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师合一”是“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

毛通过发动群众来进行权力斗争，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生事物，过去没有这样的先例。之所以没有先例，是因为以前中国社会不具备发动“文革”的社会基础。过去的皇帝就号召不起群众来。而中国在近现代受到西方冲击后，经过一系列的思想运动和现代化，至中共建政，就具备了这一基础。这一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实现“君师合一”。最高统治者不仅拥有最高的权力，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思想权威；二是在现代化技术的支持下，统治者建立起了下沉到基层的管控体系，拥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和控制手段。这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两大成果。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毛想搞“文革”也搞不起来。因为毛是“师”，所以他的话是真理，才对群众有号召力。再者有广播报纸和下沉到基层的党组织体系，就能将毛的指示立马广泛传达到全国各地。如此，才能动员起红卫兵和造反派“闹革命”。

传统中国社会，皇帝仅是“君”，拥有最高权力。但不是“师”，不是思想权威，思想权威是孔子。孔子的言论及儒家思想为统治者和老百姓所共同信奉和遵守，由儒生来传播、解释和维护。政统和道统相分离。虽然儒家的思想体系主要是维护皇权统治，儒生也不像西方的神职人员有独立的组织体系，而寄居于宗法家族和官僚体系之中，对皇权的制约作用没有基督教会对王权的制约作用大，但毕竟其思想体系是独立于皇权之外，不受皇权左右，对皇权有一些约束作用。社会价值的解释权不在皇帝手中，而在儒生手中。所以，过去的官员可以秉持儒家的价值理念对皇帝不遵守儒家的统治原则而谏言。而“君”成为了“师”之后，下面的官员或在野之士就没有向领袖谏言的理论依据了。最多拿未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来反对毛或向毛谏言。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用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本本主义就将不同意见堵嘴了。
近现代中国人为了强国以赶走列强，排除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引进了列宁式政党。列宁式政党满足了中国人将全体国民凝聚统摄起来的需要。这就需要批孔批儒，打倒孔子这个旧的思想权威，废除宗法家族，才能结束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而列宁式政党赋予了党的领袖为全社会的思想权威，党的领袖的思想就是千真万确无可置疑的真理。中共在延安时期通过整风运动，树立起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权威，尊奉为中共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方针。与此相对应，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的解释权就被剥夺，转移到党的领袖手中。在整风运动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知识分子被定位为为中共革命和统治服务的工具，不再拥有传统社会中读书人所具有的话语权。“反右”则是剥夺知识分子话语权的继续。
另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自“洋务运动”始，引进西方的交通、通讯等现代化技术，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增强了统治者的管控手段。经济实力的增加使得统治者有足够的财力扩大官僚体系，加上管控手段增强，就将政权体系延伸到农村基层。解决了传统社会“皇权下不了乡”的难题。传统社会，并非皇帝不想皇权下乡，而是缺乏客观基础。中共“土地革命”的实质并非阶级斗争，而是为了消灭和防止农村中产生乡绅。只有消灭了传统社会中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乡绅，才能将政权延伸到农村基层，才能让农村基层组织发挥有效作用，完全听从上一级政权的指挥，不受“土豪劣绅”的牵制。“土地革命”和“文革”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目的都是一样，旨在削弱和切断个人与家庭之间的联系，而强化个人与国家，与领袖之间的联系。在城市，则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剥夺私人财产，从而将所有市民置于中共统治的完全控制之下。
中国近现代革命，完成了由“家天下”到“党天下”的转化。如果追溯得更远些，这一过程始于“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就建立了“君师一体”和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控制所有臣民的统治模式。只是当时这种思想还并不为精英和大众所广泛接受，组织模式不如列宁式政党高效严密，物质条件也还不成熟，而没有取得最终成功。后来的“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共产国际传来马列主义和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后，中国人如获至宝。精英们更看重的是列宁式的组织模式，能将全体国民统摄起来。至于建立人人平等的遥远的乌托邦，不过是掩饰其追求权力的野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也不是什么民主科学，而是强国。其本质确实是中共所宣传的“爱国主义”。民主科学只是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大众在民族主义的宣传和号召下，也响应了精英们的主张。于是，马列主义和列宁式政党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国民党因为其中坚力量大多出身于乡绅家庭，不愿革自己父母的命，革命不彻底，因而被革命更彻底的中共打败。
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中国近现代革命建立起的“君师合一”的党国制，建立起党的领袖借助于党组织统国治国的政治制度，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和制度的延续和升级。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演变主要表现为由分封制转为郡县制，由郡县制转为党国制。如果将制度看成是函数的因变量，那中国基本的政治规则就是决定制度演变的常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君权至上”、“定于一尊”等就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未有改变的基本政治规则。只是“君”和“王”的形式或称呼有所变化，实质没有变化；只要条件具备，最高权力总是想竭尽全力控制天下所有的土地和臣民。而技术及经济效率则是自变量；在有外部输入，得到显著提高，能提供更强的控制手段和供养更庞大的权力垄断集团和官僚机构时，导致制度的变化。总的趋势是，随着技术及产出效率的提高，权力垄断集团的开放性和范围不断扩大，垄断集团的权力不断加强和集中，官僚集团越来越庞大，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控制范围不断扩大，控制层次越来越下沉。列宁式政党虽然是外部输入的，但切合中国政治权力总是想控制一切的需要，满足了近现代中国人致力于排除外部势力干涉的需要。
首发《议报》https://yibaochina.com/?p=25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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