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指本世纪初，编者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日《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邪教，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木太平天国史来。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
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清廷，尽量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满歌》日：“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这种通俗易懂的唱词，对于鼓舞下层人民奋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势难兼顾。
由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拔高太平天国的事实，影响所及，国共两党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国的思维定势。国民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产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的，视之为革命前辈。其间虽然也有杂音——例如推崇曾国藩的“平乱”，大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贬低太平天国。1949年以后，新中国把金田起义的人物定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颂，不得批评。凡此均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该推崇，并无多大疑问；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难道历史上真有这样荒唐的事?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1981年3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大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台湾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严重失实。是由于以下这样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来，许多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国，借宣传太平天国史事来为政治服务，每每只取一点，不问其余。
二、史学家本有秉笔直书，追求真理，澄清史实的责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不能畅所欲言。或者是虽然说了，却得不到重视。
三、一般群众对于历史知识不甚了了，只好相信书本，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转变，对太平天国批评、指责的声音已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是因为：做学问的环境相对宽松；逐渐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岸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互相切磋，探讨太平天国历史的真相；特别有利的是，近年来陆续发现一些珍贵的史料，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民间。这些史料是揭开太平天国历史真相的铁证。孙中山先生当年认为已经“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绝大部分都已发现。
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在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太平天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显的例证。
1853年，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他在《国际述评(一)》中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惜太平天国太不争气，使他完全失望。1862年，当他知道了太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又说出了如下的话：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停滞与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洪秀全的历史作用
对洪秀全的研究，重点在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他与太平天国这一件大事的关系。众所周知，他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也都知道，他既是太平天国的开国之君，又是亡国之君。这其中值得认真探讨。主要探讨洪秀全是不是真有开国的功劳，又是不是应该负亡国的责任?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洪秀全是不是应负亡国之责。对这方面的探讨比较容易，因为没有什么争论。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一时兴致很高。但是随即手忙脚乱，因为军政大权过去都由杨秀清掌管，他想找人帮忙，又不敢重用外姓，只好提拔亲贵——洪仁发、洪仁达，宠信佞臣——蒙得恩等人，把国事搞得一塌糊涂。以后他的堂弟洪仁玕前来投奔，带来了一份兴国大计——《资政新篇》，他十分高兴，立刻重用，封为精忠军师。但在讨论国家大事之时，他不肯放弃半点封建特权，无法接受推行新政的建议，不久，洪仁玕即遭冷落。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在外苦战，力撑危局，却得不到他的理解与支持，动辄大骂，惩罚，使人心灰意冷。南京被围，形势危急，他还纵容洪仁发洪仁达贪污勒索，垄断粮食，发国难财。到了事无可为之时，李秀成劝他“让城别走”，他大发脾气，说什么“朕之天兵多于水，朕之江山尔不扶，有人扶”等等。洪秀全这些倒行逆施，斑斑可考。
至于他是不是开国之君？请看《李秀成自述》：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当时太平军全军上下都知道，开国英雄是冯云山。没有冯云山的鼓励，洪秀全不会到艰苦的粤北和广西去；当洪秀全失掉信心退回广东之时，冯云山却独自到紫荆山去开创根据地。根据地已经有了规模，洪秀全还一无所知。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活动，是以传教的形式进行的；当时小地主王作新向桂平县告发，说他们图谋不轨，桂平县抓了冯云山等人。冯辩称是在传教，始得脱险。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争到了传教的特权。他们以传教为掩护才能立足。冯云山把远在广州曾经在教会工作的洪秀全推为教主，对于群众，更增加上帝教的神秘性；对于官府，也可以引广东的教会为后台，以策安全。冯云山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推洪秀全为教主，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洪秀全这个领袖，只起偶像作用，并不需要他真正领导。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深藏不露，不与群众见面，当时领导班子的位次是：洪秀全称天上的基督为长兄，他自己是上帝次子，一把手；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第二把手；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三把手；以下类推。
从金田起义到永安建国，中间经过八个月的苦战，领导班子的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战争频繁，军事第一，能够掌握群众的本地实力派杨秀清，萧朝贵地位上升，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冯云山地位下降。为了确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冯云山作了让步，退居四把手，而让杨、萧上升为二、三把手，并由杨总揽军政大权。
太平军入南京，洪秀全一头钻进深宫，安享富贵，不坐朝，不见人，连一个国君的基本动作也不做。因此，清方情报专书《贼情汇纂》中说：洪秀全实无其人，喜庆节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一个木偶。
在冯云山支撑大局的时代，洪秀全是偶像。到了杨秀清掌握大权的时代，洪秀全更下降成为木偶。飞扬跋扈的杨秀清看透了洪秀全的无能，只把洪秀全作为一个木偶，一个道具对待，丝毫不加尊重，甚至假借天父下凡的名义指责洪秀全的短处，要打屁股，经百官求告，始予“赦免”。洪对杨积怨已深，又不甘心长期充当木偶，所以在1856年夏，暗中联络了一批对杨不满的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杀了杨的全家，并且株连二万余人，杀得全城天昏地暗。

今人一再把洪秀全奉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那么，就请看看洪秀全自己是如何看待农民起义的。1844—1845年，冯云山正在努力开辟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洪秀全则在广东老家教书，写作诗文。其中有一篇《百正歌》，劝人崇正辟邪，去恶从善：歌中直指黄巢、李闯等人为邪恶。
洪秀全的私生活也颇有可议之处。如果是匹夫匹妇，私生活是小节，无关大局。但是洪秀全的私生活却严重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大局，不可不问。作为封建帝王，多妻纵欲，广置嫔妃，这本不足为奇。但是洪秀全与别人不同之处，一是在起义之初脚跟还未站稳的时候拖带一大批女人，二是他的虐待嫔妃到了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程度。请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正式官书《天父诗》一百一十六：
“天兄耶稣在石头脚下凡圣旨：天史曰：咐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其中所说天兄下凡的时间为金田起义之后的16天，地点为距金田十多里的石头脚，下凡借萧朝贵之口说的话是：咐多(这么多)小婶(指洪秀全的一群妻子)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云中雪(刀的隐晤)飞(刀要飞，即指要杀人)。
天京宫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嫔妃当成一群牲口，功辄打、杀，宫廷生活是一片肃杀之象。请看一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官书《天父诗》十七、十八中所载对后妃的管教规定：“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洪秀全对后妃虐待不仅是打，是杀，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来慢慢消遣。《太平天国大辞典》“煲糯米”条中说，天王用来惩处嫔妃的酷刑包括“一说系用硫磺火点天灯，即《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四百九十》：‘晒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一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在十多年中间，洪秀全通过一些佞臣，把一批批天真的少女从她们父母手中夺来，关进天王府的深宫以供淫乐，她们有时犯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只是因为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顺眼，就可能被打，被杀(比较幸运，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烧死，烧得乌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尽剩骨。
太平天国的实质是什么
要问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所能回答，需要说明那十几年中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

我在这里只提邪教，不提正当宗教。因为正当宗教有教规约束，不容许成为“叛乱”的温床。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正当宗教的机构也会被邪教所利用。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总不免与宗教有牵连，如汉末黄巾军之与太平道，宋代方腊之与摩尼教，明代朱元璋之与明教，清代各地起事队伍之与白莲教等等。其原因不难理解。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既不能组党问政，也不能集会结社，只有通过宗教活动，人们才能获得经常聚会的机会。也不论是什么宗教，土生土长的，或是外来的皆可利用。大致开头是借助于正式宗教活动，以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逐渐转为邪教活动，太平天国就是这样。洪、冯先是在传布基督教的掩护下，到处寻找发展机会。同时借用一些基督教教义，另创上帝教，等到后来他们与杨、萧的力量结合，承认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举动，当然就成了道地的邪教。
古今中外都有邪教，从两千年前我国土生土长的邪教，到20世纪美国、日本的新型邪教，名目不同，花样百出，各有各的个性；但是中外古今的各种邪教，也必然有其共性，才能与正当宗教有所区别。这些共性大致是：
一，正当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规，劝人行善，从宗教信仰上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既不危言耸听，用种种灾祸来恐吓教徒，也不对教徒作空头许诺。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太平天国正是一再作出许诺，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会有“蛇虎伤人”(《李秀成自述》语)，死后堕入地狱。
二、邪教都会装神扮鬼，特别是会吹嘘教主能知天意，能与天神沟通。太平天国除吹嘘洪秀全是天上派来的世界万国独一真主，还按广西“降僮”的迷信习俗吹嘘天父能附杨秀清之身下凡说话，天兄能附萧朝贵之身下凡说话。
三、邪教都需要敛财。因为正当宗教能够公开募化，或有经费来源，邪教必须自筹活动经费，否则无法生存，无法发展。太平天国则要求人教者把全部财物交公，做得最为彻底。
四、正当宗教只要求内部的宗教职业者遵守教规，对教徒们不作硬性要求，对许多宗教活动也只是自愿参加。邪教是一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对入教者加以严格控制。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以教规——十款天条作为军律，对内控制之严，堪称空前绝后。
五、还有个怪现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专有，而为正当宗教所绝无。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因为邪教既从身心两方面都严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给了教主对女教徒为所欲为的可乘之机。太平天国洪、杨两个的多妻纵欲，甚至以天父天兄的圣旨作为根据，也是够荒谬的。
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画了等号?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可以说，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中间——如开国元勋冯云山、石达开，如后来抱着满腔热诚前来投奔的洪仁歼——是极不愿意让太平天国堕落为邪教组织的。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作了极大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把太平天国推上正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归于失败，壮志难酬，抱恨终天!
历代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大都利用过邪教。邪教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推翻旧王朝需要利用它。它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建立新王朝就用不上它。因此，比较聪明的领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就会断然抛弃邪教，重用知识分子，来建立正规的新王朝，谋得长治久安。
在太平天国十多年的短促的历史中，经过了不少波澜起伏。开始依靠邪教以策动起事，这是事非得已，不得不然。但是后来形势发展，一再出现了可以抛弃邪教，改弦易辙的机会。既可能按传统的模式改朝换代，建立一个新王朝，使得士农工商各安生业；还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古老的东方首先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新国家。只可惜机会一失，时不再来。
但是我们却不能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划上等号。如果这样，我们将把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玕这些志士仁人置于何地?将把成千上万自觉地为了救国救民而奋斗牺牲的忠勇军民置于何地?就是对那些被愚弄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们，我们也不忍心加以指责。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只是那些暴君、野心家、佞臣、走狗，如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一场历史大悲剧中汲取教训，让后人不要再蹈前车的覆辙。思之再三，我觉得对于太平天国可以称之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
腐败天王洪秀全
洪秀全口口声声主张男女平等，可是实行的，却完全是男权主义。他规定：凡是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的，都该打!这跟中国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那一套，有什么不一样?
他反对纳妾，可是他自己和王爷、侯爷们是例外的。起义之前，洪秀全还没有登基做皇上，他的“后宫”就已经有十几个女人了；到了咸丰元年正月在桂平县金田村竖旗起义的时候，他就公开宣布太平天国的天王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一共可以有八十一个老婆；同时也给王爷、侯爷规定了可以娶多少个老婆的数目——当然，第一是谁也不能超过他，第二是官儿越大的老婆也越多。所谓的不许纳妾，只是对小小老百姓而言。定都南京以后，被他收为嫔妃的女人累计起来早就超过了八十一个。此外，单是在天王府里伺候他和后妃的“女官”，就有一千多个!天王府不设太监，只有他一个男人。
太平天国对于士兵和官员，实行的是洪秀全所定的“男行”、“女行”制度，也就是男女一律分开住宿，即便是夫妻的，也只有初一、十五两天可以“合法同居”，凡是违反了这个制度的，就叫做“犯奸淫罪”，处分起来非常严厉，甚至连“正丞相”这样的大官，也要夫妻一起斩首。所以太平军的大小官员夜里大都有“亲兵”贴身伺候，新兵也不得不跟老兵同宿，这都是很普遍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有许多官员和兵丁就是因为对这件事情不满才逃离太平军甚至投敌的。直到咸丰五年，洪秀全实在无法坚持了，才颁布了“婚配令”，凡是十五岁至五十岁的未婚女子，统一由“媒官”择配，实际上就是给当官的分女人，官儿越大的，分到的女人越多越漂亮。不过仍规定夫妻一个月里只有规定的两夜可以同宿，平时仍要男女分开住。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中间虽然风起云涌，也曾经占领过中国的半壁江山，但是时间短促，很快就失败了。其原因，不是将士们不卖命，而是以洪秀全为首的头头们私心实在太重。起义之初，也曾经打出过官兵平等、男女平等之类的旗号，可是刚刚定都南京，就露出了他们自私、狭隘、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劣根性。特别是对于妇女，后期的太平天国，在洪秀全的眼里，妇女都是他的玩物和奴隶，根本就不把妇女当人看。
在攻克南京前十七天，洪秀全就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还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的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以后，跟随天王的妇女都要用纱巾蒙面，一进入天王府，就被禁锢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到了南京以后，洪秀全到底有多少个美女?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有一本书叫做《江南春梦笔记》的，说是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十六个名位共二百零八人；二十四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共九百六十人，两者共计一千一百六十九人。以上都属嫔妃，都是要和洪秀全同床共枕的。天王府不设太监，所以另外还有许多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六十人各辖女司二十人计算，合计为一千二百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两千三百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一个人。
洪秀全从四十一岁进南京到五十二岁自尽，在全是美女的天王府中过了十一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那时候他正值壮年，体格健壮，但是十一年中仅仅颁发过二十五篇诏书，而且从咸丰四年到成丰八年(1854-1858)是空白，五年中竟然未发一诏!
到了南京的天王洪秀全，开始嫌那些从广西跟他来的老姊妹们粗鲁、肮脏了。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他就写诗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看见有人不会刷牙、敷粉、洒香水，他就用刻薄话讽刺挖苦：“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
洪秀全毫不掩饰他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妇女们受到责罚，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就会受到加倍的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什么叫“雪下”?“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单从这一点来看，就可见洪秀全这个人有多么残暴!
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依然在天王府中左拥右抱，生活更加糜烂。在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三千美女中挑出一百八十人收入天王府。就在这一年，还不到五十岁的天王洪秀全，终于颁发了最后一道“朕命幼主写诏书”的诏旨，把权力交给他那个年方十三岁、却已经学会荒淫的儿子，自己当起了太上皇来。
洪秀全在天王府美女群中过了十一年帝王生活，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他五十二岁，终于在曾国荃湘军的隆隆炮声和后宫粉黛的嗟怨声中，不得不丢下他那千百个美女娇娘，自尽身亡。他死后四十八天，天京沦陷，天国灭亡，他的宝贝儿子也当了俘虏，后来被凌迟处死了。
色情、贪腐与杀戮：揭开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绝望中自杀。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国荃攻陷，太平军根本失败。太平军为何失败？我们只须将洪秀全的真面目呈现给读者，答案不言自明。
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官禄及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洪仁坤有两个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有受宠而优越的地位。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做馆”当私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此外，当时有3个广西人说他“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往来两粤及湖南边界，得商贾谢赀”。如果是事实，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与冯云山“出游天下”之后所为。经常赌博，虽不光彩，但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以获得“抽头”，作为活动经费，也并非绝无可能。当洪仁坤成了气候，自己及极少数同伙决不会说起这些不光荣的经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中就不会有人提起。《李秀成供辞》没有说洪秀全造反前干过些什么，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并非只当塾师，只是不愿说罢了。所以，这3个广西人提供的材料，后来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击很大。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一说两日）还魂后，“俱讲天话”。对这次生病，尤其是“魂游高天”，人们照他自己和冯云山、洪仁所说的，做了许多文章。我认为，有几点可以推定：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的煎熬中挣扎，三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四是清醒夹杂狂想、梦幻的心理活动，五是考虑如何利用迷信造反。这样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后，性格自然会有明显变化，但并没有成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药而，生活也毋需别人呵护。
1842年，他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就说什么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这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止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为教主的拜上帝会的创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它并没有全面、系统地介绍基督教教义，而又不时援引中国传统观点来印证《圣经》。不过，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却被洪秀全及冯云山借用而且不断发酵。从后来天王府前的不伦不类的世界地图，可见洪秀全此时对西方、世界仍然几乎一无所知。他“向西方寻找（的）真理”，就是《劝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学知识。以此为基础，不断按他的需要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来创立以他为教主的拜上帝会。从制造迷信开始，进而逐步加紧控制信从者，接着就发动造反，夺取政权，建立地上的“天国”。从这一过程看来，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
首先，宣扬救世主下凡，统治全国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过，大多没有或没来得及以夺取政权、统治全国全世界作为直接内容来宣传。洪秀全则十分明确地将这一点作为核心内容。他宣称，“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归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论与造反做官论相结合。为什么要救世主呢？因为世界末日到了。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论调。1850年5月，他将末日论具体化，说他得到上帝启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信的人则“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到1851年永安突围时，则进一步大开支票、封官许愿，凡踊跃作战的，“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师化，要求军民无保留地信从。洪秀全从宣传什么上帝赐他宝剑、印绶这一套开始，继而在玉玺上自称“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红日，要求跟从者盲心盲目地迷信。杨秀清、萧朝贵从他的迷信宣传得到启发，先后创造了十足巫师式的天父、天兄下凡。此两人死后，洪秀全没了制约，更随心所欲大讲特讲“天话”，甚至说“有天不有人”。还经常将他传达“天意”的歪诗，写在鹅黄缎上，张旗放炮挂出来。此类行径，是不断自我造神，以加强对太平军官兵的精神控制。
第四，对参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其它许多天条、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检点、指挥以上官轿不跪道旁，聚会喧嚣，私议军事，聚集饮酒，剪发剃胡刮面……都是“斩首不留”。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
第五，将大量妇女作为个人的性工具。洪秀全还未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一说108人）。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而且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纵欲的性工具。从而，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极致。
《天朝田亩制度》是表面文章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原来那些主要为鼓动造反，宣传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条规不够用了，于是颁布了由洪秀全撰写或主持写成的《天朝田亩制度》。20世纪赞美它的专家，总是在“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26个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称之为“伟大的反封建纲领”。其实呢，且不说它根本没有实行，单从这个文件全文来看，那26个字不过是些门面话。实际内容综合起来，就是要将占领区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以洪氏的歪理来统一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做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动的工具。农民除了连口粮都不够的“接新谷”外，其它收获一概上交。也就是“耕田奉上”，让“功勋等臣，世食天禄”。这是对底层百姓劳动成果的剥夺。
同时，太平军明确规定“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社会风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须在军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这一套的灌输，彻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氏的宝塔式统治和剥夺。
这里，还要谈谈被专家作为金字招牌的《资政新篇》。这是洪仁1859年所作。他为“聊托恩荫，以终天年”，来找洪秀全。到南京20日内，乘三级火箭似的升为干王、军师、摇身而成第二把手。这引起太平军中有功将领的强烈不满，有的故意“具禀请教用兵之法”，将他一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装聋作哑。洪秀全也亟盼他赶紧露一手，以平物议，以服诸将。于是，他写了这篇一万多字的奏章。洪仁以居住香港多年所知，介绍外国情况，特别赞扬英、美，对法、德、俄、日等国有所描述；并借鉴外国，提出关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建议28条。虽然，《资政新篇》在介绍外国情况这一点上，远不如林则徐请人翻译编辑的《四洲志》全面准确，亦远不如魏源在此书基础上编成的《海国图志》丰富充实，时间也晚了好多年，但在南京，从明确提出建议这个角度看，仍应给予较高评价。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产物，而是出于压服诸将领的现实需要。从书中罗列一些外国人名字，称“与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其说明这一点。洪秀全看过后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为洪仁树立威信，并表示自己善于擢拔能人之英明。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奏章开头及贯串全文的“权归于一”、“强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以及防止各地将领叛乱的办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尽管如此，洪秀全不但在几处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外，也仅仅将这个“以广圣闻”的奏章批准印发给将官做参阅资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对《资政新篇》不屑一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以这个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为参阅资料的《资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所以，我们不能因《资政新篇》具有进步内容，就给洪秀全献上动听的赞歌。
上帝的代言人，却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为人暴虐。他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进了南京后，他在所作的《天父诗》中，反反复复地说，惹他发火就是死罪，他发火就要杀人，众人要一齐跪求息怒，“不求莫怪亮（火）连天”。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只须看太平军打进南京是怎样清除“妖人”的，便可见洪秀全残忍之一斑。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洪秀全就在这种血腥恐怖中，在太平军的跪迎之下，无限风光地进入“天京”。
洪秀全对于太平军内部，也并不心慈手软。平时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杀掉。1856年他与杨秀清内讧，不但将杨全家杀尽，还与韦昌辉唱双簧，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所有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靖难大军，又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陈承。而这个韦昌辉，一向被他称为“爱兄心诚”，又是奉旨从江西赶回南京杀杨秀清的。秦日纲和陈承一向是他亲信，帮助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其部下，又是得到洪秀全的密令或默许，带兵去追捕缒城而走的石达开的两员干将。由此可见洪秀全只讲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本就多疑，内讧之后，更是任人唯亲。首先是他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让两个老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之后洪秀全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爵，还是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一直干预朝政。此两人都极其自私、贪婪、愚蠢、横蛮，专出歪主意，却最受洪秀全信任。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达执掌。前面说过的洪仁，是洪秀全堂弟。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洪仁虽然只会纸上谈兵，而且战败犯罪，还是委以重任。堂兄洪仁政，也无功劳和战败犯罪，换个官做，后又封恤王。亲侄族侄十余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这些皇亲国戚，广义上的“洪氏诸王”，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胡作非为。在南京城里，人人害怕和憎恨，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鄙视，却又都无可奈何。
皇亲国戚之外，最重要的亲信是蒙得恩，此人初在天京管女营和天王府事务，服侍洪秀全很周到，尤其是投洪所好，善于选美，深得洪欢心。内讧后被任命为正掌率、中军主将，总理朝纲。可是蒙得恩既不会指挥作战，又无驾驭全局能力，只会迎合洪氏兄弟，压制后起将领，弄得“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当洪秀全让洪仁取代蒙得恩为第二把手后，仍对他恩宠很深，封为赞王，退居为第三把手，让他过极度奢侈糜烂的生活；并且爱屋及乌，在他死后，让他儿子蒙时雍袭爵为幼赞王，与另一人协助洪仁同理朝政。
洪秀全立政无章，言而无信，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前面所说的任人唯亲，其实就是立政无章的一个方面。又如，逼走石达开之后，他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自己做了皇帝兼任军政长官。但他只是善讲“天话”、大话，没有军事、行政能力，也不愿多为实际事务费心费时，所以到1859年就变卦了。再如，1861年2月，他径自宣布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受到诸将领尤其是李秀成、李世贤的抵制。但危害最严重的，是封号紊乱，甩卖王爵。历代王朝封爵是很重要的事，太平军本来也有一定规矩。但1856年以后，就开始混乱，直至成为一潭污泥。本来，王以下是侯，但洪秀全随心所欲，变成义、安、福、燕、豫、侯六爵。不多久，弄得“满朝之内，皆义皆安”，福、燕、豫、侯都没人要。洪秀全1857年曾宣布永不封王，但只过了一年多，就封洪仁为干王。为了消除诸将领的不满，就给陈玉成、李秀成等主要将领封王。没过多久，他出于削弱诸主要将领尤其是李秀成兵权的考虑，又想趁机大捞一把财宝，让他哥哥代为接受犯了罪而惧怕李秀成惩处的陈坤书贿赂，封陈为护王。他自以为一箭双雕，是极好的买卖。此门一开，许多人纷纷仿效。同时，为消除有功而不行贿的老兄弟怨恨，给他们也封了一些王。王封多了，有的王号已封给某人，不久竟再封给另一人。随着王爵大甩卖，干脆取消区别，一律称列王。再后，削价贱卖，封了不少人为，就是小王的合写。据昭王黄文英说，共封了2700多个王，以至占领区不多的城镇，有王爵的人“多如过江之鲫”。2700多个，是否包括，已难以查考。洪秀全兄弟甩卖王爵，使想晋封的人拼命搜括去行贿，得到王爵，便可以合法地进一步搜括，大建王府，大搞腐败。同时，被封王的人，一方面是彼此不买账而难以互相指挥、协调；另一方面，又互相攀比而产生诸多不平和怨恨。于是，造成内部全面的恶性腐败，诸王只图享乐而没有斗志，各立山头，近似散沙；下层军民则不堪搜括之苦，不胜负担之重，腹诽山积。所以，洪秀全自以甩卖王爵为得计，其实是造成毒的全面扩散。
洪秀全要“安乐坐天朝”，穷奢极欲。这里只简单说一下天王府。它起初在两江总督府基础上，改建半年而成。不久失火烧毁。他不顾清军大兵围困天京，不顾北伐太平军的危急，不管天京天寒地冻，1854年初扩大重建。周围十余里，比现存北京的明、清故宫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筑也华丽得多。他在后林苑，让宫女拉着车游览，他照例作歪诗一首：“拉车对面向路行，有阻回头看兜平。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他所用的碗筷，甚至马桶、夜壶都用黄金制成，以至圣库曾经黄金告急。他在宫中享乐，很少有时间和心思坐朝，甚至11年里只因“天父下凡”出宫一次。当时南京城里盛传，宫中金银财宝“如山如海”，所以曾国荃部下打进南京后，争相到天王府大肆抢夺。因怕清廷追究，抢后干脆放火烧了，结果连洪秀全尸首也无法寻找。当然，湘军纵火焚烧天王府，自是不可原谅的暴行。
以政治文化来扫荡中华传统文化
洪秀全敌视中华传统文化，除了极少数他所需要的，其余不分良莠一概加以扫荡。寺庙、书院、古迹、文物，或者烧掉毁掉，或者改作兵营、仓库、屠场。尤其是洪秀全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硬被炸掉了；明代故宫被拆毁得只剩一座破城门。这不过是其中两项特别重大者，其它毁坏的文物古迹，不胜枚举。对于图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珍藏的《四库全书》，都被太平军烧掉了。杨秀清不赞成这种疯狂行为，用“天父下凡”的办法，说“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洪秀全没办法违抗，便成立由他亲自抓的删书衙，大删特删“妖言”，直到他败亡，只删成出版很少几部。对于活的文化载体———非太平军的读书人，前已说过，均视为“妖人”，杀之唯恐不尽。即使早先参加太平军的极少数读过书的人，在反文化的大气候下和权力斗争中，多受歧视、凌辱、打击，除一两个“不知所终”———可能是逃离的，结局都很惨。
洪秀全扫荡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不要文化，而是要以他的政治文化来取代。比如，他颁布《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天父诗》、《太平天日》等等，还有不断在天王府扯旗放炮而发布的歪诗。又如，废除阴历而代之以不顾科学的“天历”；废除传统节日，代之以“太兄暨朕登极节”之类的钦定新节日。再如，他新造了几十个字，新造一大批词语，采用了大量隐语、方言，改变了不少词语的含意，印在官书、写在各种文件上向占领区普遍推行；光是为避讳，就要出版《钦定敬避字样》，将汉语言文字弄得伤痕累累，难以读解。更值一提的，洪秀全早就有由他来考别人的心愿，但并不是为了选拔官员，而是要为他及几个王———1857年以后就只为他祝寿，叫参加考试者写歌功颂德的文字。凡此种种，不但引起读书人强烈反对，而且连广大不识字的民众都极为反感。洪秀全要推倒中华传统文化，代之以政治邪教文化，结果以他失败而告终。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也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
通过如实认识洪秀全及太平军，我个人认为谈论历史与历史人物，前提条件是，必须尊重事实，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社会文明进步为准则。其二，为现实功利而写作历史论著，是历史学的一大隐患。每一个写历史论著的人，其实同时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其速度之快和时间的短促，是历史上罕见的。这场狂飙式的运动，潮起潮落，又同妇女地位在运动中的升沉息息相关。
关于妇女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恩格斯有句名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列宁更进一步指出："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以此对照太平天国"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过程，与妇女地位在运动中突升骤沉特别是洪秀全对妇女运动从提倡到摧残，是会受到一些启示的。
一、江山争半壁美人占一群
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从1843年6月创立拜上帝教起，即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号召，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村贫困劳动妇女参加，在拜上帝教主要发源地广西桂平县鹏隘山区曾经涌现出以杨云娇为首的许多妇女积极分子，与启蒙者冯云山并肩活动，流传有"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的民谣。由于通过妇女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仅用七年半时间即于1851年1月胜利地发动了势成燎原的金田起义。起义时有一首民谣形容妇女参加运动的盛况："姊妹亲，同个房睡共口针，如今姐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
在起义初期，太平军有妇女单独组成的女军，与男军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前线，遵从天王洪秀全"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的旨令，奋勇作战。直到武汉仍然男女同职同官："贼妇亦有伪职，与伪官相等，间尝出战，红绡抹额，颇矫健。"攻克南京以后东征时，女军仍充前锋，女将苏三娘率领女军首先攀登占领镇江城，当时有人作诗咏赞苏三娘和她从广西带来的赤脚女兵英姿："绿旗黄女元戎，珠帽无龙结束工；八百女兵都赤脚，蛮衿扎裤走如风！"更有甚者，天朝举行第一次考试时，有史以来特为妇女参加考试设立女科，拔取了女状元、女进士等，把妇女地位推上顶峰。
二、不问朝政耽于女色十一年
在胜利中，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认为大局已定，要关门当太平天子，把同打江山的妇女转为供自己淫乐。在攻克南京前17天，天王即从芜湖江面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并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后入城时，跟随天王的妇女都纱巾蒙面，进入天王府即被禁锢，与外界完全隔绝。
洪秀全早就梦求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他创立拜上帝教时就自言在天上有一房正月宫娘娘，把他的妻子称为又正月宫；金田起义时他即选美纳妃15人；一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中："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随军打出广西后，虽经蓑衣渡大败仗，但到湖南道州又纳何贡生"进献美女四人"；占湖北武昌后，"首逆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进入天京小天堂后又征选更多美女。
据史载，天京天王府"其中约有妇女千百，男贼仅洪逆一人，其中淫恶可知也"。至于具体人数，《江南春梦笔记》中分类评列，讲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208人；24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两类共计1168人属妃嫔；另有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60人各辖女司20人，合计为1200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壮盛之年，并且体格健壮，但11年仅颁发过25篇诏书，而且1854年至1858年是空白，5年竟然未发一诏。连曾国藩也感到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杨逆具奏请朝觐，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允也。"
洪秀全一方面不问朝政，一方面则费尽心计与后妃娘娘们作文字游戏。从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看，所收选的500首诗文，除起义初期杨秀清假托天父帮助洪秀全排解后妃纠纷的24首口述诗文外，另外476首都是洪秀全进入天京初期三年中写给后妃的夫权独白。他对朝政不发令旨，对美人却平均三四天写一首诗，可见其爱美人胜过江山。
这些妇女陷入后宫，早晨为天王"洗身穿袍统理发，疏通扎好解主烦，主发尊严高正贵，永远威风坐江山！"向天王参拜："朝朝穿袍钟锣响，响开钟锣尽朝阳，后殿此时齐呼拜，前殿门开来接光！"拉着金辇陪天王游御苑："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给天王按摩肚子却不得碰着胡须："小心弯远须顾须，悠悠轻轻摸挨脐！"拨扇驱蚊："日夜拨扇扇莫停，莫拨榻底要记清！"捧茶拿痰桶："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从这些诗可以看到天王小朝廷的威严和荒淫。
三、从姊妹群到王家奴
生活在千百个美女丛中的天王洪秀全，嫌那些从广西跟来征尘未净的老姊妹们粗鲁、脏污。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他便写诗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看见有人束手缩脚，他训斥："耕田婆有耕田样，天堂人物好威仪，尔们想做真月亮，到今还不晓提理！"见有人不会刷牙、敷粉、洒香水，他用刻薄的语言讽刺挖苦："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
洪秀全毫不掩饰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后宫妇女失掉了所有人格尊严，一言一行随时都有招致责罚的可能。由于天王宣布过："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所以妇女们受到责罚时，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便会受到加罪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至少有3个女人因为挨打时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人至死不认错并且顶撞了天王，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
四、天王府外也是妇女嗟怨声
太平军入城后，最初奉东王杨秀清严令，居民"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北王韦昌辉代替生病的杨秀清主政后，改行没收一切工商业及强迫男女分离集中住居的"百行条例"，男人入营当兵，妇女住女馆参加劳动。当时天京大兴土木，妇女参加天王府建设："周围加砌高墙，二丈高四尺宽，墙头加砌碎瓷瓦筑，墙外令掳得妇女挑挖濠沟。""其凤门以内，皆系贼妇在内，以供洪逆役使。贼妇中并有能造房屋者，洪逆住处失火，烧去楼房数间，旋经贼令木匠将房架造成送入，贼妇即在内盖成房屋。"另有一道咏叹老年妇女从明故宫拆城取砖石运料苦况的乐府诗："老人城上摇，旋向城下抛；女人城里拾，旋向城外挑。老人一失足，翻身身必坏；女人一失手，触头头必碎。"
太平军从得民心望风披靡占得南京，到失民心危机四伏，民众大批逃亡，前后仅几个月工夫。太平军进城前，南京原有人口260万人，春季进城后仅九个月，到当年年底，天朝顶天侯衙核查登记人口时只剩15万人，其中老弱男子4万人，妇女11万人。而妇女减员之快尤为惊人，10月份全城女馆尚有23万人，到年底核查登记的人口，两个月中妇女即减少12万人。与金田起义时"姊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的妇女参军盛况相比，自称小天堂的天京简直像人间地狱，妇女们非死即逃，甚至参加暗杀和组织暴乱的行列。妇女们的境遇，直接动摇了民心、军心。
五、驱使千万妇女服劳役实行消灭家庭的女馆制
当时朝野上下，群众反映最为强烈、影响政局稳定最迫切的是妇女问题，由于洪秀全驱使成千上万妇女建房、挖濠、砌墙，由天王亲自监工督迫，风雨寒雪不停，并有打人杀人情事发生，引得民怨沸腾，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重大因素。所以，在金殿君臣恳谈中，杨秀清首先向天王提出这个问题："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其无惊恐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勿用紧挖！如此安慰，彼必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有成。"
当时天京城内，从侯以下所有军政官员至平民百姓，全部家人离散，分居在男营女馆，一部分被选征到各王府，主要到天王府服役，久久分离，了无期限，十分悲惨。所以，杨秀清要求把他妹妹等四女官调出天王府的同时，也呼吁允许这些人回家团聚，说："女官理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伤残者）、忠臣（烈士）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则有稚子，或则有立功之丈夫，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则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以哺其稚子，以侍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尽其先顾国后顾家之谊。"这是想变相地恢复家庭。但因实行得不好，又过了九个月，杨秀清于1854年9月29日假托天父下凡，正式要求"排铺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才把实行了一年半、丧尽人心的女馆解散，恢复了臣民的家庭，但已付出惨重的代价。
六、沉湎女色至死不悟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依然生活在娇娘美女中，生活更加颓废。在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3000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当时即有人写诗讽刺："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堕溷愁。"
洪秀全从1856年天京事变到1864年自杀，由于深居宫中，消沉丧志，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的诏书都像李秀成所说"言天说地"的梦话，诸如《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说什么"万国扶朕在天台"；听到太平军克复苏州的捷报后，他竟降诏说："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在《打死六兽梦兆诏》中，他并不脸红地说，他拐引着两个陌生女子，又打死四只黄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