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二天的战斗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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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的信心依赖于三方面—领导者、武器装备和他本人。当战斗开始后，领导者往往很难再向他发布指示。武器装备也无法使他在敌军火力下变得更小。只有他本人—作为受过训练、清楚如何求生的战士—能够采取必须采取的行动，去赢得最后的胜利。 6park.com
                            —《步兵杂志》，1942年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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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是最重要的一章。请仔细阅读。没有对比，是不能找到真像的。因而，我想先引用当时的前线指挥徐国夫的回忆。和对温玉成接到命令后的事件进展。 6park.com
回忆录要对比看。如徐所说，只有900人伤亡，那么美军清点的死尸就超过1000人。这里一定有人说谎。 6park.com
誰？！ 6park.com
我不去猜。而要找证据。这才是最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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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任40军119师师长。1955年少将。武汉军区副司令。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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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6park.com
------以顽强勇敢之精神与敌英勇战斗，奋力拼搏，仅以手中轻武器歼美法军800多人，但我3个团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约900余人伤亡。 6park.com
书中说我和温玉成军长被一起叫到“邓指”接受战斗任务。我没有和温军长一起去，也没见到他在那里开会。所以书中说到的有关温军长在场时的一切表现也无从谈起。 6park.com
当时经过三次战役各部队减员都很大，不止我军我师，每个连最多七八十人，每个团也就六七百人，我3个参加战斗的团总共就2300多人左右，因为我无当时的记录，所以不能说出准确数字。按书中所讲，我伤亡两个团还多。 6park.com
我掌握的情况不是这样：战斗中各团领导随时向我报告伤亡数字，战斗结束前最后一次报的数字累计是700多人；战斗结束我让作战科统计3个团上报的伤亡数字是900多人，牺牲约300多，剩下为伤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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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指挥员是温玉成。 6park.com

40军军长。1955年中将，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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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砥平里之战意见最大的是39军军长吴信泉将军。 2月15日中午，在砥平里以北桂亭里附近山坡的树林里，39军指挥部诸位将领一个个焦虑不安。军长吴信泉、副军长谭友林等一个劲地抽着烟，神色激动地议论着作战问题。 6park.com
“你看看这个行进中攻击的路线！” 吴信泉用手敲着作战地图，不满之情溢于言表，“115师、116师先是奉命东进，到龙头里集结；还没有集结，又奉命南进，做横城战役的预备队；横城作战结束，又命115师西进，从东边攻砥平里……你看看，先向东，又向南，又向西，部队在大山里疲于奔波，绕了1个大圈子，拖都要拖垮喽！” 6park.com
“3个师打砥平里，各打各的，没有统一的进攻指挥……3个师隶属于3个军，你打我不打，我打你又不打，这怎么行！”谭友林副军长摇头道。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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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信泉军长又接到邓华的命令：攻击砥平里的三个师一律归40军指挥。这时，他感到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胡来了。邓华指挥部完全可以直接指挥三个师作战，怎么能在这困难重重的时候突然变更指挥权呢？而”邓指”又打来电话，命令16日务必拿下砥平里。而据当时的情报：在砥平里坚守的美军并非原来估计的兵力数字，不但有6000人之多，而且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吴信泉认为：我军以野战方式攻击根本攻不动。况且美国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火力十分猛烈，我军参加攻击的三个师所有的火炮加起来才30多门。火力的对比如此悬殊，16日拿下砥平里的依据是什么呢？战士的伤亡实在是太大了，人命不是儿戏呀！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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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40军军长温玉成接到要他统一指挥对砥平里的攻击，并要求他“16日务必拿下砥平里”的命令时，几天以来积蓄的不满爆发了。这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军长明确地表示，这场对砥平里的战斗，是没有协同的一场乱仗，是以我之短对敌之长的一场打不赢的仗，必须立即停止！ 温玉成直接给邓华打电话，明确要求撤出战斗。邓华让温玉成“不要放下电话”，立即向彭德怀报告了温玉成的意见。 彭德怀表示同意。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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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平里战斗结束了，中国军队的伤亡惊人。直接参加攻击的8个团总伤亡人数4946人，被俘79人（注：弗里曼的23团死亡52人，259人受伤，42人失踪或被俘。以上双方的伤亡数字均来自美军统计，没找到中方的统计数字），仅40军的三个团就伤亡1830余人。359团3营的官兵几乎全部伤亡。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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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美军的指挥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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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美陆军上将。陆军司令部长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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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营长蒙克拉尔中校（自己从中将改配中校肩章）时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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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团 战斗群的美法两军官兵，怀着既自信又忐忑的心情，迎来了防御作战的第二个夜晚。弗里曼受伤的消息通过各级指挥官向下传达，但实际上小道消息早已传遍全团。
弗里曼以沉着冷静、措施得当而著称，对于鼓舞官兵坚守阵地，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不过，他卓越的能力也有消极的一面。当弗里曼受伤、新指挥官到来后，士兵们便会犯嘀咕：弗里曼是否会留下来？新团长能否率领部队闯过难关？弗里曼不愿撤退并拒绝交出指挥权，更是使官兵们认为，新团长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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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语气与场合，是指哪个事件？不要张冠李戴。这里指弗里曼被替换。因为他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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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降临，空投行动仍在继续。暮色冥冥中，防御圈附近的敌军开始走出隐蔽所，组成攻击队形准备发动进攻。第2营发现敌军在397高地集结，第3营发现敌军在东侧村庄集结，立即以榴弹炮和坦克炮轰击。迫击炮弹极度紧缺，重迫击炮更是只有得到团部批准才可动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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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援军继续向砥平里接近。第1骑兵师第5骑兵团报称，他们已渡过汉江，但遭到了中共军队的阻击，现位于西南方约8英里处。指挥官打算在夜间继续向砥平里挺进。在东南方向，第27英联邦旅也遭到阻击，但该旅也在继续前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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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仍掌握着B连、游骑兵连和工兵连作为团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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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是有经验的团长，他预料关键时刻未到，因而没有放出预备队。但放出太晚，会使敌军恢复态势，或效果降低。因为不是在敌军进攻的顶点的下降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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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作战参谋约翰·杜梅因少校下令，每营都要指定一人随时听命，以便在夜间引导预备队进入阵地。师部通知第23团，一架“萤火虫”飞机将整夜在上空盘旋，可根据部队需要投放照明弹。这对夜间战场照明而言是无价之宝，照明弹的亮度足以使守军及时发现敌军集结。弗里曼声称，照明弹“对我们的帮助与任何血腥的夜战武器相比都毫不逊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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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白天并未后撤很远，再次发动攻击就要方便得多，当晚的攻势开始得也比较早。入夜后，敌军以榴弹炮、迫击炮猛烈射击了约一小时，防御圈内大部分地区都挨了炮弹。天黑前，几名联合国军士兵在尸体上捡到了军号。当防御圈外传来军号声时，他们便也拿出来乱吹，使攻击部队一度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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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时15分，G连官兵听到阵地前沿传来哨子声。20时25分，中共军队对K连阵地发动了首次攻击。午夜之前，所有阵地都遭到了步兵冲击和炮火袭击。情况很快便清楚了，敌军将集中兵力攻击第2营和法国营，尤其是G连阵地。在昨晚的战斗中，这里显得最为薄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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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时，团部得到两支援军传来的坏消息。他们距砥平里仍有6英里，而且当晚都将停止前进。防御圈内的守军必须再独力坚守一个晚上。所有人都担心弹药供应问题。除步枪子弹较充足外，法国营只剩750发机枪子弹、8发60迫击炮弹和25枚手榴弹。美军各步兵营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只是团部还储备了一些额外的火箭弹。105和155榴弹炮的弹药倒是极为充足。但由于炮兵阵地距防御圈外围太近，榴弹炮即使以最小射程射击，也无法为前沿阵地提供有效火力支援，因此弹药几乎没有消耗。步兵已经战斗了整整24个小时，一想到弹药供应就感到恶心，面对即将来临的夜晚，都感到忧心忡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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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军队对环形防御圈发动了多点进攻。迫击炮和榴弹炮发射出雨点般的炮弹，使守军感到极为难受。显然，敌军在白天仔细观察了防御圈内的地形，对村子内外的许多指挥所进行了精确的炮击。他们动用了缴获美军的105和155榴弹炮及炮弹。幸运的是，中国炮手未将155榴炮弹的弹鼻拧开并插入引信。结果，这些大口径炮弹全未爆炸，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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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缴获引信还是不懂要装引信？这是战斗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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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防御圈遭受的炮击仍令人胆寒。[6]（译注：攻击部队除大量队属迫击炮、山炮外，还有机动炮兵共9个连，即炮42团2个日式75野炮连、炮25团3个日式100加农炮连和炮29团4个美式105榴炮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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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文的一个重点，G连阵地被突破，但没有被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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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最大的进攻发生在G连阵地上。经过一夜激烈战斗，G连及炮兵连整个白天都积极备战。G连和法国营第1连之间是公路，西面约半英里处有座茅屋。法国人怀疑，敌军指挥所或迫击炮观察哨可能就在那里。约翰·埃雷芝（John
Elledge）上尉是第2营的炮兵联络官。他命令第503野炮营发射白磷弹摧毁茅屋。白磷弹属燃烧弹，爆炸后会猛烈燃烧，冒出浓烈的白烟。中士詹姆斯·魏布（James Webb）将155榴弹炮炮管放平，从炮筒中直接瞄准目标，连射3发白磷弹。茅屋开始起火，十几个中国人跑了出来，机枪火力扫倒了其中8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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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希斯中尉是G连代理连长。他跑到第503野炮营，与埃雷芝上尉和炮连连长阿瑟·罗奇诺夫斯基（Arthur
Rochnowski）中尉协商了防御计划。三人都同意，当晚最可能遭到攻击的目标，是阵地中部的第3排，因为昨晚敌军对那里的进攻最为成功。昨晚，罗奇诺夫斯基的黑人炮兵连已经增援了第3排两挺点50重机枪。现在，他同意再在机枪阵地后方增设两个勃朗宁自动步枪火力点和3个支撑点。他还承诺如当晚形势紧急，就再派40名士兵增援G连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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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排 对阵地前沿进行了搜索，发现了不少敌军尸体和伤员。他们在尸体上搜检武器和文件，伤兵们愿意合作就抬往团急救站，不愿合作的伤兵则就地枪杀。有一名伤兵的 腿几乎被炸掉，仍然试图杀死麦克吉中尉，被后者当场击毙。麦克吉正打算搜查一具尸体时，几英尺外的另一具“尸体”突然翻过身来。原来他不但没死，而且还挺有战斗力，企图用冲锋枪扫射。一名下士手疾眼快，用刺刀将其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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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就是相互残杀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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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首次夜战十分激烈，G连伤亡却出奇得少。士兵们信心十足，但事后证明他们其实是过于自信，并未对即将来临的夜战做好充分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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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时许，敌军便对G连阵地发起了试探性进攻。攻击点位于第1排和第3排之间的鞍部。同时，另一支小部队则对第3排奥特森下士指挥的机枪阵地发起攻击。397高地上架了一挺机枪，负责为进攻提供火力支援。敌军成功夺取了第1排阵地左翼两个散兵坑，随后以此为跳板使用炸药包继续蚕食该排阵地。他们爬向旁边的阵地，将炸药包扔进两个散兵坑，炸死了据守在那里的4名士兵。依托这几个散兵坑，敌军控制了第1排的左翼，随后又迅速架起一挺机枪，扫射东面的第3排阵地。麦克吉发现侧翼威胁后，判断第1排部分阵地失守。通过野战电话，麦克吉询问连长，第1排是否仍在阵地上？希斯中尉打电话问第1排排长，他的阵地是否安然无恙？就在节骨眼上，出现了致命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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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致命偏差完全是有G连一排长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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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斯中尉不知道，第1排排长并未同部下一起在山头坚守阵地，而是呆在后方一所茅屋里，通过电话与在山头上掌握部队的军士保持联系。这名排长给军士打电话，而后者位于阵地最右侧，
对左翼阵地失守毫不知情。这名军士报告说阵地仍在掌握中；排长则将此错情通知了麦克吉中尉。与此同时，敌军在机枪火力支援下，向麦克吉所在的第3排右翼阵地发起了冲击。此时，正是2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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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该是在第一线的。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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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往事，麦克吉中尉感到最为痛心的，是第1排 排长当晚的表现，既缺乏主动性又很不诚实。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此时不在砥平里的原连长糟糕的领导作风。（希斯中尉只是代理连长，上尉连长因轮换休假去了日本。）他觉得，在部队管理问题上，连长和几名亲信军士拉帮结派，未能牢固地掌握整个连队。麦克吉指出，在整个战斗期间，有几名军士和第1排排长一直呆在阵地后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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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排排长不知道自己的阵地失守，不但直接影响到麦克吉中尉，而且还产生了更严重的后果。如果真实情况能在防线刚被突破时就及时上报，一个排甚至一个班的坚决进
攻就可能收复阵地。而在此之后，即使出动一个加强连反攻一整天也无济于事。反攻时机至关重要：过早，敌军可能正在势头上，兵力还未遭到削弱；过晚，敌军已
经加固了阵地，反击势必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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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中，你的生命在战友手中。这就是为什么说“过命”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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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吉朝右侧望去，发现4名中国士兵正匍匐前进，从后方逼近右侧步兵班长的散兵坑。他的报话机已经失灵，于是便朝班长大喊：“快朝右后方投弹。”但是敌军机枪火力十分猛烈，班长被压在散兵坑里抬不起头。麦克吉和通讯员克莱蒂斯·伊蒙（Cletis
Inmon）只好用步枪射击，击毙了那几名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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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吉朝山下看去，发现一群敌军爬出干河沟，向右侧那个班发动了正面攻击。他再次将情况告诉那位班长，但敌军火力仍然使其动弹不得。中国人开始向班长的三人
散兵坑投弹，一枚手榴弹将其炸伤。班长和另一名军士跳了出来，连跑带跳地窜进麦克吉的散兵坑，正巧重重地砸在中尉和通信兵头上，嘴里还喊着：“麦克吉中尉，我负伤了；麦克吉中尉，我负伤了。”麦克吉连续两次命令他们返回战斗岗位，两位“勇士”才不情愿地开始往回爬。班长在返回途中又连中两弹，麦克吉只好安排士兵，冒着炮火将两位军士撤至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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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的反应懦弱的战士和卑鄙的行为，是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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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战中，二等兵伊蒙也被击中。麦克吉一边安慰他，一边拼命击退敌军的进攻。现在，麦克吉身边放着通讯员的M-1步枪、勃朗宁自动步枪和自己的卡宾枪。勃朗宁自动步枪火力威猛，他几次尝试使用都未成功。有些子弹的弹壳在空投时摔坏，自动步枪每打10到15发子弹便会卡壳。开始时他还用铅笔刀将子弹抠出来，但后来刀子失手掉到了地上，在漆黑的夜里根本无法找到。伊蒙从饭盒里拿出餐刀，但刀子太大根本无法使用，麦克吉只好将自动步枪丢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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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吉明白自己需要援助，遂派通讯员到阵地后方小山头，向希斯中尉报告急需兵员、弹药和担架。希斯中尉打电话给炮兵连长，后者很快召集了15个人。通讯员领着他们爬上山头，正准备翻越山脊的时候，遭到敌军火力扫射，死伤各一名。援军残部惊慌失措地溃退下去，麦克吉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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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斯中尉在山脚处拦住了这帮家伙，重新组织好队形，率领他们爬上山头，但这群黑人炮兵竟再度溃散。他愤怒地跟着炮兵跑回山脚，最后不得不使出激将法，大喊道，“该死的家伙，回到山上去！你们在这儿也得死，还不如死在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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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晚上，那几名黑人机枪手表现得很出色。然而，组织黑人炮兵发动反攻的所有努力都遭到了惨败。虽然不少老兵在砥平里战斗回忆录和其它相关著作中对黑人炮兵
进行了抨击，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毕竟都是炮兵，从未受过步兵训练。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被投入战斗，而且是由他们既不认识、也没有理由信任、甚至根本不是炮兵军官的白人率领。即使经过充分训练的步兵连，包括最精锐的游骑兵连，在夺回G连阵地时也是麻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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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认和忠诚的作用，就是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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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山头上的中国人已经在有计划加固其阵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攻占散兵坑，杀死守军或将其赶下山。大多数逃下山的守军都受了伤，或是返回连部，或是到急救站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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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凌晨2时的时候，坚持抵抗的麦克吉中尉也开始动摇，倒不是由于缺乏战斗意志，而是由于中国人持续不断的进攻压力，以及兵员损失过多。他派二等兵伊蒙去找连长，报告其已处于绝境，无论如何得派援军。希斯打电话向营长求援，后者立即从营预备队即F连的支援排中，抽出一个班前去增援。凌晨2时，这个班赶到前沿，向G连1、3排之间的鞍部发动进攻。经过10分钟的短暂交火，该班便全部伤亡，所有的守军都被赶下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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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内，整个山头都落入敌军手中。当麦克吉中尉的最后一挺机枪也卡壳后，他和排军士将手榴弹全部投出，带着其余5名士兵爬下山头。由于敌军已渗透到后方，他们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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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许，爱德华兹中校将最后的预备队，即F连支援排的其它几个班，都投入了战斗。他打电话给弗里曼上校，要求派遣更多兵员反攻，以便夺回山头。不清楚爱德华兹是否告诉弗里曼，敌军已占领G连全部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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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G连阵地被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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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日志上简单地写道：“3时15分，第2营营长报告：G连被击退。［机枪］停止射击。许多人负伤。呼叫救援。指挥官［弗里曼］命令G连反攻。G连位于第503［炮兵营B连］阵地上。”直到3时40分，情报日志上才有一条简短的记录，“G连防线有少量敌军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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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爱德华兹是刻意隐瞒G连阵地实情，那他就在砥平里之战中犯下了严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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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弗里曼预感到最终为收复这块阵地将付出的沉重代价，他毫无疑问会立即投入全部兵力进行反攻。
    但在实际上，由于满脑子都是其它方向特别是法国营阵地上的战斗，再加上对G连阵地的绝望处境毫无所知，梅斯扎尔又告诫说不要过早投入预备队，弗里曼并未采取有力措施收复G连阵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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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同意派出一个游骑兵排和一辆坦克，协助G连进行反攻。他还将G连和法国营之间的两辆坦克和一辆四管高射机枪加强给第2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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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凌晨1时许，法国营便关注着G连方向的激烈交火。G连形势直接影响到第1连据守的小山包。如果G连第1排撤退，法国营第1连的侧翼便易遭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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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零5分，由于遭到G连阵地的火力射击，第1连连长要求“紧急”通报G连情况。但十分可惜，给他的答复没有保存下来。3时38分，他发现G连阵地似乎已经四分五裂。山脊上已经看不见美军人员，中国人渗透到了炮兵阵地附近。就在此时，营部通知他准备从连预备队抽调兵力，协助G连发动反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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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连阵地失守，有兵力原因。但该杀的一排长才是主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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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防御圈内外，当晚都是屠杀之夜。凌晨1时至4时，A连、C连、I连、K连及法国营第1连都遭到了攻击。在I连阵地，敌军占领了几个散兵坑。凯恩中校从L连抽调了两个班，协助I连将中国人赶走。法国营整个阵地前沿都可听到军号声，第1连击退了一次地面进攻。在战斗间歇，法国兵发现敌军带着马灯，在阵地前沿区域活动。双洞战斗后，他们也曾注意到类似现象。法国兵两次都未开火，不知他们是出于骑士风度，还仅仅是因为弹药匮乏。士兵们十分清楚敌军所犯暴行。双洞战斗结束后，第23团发现有些战俘跪着被处决。法国兵亲眼看到在G连阵地上，一名敌军将手榴弹塞到美军伤员身下，将其炸成碎片。他们对中国人毫无显示骑士风度的心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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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爱德华兹中校指定罗伯特·寇蒂斯中尉，在必要时可引导游骑兵进至第2营阵地。他应带领游骑兵进入阵地参加反攻，并尽可能快地返回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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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寇蒂斯前去迎接游骑兵时，看到周围到处是激烈的战斗，敌我火力纵横交错，在夜空中煞是壮观。由于负责监管电台，他从通报情况中已经知道，G连当晚很难熬。寇蒂斯还没见着游骑兵，便远远听到他们大声抱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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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蒂斯与游骑兵会合后，遇到了随该排行动的连长。他告诉这位连长，游骑兵要参与反攻，抢在中国人加固阵地前，立即收复G连阵地。攻击结束后，游骑兵应留在阵地上，协助G连进行防守。游骑兵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任务；刚才的吵闹声也因此而发。游骑兵们解释说，他们可以夺回山头，但不愿在“固定阵地”上防守，因为缺乏足够的武器装备。寇蒂斯说道，目前防线上没有其它部队可以替换。但在阵地稳定后，天亮时大概可以派人换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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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蒂斯带着游骑兵进至G连阵地附近，发现形势几乎令人绝望：多数军官都受了伤，官兵们普遍困惑不安。希斯中尉试图将G连残部重新组织起来，将F连的几个班也囊括其中。寇蒂斯中尉和希斯中尉研究了情况。他们决定，鉴于反击部队中包括几个连队的成员，包括G连残部、F连的几个班、游骑兵排和营部召集的散兵游勇，由寇蒂斯中尉指挥反击可能较好。作为营部参谋，大多数军士都信任他，也就可以指望他们服从命令。希斯中尉主动提出，他愿意执行任何必要任务，包括带队向山头冲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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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蒂斯中尉对此后情况回忆道：《反击G连丢失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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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连、F连的所有官兵都做好了准备，并且愿意发动进攻。此时，我们拥有3门60迫击炮、3辆坦克和几挺轻机枪，可为进攻提供支援火力。另外，附近有一辆四管高射机枪，停在附近小道的土墩上，也可以提供火力支援，但在原来位置上无法操作。我找不到81迫击炮的观察员，G连与重迫击炮火力指挥中心也失去了联系。高射机枪的射手已经逃走，不过我知道坦克兵会使用它。有人告诉我，在前面不远处还有些炮兵。但我知道他们需要保卫榴弹炮，在这次进攻中不能指望他们，而且对炮手能否当步兵也心中无数，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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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游骑兵连长和他的排长，他们将率领部下在右翼，沿着道路旁边的路沟前进，并与左翼的G连 保持联系。游骑兵连长与我大吵了一通，军衔问题又冒了出来。这位连长发现，不仅是他甚至排长的军衔都比我高。于是，连长声称不能接受我的命令。他还提出，
游骑兵连直接隶属弗里曼上校；除非上校直接下达命令，别人的话他一概不听。我告诉这位连长，既然现场数他军衔最高，十分欢迎他接管所有部队，并指挥攻击行 动。G连和F连的部队，都会服从他的命令。我还告诉他，我可以让他与弗里曼上校通话，但这只会招来一顿臭骂。游骑兵连长仍然坚持己见，说自己可以率部进攻，并且能比步兵更快地占领指定目标；但他不愿承担守卫阵地的责任，因为缺乏必要的武器装备。他很干脆地说，职责不允许他指挥反攻行动。《吵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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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至关重要，形势越来越糟。于是，我打电话给爱德华兹中校，报告说游骑兵希望能在进攻前得到弗里曼直接下达的命令；而且他们还拒绝在我指挥下参与进攻，因为游骑兵连长和排长的军衔都比我高。我告诉营长，我已接管突破口地域的指挥权，请尽快派一名资深上尉或少校过来，或是接管指挥权，或是批准我的命令。我与现场几位军官进行了沟通，告诉他们一名更高级别的参谋军官正在赶来。只要他一到，我们就进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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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第2营情报参谋约翰·兰斯伯格（John
Ramsberg） 上尉便赶到现场。“老天，约翰，见到你太高兴了，”寇蒂斯说道，“我拿游骑兵连长毫无办法。”寇蒂斯介绍了形势，问他是愿意亲自领导，还是愿意让寇蒂斯领导此次进攻行动。兰斯伯格上尉说他愿意领导，但寇蒂斯应留下来协助指挥。在洛东江防线，两人曾共同面对类似局面，彼此十分信任。寇蒂斯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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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伯格上尉和我前往G连 指挥所。在那里，他召开了指挥官会议，介绍了他的进攻计划。游骑兵排仍然负责右翼攻击。但是，游骑兵连长坚持认为，守卫这个山头对他的部下而言极不适宜。
但是，兰斯伯格上尉直截了当，以合适的语言让他明白，现在谁是老板和到底要做些什么。游骑兵们倒从未反对发动进攻，他们只是不愿用现有的武器、装备和人员守阵地，并且对支援火力不足感到不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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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砥平里的游骑兵排在人员和武器上都不比普通步兵排差。考虑到游骑兵连一直未参战，再加上他们刚到前线、生病者也不多，其实要比防御圈内的多数部队都更适于阵地防御作战。在1950年的游骑兵连《组织装备表》中，明确规定其应能够“夺取并坚守阵地”，与对标准步兵连的规定完全相同。游骑兵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他们在美军中的地位仿佛英军中的突击队。不过，在二战中，游骑兵一般是作为特种袭击部队，深入敌后发动奇袭，进行破坏、制造混乱，然后迅速撤离。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他们受到的教育便是执行这种传统的任务，对于将其当作普通步兵连队使用深为不满。当然，这也使得砥平里的其它步兵连队视其为“傲慢的首席女歌手”，认为游骑兵
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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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组织工作持续了半小时。指挥官们试图为进攻搞到更多的兵员和支援武器。迫击炮弹极度匮乏，只有当攻击部队进抵山头时，才能得到炮火支援。敌军迫击炮弹击中了集结区域，炸伤了包括游骑兵在内的几名士兵。兰斯伯格上尉召唤后方迫击炮进行集火射击。游骑兵连连长以为迫击炮火力来自G连，尖叫着要求迫击炮停止射击。他的尖叫声是如此响亮，以至兰斯伯格上尉认为会影响攻击部队的士气。兰斯伯格上尉已经受够了这位游骑兵军官，事实证明他在为部下树立榜样方面极为失败。兰斯伯格冲到他面前，命令这位连长护送伤员返回后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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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亮前两小时即约5时许，攻击部队终于开始冲击山头。官兵们开始攀登山坡，有时要通过齐膝深的积雪。游骑兵的进攻颇有声势，前进中不时呼喊着鼓舞人心的战斗口号。正如他们承诺的，游骑兵排率先攻抵目标附近。敌军占据山头南侧G连原来的阵地，直到攻击部队爬上山头，才突然以所有武器开火。不久，游骑兵们便大喊大叫，说他们需要担架员、医药和弹药，否则便无法继续坚守。“我们在山顶！快点儿上来！派些人到这儿来！”他们大叫道。正在此时，法国营第1连右翼的小山包上有机枪扫射游骑兵连的阵地。一辆坦克误以为法国兵正在射击中国人，于是也向那里开了火。在寇蒂斯看来，这股火力似乎正来自法国营阵地。几名游骑兵受了伤，进一步挫伤了该排的士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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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部队中的伤员开始一瘸一拐地下山，但有些人仅仅是丧失斗志而已。此时，一枚手榴弹在兰斯伯格上尉身旁爆炸，炸伤了他的一只脚。上尉误以为是自己的点45英寸冲锋枪不慎走火，发愁自己该如何向爱德华兹中校解释并非自伤。寇蒂斯赶过来后，兰斯伯格正坐在雪地上检查伤口。中尉指出，冲锋枪的保险处于全自动射击位置，
如果走火的话会将整只脚打飞。兰斯伯格这才放下心来。
   与此同时，希斯中尉看到兰斯伯格负伤，便爬上山来指挥攻击行动。休息了几分钟后，兰斯伯格忍痛继续攀 登。他遇到一名士兵，正拖着个伤员下山。兰斯伯格不想再损失任何有战斗力的士兵，便叫住了这个人并告诉他不要走。士兵解释说自己也负了伤。他随后便转过身来，但见一只胳膊与肩膀之间仅有一片皮肉相连。兰斯伯格上尉挥挥手让他下山，同时问他拖的伤员是谁。“是中尉，”对方答道，“是希斯中尉。他胸部中弹。”
希斯的伤势很重，但并不致命。几乎与此同时，游骑兵排长也被击毙，山头上已无军官指挥。寇蒂斯建议兰斯伯格返回指挥所，重新组织部队发动反攻。他自己则上山掌握部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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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蒂斯继续朝山头上爬，发现形势一片混乱，士兵已成散兵游勇。所有人都负了伤，轻伤员扶着重伤员朝山下走。他立刻明白，自己先前听到的报告是游骑兵在山脚时发出的。他估计山坡上一定还会有伤员，便进行了彻底搜索，只发现了F连的3名伤兵。他们肯定地说，山头上再没其他美国兵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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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蒂斯回到G连指挥所，兰斯伯格正在艰难地组织反攻。他命令寇蒂斯尽可能地搜集兵力，在指挥所前的山包上建立防线。不久，兰斯伯格又与游骑兵连长吵了起来。这位连长在将伤员撤回后又返回G连，正试图将剩下的游骑兵都撤到后方。最后，兰斯伯格实在对这支精锐部队感到厌恶了，便命令所有游骑兵都返回后方。这就使他原本不多的兵力又遭到进一步地削弱。寇蒂斯只找到了F连的1名班长和5名士兵，还有G连的8名士兵。他将所有还“热乎着的”人都揪了出来，包括迫击炮手、通讯兵、报务员和厨子，将他们组织成一条防线。他感到很奇怪，难道除了离开的游骑兵外，反攻部队只剩下这25人吗？于是，他再次到山坡上进行搜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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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山头的路上，寇蒂斯惊奇地发现，榴弹炮连的炮兵及其军官仍然坚守在阵地上。他问罗奇诺夫斯基中尉，是否知道前方已无步兵，他们身处战斗最前沿。罗奇诺夫斯基答道，他可不想作为在砥平里弃炮而逃的炮兵指挥官而载入史册，他的炮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抛弃自己的火炮。寇蒂斯问道，是否能够在火炮前方建立一道防线。罗科诺夫斯基表示同意。当炮兵中尉开始部署手下士兵时，寇蒂斯离开炮兵阵地，去山坡上搜索伤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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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坡较低处，寇蒂斯只发现了一些尸体。他听到山脊上传来掘土声，这似乎意味着中国人并不打算撤退，而是准备天亮后继续坚守阵地。最后，当听到四周传来中国人的说话声时，寇蒂斯明白山头上仅剩自己一个美国人，于是便赶快撤离。他几乎可以肯定，正在山头上挖壕固守的中国人，不久就会进攻防御薄弱的后方阵地。
    寇蒂斯返回了阵地右翼，同坦克部队进行了协调，介绍了情况并作了部署。一旦中国人向山下进攻时，坦克便能够最大限度地支援步兵。G连阵地后方洼地的防御极其薄弱，只有两三辆坦克、一辆四管高射机枪、两三打士兵和6门155榴弹炮。看似火力强大，但实际上榴弹炮无法进行其最擅长的间接射击。守军的60迫击炮弹已经打光，与3英寸和4.2英寸迫击炮阵地也失去了联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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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军所有部队的弹药供应都很紧张。在整个防御圈里，迫击炮弹仅剩数百发，机枪弹药也少得可怜。步枪弹药倒还充裕，但都未装在步枪弹夹里。杜梅因少校紧急请求上级，务必于天亮后立即空投各种弹药。在日本的机场上，“日本后勤司令部”通宵为运输机装载弹药。不幸的是，后勤部门再次忘记装载最急需的迫击炮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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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蒂斯返回了指挥所，与兰斯伯格上尉研究情况。上尉的脚踝疼痛难忍。正当他们谈话时，天际线上出现了一些中国人，并开始向山下走来。寇蒂斯估计，他们可能是尖兵部队，将对新防线发动进攻。他对兰斯伯格说道，你最好带伤员后撤，不然一会儿他们就走不了啦。出乎意料的是，兰斯伯格却喊道：“全体都撤，我们到后面建立新防线。”寇蒂斯还未来得及制止，几乎所有人都稀里哗啦地撤了下去，包括兰斯伯格和附近大多数战斗员。寇蒂斯返回他的防线，现在只有G连和F连的15名士兵，此外就是那些炮兵部队。他鼓励了士兵们一番，命F连一名班长负责指挥。这名中士说道，如果这里守不住的话，他宁愿带部下返回F连阵地。寇蒂斯安慰道，他们一定守得住。而且一旦防线稳定，中士便可率部返回本连。[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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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蒂斯走到炮兵阵地，与坦克和炮兵指挥官聊了几句。罗奇诺夫斯基中尉令人惊奇地满不在乎，很随意地问道，为摆脱困境需要炮兵做什么？寇蒂斯半开玩笑地说，最好能朝约400米外的山头—也就是G连阵地反斜面—开上几炮。罗奇诺夫斯基立即召集一帮志愿者，操作庞大的155毫米榴弹炮，将水桶般粗的炮管调低，直接对准近在咫尺的山坡，连射6发白磷弹。由于巨炮是在极近距离内直射，炮管后座还未完全复位，爆炸轰鸣声已然传回。山头顿时笼罩于浓烟烈焰之中，刺鼻的白色硝烟弥散于整条山脊。坦克兵不甘示弱，也将炮塔转过来，朝着南面冰冷的山谷射击。76毫米炮弹擦着坚硬的冻土平飞，就象打在水面上的石片一样乱蹦。山鸣谷应，震耳欲聋，守军亦觉惊心动魄。他们希望展示强大的火力，以便将进攻者吓跑。不管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山谷不久便恢复了宁静，山坡上隐约传来修筑工事的叮铛声。7时许，天色渐明，炮兵终于放弃了阵地。天色大亮之前，敌军闯入炮兵阵地，按汽车喇叭，启动发动机，打碎车玻璃，搞得乌烟瘴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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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反攻失败后，弗里曼命B连夺回G连丢失的山头。他的预备队只剩1个工兵连。在B连进攻之前，法国营第1连的10名士兵作了试探性进攻。在G连阵地和法国营之间的洼地，部署了3辆坦克提供支援。在坦克火力支援下，10名法国兵发起了冲锋。在距山顶约20米处，他们与躲在散兵坑中的敌军开始互掷手榴弹。为支援进攻部队，3名法国兵和美军炮兵联络员埃雷芝上尉也冲了上去。敌军机枪火力很猛，将他们压在地上，动弹不得。8时20分，由于缺乏后援，这支小部队撤了下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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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许，谢尔曼·普拉特（Sherman Pratt）上尉率B连赶到，准备再次发动反攻。爱德华兹中校介绍了情况，随后B连开始向前推进。普拉特上尉与阿瑟·朱诺（Arthur
Junot）中尉研究了情况，后者率领的坦克部队将支援攻击。朱诺提出，可派两辆坦克爬过小山包，驶入G连第1排阵地，以坦克炮和机枪火力支援进攻。随后，两个排并肩发动进攻，很快便接近了山脊。反斜面上的敌军突然猛烈开火，打退了进攻的美军。由于积雪路滑，朱诺的坦克未能爬上山头。B连迫不得已，后撤了一段距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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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弗里曼终于撤离防御圈。在机场附近，几名法国中尉见到了这一幕。弗里曼走向直升机时，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老团长离开后，切尔斯中校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判断力。他告诉梅斯扎尔：“既然你更熟悉情况，就由你继续指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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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对山头进行了首次空袭，B连再次发动进攻。F-80型战斗机首先赶到，对G连先前的阵地大肆扫射，又用凝固汽油弹将其烧成火焰山。经过几番扫射、轰炸，理查德·科蒂特（Richard Kotite）中尉和莫里斯·范德森（Maurice Fenderson）中尉率两个排，开始攀登两座小山头。他们进至山脚时，遭到轻武器的射击。当爬到半山腰时，又遭到迫击炮的猛烈轰击。攻击部队爬至距山脊仅几米处，开始朝反斜面扔手榴弹。几分钟后，敌军迂回攻击科蒂特中尉所率排的右翼，士兵们猛投手榴弹将其打了回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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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个小时，战斗形势十分混乱。下午，美军至少发动了两次进攻和更多的空袭。虽然击毙了大量敌军，但却未能撼动其分毫。尽管如此，空袭行动使士气空前高 涨。士兵们都能看到，飞行员驾机超低空掠过，消失在山头背后，随后再度爬升，作个“胜利滚翻”，重新飞掠目标，大肆扫射轰炸。所有对美军原先阵地的空袭，
都由F连阵地上的观察员指挥。在砥平里防御圈内，只有那里能观察到G连阵地。首次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并未准确击中敌军阵地。敌军利用美军对空联络布板，使飞行员误以为那里仍是友军阵地。地面控制员马上报告了这一情况，飞行员立即将那里炸翻了天。巴托罗缪少校呆在法国营后方观察所，指挥空军对阵地前沿进行空袭。[33]
   《从这里可以看到占领G连阵地的志愿军是一直坚守阵地并打退美军的多次反攻。但在空袭下，伤亡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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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砥平里上空指挥近距离空中支援的飞机是“蚊子精神”号。当天的战斗给飞行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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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终生难忘。我们从河床上的跑道起飞，差点撞上终端处的坦克。飞抵目标后，向史密斯少校报告。空军和海军地勤人员显然忙活了一整夜，满载炸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都飞来向我们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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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海盗”式战斗机、“野马”式战斗机、A-1型攻击机（我们的最爱）、“流星”式战斗机、“黑豹”式舰载机、A-26型攻击机，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T-6型“蚊”式机。我还记得一些飞机的呼号：“樱桃树”、“洋葱皮”和“猎狼犬”。我摁着麦克风按纽，呼叫战斗机前来，一通话就是几小时。我不引导飞机攻击时，就由乔治来干。我们从未在一天内指挥过这么多架次飞机，此后也再没出现过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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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空中相撞成了最重要的问题。一般而言，前来攻击的飞机路线，由“蚊”式机上的控制员提出建议，再由战斗机飞行员自行作出决定。但在砥平里，由于飞机太多，只能由我们规定好飞行路线，战斗机必须根据指引和命令飞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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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亲身经历，否则很难理解空袭使全体守军产生的那种欢欣鼓舞、如释重负乃至欣喜若狂的心情。有人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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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投掷凝固汽油弹、扫射周围山坡时，身处防御圈中的我感到极大的解脱。他们的战术很简单，先由喷气机投掷凝固汽油弹，将敌军烧得满山乱跑，再出动螺旋桨机进行扫射。喷气机在飞掠目标时，只来得及打出几发子弹。而螺旋桨机则能连续扫射，追着敌军猛打。空袭结束后，士气顿时空前高涨。战斗机还会作个“滚翻”动
作，超低空掠过山谷。飞快的速度、巨大的噪音、象征胜利的“滚翻”动作，使得全体守军疯狂地鼓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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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这些空袭行动不会对敌军产生恰好相反的巨大影响。
    《空军，飞机，最重要的是大量有经验的驾驶员。志愿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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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时分，空投行动再次开始，运来了急需的担架和毛毯，但仍然没有迫击炮弹！一架陆军联络机空投了勃朗宁自动步枪和M-1步枪所需子弹，这次倒是装在便于快速射击的弹夹里。中国人不断对空投场进行射击，但并未大力阻止补给行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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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砥平里形势极端危急，但是士兵们士气高昂，深信援军终将到来。正如历史上其它充满信心的战士们一样，他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威灵顿公爵曾说过，他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许多士兵对此都有同感。在危境中丧失勇气，无异于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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