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7日是“八瑶湾事件”的148周年，该事件直接导致了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中日两国对于自身原有国家体系的调整，也成为近代中日两国国家转型的标志，影响相当深远。 
 
 
 当地时间12月16日，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以及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共同举办的“中国再起：与临边互动的历史与现实”研讨会，在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展开，主办方邀请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甘怀真进行第二场主题演讲：“从‘台湾出兵’再论东亚现代国家的成立”，重新探讨日本出兵过程中，中日两国如何看待自身国家本质，以及转型的议题。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甘怀真教授（左）的主题演讲由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张登及教授（右）主持。（廖士锋／多维新闻） 
 
 
 重新检视万国公法对中日转型的贡献 
 
 
 甘怀真首先提到，东亚地区在过去40年享受了一段和平时间，从历史上来看很难得。因为在19世纪、20世纪初年，东亚地区面临非常剧烈的转型，尤其中西接触后，当时中国作为老大的帝国，因为战败，割地赔款，所以要“救亡图存”，逐渐从“天下”转为“国家”，甘怀真认为，现在应该跳脱出“中国失败论”，重新看近代中国史的另外一面。 
 
 
 而“牡丹社事件”是最能够代表中日两个东亚国家采纳“万国公法”进行国家转型工程的案例。1871年发生的“八瑶湾事件”，酿成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当时在军事举动之外，更有意义的是中日双方如何利用西方的“万国公法”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甚至进行政治转型。 
 
 
 甘怀真开门见山地提到一个反思，指中国传统天下制度面临的很多危机，或许都因为万国公法的引进得到解决，他指出，中国跟日本，其实“都利用了西方的制度，在这过程中得到更大的好处，甚至突破过去的困境”。他强调，“我不是说西方侵略中国是假的，这些都很真”，而是必须注意到另一个角度，当中值得关注的是中方利用万国公法里面的“state”，成就“秋海棠”版图。 
 
 
 甘怀真指出，清朝是一个继承明帝国以及满洲内亚帝国的“二元帝国”，而引入万国公法后的清朝二元帝国，其实就是一个“state”，反之就不是。他表示，从“牡丹社事件”来看，“中国很早就接受万国公法”，当时两个古老东亚帝国都用万国公法当依据，也是天下观念跟万国公法结合的展现。 
 
 
 “八瑶湾事件”的本质是漂流民跟漂流船事件，这类事件16世纪以来都在东亚海域发生，所以一开始，中日两国都没体会到这件事严重性，中国报纸甚至说是“南海奇事”，可是日本却在美国外交官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与德朗（G. E. De Long）的建议下，看到一个绝佳的机会，确认对琉球的主权。 
 
 
 天下也是一种“state” 
 
 
 甘怀真指出，台湾作为中华帝国的新生领土，其实在定位上有些尴尬，因为古代中国分为化内与化外，人群流动通常是化外往化内，但是清代却是化内的闽粤移往化外的台湾，也才会有“番界”的出现。 
 
 
 而对日本来说，1871年，日本废藩置县，将原本也是中国藩属的琉球王国改编为鹿儿岛县属琉球藩，1879年进一步置冲绳县。“八瑶湾事件”发生恰好在日本并吞琉球王国初期，其实大局根本还未底定，李仙得与德朗建议日本政府，可以藉由保护国民的理由出兵，操作此事件证明刚归入日本的琉球人，就是日本人。 
 
 
    
 1871年日军在八瑶湾事件后于台湾屏东县车城乡统埔村竖立之墓碑，上书“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宣示并吞琉球王国的主权。（VCG） 
 
 
 清朝政府一开始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管，认为生番“政教不逮”，日本进而主张出兵台湾有正当性，因为琉球人是日本国民，而台湾是番社、不是中国土地；清廷则主张，琉球不是日本领土，琉球人不是日本人，台湾番社是中国领土，是中国人。 
 
 
 甘怀真描述，中日两国都以万国公法的国家理论据理交涉，而交涉的针锋相对则非常有趣。日本谈判代表大久保利通想证明台湾番社非中国领土，表示番社“未绳以法律之民、未设立郡县之地”，而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则给各国照会，说没设郡县是依《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但“似此生番种类者，他省亦有，均在版图之内”，这是用了天下理论来反驳。当时主管台湾的闽浙总督李鹤年也说，台湾番社不属郡县，算是一种荒服，虽然生番熟番有别但是“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既为中国抚有之地，即当为我朝管辖之区”。同治皇帝则谕示“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甘怀真表示，清廷的论述是要证明天下就是一种“state”。 
 
 
    
 清穆宗同治皇帝（右）也认为，“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把五服论纳入国家理论当中，辩驳日方的教化主张。（涂柏铿／多维新闻） 
 
 
 不过大久保认为，“苟遗其实而取其名，虽云兼临宇内可也”，讽刺全世界都可以宣称是中国的，强调国家要对人民实施教化。日本方面更引用万国公法，表示“一国虽有掌管邦土，而无其实者，他国取之，不为犯公法”，但是中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则发出照会表示，法律不得尽绳，“凡此皆治国之恒情”，质疑难道有犯法的人的地方，就是野蛮地区？认为台湾番社不是无主的野蛮人，而是中国境内的野蛮人。 
 
 
 日本学者毛利敏彦认为，台湾出兵是日本帝国的“开幕剧”，该国首次出兵海外，但是失败，因为没有战胜台湾的原住民、又水土不服，中国也在福州集结准备打仗，日军只能撤退。最后双方签订《中日北京专约》，采取“两便之法”，日本退兵、中国赔钱。 
 
 
 中国认为赔偿是皇帝之恩，因为“夷狄好利”，但对日本来说，中国默认日本拥有琉球是关键，甘怀真打趣的说，“李鸿章他们一辈子后悔”，因为日本默认中国有台湾，是无意义的事情，毕竟甲午战争后，台湾也归日本。 
 
甘怀真认为，从牡丹社事件可以看出，天下制度中的郡县、属国均可转为“state”，日本体现的作法是废藩置县、中国则是设省（新疆、台湾）。从转型的视角来看，中日两国借用“万国公法”来为自己达到原有的政治体系所做不到的政治推展，未尝不是一个近代史的观察视角。而甘怀真表示，中日两国很快转为state，但是接下来如何统合这个“state”也是重要问题，日本选择了天皇制国家，中国有“五族共和”等论述接连产生，最后选择了由共产党来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