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财富广场的海南农垦博物馆，正门外墙浮雕着一颗高大的橡胶树，树干挺拔，枝繁叶茂，树冠就是海南岛的地形状。博物馆名称下面，有两块横向标牌，上面一块写着：天然橡胶海南博物馆；下面一块便写着：海垦知青博物馆。步上台阶，走进入博物馆内，迎面就是几棵具有百年历史的橡胶树真树标本。橡胶树左侧的墙壁上，有一幅巨大的褐色浮雕，浮雕中的一组组图像，形象的塑造了海南农垦建立六十五年来各个时期的典型事例。



在这个巨幅浮雕的右上角，有一组三个年轻姑娘手挽着手，在与洪水的搏击中还张着嘴巴高唱的形象，她们就是原海南晨星农场养猪连“10．17”事件中20位罹难女知青的艺术再现。那些稚嫩可爱的姑娘，不仅被镌刻在海南农垦博物馆的浮雕墙上，也镌刻在经历过知青岁月的人们心中。


近半个世纪前，这个骇人听闻的“10．17”事件，就发生在海南岛中部屯昌县晨星农场附近的一片开阔地上。当时，晨星农场还属于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二团的建制。


不堪回首的劫难
那时候，距离晨星农场场部不远处，隔着一条小河，有一大片芳草萋萋，灌木葳蕤的开阔地。在这块未曾开垦的土地上，有一块经河水长年累月冲积而成的沙洲，地势很低。就在这片不可多得的平坦地上，1970年10月16日肆虐海南岛的第13号台风，携带的暴雨导致了17日凌晨山洪爆发，致使在这片沙质地上组建起来还不够三个月的养猪场被淹没，夺走了22名年轻人的生命，震惊了海南岛，震惊了广州军区，震惊了国家农垦部的领导，成为知青史上一曲悲歌，成为晨星人永远的话题。



踏上山间小路，寻觅这片沙洲上曾经的养猪场时，农场的老工人介绍，自1970年10月那场大洪水后，又经历过一场大洪水的冲击，这里的地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宣传栏，还有那曾经救了两位知青性命的大树，早已不见了踪影。


那是让人难忘的蹉跎岁月，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对于这场不堪回首的劫难，对于当年这群知青悲壮的故事，时隔半个世纪，作为生还者之一的陈淑娥，以及李仕藩、李崇来等同农场的知青们，讲述起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洪水，依然难掩悲痛。　　
知青的好苗子挑到养猪场
1970年盛夏，当时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二团的团领导，为改善兵团战士的生活，解决大家的吃肉问题，决定成立养猪连。事不宜迟，养猪连成立的动员大会在团部召开了。团后勤处姜处长作了一个长篇的充满革命激情的动员报告，向人们描述了一幅海市蜃楼式的美好景象：这将是一个现代化的猪场，洁净的猪栏，流水线式的喂食糟，自动化的清洁系统，姑娘们穿着白大褂，在树阴下轻快地推着饲料车……养猪连的地点，就选在离团部不远的这块平坦地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充满诗意的呢？当时，得以有幸听取了姜处长动员报告的姑娘们，一个个都激动不已，热血沸腾，恨不得能成为该连的一员。18连的廖以玲、15连的吴贤芝和其他汕头知青，以及广州、海口等26名16～23岁的女青年，十分荣幸的从各连队获得了团机关的抽调，团机关同时还派出了朱国干、李灶两位男性担任连长、指导员。


当年，这个养猪连在全团是最优秀的，所有的知青都是从各个连队里挑出来的好苗子，能被挑中的都兴高采烈，挑不中的，有的还哭鼻涕呢。汕头知青李妙英的父亲是新兴餐室的采购员李德成。1969年，她跟随着父亲同事的女儿，这些汕头一中的同学们，一起来到晨星农场。她还是主动顶替别人，才能够光荣成为养猪场一员的。汕头知青吴贤芝来到晨星农场时还仅有16岁，她家景贫寒，却生性爱美，在家没有新衣裳穿，只好留了两绺乌黑发亮的大辫子，把对美的追求倾注于她的大辫子。每天无论多忙，她都会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把辫子编的漂漂亮亮，干活时还总怕弄脏了辫子而细心呵护着。为此，总没少挨父母的责骂，并要她把辫子剪短，她总是舍不得。因为这是她的美，她的骄傲。她刚刚分配到15连，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走起路来，大辫子总是在背后晃动着，煞是好看。大辫子，一度成为了她的标志。然而，在加入养猪连之前，为了方便干活，她硬是忍痛割爱，把这两根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剪去了。当她来到养猪连，已成了一头齐耳短发的活泼女孩。　




这张四个广州女知青在养猪连小河边合影的照片，是兵团时期养猪连留下的唯一照片，其中三人是别的农场来探望同学的，仅有李力一人是养猪场的，不久后，李力便罹难了。　
二十八个姑娘
养猪场的28个姑娘，一个个不仅乐于吃苦助人，而且有理想，能歌善舞，但是时运不幸，其情也悲伤，其境也惨烈。廖以玲1969年7月24日来海南，还是中途辍学，奔着刚刚建制的生产建设兵团来的，目的就是当上一名兵团战士。她的父亲廖政是汕头二中的校长，在“文革”中备受打击。当时，她被团机关选中，委任为这个养猪连的司务长，对于18连的知青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对于她自己来说，也是莫大的荣幸。知青们回忆，廖以玲刚刚踏上海南岛时，她就向团党委要求，到最艰苦、最边远的连队去。团党委根据她的志愿，把她分配到18连这个最边远、条件较差的新建连队。



在大开荒的日子里，廖以玲给妹妹的信里写道：“开荒是艰苦的，又是痛快的”，她的两个手掌布满了廿多个血泡，左手一个多月都发麻，锄一把土，砍一棵树，都是钻心的疼痛，但一想到兵团党委号召“五年开荒计划三年完成”的宏大目标，俯视莽莽荒山，面对茫茫荆棘，她手持砍刀，挥舞银锄，干劲又鼓足了。大暑天，挑水上山育苗，山高路陡，一担水，一担汗，身上的衣服没有一块是干的。连里水电站的土坝二次出险，她奋不顾身的跳进激流，用身体去堵缺口。茅房失火，她一个劲地往里冲，皮肤烧伤，脚破流血，也不下火线。在一次修桥的战斗中，她被一根木头拦腰压倒在地，战友们搬开木头把她扶起，她好久说不出话，但抖一抖身上的泥土，又继续战斗了。回到连队，伤势发作，领导要她休息治疗，她却说：“为了发展橡胶事业，建设宝岛，我怎么能休息！”由于她的出色表现，在来到18连不久便当上班长。被团机关选中派到养猪连，挑上了司务长这副繁重的担子后，在给母亲的信中，她是这样写的：“你说我近来瘦了，瘦一点又算什么，为了革命，为了同志们的生活，掉几斤肉我也心甘情愿。”

猪连时正是大热天，海南岛的太阳火辣辣的让人难当。养猪连的这些姑娘个个能干，又肯吃苦，她们汇集在一起热情高，干劲大。要盖茅草房，就要先割茅草。割茅草会弄得全身发痒难以忍受，再加上大热天，汗如雨下，可想而知，对于这些正值芳华的姑娘，这是何等艰苦的工作。然而没有一个姐妹退缩，也不见一个姐妹因例假而休息，她们还争着上，在房顶上一边绑扎着茅草帘，一边高声歌唱。





姐妹们不仅能干，还能编会写。国庆快到了，团部组织文艺汇演，养猪连自编自演的节目可精彩了，又是快板，又是说唱，节目编的好，表演更出色，因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文艺汇演那天，老天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河水一下子涨了很多，傍晚她们去团部参加演出时，要把裤脚挽到大腿处才能淌过河，当时还觉得这样很好玩，嘻嘻哈哈地过了河，全然没有想到这就是悲剧的征兆。


为什么面对常识不理性？


正当廖以玲她们建好宿舍和养猪场，准备大干一番时，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狂风肆虐，暴雨成灾。遭受山洪冲击，在沙洲上的28名成员中，22人被洪水吞噬，仅余6名幸存者。除了连长、指导员两个男的，20名女知青中，来自汕头的有11人，来自广州的有6人，还有3人，一个来自海南万宁，一个籍贯是江苏的，一个籍贯是广西的。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最大的也才23岁，一个个都是花季年华，如花似玉，明艳动人。“10.17”事件后，当人们知道这些姑娘出事了，无人不为她们惋惜、难过。知青们说，事情发生时，养猪连还没开始正式养猪，而姑娘们却这么快就走了。悲剧发生后，还有人议论，说选点之初，当地老百姓就指出此地是山上洪水冲击的交汇点之一，会发大水，可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很一般的常识问题，在当年却不可能引起任何理性的思考，于是，让晨星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个黑色的星期天
1970年10月16日，是晨星农场一个黑色的星期天。当天正好放假休息，廖以玲等不少姑娘都回老连队探望同学、朋友。受13号台风影响，下午已开始刮风下雨。老连队好些人都劝她们留下来，不要回养猪连，可是她们想到的是纪律和责任，全都在下午赶回了养猪连，并投入到抗风工作中。大家顶风冒雨抬来长长的圆木头，压在房顶上，以防台风把房顶的茅草掀翻。




下午三时许，台风风势增强，暴雨倾盆。地处低洼地带的养猪连已经开始进水，并没有引起相关负责人的任何注意。傍晚，，姜处长前来查看抗风工作，并指示晚上要安排人员值班，要注意安全，小心房屋倒塌。团部从上到下的注意力都在防风上，没有意识到水患，没有马上下令转移，养猪连的知青们也没有意识到应该提前转移。姜处长例行公事完毕，在养猪连卫生员陪同下返回了团部。


夜晚，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除了两名值班的姑娘外，其余的人伴着风声雨声已疲劳入睡了。到了17日凌晨3点左右，一间茅屋的墙泥正一块块往下掉，风从洞口呼呼地灌进来，睡在洞口附近的人被惊醒，嚷嚷着应如何处理。于是，有一位姑娘走出茅屋，欲往住在第一栋茅屋的连长、指导员报告。这时，才发现平时不起眼的小河沟，现在已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河，暴涨河水混杂着沙泥碎石、枯枝落叶，眼看着就要漫上来。当连长、指导员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马上转移。姑娘们简单地收拾着行装，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糟了，牛还绑在厨房那边的木桩上。有人应道，没关系，牛懂水性。年仅19岁的廖以玲是司务长，台风到来之时，她自然关心着粮油的安全，和炊事员何启珍一起，齐心合力，把大米、生油尽量往高处堆。


1969年来到晨星农场的汕头一中初中毕业陈淑娥，当时只有19岁，她是在睡梦中被嘈杂声惊醒的。听到连长急促的集合声后，她匆忙赶到屋外，就听到有人在高呼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时，连长、指导员决定马上转移。向哪里转移，大家很盲目，其实已经是无路可走。可是习惯使然，大家既没有很好地分析当时的情况与地形，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危险性，想都没想就自然地朝着团部的方向走去。从养猪连到团部要经过一条小河，附近有一段洼地，平常洼地没有水，但此时河水上涨，洼地已灌满了河水，而且沿着洼地急速地向前流去。廖以玲等几名姑娘组成先锋队摸索着首先过了洼地，其他人手牵手紧跟着也过去了。大家来到了一片地势稍高还未被水淹的土包上，再往前，已是一片汪洋。往前走已经是不可能，往西是山，但到山边还有一片开阔地，杂草丛生，地形不熟，当时是凌晨最黑暗的时候，难以穿越，往北同样是一片未开垦的开阔地。


48年后的今天，陈淑娥谈起当年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当时天气很冷，姑娘们站在狂风暴雨中，丝毫没有察觉死神正在步步紧逼。高地离茅草屋也就20米，廖以玲等几人已经游回茅草屋找到了绳子，如果连长下定决心，让廖以玲她们拿来绳子，大家牵着绳子往回撤，大家爬到茅草屋上，而不是撤走，可能都不会死。这时碰巧有人说喝到河水不舒服。连长不敢担当出人命的责任，不仅没有往回撤，还让廖以玲几人一起倒回来，大家团团抱在一块，只想等水退去。就这样，连长的一个错误决定和姑娘们的无知，造成如此惨痛的悲剧。”


就这样，28人被四周的洪水围困在孤岛上。
违抗大自然规律的悲剧
山雨无情，洪水无情。狂风挟着暴雨疯狂地肆虐着，无情地抽打在陈淑娥她们身上。河水逐渐没过了脚跟，没过了膝盖，没过了大腿，还在不断地上涨、上涨、上涨……28个年轻人在黑暗中手挽着手紧紧地靠在一起。当时，年龄较小的汕头姑娘吴琼芳哭了，哭得很伤心，陈淑娥就搂着她，大家一齐安慰她，“坚持住，只要坚持到天亮，就会有人来救我们。”水位越涨越高，已涨到腹部，人在急流中已很难站稳。当陈淑娥感到脚下的沙地在不停流动的同时，一个大浪劈头盖下来的瞬间，她就被卷进了河水中，原本死死抓住别人衣服的手也不由自主的松开了。


大自然的规律是不可违抗的，正因为决策者选址的失误，这一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纵使养猪连的姑娘们有天大的决心和无畏的勇气，也没能逃脱洪水的灭顶之灾。在那个年代，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知青们脱口而出的，就是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并且，还慷慨激昂地唱起了国际歌，悲壮的国际歌声随着风声雨声在夜空中回荡。就这样，当海南农垦博物馆落成后，人们见到她们在洪水中携手高唱国际歌的形象，被镌刻在馆里的浮雕墙上。同样，她们在洪水中携手高唱国际歌的形象，也镌刻在经历过知青岁月的人们心中。


当年的知青们介绍说，6位侥幸逃生的姑娘当时靠的是运气，是机智，是毅力，是互助精神。


时至今日，陈淑娥回忆着当年死里逃生的情景，被水冲走时，她还在想，“我不会游泳，不能连累到其他人。”陈淑娥在奔涌的河水中挣扎，顺着激流，茅草屋在眼前一闪而过。她双手拼命拍打水面，突然抓住一截树枝，求生的意识使她死命抱住树枝，整个身体漂在水中，拼命喘气，“我不会死的，不会”。就在这时，她听到树的另一头传来一个声音：“树那边是哪个？”大家互报姓名后，她才知道是广州知青张思慧。陈淑娥的身体移近到张思慧身边的一根树丫上，双脚站稳。


两个惊魂未定的姑娘，就这样死死抱着一个直径不到30厘米的树丫，身体一直泡在水里。洪水呼啸而来，她们的身体一次次被冲得横在水面上，但不忘互相喊叫着鼓励对方。第二天晌午，在两名男知青的帮助下，陈淑娥和张思慧才踏上了对岸，获救了。


年龄较小的汕头知青陈惠兰和三班班长杨铭田一起被冲到第一栋茅屋前，不识水性的陈惠兰紧紧抓住水性一般的广州知青杨铭田，杨铭田尽管自身难保，但她意识到自己是班长，有责任保护弱小的伙伴，于是拼命往上挣扎。正当快憋不住时，幸运地借助了一股水势，露出了水面，并且房子恰好就在旁边，于是她一把抓住房架，把陈惠兰艰难地推上了房顶，自己再爬了上去。由于第一栋草房正面遭受洪水冲击，她俩上去后不久，房屋就被冲垮了，整个茅屋顶顺势飘到了第二栋茅屋前，于是她俩又爬到了第二栋茅屋的房顶上，也逃过了厄运。


10月17日中午，陈惠兰和何启珍、杨铭田、黄珊建被人们救回了团部，而陈淑娥和张思慧则被救到下游的三连。时至今日，汕头知青李崇来还清楚记得，当陈淑娥被救上来时，他作为三连的炊事员，即刻用生姜煮了红糖水给她喝，热烫烫的姜汤，喝到嘴里，她还说凉的，给她盖了三层被褥，她还一直喊冷。


18日下午，陈淑娥、张思慧和陈惠兰等另外4位幸存者在团部相聚，当时她们都忍不住相拥而泣。这个成立还不够三个月的养猪连，30名成员中，除连长、指导员是男性外，其他清一色是来自汕头、广州和海南等地的女知青。在这场山洪中，除了一位卫生员去场部、汕头女知青黄淑娇回家探亲躲过此劫外，现场的28人，在山洪中遇难的就有22人，其中有一半是汕头女知青，她们的名字是：廖以玲、李妙英、吴贤芝、王笃卿、李佩萱、李明仪、吴琼芳、姚丽卿、姚丽娟、郭楚容、蔡起娟。




二十二座冤坟
事发后的一个星期里，团部组织专门队伍寻找遇难者，也有不少人自发加入。当时天气冷，搜寻者都要喝口烧酒才下得了水。22个遇难者大部分被沙土掩埋，一些露出手，一些只露出头发。在廖以玲罹难后的第五天，大家从一个水坑沉积的沙土中发现了她和另外一位汕头知青，以及广州知青李力、李小玲、梁愉辛五人，仍然手挽着手，安息在一起。由于被水浸泡，找到的尸体都已浮肿，面目全非，变得不堪入目。当时，她们的模样，从外形已无法辨认，只好根据衣着，认真仔细地分辨。事后，作为六名幸存者之一的汕头知青陈淑娥，一提及遇难的同伴，忍不住哽咽，“根本没想过那场洪水中会死那么多人。我现在一闻到停尸间那种防臭的香精味，就得头晕，那股气味永远忘不了。”


就这样，遇难者的尸体用棺木装起来，安葬在团部医院后面的向阳坡上。入葬时，用沙土堆成小山包，仅仅在墓茔前插上木牌，及后才用石块在周围堆砌起来，并且立上了石碑。22座坟墓整齐排列着，分成两排。



悲剧发生后，六师二团召开了沉痛的追悼会。团政委在会上高度赞扬了遇难者团结战斗的精神，并为失去这些优秀的青年而痛心疾首。会上不少人为之落泪。大家都自然而然地把责任归咎于老天爷，从未想到过什么人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仿佛这只是一个单纯的人力所不及的飞来横祸。未经上级机关批准，遇难者就按部队的习惯被定为烈士。墓场上方立了一块大碑，上面写着：防风抗洪烈士永垂不朽！也许，这多多少少告慰了死难者的亲属，但亲属们最终并没有拿到烈士证。


送走这些芳龄姑娘的那一天，整个晨星农场的知青、老工人以及军人都捶胸顿足，抹泪追忆着，倾诉着她们平日的种种好处，怀念她们的一切。养猪连从成立到以悲剧告终，还不到三个月。谁能想到，这些罹难的好姐妹，这么活蹦蹦的人，说走就走了。虽然她们的歌声消失了，身影也消失了，然而，她们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烙印在大家的脑海里。
老工人淌泪送知青
吴贤芝罹难后，人们在她简陋的几件衣服中，翻出了她剪下后用手巾包裹起来的大辫子，送回到她的家里。母亲手捧着这两根还带着发香味的辫子，睹物思人，悲痛欲绝。吴贤芝，这个早熟懂事、充满朝气、青春亮丽的姑娘，满怀憧憬走出家门仅一年多，就被山洪吞噬了生命，与这场肆虐的洪水融为一体，同归山河，悄然无息了。吴贤芝的母亲怀着对女儿的无尽思念和哀伤，走完了后半生。每当老人家想起女儿时，总会一个人捧着吴贤芝遗留下来的大辫子，一遍遍的抚摸。临终前，老人家还嘱咐，将女儿的辫子连同自己的骨灰一起安葬。


廖以玲罹难后，她那刚刚从“牛栏”解放出来的父亲廖政，怀着悲痛的心情，偕同她的妹妹廖以婷登上海南岛，来到屯昌县城，在拿着照片前往车站迎接他的陈淑娥的陪同下，抵达晨星农场，走过廖以玲走过的道路，会见了廖以玲生前的同学。多少个廖以玲生前的同学和老工人象对待亲人一样，围着廖政父女转，连连称赞廖以玲是一个心眼为连队，为同学，为老工人做尽好事，唯独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姑娘。一位姓陈的老工人，含着泪花，无恨深情地说：“我到这里已经十多年了。十多年来，我见过的姑娘何止百千，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像廖以玲这样能干的铁姑娘。”听到这些啧啧称赞之后，身为中学校长的廖政更是禁不住心中的悲哀，沉痛的告诉大家：在女儿罹难前的1970年10月5日，他收到女儿的同学黄淑娇带来她最后的一封信。廖以玲在信中深切地说，她很想念父母，很想回家见亲人，可是因为养猪连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走过不开。她明年就会回家，要父亲在她回家的时候去车站等她。在信中，廖以玲还描绘了一幅父女见面时的欢乐情景。谁知，墨迹显现信笺才刚刚十二天，在太平洋第十三号强台风肆虐海南岛的时候，她就永远屹立在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之中了。


郭楚容罹难后，她寥寥无几的遗物被送回家乡时，家人悲痛万分，唏嘘不已。见到那双还是崭新的运动鞋，她的母亲悲伤地诉说着：郭楚容一年前去海南时，她专门为女儿买了这双运动鞋，还送女儿上船，没想到，这一送就成了诀别，留下的，只是一双还舍不得穿的运动鞋。……
她们永远留在向阳坡上




1998年7月，在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前夕，汕头知青和广州知青一起，发起捐款筹资，在农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重新修建了这座知青墓。知青墓园的前面还栽植上许多槟榔树，拱衬着这个向阳坡。墓园入口处有一座石碑，记录着1970年10月17日那场台风的情况。墓园的最高处立着一座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着“知青墓”三个大字。墓园内两排修筑整齐的坟墓还立着22座石碑，墓莹里，沉睡着的那20位遇难女知青，有17位知青，一张张稚嫩懵懂的脸蛋凝固在墓碑左上角黑白色的瓷像中，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而汕头知青吴琼芳、蔡起娟和江苏籍女孩李金红因为始终找不到她们的肖像，墓碑左上角的瓷像位置仍然空置着。


墓碑朝着东南方向的大路，这是当年知青们下乡来到这里的必经之路。在这20名女知青长眠地下的几年里，在这向阳的山坡上，她们目送着自己的同伴一个个返回了城市，或者回到了家乡，而她们却永远地留在了晨星农场这块知青们一起共同奋斗过的土地上。



多少年来，当年并肩战斗过的知青们，从来不曾忘记沉睡在知青墓园中的这20位好姐妹，他们总会用各种形式怀念着这些姐妹们。他们在海南时，每逢清明节及10月17日，都会自动地到墓地来看望遇难的姐妹们，给她们的坟头拔拔草，培培土，表达自己的哀思。后来知青们虽然陆续回城了，但大家心里依然记挂着她们。半个世纪来，晨星农场各个连队都有知青陆续回农场，每次知青回来，都要到这里，看一看这22座墓莹中沉睡着的年轻同伴。陈淑娥在2008年适逢“10．17”事件40周年前夕，来过知青墓祭奠过；在2015年，陈淑娥又和丈夫一起，随同一批汕头知青，在李仕藩的带领下，来到知青墓，和留在农场的农村知青及老工人一起，再一次祭奠。面对着墓碑上那一张张年轻貌美的脸庞，大家每一次都是眼含泪水，默哀、鞠躬、献花，无不寄托着心中的哀思。2016年，在“10．17”事件遇难者逝世46周年之际，又一批汕头知青在陈新仁和汤英杰的召集下，来到晨星农场，来到知青墓，举行祭奠仪式，已逝的汕头知青郭楚容的二哥郭汉华、三哥郭汉和也和大家一起来了，与大家一起，向遇难者默哀，三鞠躬，献上鲜花，寄托哀思。
那是知青心中深深的痛
晨星知青墓是晨星知青最为关注的事，也不仅仅是晨星人，而是所有知青的牵挂。不少其他农场的知青回农场，也会绕道来到晨星农场这个墓园看望她们。从农场医院到墓地的一段路，原来是泥土路，杂草丛生，一下雨满地泥泞。红光农场的老知青来后，看到这种情景，还捐款二十万元，将这一段路扩建成为崭新平坦的水泥路，并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凿上了“魂兮归来”四个大红字，表达了众多知青缅怀伙伴的心情。



逝者如斯，英魂犹存。在晨星农场那大理石筑成的知青石碑上，刻着的那段泣鬼神的碑文依然还是那么的清晰：“……星移斗转，岁月流逝。无论后人如何评说，作为历史一页，你们已深深地铭记在当年知青及全场职工的心中。”时光匆匆流去，流金岁月难再重现。知青墓前的每一棵槟榔树，知青墓后的每一棵橡胶树，无一不在诉说着沙洲上这个久远的故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特殊历史期间的特殊事情，知青墓在这段历史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无疑是这个特殊年代知青这个特殊群体之痛。不可否认，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知青中有很多盲从和狂热，但是，知青一代那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那种对理想的执着追求，那危难时刻的义无反顾，那种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正是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英勇无畏，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