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海：战殁于缅北战场的北京红卫兵


－－作者：北岛、何大明、沅芷


老编的话：50年前的今天，1969年6月21日，北京四中知青、缅共东北军区303部队战士张育海，倒在对抗缅甸政府军的战场上。当时还不到20岁的张育海，跨过勐古河献身“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仅仅几个月，就成为第一个牺牲在缅北的北京红卫兵。




回忆张育海


－－北岛



张育海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插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咧咧走开。自打他勾上一凡，六斋从此不得安宁，大家嫌他痞，劝一凡少跟他来往。


他所在的高二（2）与我们高一（5）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外，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按张育海的说法：“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


要说他可是正牌好学生。学校曾实行免修制度，通过免修考试者可在自修室自学。期中数学考试，他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还得了满分，除了数学还免修英文。“文革”期间，他主持数学改革研讨会，连特级教师张子锷都来了。他反客为主，在黑板上纵横勾连，眉飞色舞。若无社会巨变，他本来是块当教授的料。


除了功课好，打篮球、游泳、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绝－－只见他嘴唇撮圆，用两腮每块肌肉控制气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问，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来一听这曲子就会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国，因车祸多年前身亡。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把他们拉扯大了。


张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个有望升官的同学，“将来嘛，他会过得很殷实，不到四十岁就秃顶。”边说他边模仿那干部派头：懒洋洋陷在沙发里，俩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转动。


这高二（2）能量大，居然一下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牟志京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另一份是张育海和几个同学办的《只把春来报》。这报名是他起的，用毛泽东诗句一语双关。第二期发表了他写的《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相呼应。相比之下，《中学文革报》影响大得多，波及全国，《只把春来报》也跟着沾光。我帮他们卖过报，沿街叫卖。人们一听是四中办的，又和出身有关，争相抢购。


高二（2）办报闹得满城风雨，高一（5）不甘落后，由一凡挑头，决定为大家做一个纪念章。设计方案是马恩列斯毛并列头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几个红字。用尽浑身解数，我们从七机部搞到最佳铝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艺术家设计，最后到珐琅厂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却节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许把毛与四大领袖并列。


1967年深秋，高一（5）五和高二（2）纠集了十几号人，前往永定门外珐琅厂，行动总指挥是张育海。打仗先布阵－－史康成和郎放守在厂门口，骑车待命；从厂门口到车间沿途安插几个腿脚利索的，装成闲人。由一凡出面跟厂方交涉，张育海如影随形。威胁利诱无效，一凡恳求管模具的刘师傅冲个样品作纪念。刘师傅递过样品，张育海一把抢走模具，夺路而逃，几经转手传到大门口，史康成蹁腿上车，扬长而去。工人们边追边喊：“抓住那瘦高个儿，他是带头的……”张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厂方扣下三人质，却问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斋胜利会师，七嘴八舌，从不同角度回放惊心动魄的一刻。张育海有点儿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斗牛士之歌》。 


1968年秋，工宣队要隔离审查他，据说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有关。他仓促做出决定，先到云南农场落脚，然后参加缅共人民军。临行前他跟朋友告别时说，京城终归容他不得，与其如此，倒不如去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活个自在。


1969年春，他跨过边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同年夏天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1岁。他从缅甸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死后在知青中广为传抄。就在死前没几天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 


我有一首《星光》是这样开始的：


分手的时候，
你对我说：
别这样，
我们还年轻，
生活的路还长。
你转身走去，
牵去了一盏星光。
星光伴着你，
消失在地平线上……


很多年，一直有个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亲家。她告诉老人，她在等着张育海回来。




张育海及《只把春来报》旧事


－－何大明





最近，《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和《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两书相续出版，且均提及文革中参加“缅共”部队壮烈牺牲的北京四中学生张育海（即张玉海）。文革正史，已有结论。而民间史料的研究，尚未躁动于母腹。做为当年张育海的同窗好友，抚忆往事，就证于实，当无愧九泉下之英灵。


一、从“八中”到“四中”


张育海是北京八中六三届初中毕业生，高中考入北京四中。四中与八中同在西城，均为男校，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两校的高考升学率不相上下，但四中升入名牌大学的比八中略多，故有“四”“八”的排序。四中的学生眼眶子高，尤以“老四中”为甚。但对由八中考入四中者则另眼相待。因为八中生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报考四中的。1964年入学，我所在的高一２班，就来了三个八中生。他们的数理化成绩相当出色。1965年升高二，班上又多了一名八中生，就是患肺病休学一年的张育海。


当时学校实行免修制度，开辟自修室。免修考试通过，可到自修室学习其它课程。张育海因数学期中考试提前一节半课交卷得满分而免修数学。他的英语免修考试合格成为全级部唯一的两科免休生。免修数学者还有王明和程翰生。


一次学校组织到天坛拔草，同学捡到一本黑皮本子，交到数学老师漆土芳手中。漆老师边翻看边说：“这个同学真不错，数理化和英文都有自学的计划，英文的微积分已学了。”后来才知道笔记本是张育海的。


张育海的课余生活比较丰富。打球、游泳、拉小提琴、看话剧，有时还爱在黑板上画几笔。他常去看篮球，对钱澄海与杨伯镛的配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和沈大伟还模仿北京排球队陈文智的“平拉开”。他对北京“宝三”与天津“红桥”的掼跤也很感兴趣。


张育海的父亲曾留英求学，解放前因车祸身亡。其母在某大学管图书。因其母的三叔许德珩先生等人的照望，张育海的三位哥哥都已成人。大哥是海军干部，二哥清华毕业供职保密机构，三哥在清华上大学。文革前，起码有两个哥哥入了党，唯独这位“小四儿”连团还没入上。有的同学开玩笑叫他“革弟”（即“革命干部子弟”之弟），他也一笑了之。


当时中学界的“阶级路线”贯彻得参差不齐。但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的学生，前景愈发不能乐观。北京中学生文革前地位及思想的微妙变化，是文革初期“对联”大辩论演就“红八月”的诱因。


八中来的学生对我的接近与友好也有一点诱因。我的堂叔爷爷何继麟（其父曾为北洋政府森林部长）解放后一直在八中担纲历史教学，他那点“公子哥”的潇洒不羁与南开历史系毕业的“学派”委实给几位八中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爱屋及乌，把不相干的我与那位何先生联系到了一起。这才有了文革中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二、四中“高二2”与“对联”辩论


1966年6月中旬，张育海在西安门大街国务院接待站看到“兰州告急”的大字报，回到学校就与吴景瑞商议怎样去“声讨李贵子”。班文革领导不同意他们去。他们觉得学校里的运动“太没意思”，只坐等当“团结对象”，就与高三2班的沈大伟相约，凑了些全国粮票，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成为第一批到外地“支持革命”而串联的首都中学生。7月中旬，他们回来，因撤工作组问题引发的“对联”大辩论近在咫尺。


三十二年之后，当我看到由牟志京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上的《出身论》和《只把春来报》上的《论出身》及刊登在《兵团战报》上的《宣判反动“对联”死刑》（由许建康、朱景文、王祖锷等人撰写）三篇文章被当做批判“对联”与血统论的三种不同思潮而立论为文时①，惊诧历史的缩影竟会如此之小。这需要对文革时的四中高二2班和在班上进行的“对联”辩论进行一点历史回顾。


高二2班是四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它因在四清时批判“反动学生”牟志京而成名。牟志京的父母虽是无“劣迹”的知识分子，但奶奶辈总能挖出些问题。牟志京因在“写日记”向团组织交心时描述了他奶奶带他到大连指看祖产的情迹，被描绘成电影《槐树庄》里地主传地契的接班人；这俨然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活报剧。批判会上，牟志京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说这只是奶奶“随便一指”而已。他的率直与天真大概从此就保佑了他。此事不了了之。


文革伊始，牟志京虽被定为“右派”学生，但还积极投入运动。八月一日下午，他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对联”辩论，在一群“让反动观点暴露”的红卫兵的围护下，上台发言说“对联”是反动的，是要把“黑五类”子女推向敌人一方。我“参观”了音院的大辩论。对“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人还有刘诗昆和邓林。牟志京回到班里，等着他的是等着他的是比“四清”时还要激烈的批判。牟志京坚持己见，遭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各类出身的同学唾骂。


这时，杨百朋、吴景瑞和刘大猛三个“八中生”先后表示“对联”是错误的。自二十四中考入四中的李宝臣起而支持杨百朋，铸就了他们日后的友谊。以许建康、李家柱和王祖锷为代表的“中间派”提出了说理性的异议，实际上给“对联”予否定。他们的家长则为党政军的一般干部。而蒋效愚等同学奋力攻击牟志京，以示自己对红五类的支持。这就成为推行“对联”的对抗性阵垒，而在一般场合很少有这种状况。


张育海被迫表态。八中来的学生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革弟”的表态令班上的红卫兵大失所望。不同观点的同学竟然以“混蛋”对“混蛋的平方”及“混蛋的立方”等来骂对方，使得“辩论”无法再进行下去。


“红八月”抄家风一起，班上的红卫兵即跑到张育海在钱粮胡同的寓所门前，贴上了“红大爷到此一游”的标语。


大串连随北风呼啸而中断。同学们回到校园。正值《出身论》油印件四处张贴之时。四中—高二２—牟志京等人反对“对联”和其后的办报活动，成为遇罗克政论生涯的温床。


三、《论出身》前后事


1966年12月，张育海、李宝臣和杨百朋等人在四中成立了“敌敌畏第五纵队”战斗组，油印《敌敌畏》小报，编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论出身》的腹稿就孕育其中。


牟志京义无反顾，办起了《中学文革报》。我多年的足球伙伴王建复邀我参加，但牟志京的条件是必须“完完全全”拥护《出身论》。是晚，我从包括毛宪文老师和遇罗文在内的四中语文教研组小屋内退出，正好碰到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回家，就在路上参加了“敌敌畏”。


我不知道办报的主意由谁发起，但记得李宝臣说：“张育海虽不是倡导人，但报名是他起的。‘报’字双用，妙极了。”当时《咏梅》词尚无毛体书稿可寻，我便拼了报头，到新华社对面的制版厂制了报头。纸张则由沈大伟等人从“全红总”的一位小头头手中搞到。我们也去了1201工厂，但碰了壁，折回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好排版印刷。送去的有清华大学“五四”战斗组写的《为什么在运动初期很多干部子女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和《论出身》。


清华“五四”的文章当时在社会影响不小，但远不如《出身论》。有人抄成大字报，贴到平安里东墙附近。人教社用老五号字排好，但未排《论出身》。我们看一下子上不了两篇，就加入了另一篇文章，同班同学写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李宝臣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刊词。这期报因工厂的两派闹意见，中途下版。重上机前，我们提出换个日期，厂方就用汽焊将版割了。另镶了字模。这样就出现了不同日期而内容完全一样的《只把春来报》，使将来的集报者大快尕颐。


这期报卖得很快。路人一看“四中的”，讨论不讨论出身问题，都买。买到手里，也有退的。不时还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跟《中学文革报》一家。我们说不是。但有的人就说：我看差不多。我们决心在第二期上《论出身》。


第二期用小五号字排《论出身》，整三版。当时的编辑部相对松散，也没有帐。后来用办报的钱买了拳套、足球和排球。大家还好“吃”了几顿。有人说我们吃遍了北京的馆子，有点言过其实；但戏称我们叫“只把春来报俱乐部”，也无人辩解。大家对出谁的稿子，怎样定稿，也没制度约束。《论出身》的前半部是张育海写的。后半部有沈大伟和吴景瑞的笔迹，我也改过一些，由李宝臣校对后付排了。


《论出身》影响之大，并不在文章本身，而在由《出身论》引发的“报群”效应。老百姓一看有“出身问题”的讨论，就掏钱买报，一些大学生和社会组织的报刊也热烈参与，虽无哗众取宠之心，但一些反对《出身论》的观点实在让人“惨不忍睹”，还“问题”一个本来面目，是张育海、沈大伟写《论出身》的初衷。


《论出身》的刊出，使我们“净”剩下六个人。加之沈大伟的弟弟沈大智和杨百朋的弟弟扬百揆的帮忙，一时节大家神气十足的地过了一把“卖报瘾”。《中学文革报》被人争购的滋味我们尝到了。但社会反响远不如“牟元帅”他们之所得。王建复一次得意地对我说：“‘小组’本想批批你们，看我们的面子，算了。”“小骂大帮忙”，我没有记忆是谁讲的。但活跃在四中校园的“祁念东”（他在1970年调查孙立凡、邢泓远一案时还特别关注张育海、沈大伟、吴景瑞的“出走”）虽持有《红旗》的记者证，但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我们也没有向中央首长传递报纸，虽然我们也听说，中央政治局用多大号的字印了《出身论》等文章。因为我们知道，《论出身》无法与《出身论》相比。


四、“联动的骚乱”引起的困惑


《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刊登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以下简称（《“联动”的骚乱》）给我们几个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孙承佩先生的次子耿亮是我的小学同学。因近邻使我们成为多年的好友。到文革开始前，我能享受到孙公社会地位带来的娱乐活动之大半。当然，孙公的共产党员身份我是清楚的。文革中，我常拿些中学生办的小报给孙公看。我还能记得孙公看了《“联动”的骚乱》一文后的惊异目光。1980年孙公来青岛见到我，曾提及“你的朋友遇罗克……”当听我回答“遇罗克这个人我不认识”时，孙公的惊讶也不亚于当初。遇罗克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包括他写的文章。


《“联动”的骚乱》一文给社会带来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有人说牟志京要办“中央文革报”了。


在沈大伟家，张育海大叫：“服了，服了，彻底服了。”大家都有同感。“小组”的文风与笔法，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高干子女题材的捕捉，恰到好处；对“打雷”，“读血书”等文艺作品的揶揄，让人拍手称快。当时，受毛泽东主席“反修防修”的思想体系的影响，青年学生很难摆脱主体意识来探讨问题。“对联”的拥戴者当年一提起“黑五类”子女上大学，就觉得资本主义复辟了；若看到高干子女的“特权”生活，很快就使人联想到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到来。而“特权”问题的讨论，又和首期《只把春来报》刊登的清华“五四”之文章的思路接通，也就难怪我们兴奋与跃如了。


吴景瑞提出，下一期与《中学文革报》“合”，并声明坚决拥护《出身论》。张育海则说：《出身论》的问题已不重要。探讨“联动的骚乱”才是“问题”之本。所谓“第五研究小组”本是戏称，但真要探讨起“社会”来，我就不大能够接受了。


我的复杂的家庭背景（即父亲是右派，被开除出党，母亲尚在党内）和对高干子女的了解与接触使我语出有焉，正经八摆地给大家分析了“形势”，即这帮“老红卫兵”将来还要掌权。造反派的奴隶主义太重了，“一发做”，拱手让权。保自己的事迟早会发生。吴景瑞问：“真那么悲观？”我说：“我说的是实话。”大家相信了我的真诚，被《出身论》作者那潇洒而又锋利的文风扯动了的激情得到了缓解，与《中学文革报》“合”的念头再无人提起。


正巧班内的“大联合”兴起。李家柱声泪俱下，念了师大一附中“老红卫兵”郭之中的《血书》。郭之中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字一字地“忏悔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压制”，对血统论予深刻的批判。张育海、吴景瑞连夜起草，写了《从一封血书谈起――把对血统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登在了《只把春来报》第三期头版。


我把对“形势”的分析总括而成写了一篇《“老”字的研究》，以“谭陉式”的笔名发表在第四版。而“联动的骚乱”问题却一直在我头脑中徘徊。


最近有人提及遇罗克的死因问题②。我总以为，单凭《出身论》不足被砍头。搞“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不会对牺牲品的呻吟怒发冲冠。


我想，“季孙”之忧，即“骚乱”也。“庙堂之事，与你何干？”夜深人寂，纷乱中人看纷乱事。“斩立决”的事不提也罢。“此之谓也”的笔法给人以相当的刺激。到如今，还是个谜。


五、余下的话


英雄的社会美往往悲壮。就其本质而言，挖掘的时间，有时会很长很长。


陶洛诵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遇罗克③。其中有“与四中诸君同登峨嵋山”一节。读后令人神往。


一群小小“报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在濛濛的春雨中，攀援峨嵋，最后到达金顶，看到了云海、日出和宝光，而背对着大雪山。大自然给予年轻人的洗炼与抚慰，是多么好的文学艺术主题。而这些年轻人正在思索的深谷中沉浮，他们摆脱不了往事，又憧憬着未来。


我们那一代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可能被逻辑思辩的浆糊淹没了。以致至今没有见到一部反映同步生活的文艺作品－－如果称得上的话。但终于有了北岛在1993年瑞典的落选，将王蒙与王朔挤到了“另类”。雨中峨嵋的感觉，很不易被人觉察；如同当年《中学文革报》诸君被戚本禹讲话的阴影所笼罩一样。


在投宿报国寺的夜幕中，我向牟志京、遇罗文等人表达了如下的看法：你们做了件大事，这件事有多大，我也说不清。但你们做了。可能我们中人谁也做不了这样大的事了。希望你们别后悔。牟志京回答：我们有什么后悔的？


今天我语得其所，并非想证明自己的洞察力，只因为事到如今我对遇罗克等人的认识，还停留在这个水平。


陶洛诵身边经过的男性，如遇氏兄弟、牟志京、吴景瑞、赵京兴和赵振开（北岛）等，足以贯通一部文革的民间思想史。可惜现在还没有电影脚本。


张育海与李宝臣没有登峨嵋山，在家筹办第四期《只把春来报》。按我的话说，是想“保住造反派的半壁河山。”


昊景瑞在金顶表现出特有的激动。看到宝光里的人影在动，他大叫：“快跳下去吧！这趟来，死也值得！”下山后，他和牟志京去了凭祥，越境后被送回。1967年9月的一天，他只身离京，从此再无音讯。


遇罗克被捕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我才明确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


1969年春节之前，张育海只身赴滇，不久就传来他参加“缅共”的消息。沈大伟在初夏也到了瑞丽。后来，传出了他们先后牺牲的噩耗。


别事无论，《只把春来报》编辑部成员在文革中的死亡率与同类小报相比，算是首屈一指了。


张育海入缅参军后，曾接到过我的一封信。他回了一封，经张育海的哥哥转给我。我接到信后，很快就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我以为这封信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就摘录信内容的五分之四，复写后寄给了内蒙插队的任志同学和山西插队的刘捷同学。


经刘捷传抄，在祖国南北东西的大地上广为流传。该信对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坚决否定，引发了公安部立案追查，对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若有可能，只将原件发表，即可让人拥抱张育海那颗赤诚的心。


缩小的历史镜头还应扫描到老一辈。我最近所知的照看张家妇孺的许德珩先生和我认识多年的孙承佩先生，均是九三学社的领导；文革之后，承佩老人为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竭尽了全力，有口皆碑。我很想把这件事告诉张育海。


告诉张育海的事应该还有一件，就是他的恋人，即那位高个子，人也漂亮的女学生。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她与张育海相爱。但这位女生留京工作之后，一直以张育海女友的身份奔波于市区与清华公寓，配合张家哥哥，细心侍奉患脑血栓偏瘫的张伯母。她告诉老人，她在等张育海回来。


谨在此文行将结束之时，向这位女性表示崇高的敬意。


回来吧，我们的育海。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日改定
二ＯＯ三年九月一日抄予北京刘捷


注释：


①：参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印红标文《遇罗克与他思考的时代》。


②：参见《遇见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牟志京文《＜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及《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2月6日郑也夫文《重读遇罗克的断想》。


③：参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陶洛诵文《我和遇罗克的一家》。




怀念张育海  只要春来报
－－沅芷





“只把春来报”是伟人诗词中的一句，在文革中也是中学生自办小报的名字，起名者四中张育海。张育海，你是报春的信使吗？春天还没有到来，你就倒下了，今天春满大地的时候，我们分外想念你！


就交往的时间计算，张育海几乎不能算朋友，充其量是认识；就其给予我心灵的震撼，不能不说他在我心中永驻。一个永驻的人，还不是朋友吗？


和他相识在1967年的夏天，分别在1968年的冬天。


1995年，我父亲病重，在苏州某医院就诊，在等待化验单的时候，我偶然发现护士小姐看阅的《报刊文摘》上刊有中国知青在缅甸的文章，我竟斗胆索取，剪下留作纪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官方的正面的肯定张育海的文章，为他松了一口气。 


2001年，网络使我联系到文革战友B君，当年的中学生B君，此时已是硅谷的软件工程师了。我们来来往往叙说着分别30年的各自经历，很快谈及共同相识的张育海。他给我发来《没有墓地的陵园》一文，于是我也写点记忆中的张育海，表达我们共同的思念。


初识张育海是在北京三十九中的某教室，一些中学生攒头共讨国家大事。那时一个大型的音乐史诗文艺节目正在彩排，铿锵的充满炮火味的音乐不绝于耳，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中学生探讨文革现象的热情。国家往哪里去？应该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马恩列斯毛的语录，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黑格尔《 逻辑学 》，都是引经论据的资料。张育海属于能侃的主儿，他像一个名厨，简单的食品，经他的手艺，变成佳肴。常常不经意地把那些严肃的话语和严峻的现实揉在一起，从他嘴里冒出，就变得充满调侃，让你哈哈大笑，拿今天的话来说，他真是个笑星。


我知道他是《只把春来报》的编辑，他说这个报名是他给起的，于是刮目相看他。他眯着笑眼，仰着头说：“我是生在上海，才叫张育海，我大哥生在唐山，就是张育唐，二哥生在英国曼彻斯特，就叫张育曼……这才叫四海为家呢！”


有一次，张育海得意地引用苏联霍姆林斯基说过，“音乐教育，不仅是培养音乐家，首先是培养人。”然后津津乐道讲他如何到某人家里，从踏碎的唱片中救出完整无缺的，再去某人家里听留声机。还说，法国的福楼拜说过，“音乐，使一个民族的气质更高贵。”


那时，俄罗斯大文豪的作品也是交流的内容，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感悟人性，人生。


不知不觉，到了1968年的下半年，北京上山下乡的浪潮越来越高涨了。每次相会，谁谁去内蒙古了，谁谁到芮城了，谁谁去雁北了，成为不变的主题。我也感到有躲避不了的趋势，很想找个好点的农村去插队。张育海知道了，语重心长地叫着我的名字说:“千万别去农村！那可是贴钱劳改，尤其是女孩子。”我总算见到他没有嬉笑的面孔了。然后他告诉我，他曾经钻进王震（当时农垦部部长）的办公室，看到过许多知青的血泪控诉信，很多人被侮辱，还有的集体自杀……


当然他的话阻挡不了革命的洪流，我还是插队走了。1968年12月18日清晨，北京火车站，一边是锣鼓喧天，欢送离京；一边是悲恸嚎哭，仿佛生死离别。我们都上车了，张育海身着灰色棉衣，一脸没有睡醒的样子，匆匆赶来，递过来一张作废的月票，我接过一看：“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雪莱”


列车启动了，我们开始意识到，北京的户口中，永远地消失了我们的名字，却未曾想到，这竟是和张育海的诀别。


次年春天，我们在吕梁的小山沟里传阅一封转自晋北山阴的张育海的来信。这封信发自缅甸革命前线－－得知他因被一要案牵连，无奈中去了缅甸。清楚地记得信中有这样的话：“当你们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当你们荡舟在北海公园的时候，别忘记有和平鸽在你们头上盘旋。热爱和平，珍惜生活，只有在炮火硝烟中才有最深刻的体会。” 


张育海同班的班长和我在一起插队，我从他那里不断听到：“张育海作战勇敢，当了连长。”“张育海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了。”我简直不相信，感觉他只不过远在天边。后来又听说“张育海被认为投敌叛国，家里也受到牵连，母亲也精神失常了。”我们都太为他鸣不平了：命都搭上了，死后灵魂和家人还得不到安宁！真后悔没有叫他到这里来避一下风头，也许王震办公室的血泪控诉成为他恐惧插队的潜隐？还是怕再连累别人？再后来听说有人为他奔波，讨回了公道：因为张育海是缅共，追认他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我这里有张张育海的照片，叉腰昂首，摄于1967年秋天，虽是黑白135的，却是唯一的存念。常常拿出看看他，他死了，仍活在我心里





回忆与联想 


——摘自新浪博客“裤脚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