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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开幕之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他表示，良渚遗址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它的发现和研究证明，距今5000年前后，在长江下游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区域性文明——良渚文明，而良渚文明又对后来的中华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6park.com

展出的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钺。李扬摄
　　“良渚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让全世界民众更好地了解到，中华5000年文明并非虚言。”王巍说，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这是对良渚文明非常明确的认可。
　　“中华文明是否有5000年历史，在国内外都曾有很多怀疑，国际上按照文字和冶金术的出现算起，那么从商朝晚期算起是3300年文明。中国学者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一般认为是4000年文明。”王巍介绍，从2002年开始，历时1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研究了夏王朝之前的文明进程。
　　“我们认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概括出更有普遍意义的文明标准，就是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出现了手工业的专业化、社会的严重分化，出现了阶级、王和为王服务的管理机构，最关键的是出现了国家。在考古上怎么辨识？就是出现了人口的集中、大型中心型城市、大规模的集体劳动以及公共设施，一部分人掌握了社会大部分财富，形成了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些都是良渚所具备的。可以说，良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进入早期文明的样板。”
　　王巍记得，在2013年举办的首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十项重大考古发现。与会的100多位世界顶级考古学者参观了良渚的城址、水坝和玉器，学者们一致认为良渚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当时，研究古代文明的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说：“这当然是文明，如果这不是文明，什么是文明？”
　　王巍认为，良渚玉器是良渚文明的最杰出代表。良渚玉器的造型、纹饰非常繁缛、细致，手工艺技术相当高超，可以说是中国史前时期玉器最高水平的代表。这些玉器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高端手工业的专业化，是由专业的手工业工匠制作的。同时，这些高端手工业已经被王权和贵族所控制。良渚社会中神权、王权和军权的权威，在玉琮、玉璧、玉钺等玉器上有充分展现，这也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图文转自：《文汇报》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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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西方文明发展史为主轴的世界中，良渚文化能够突显中国史前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若干特殊性。
　　首先，在新石器末期，各地区纷纷迈入城市文明进程，但是东亚地区此时尚无文字系统与冶铜技术，良渚所在的环太湖地区成为这其中发展最早且物质文化成就最高的代表——东亚早期城市文明的兴起，有助于我们反思和评价由西方研究所得出的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其次，就目前所见，只有良渚文化是以单一水稻经济作为支撑的早期文明，因此，它成为了理解稻作文明特质的最重要途径。最后，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西方纪念碑式的建筑和艺术形式，而“藏礼于器”这种通过特定物质载体来表达、实践观念与秩序的方式，早在青铜礼器出现之前便已在良渚文化的玉器及其使用上初见端倪。因此良渚古城申遗成功，无疑对于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具有非常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是当时长江流域、中国境内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年代最早、功能最复杂完整的城市文明。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中，良渚古城遗址符合第三、第四两条标准：（iii）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iv）在特定阶段或人类历史上，是某类建筑、建筑技术或景观的卓越典范。
　　具体说来，除了《良渚的故事》中所述良渚古城、良渚古玉本身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以外，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价值更要从全人类文化遗产的层面上得到体现、表达和保护。
　　第一，保存状况的脆弱性。由于各类文化遗产保存状况不同，在人口密度高、耕地面积大、经济发展快速的当今中国，考古遗址尤其具有脆弱性。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石材为主的纪念碑性的物质文化遗产，良渚遗址所代表的、强调非纪念碑性的礼制和社会秩序、以地下土遗址为主的史前文明，需要得到额外重视和保护。
　　第二，城市景观的完整性。经过一代代考古学家的发掘和研究，良渚古城作为早期城市的典范，是政治、经济、宗教等各类功能的综合体。良渚古城内多重结构的布局，至少分三到四个等级的墓地及严格的葬玉制度，莫角山土台及公共建筑，体现出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政治景观；古城周边的多重水坝系统，城内外多处手工业作坊，莫角山土台周围的粮食储存等遗留，以及居址中日用陶器生产及墓葬中玉器生产体系的专门化，共同体现出一个全面的经济景观；而玉器、陶器、漆器等不同材质上表现的早期信仰及瑶山祭坛这样的仪式中心，共同展现了良渚古城的宗教景观。
　　第三，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同其他典型的大河文明不同，良渚古城更像是一个湿地文明。在湖网河流环境中，通过人为干预对水资源进行管理，来建立该城市交通体系的城市规划模式；在生业经济中，可以看到以稻作和淡水鱼类为主的湿地经济特色。因此可以称为是“东方史前的威尼斯”。
　　第四，水稻经济的重要性。良渚古城是目前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唯一在稻作农业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早期城市文明。水稻、小麦和玉米是当今世界的三大作物，对当今粮食经济影响深远，全世界有一半人口食用水稻；水稻产量仅次于玉米为世界第二。西亚麦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南美洲玉米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奥尔梅克、玛雅和早期安第斯文明，作为稻作起源地发展起来的最早的城市文明，良渚古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理应同上述古文明并立。
（图文转自：《光明日报》2019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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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浩瀚宇宙，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仿佛恒久不变地镶嵌在天幕中。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光年是距离单位，宇宙深处星星点点射向我们的光线，来自遥远的过去。原来，时空的穿越，不过是俯仰之间。
　　考古，同样是这种俯仰之间的学问，由我们亲手开启的时光之门，将我们带回人类历史中每一个不同的瞬间。而距今5000年，就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放眼世界，5000年前是文明诞生的大时代。世界几大流域，不约而同地孕育出早期文明，比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那么，5000年前的中华文明在哪里？
　　考古学上，我们把文字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在中国的史前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在辽阔版图的不同地理单元中，就开始演绎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序列。考古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比如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随着探源脚步的迈进，我们才渐渐发现，“满天星斗”的文化中，有一些已然闪现出文明的火花。“良渚”就是其中一个特殊的案例。
　　大约在5300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一个尚玉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尽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广受尊崇，但在此时却达到空前繁荣。与以往人们喜爱的装饰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不仅仅是美观的需要。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我们在杭州余杭的反山、瑶山，常州武进的寺墩，江阴的高城墩，上海的福泉山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极高等级的墓群。这就似乎将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分割成不同的统治中心，呈现出小邦林立的局面。然而，历史偏偏给了余杭一个机会，在反山遗址周围，越来越多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这种集中分布的遗址群落受到了良好保护，使考古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稳步开展，为良渚文明的确立提供了必要前提。
　　今天，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是有8个故宫那么大的良渚古城。它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作为国都，其规格已绰绰有余。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国家文明的要求。其实，只要打开思路，我们发现，通行的文明标准不应成为判断一种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生硬公式。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那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
　　如今，良渚考古已走过83个年头。从1936年施昕更先生第一次发现良渚的黑皮陶和石质工具开始，到今天我们将其定义成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早期国家的区域文明；从1959年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学界逐渐开始了解这一文化的种种个性特点，到今天我们对良渚文明进行多领域、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良渚的国家形态日渐丰满起来。
　　在近现代历史的观念里，我们曾经不知道有一个“良渚”的存在，我们观念里的文明，是夏商以降、周秦汉唐传续至今的、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国家文明。但最初的文明是怎样的形态？在距今5000年的节点上，我们发现了良渚文明是一种区域性的文明。由此推及其他的区域，辽西可能存在红山文明，长江中游可能存在石家河文明，只是因为考古发现的局限，我们还不能确定描绘这些文明形态。良渚文明在距今4300年后渐渐没落了，但文明的因素却随着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的传承，影响力遍及九州。
　　人类的迁徙、交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动，造成了文化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区域性的文明也是一个动态过程。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我们所能确证的中国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1000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礼制规范、等级社会模式、城市架构等文明因素不断地传承、交汇，直至夏商。从良渚到商周，正是中华文明从区域性文明向大一统逐步汇聚的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作者：刘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图文转自：《人民日报》2019年07月）

贴主:APQ于2019_07_17 9:36:5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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