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思想上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狂妄的程度，结果已是公然与党对抗。这个狂妄的个人主义有它的几个组成的因素：一个是自恃有八年的党龄。其实八年中在党内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保持至今没有动。没有经过群众的锻炼，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是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风过程中领导人家整风，自己的反省很不够，反而以为能够帮助人家整风，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为自己不错。因为思想里有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来，可以不管一切舆论，背着错误走。象这样下去，一定会向党闹独立性。还讲一讲能力的问题，他究竟有没有能力？什么性质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众运动脱离的，表现于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没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面，谈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

这些话，时隔半个世纪，听起来还是令人拍案叫绝，说的就是活脱脱现在的邓力群。不过这个人发展的已经不止是教条的问题了，他其实就没有信过什么共产党的教条，他当初对我妈的作法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人是一贯以革命的名义，行一己的私利；口头上冠冕堂皇，肚子里男盗女娼。就连我妈最好的朋友都说，你妈要是跟邓力群结了婚，两个人对党的损害可就更大了。
我爸79年解放后，我妈其实是高兴的。她曾悄悄地对我小舅说：“听说李锐要放出来了。”小舅说他感到我妈的兴奋和萌生出的复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确曾认真地考虑过跟妈妈复婚的事，问我的意见，我说：“你要是想多活几年，想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坚决不能复婚。妈妈是永不会改变的，那种恶梦似的生活不能再过了。”
这话后来证明确确实实是不错的。看到我爸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不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后实际一直被挂起来，没有正式工作。可老头子已到退休年龄，又在陈云的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妈更是切齿痛恨，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她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来誓不罢休。她的突破口选了大闹生活费。
当年离婚判决时，我爸爸为了安心，每月给我们每个孩子每人20元的生活费。（当时的社会标准，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是15元。我妈的工资是197元，我爸只发120元的生活费，给孩子的钱占了一半。）文革开始，我妈受到机关很大的压力，就让我们孩子写信，告诉水电部不再要爸爸的生活费了。这笔钱，水电部并没有发给我爸，而是扣下了。我爸平反放出后，一贫如洗，因是文革前的冤假错案，按政策不补工资。水电部为了帮助我爸爸重新安家，就按当时停发给孩子的生活费的数额补给我爸一笔7千元左右的安家费。我妈就以此为借口，大闹不休，到处告我爸侵吞孩子的生活费。
后来水电部又按同样数额补给她一笔钱，她就是不要，以示她不是要钱，而是要让人知道李锐其人的“品性恶劣”。足见把我爸发配北大荒、大别山，及至秦城8年都没能解她心头之恨，一定要让他分文不获，不能过一天好日子方才为快。这种狠，这种毒，让人胆战心惊。可见人们说我妈要是江青，会比江青还江青是没有冤枉她。
我妈的闹是有效果的。那时的水电部长，经年的不倒翁，就因为我爸在三峡和水利方针上一贯与她意见相左，我妈的告状，自然是个打击我爸的有力武器。她还写信给邓颍超、宋任穷、于若木。邓力群也正对我爸仇恨之极，向陈云告我爸爸的状。这次我妈和邓力群不知是不谋而合还是事前达有默契，反正是又一次心心相映。据说陈云在我妈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反对，看来李锐不适于再呆在组织部。”
不过他们大概没有想到，我爸这人并不是一个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够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无兴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经提出年龄过线，要求退下来。老头子下来后，勤奋著书，成为在国内和世界上极具权威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对三峡的论著也成为权威性的参考资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等著作，成为历久不衰的畅销书，社会影响极广，在年轻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我爸自67年文革中那次来京后，和我妈就再未谋面。只是八几年有一次，养蜂夹道办服装展销，我爸和玉珍妈妈去了，我妈妈也去了。我爸爸遥遥地看到了我妈，认出了她，回来感叹她是足够地老了。我问：“我妈看见你了吗？”“她肯定是认出我了。”
我不能想象经过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四目相对之时，两位老人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可以肯定的是，我妈的感想一定比我爸的要复杂多了。历尽文革十年浩劫，几乎所有受过迫害的人都又有了新的生活，只有我妈比过去活的更坏。怨谁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绝不会怨自己自作孽。
94年圣诞节我挨的那顿揍，我爸说是替他受过。如果那一顿打能化解一些我妈心里的痛苦，能时时回味觉得利用了那次机会，把恨的信息传递了给李锐，而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那顿打我受得过。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我希望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有些快乐，既或这个快乐是建立在我肉体的痛苦上，也无甚妨碍。
都说我妈很有才干。我读过我妈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是收集在58年全国优秀文学作品选集中的“一个搪瓷茶缸”。我90年去苏联，见到50年代水电部的老苏联专家，他的夫人不断说，“你妈妈真漂亮，非常漂亮。”芦沟桥办了一个抗战胜利50周年展览，有人看到有我妈妈的照片，我妈妈特意要了车，去了一次。看着自己年轻时出尽风头的刷利身影，不知她心头会掠过如何的感触。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切积怨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
我想我妈现在活着的唯一念想儿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这正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如果她能认识到其实是自己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她或许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来。所不幸的是，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姥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6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小名叫“罩”，意在罩住，不要跑了。南下时，我妈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妈妈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姐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
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年轻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受到王明的赏识、周恩来的喜爱。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老革命”的资本反而更助长了她的骄横。
59年代从航空学院毕业后，30几岁的青年当上新生共和国可数的大型保密厂的总工程师，个人事业如日中天。但是随着丈夫的倒台，和自己的不慎言行，倒了霉。从此一蹶不振，一辈子再也没有爬起来。
范元甄毕竟是范元甄，不是李锐，在逆境中写不出《龙胆紫》（我爸秦城八年用棉签蘸紫药水在《资本论》空边处写下了百余首言情、寄志的诗词，后以《龙胆紫》成书一版再版）。她貌似蛮横，实际懦弱，她没有勇气和命运抗争。我想跟她谈，告诉她振作起来，什么时候都不晚。她可以写回忆录，写自己一生的遭遇。那次见她才开口，她就把我顶了回去：“我不跟你谈。我有话跟党谈、跟组织上谈。”要知那已是89年，老天爷，哪还有党、有组织会理你一个没人待见的老太婆？
脑子被洗成这个样子！妈妈的悲剧，公允地说也是吃了共产党的不少亏。党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党干涉了她的思想自由，是她一生悲剧不容否定的作俑者之一。
作为女儿，我恨我妈伤害了很多人，甚至毁了她自己亲人的一生，但有时也深切地同情她，记得她对我的一切好处。我少儿时期，妈妈曾付昂贵的学费让我学习钢琴。在我进厂的第一天她告诉我：“即使作一个工人，也要有大学的知识才能当个好工人。”那正是“知识无用论”最盛行的年代。这话我一直记着，终于学了出来。尽管我们没有拿那块怀表，但是我记得妈妈曾要送外孙女一块毛主席头像的怀表作纪念。这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
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么希望她能够回首平生，公允地认识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伤害，认识到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后悔自己曾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论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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