家投资。郑仲兵自己说:“我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开玩笑道:‘您是云南王,这(指禹作敏在大邱庄盖得房子)比您在昆明的王府怎么样?’安笑道:‘自愧不如,不是谦虛!’说得几个人都笑起来。” 郑仲兵这个文革时的“造反司令”,在改革大潮下,摇身一变,成了“弄潮儿”。 郑仲兵还帮助禹作敏粉饰他的一些露骨言论,例如:郑想阻止禹作敏发表“富不富,就看组织部”,“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样的露骨的、刘姥姥的“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式的禹氏语言的外传。但是,好像赵紫阳对“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说法很满意,认为没有什么不对,所以没有成功。 在六四问题上,郑仲兵自然而然地站在“海外民主派”一边,对赵紫阳的赞扬,对李锐等人的附和,都表明郑是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虚无缥缈,他们一生为之工作的、给他们发着薪酬的中共是一个百孔千疮的躯壳,而且早就是这样一个躯壳。他们当时在这个党内曾经位高权重,享受了这个党为他们带来的福利、待遇、地位和尊敬,而这一切好像都是他们应该享受的。这个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好像和他们完全无关,他们只有批评的权力,没有应该负的责任。他们今天的右和他们昨天的左一样,趾高气昂,完全无辜,自然天成。他们天生就是批评别人的,而他们自己总是有批评别人的权力、义务和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他们一生都在为一个他们不相信的信仰忙碌,一生都在为一个他们痛恨的体制工作,并且从这个体制中获取别人得不到的特权,这该是一个多么悲哀的人生?中国的最大的悲哀就是像这样的人太多了。。。 文革已经过去了56年,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万千,从各种角度称赞或者咒骂文革。但是很少有人谈及无论是大跃进、文革还是改革,都是由像郑仲兵父子这样的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分子积极参与和煽动起来的。可以预见,以后的什么其它运动也少不了这样的政治掮客的积极参与。也许防止这种运动的再次发生,可以从警惕这些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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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中美春秋于2022_05_23 21:27:31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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