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六四缘由（二）：惨败的赵氏“价格闯关”为六四埋下火种

经历过六四的人都会记得，当时最得人心、最能让大家支持学生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官倒。官倒和腐败是当时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现象，是六四学生能够引起社会共鸣的重要原因。老百姓之所以对官倒和腐败如此深恶痛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80年代一些借改革为名的自肥现象和盲目改革造成的社会动荡直接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赵紫阳搞得“价格闯关”。
对80年代中期的官倒和贪腐现象，一些人的解释是“价格双轨制”造成的。“价格双轨制”确实造成了一些搞官倒的机会，但是绝对不是官倒和腐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邓小平、赵紫阳、王震等对子女贪腐的纵容和包庇，造成了上行下效的连锁反应。一些趁“干部四化”上来的个人素质低下却有一些学历的溜须拍马之徒，乘机忽悠当政的主要负责人，于是“价格改革”就被提到了重要位置。
上文中指出：赵紫阳想搞掉胡耀邦自己当家早在1984年就已经有了动作，同样在1984年，赵紫阳把杜润生1979年推荐给自己的经济小班子（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等人）召集在一起，联合各地的所谓“青年经济学者”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人员参加和支持下在莫干山召集会议。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朱嘉明、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刘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江南以及孙皓晖4个人最初在浙江杭州商议提出，回北京后朱嘉明、黄江南又与《经济学周报》张钢、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等商议并获得支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支助会议经费。显然这次会议带有浓重的“御用”色彩，而赵紫阳1984年9月9日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问题，其中价格改革被作为重中之重，也是和这次莫干山会议遥相呼应，从一个地方出来的。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出现“全面放开”和“调控结合”两种不同思路的争论，最后导致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提出。中国的腐败和官倒不是因为价格问题而产生的，莫干山会议和赵紫阳的“双轨制”当然也解决不了腐败和官倒的问题。因此，84年以后尽管经济改革的政策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但是中国的腐败和官倒越演越烈，经济上也开始出现问题。
1987年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成为总书记之后，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持着国务院的事务。他知道光凭“要吃粮，找紫阳”是不够的，急于搞出一点能够让自己树碑立传的成就，以便真正成为邓小平之后中国的“真正当家人”。 
1987年4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找了学界的人再次座谈，4月3、4号财经小组开会，由马洪汇报。马洪的汇报内容说：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相当程度的过度性状态、隐患和不稳定因素，集中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82年到1986年连续出现国民收入超分配。1984年是822亿，1985年是1159亿，1986年是746亿，大概占到国民收入6%、18%、10%，甚至超过新增国民收入的一倍。这个汇报对赵担任总理时期的评价不高，实际上是对赵紫阳担任总理这一段工作的否定，赵当然不愿意承认。赵紫阳反击说：现在有一种悲观的情绪，对几年改革发生了动摇，你说超分配，是怎么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借外债算不算超分配？超分配甚嚣尘上，是为了什么目的？超分配说的很重，传的很广，需要澄清。。。赵紫阳还说：你们说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才能改革，那是幻想，只能是相对的，不太紧张，进行改革，通过改革缓和紧张。从此以后，赵紫阳接着各种会上都讲形势，讲形势好。4月份的省市负责人会议上讲形势，到了1988年2月份的国务院省长会议上还讲形势，对形势要有估计要有一个正确基本观点，去年春天分析形势的时候，有些同志看的很悲观，说的险象环生、非常严重，他认为这些分析都是不妥当的。 

可以看出，赵紫阳当时急于找一个突破口，于是想搞“价格攻关”，放手一搏，想由此转被动为主动，一举成名。 
1988年4月2日赵紫阳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讨论生产资料价格。他在会上说：我们是不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生产资料价格怎么搞？要搞个改革的办法，怕涨价承受不了，不敢调价，结果是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结果是越理越不顺，价格改革理顺价格要为促进生产、增加供应、调整产业结构服务，不要为稳定物价服务。是否可以说中国实行稳定物价的方针是不行的。轮番涨价要承认它，关键是如何驾驭它，如果物价涨了，工资也提上去，经济又发展了，我看就不可怕。
赵的这种孤注一掷的极端想法，受到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的一致反对。刘国光的意见是：由于连续几年用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增长，居民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88年年初各地都发生零星抢购，立即推行价格改革，势必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和爆发全面抢购，应该用一两年时间来治理环境再进行价格改革。赵紫阳不同意刘国光的意见，他说你们这些思想就是有框框，因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再放开价格，韩国是先膨胀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经验（注：韩国的朴正熙曾经在韩国二五、三五期间靠增加出口和建设重工业增加投资，使韩国的经济发展出现高潮。但是这个高潮有其国际背景，例如越战和中东石油危机等，而且三五期间韩国出现大量赤字，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使韩国的政局动荡，最后朴正熙死于中情部长金载圭的枪下。因此赵的说法完全没有道理）。
正在此时莫干山那些食洋不化的所谓“学者”为了拍赵紫阳的马屁，搞了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考察报告（王岐山在其中也没有起好作用）。在这个报告中，他们把自己走马观花看到的一时现象当成“经验”，说：南美洲国家在1400%的通货膨胀率下任然生活幸福，满意程度很高等等。今天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在这种短暂的“幸福”之后，南美洲人民的hangover是一种多么长久的痛苦。

这个报告给赵紫阳打了强心针，再加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祖师爷弗里德曼给赵紫阳面授机宜，让他不要半途而费，要放开价格，搞震荡疗法，这些使赵紫阳决心大干一场。赵用开玩笑的方式回击那些批评他的人说：他和阿根廷总统阿方索谈了话，阿方索说你们这点通货膨胀算什么，如果能够像你们这样，我们就谢天谢地了。阿方索说他同美国总统里根一同去见上帝，里根问上帝财政赤字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上帝说，你这一任不行了，要看下一届总统了。阿方索问上帝说，上帝啊，我的通货膨胀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上帝说：我这一任上帝大概不行了，你去问下一任上帝吧。。。意思是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而且是无害的。行笔至此不尽感叹：还好赵紫阳垮台的快，不然按照他的搞法中国人会经历怎样的灾难.....
1988年5月18号是姚依林向陈云去汇报政治局关于推行价格攻关的意见，陈云持怀疑态度。陈云说物价每年涨10%，连涨三年，我打很大的问号。5月28号，李鹏和陈云讨论，陈云说物价每年涨10%办不到，我是算帐派，脑子里有数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5月30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不顾陈云的反对，通过了价格攻关的决定，赵决心背水一战，“杀出一条血路”，争取一战成名。一旦“赵式改革”成功了，到了那个时候，就是邓小平也奈何不了他赵紫阳了。

7月11号，改革方案最后形成。8月15-17号的北戴河会议通过这个方案，8月19号人民日报公布了北戴河会议的消息，结果一下子全国抢购风潮一哄而起。此时中国人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以前教科书上所说的罪恶的“通货膨胀”，恐慌心理蔓延。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由于公众普遍的看涨恐慌心理，从而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和银行挤兑风。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被居民们列入抢购清单的,既包括柴米油盐、火柴、肥皂等日用品,也包括刚刚进入百姓生活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大件，甚至一些残次品洗衣机、电冰箱也要抢购。这年夏天,刚结婚的韩宝元在商店买回来一台单门冰箱,结婚的时候他都没舍得买,但是现在却一咬牙买下了。“谁知道过一年什么价格了?” 张玉家则囤积了大量的肥皂、盐和当时被当作奶粉替代品的麦乳精,“放了整整一屋子”。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看到姜昆的相声说“买了一被窝大酱”,许多观众都无奈地苦笑了。 
与此同时，新华社驻各地的记者们的各种反映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的报道如同雪片一般登在内参上。笔者当时有条件看到这些装订成册的内部参考，几乎在我看到的每一份当时的内参上都有这类报道。家中一位长辈当时任国家物价委员会驻某直辖市的特派员，从他嘴里也能听出各地对赵氏价格闯关的抱怨。说怨声载道一点也不为过。 
面对这种情况，赵紫阳真的傻了眼，本想利用此事建功立业，成就万世不朽之功名，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惹下大祸。邓小平嘴里虽然没说什么，但是赵紫阳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不可能不受到重大打击。迫于无奈，赵紫阳不得不在8月27日夜里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这是赵紫阳在搞掉胡耀邦取而代之之后第一次重大挫折，而且无法把责任推给别人。这其中他的食洋不化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小班子起了很坏的作用，同样赵紫阳的这些小班子们在六四期间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1988年9月18日，赵紫阳在北京接见由张五常这个政治掮客带到中国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祖师爷弥尔顿·弗里德曼，向他讨教通货膨胀的药方，同时对弗里德曼说：“最近，香港报纸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很多报道，说什么中国高层领导发生了分歧，哪个人和哪个人有分歧。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领导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需要经常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地进行研究，进行讨论。中国有句话，即成都诸葛武侯祠有副对联所题的：‘审时度势，宽严适度。’治理国家既要‘审时度势’，又要‘宽严适度’。说起来，这也有点人治的味道。做任何事首先应该确定方向，这非常重要。要到美国去，方向定了，但怎么走要研究，因为要绕大山啊，要过大洋啊！这就是‘审时度势’。什么事情都不是永远不变的，需要不断地分析变化了的现状，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领导层有了分歧，而是我们要经常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会面，如果不是现在，而是三个月前，我的话就不是这样讲了。如果我们明年再见面，我也会讲些不同的话。”
这里，赵证实了中央高层已经发生了分歧，只是对“分歧”的表述不同而已。想用"审时度势，宽严适度”来搪塞自己遭到的批评，用“新情况”来掩盖自己的失败。
这场历时11天的“价格攻关”以惨败告终，而官倒和腐败却一天也没有停下脚步。国内的通货膨胀一直到1990年才得到遏制，老百姓受了通货膨胀和官倒腐败的双重打击，怨恨之情如同干柴浇上了煤油，为第二年的六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赵紫阳头上的“经济专家”、“要吃粮，找紫阳”、“懂得经济”、“会搞经济”的光环受到了严重打击，使赵紫阳在邓小平眼中的地位发生动摇。赵紫阳当然明白自己这次“走麦城”对自己的地位影响巨大，给那些反对自己的人留下了把柄。他对比自己年龄小10岁，出身烈士的二把手李鹏的戒备更加严密，随时防备李像自己搞胡耀邦一样，在背后捅自己一刀。这才能解释1989年初赵紫阳的一些奇怪的举动。
所以，与其说六四是“民主运动”，是“反对共产党独裁”，是反对“老人政治”，不如说六四是人民群众对官倒腐败，对盲目改革的痛恨。他们感到自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希望和信任被既得利益集团们所愚弄、背叛和抛弃，他们对以后的前途感到担心和恐惧，所以他们才在一年以后和学生们一起加入到六四之中，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并没有想推翻共产党的意思，更没有拥护赵紫阳的意思。相反，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官倒”，是“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卷，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值得注意的是赵紫阳小班子的人（如鲍彤之流）在六四以后想改写历史，把“价格闯关”说成是邓小平搞的，赵紫阳只不过是出于无奈执行邓小平的方针而已，这种无耻篡改历史来美化自己的说词连赵紫阳自己都不能接受。赵紫阳在自己晚年曾经对此表态：“这件事情如果讲责任，责任不在他（指邓小平）身上，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和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们同意的。”应该说赵紫阳至少在这件事情还是实事求是的，而他的小班子则缺乏政治底线，完全是一些唯利是图、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的政治流氓，这一点很像美国川普的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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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中美春秋于2022_07_15 20:35:08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