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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的“文革”叙事:我用事实说话 但只说不论
送交者: Lv200[☆★★★声望勋衔16★★★☆] 于 2020-05-22 8:25 已读 1283 次 1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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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永烈的“文革”叙事:我用事实说话 但只说不论

 旧报刊剪辑

 

5月15日上午

著名作家叶永烈在上海去世

享年80岁

青壮年时,他是《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

中年以后,致力于现实文学创作

《“四人帮”兴亡》打开了

后人了解“文革”时期高层的窗口

他留下了这样的创作数字:

《叶永烈科普全集》28卷

1400万字

纪实文学作品1500万字

行走文学,《叶永烈看世界》

21本,500万字

无论是创作数量

还是创作题材的跨越

叶永烈都是一个传奇

这样的作家

人世难寻,也很难有后来者

为缅怀纪念,特发2014年凤凰网记者对叶永烈的专访文章:

叶永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21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并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1984年后成为专业作家,以写知名人物、高层人物、历史传记为多,作品有《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陈云之路》《“四人帮”兴亡》《陈伯达传》等。 6park.com

上海市中心一栋老住宅的顶楼3层是叶永烈家。第一层是起居室,二楼有他的“沉思斋”书房,两面墙的书柜里,堆积着他50年来出版的书,以及从地摊上买来的、冒用其名出版的各式车站读物。“那都不是我写的,他们喜欢署我的名。” 6park.com

顶层本是一个三四十平米的游泳池,早年也曾放水游泳。现在成了他的“私人图书馆”。4月末,他决定把自己收藏的资料、书籍、采访笔记和录音捐献给上海图书馆,这里的藏书正一箱箱被搬走。 6park.com

6月,《“四人帮”兴亡》第五版发布会将在北京举行。此时,距离叶永烈第一次萌生写此书的念头已有33年。 1989年第一版出版至今,修缮和增补都没停止过。“一点点把原先无法出版的内容放进去,有错误的地方改过来。”有时,采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突破,“毕竟要从长远来看待历史。”第五版比第四版增加了20万字。 虽然叶永烈的历史传记类书籍热卖,但他并未如愿成为纯文学作家,倒是成了此类畅销书作家。他自称“体制内作家”,他的写作计划也是经过盖章许可的。

隐匿的科普作家

叶永烈最早跟写作搭边的头衔是“科普作家”。20岁参与编写《十万个为什么》,21岁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离开家乡温州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不久,叶永烈在学校之外已经小有名气。 6park.com

在校内,他却不为人知。不断有编辑来信约稿,他的同学浑然不知。直到毕业时,很多同学还不知道他写过《十万个为什么》。 6park.com

1960年代初,他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差不多半个月就发一篇散文。这份报纸贴在他们宿舍楼的走廊,同学看到他的名字很惊奇:你怎么老给《光明日报》写文章?叶永烈假装镇定:“那是跟我同名同姓的人吧。” 父亲和哥哥被打成右派的经历,让他竭力不露锋芒,他给自己起了很多笔名,轮换着用。这也让他在家庭经济来源断绝的情况下,不仅养活自己,还能补贴家用。 6park.com

政治运动频繁起来,叶永烈保持“不出头”:“幸亏是这样,我如果非常招摇,就会非常麻烦。我们这个班级,很多优秀的同学被卷进政治运动。毕业时,论文答辩都结束了,大家等着拿文凭,突然打了一批现行反革命。” 那是1963年,中苏关系恶化。这个班本是6年制的“准博士”班,最后因中苏关系破裂而取消。 6park.com

叶永烈不闻窗外事,“整天在图书馆写东西,宿舍里都看不到我,与同学之间也没什么交流,当然也没有什么反动言行”,得知“窗外事”时,他只感到惊讶。

“内片”导演

有惊无险地毕业后,叶永烈被分配到研究所工作。但他并不喜欢研究工作。少年儿童出版社希望抽调他,“我不愿做编辑工作,我喜欢写。” 6park.com

到上海后,他听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正将《十万个为什么》搬上银幕,拍一部《知识老人》的电影。他想,这倒是不错的地方,“做编剧导演本身也是创作性的。” 6park.com

他决定去那里。厂长一听说他的名字,“非常高兴,即刻接待。”叶永烈包里揣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生怕厂长不知道”,谁知他一见就伸手相握说:“久闻大名!” 6park.com

直到“文革”写大字报,叶永烈才知道,在他尚未毕业时,厂长就派人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找党委书记,问能不能把他分配到电影厂。得到的答复是,北大是6年制本科,毕业后只能从事科学研究。 6park.com

在电影制片厂,同事都从电影学院毕业,“我虽从北大来,但学化学,电影近景、特写、中景、蒙太奇。什么都不懂。”他借来一大堆电影学院教科书,恶补了一阵基础知识。从场记、摄影、照明、音乐、美工、演员。突击熟悉起来,“很快就进入到了强导行列”。 6park.com

1976年,叶永烈接到神秘拍摄任务,与五十多名摄制组成员被安排到上海市政协小礼堂,拍摄内容是舞台纪录片。另一组在北京拍摄才子佳人戏。 6park.com

“半个月一部片,有时候10天。片长一般是20分钟到30分钟,只说是中央交办的任务。题材都是他们命令下来的,不是我挑的。要拍闵惠芬演奏二胡,他们就背着二胡来找我,把唱词讲给我听,然后一个一个分镜头开始拍。影片都必须一次性通过,当然他们会有些意见,告诉你什么东西要注意,比如演员的眼神光。” 6park.com

难拍的是马戏团表演,狗熊、猴子。从郑州调过来的整个马戏团,在上海杂技团拍了很多,日夜连轴转。 6park.com

“拍闵惠芬,上午9点进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完成,就拍一个景,她没有休息,我们也没休息。用的是美国伊斯曼胶片,因为贵,要排练一遍又一遍,闵惠芬拉得满头大汗,一直到有绝对把握才开拍,基本没有返工。” 他们成了电影厂里最好的摄制组,待遇也很好,“享受样板戏剧组待遇。伙食标准也很好,就差穿军装了。”这样的拍摄从1976年初开始,到那年9月9日后戛然而止,前后拍了十来部。 6park.com

“文革”后,有人追查电影厂这五十多人,“吃得又好,每天在干什么都不知道。查到后来,就说到此为止不要再查了。”叶永烈私下从领导口中得知,他拍的那些片是给病中的毛泽东娱乐看的,叫“内片”。

从“大毒草”到“先进”

“文革”到来前,叶永烈白天拍片,晚上回家继续写,在报章发表各种科学小品文。这种业余写作最初被认定是“名利思想”,他因此挨批,并被下放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但他的名字仍不断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电影厂便向各个报社发信,说叶永烈名利思想严重,不要采用他的稿子。 6park.com

“文革”前期,叶永烈在电影厂还只算个“小兵喇子”,“白杨、赵丹、上官云珠。他们才是第一批被打倒的,我的同龄人们都争当红卫兵去批判人。正因为我挨整在先,文革时夹着尾巴做人,不去搞别人。” 6park.com

《十万个为什么》被批为“大毒草”后,叶永烈被抄家了。他到奉贤当植保员,种了3年水稻。研究农药浓度配比,算是回到了专业本职。那3年他写了本《治虫的故事》出版。“文革”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加印出100万册,把叶永烈吓了一跳。后来才知,各个县办植保员训练班,把这本书当成了教材,最后竟出了台湾版。 “文革”中,他写了10本书。大多是科学童话。“文革”一结束,他将之前压箱底没出版的书一个月出一本。“写作成了一种习惯,即使现在也是,所以每年还要出很多书。” 6park.com

1979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批示,给叶永烈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叶永烈从“毒草”变身“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获1000 块奖金。 6park.com

他开始了更卖力的写作。“当时的作家一定要会写小说,不然不叫作家。”他跟随着潮流写纯文学小说,在《上海文学》、《收获》等文学杂志上发表。“一定要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才叫作家。如果《小说月报》转载了,就说明小说达到了一定水准。” 6park.com

他心里“最牛逼的目标”,是拿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年大概有十来篇入选,一旦获这个奖,这个作家马上红。”他的短篇小说《腐蚀》却差了几票。 6park.com

与此同时,他写的报告文学“发一篇红一篇,那么多报纸转载,还有读者来信,一篇报告文学要收到三四百封读者来信,有时是上千封。这时我意识到,我可能更适合写这种文体。” 6park.com

经历“文革”锤打后,“一旦粉碎四人帮,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我再也不怕这些。”1976年文代会,流沙河写了首诗《不再怕》,叶永烈写了篇同名杂文给《光明日报》,“都出清样了,在拼版的时候抽了下来 说我写得太尖锐了。”编辑把清样给他寄来时说:叶永烈,你说你不再怕,我看你将来也会再怕的。 6park.com

让叶永烈下定决心去触碰敏感题材的,是1980年底审判“四人帮”的直播。“我看了后有很大震撼,这4个人都是从上海出去的,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应该完成这个任务。” 6park.com

叶永烈排列了一下,在关于上海的叙事中,唯独缺了中共题材。后来就有了他的上海“红与黑”:《红色三部曲》和《“四人帮”兴亡》。 6park.com

那阵子,叶永烈“一下子苏醒了,从历史的枷锁里挣开了,一旦走上这条路,就非常勇敢。所以我写的都是非常敏感的题材和人物,写了很多爆炸性作品。”

与“文革红人”交朋友

苏醒后的叶永烈,对处于当代史中的人物动向敏感且反应迅速。傅聪回国时还顶着“叛国分子”的头衔,他从《中国青年报》内参上看到,但宣传口径要求对傅聪的报道要控制,只能登在第四版。“我一看根本不像个叛国分子,我就注意他。”他写了篇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在《福建文学》上刊发,没用傅聪的真名。 同样先入为主的还有马思聪。在他尚未平反前,叶永烈就开始采访他,“一平反,积累的4万字报告文学就发了。”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1968年入秦城监狱,14年后释放,此后一直在北京“一声不响”,叶永烈敲开了他的家门。 当时他正在采访陈伯达,住在公安部招待所。“我跟公安部关系非常好,所以能做这么多事,与公安部的支持分不开。像陈伯达,没有公安部朋友帮忙,哪里知道他住在哪?” 6park.com

陈伯达发表过一篇小说,他本人并未看到。叶永烈在上海找到这篇小说,复印下来,到北京念给他听,陈甚为高兴。“他正儿八经跟我说,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我是一个发疯的人。他还能够说这样的话,真的不容易。” 王力从秦城出来后,许多年里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叶永烈推开门,理所当然被挡在门外。“家人传话说叶永烈找你,他说叶永烈我知道,请他进来。这样我就采访了他。” 6park.com

之后,他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专访文章,寄给王力。王力改完,叶永烈把它发到3家报纸:上海《联合申报》,香港《大公报》,美国《华侨日报》。 6park.com

“王力风波”随之而起。“于光远领头站出来指责王力,说他是文革红人。文革回潮是值得注意的倾向,要调查叶永烈是何许人,这个人怎么可以与文革红人站在一起。” 6park.com

此时,叶永烈正在写《“四人帮”兴亡》,“写这本书的目的非常明确,否定文革,让人们不要忘记左的教训,我绝对不会给文革红人说话,这点非常清楚。如果照我的原文刊发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改后加了两千字不到,炮弹全都落在这上面。当时王力自我感觉很好,他曾是中宣部部长,我当然非常尊重他,他改过的标点我都没有动他,就照发了。现在看来,这种批判也有非常左的一面,其实王力说了很多老实话。” 6park.com

《人民日报》因此连发了10篇文章。“哪里批王力,他就马上得给邓小平写信,他属于一触即跳的人,所以到处写信。” 6park.com

是非论战过程中,叶永烈却一声不吭,“我一句都没说哪些是王力改的,王力因此对我非常高兴,连续接受我采访,前后8年,他写给我的亲笔信就有45封,他给我很多手稿,给我很多帮助。临死时,他跟儿子说,叶永烈是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他去世前,让儿子打电话给我。第二天我在香港《明报》上登了王力去世的消息。然后这里的《报刊文摘》转载,才有很多人知道。我从敲开他的门,到他过世,始终与他保持朋友关系,我没做任何有损他的事情。” 6park.com

探索“四人帮”

到电影制片厂工作没几个月,叶永烈被要求听时任上海市宣传部长张春桥的报告。 6park.com

1963年的那个上午,上海美琪电影院,叶永烈第一次见到张春桥。“一上午的报告,思路非常清楚,讲话一句就是一句,没有口头语,不像姚文元。把他的讲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6park.com

见到姚文元是在上海作家协会会议上。“姚文元的文章写得不错,但张春桥要胜过他,姚不像张那么活泼,讲话就比较差。” 6park.com

采访时,他找到“文革”时期的《解放日报》社长,他的住处在张春桥楼下,张春桥搬走后,他就搬到楼上住,这时楼下搬进来的是姚文元。 6park.com

在电影厂,叶永烈不断能听到江青的讲话录音:“总是江青同志指示,对电影样板戏的讲话,无数遍,不断地听。” 电影厂也流传着江青很多故事。“那些知道江青事情的老人,到了文革都被抓起来了。其中有个放映员,因为刚刚学放映,不熟悉,随手拿影片反复练习,哪想到那是江青主演的《王老五》里头一本,这个年轻的放映员到了文革就被抓了,说他攻击无产阶级旗手。” 6park.com

“文革”中,上海市革委会办了一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的展览。此后,这些展品就丢在外滩上海市总工会大楼里。叶永烈钻进这堆展品里找线索。一张纸条引起他的注意,纸条上是“安亭事件”爆发时,上海市委派卡车送面包的签字条。“这张单子里领面包的人差不多都是当时造反派的头头。” 6park.com

凭着这张纸条,叶永烈一个一个去找。“有的还在监狱,有的后来离开造反派队伍,搞创造发明还得到了表扬。”周宝林是其中之一。叶永烈找到他时,他在上海无线电厂做技术革新,以为叶找他谈最近的技术革新,一听“安亭事件”,脸色就变了。 6park.com

他是“安亭事件”时“工总司”的副司令。之后很快就离开,以为事情就算过去了。听说叶永烈凭一张面包单找到他,他坐下来详细讲了“安亭事件”的经过。“类似这样的人,不把他挖出来,也许就这样过去了。” “另一个当年很重要的造反派,曾经是王洪文的组阁名单里的建设部长。”叶永烈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找到了他,因为频繁的工作调动,费了翻周折。听闻叶的来意,他面色严肃,“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你明天到我家里来。”第二天在家中与叶永烈详细谈起当年。 6park.com

查阅档案,叶永烈庆幸自己“下手早”。“当时很多档案还在基层。王秀珍虽然当了上海市委书记,她的档案还在原来的工厂人事科,整个档案中,她在四清运动中写的自传特别重要,那时候她还不显赫,我就坐在那抄。” “后来这些都进了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有三千六百卷。两岸关于江青和林彪的档案,现在看要通过很多手续,比如上海需要市委书记签字。” 6park.com

1987年,经过考核,叶永烈进入上海作协,成为第一批专业作家。1985年作协要他上报写作计划,第一次没有通过,最后重新写了3次,才得到认可。“写作计划、采访名单、字数,然后把我的情况报到上海宣传部,宣传部开了一个正式的公函,盖了市委宣传部的章。” 6park.com

这封公函起了重要作用。“去查王秀珍档案,没有斧头镰刀,免谈;到上海总工会调看一月革命胜利万岁所有资料;张春桥妹妹张佩瑛的死亡档案,一个桌子大小的樟木箱,在上海的红房子医院,其中最重要的是柯庆施的死亡过程。” 6park.com

查档案对叶永烈来说是有心人的偶遇。姚文元父亲姚篷子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起初找不到他的档案,“后来在上海师范学院查别人档案,其中夹着一份姚篷子的档案,哦哟,我高兴极了!怎么会在这里呢?后来才知道他曾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过老师,讲《水浒》、《三国演义》,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对我写《姚文元传》非常重要。” 6park.com

叶永烈还在北京找到了姚文元的妹妹。“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适夷,听说我在写四人帮,他跟我说,姚文元妹妹在我手下,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她。我说行啊!”楼适夷帮叶永烈打了个电话,叶就去了。 6park.com

一进门,姚文元妹妹就指着他骂:“叶永烈,你的《姚文元传》有错!”叶说:那我洗耳恭听,你把所有的错误都给我指出。按照她的叙述,叶永烈去了姚文元家乡祖居,查了家谱。 6park.com

写江青时,叶永烈在同济大学做讲座,结束后,一位从北京来的听众告诉他,“黄敬妹妹在北京,就在我家旁边。”她把大概的地址方向告诉了叶,一打听就找到了。“她谈得非常详细,俞家的发展、他父亲在上海的房子。后来整个都写到了书里。” 6park.com

《“四人帮”兴亡》出版时,俞正声还是上海市委书记。“他看了这本书,给《人民日报》写了封信,要求我更正两个字,我就更正了。等于说,他看过了,关于他们家的家事他是认可的。”

只说不论

新一版《“四人帮”兴亡》增订本有200万字,上一版2009年出版,叶永烈在2002年即已写完。此后一直在审查。 6park.com

1989年第一版前,此书换了5家出版社。“出版社很积极,第一个要出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报审,根本没出上海市,到上海市出版局就否掉了。最后我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找我,听说我写了这本书,我告诉他前头已经5个婆家了,你是第六个,还是免了折腾吧。他说试试看。他是中共党史博士,他说我应该还有把握的力量,他拿到书亲自去跑,跑下来了。从通过到出版只有一个月,双方约定,出来后,保持低调,一声不吭,1月份的北京书市,一下子两万套就没有了,没有做任何宣传。一直过了两年后,才开始接受一些采访。” 6park.com

新版增加了2002年到现在十几年间“四人帮”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叶永烈的最新采访和补充,比如对江青两位秘书的采访。 6park.com

“这是一本不可复制的书,(书中的人)很多都不在世了,比如抓江青的张耀祠,我采访他3次,他走了;江青的保姆秦桂贞,我采访她十几次,也走了。姚文元的文章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所有的剪报我都有,江青30年的报道我全都有复印件。” 6park.com

“作为一个作家,还是应该以遵守党的原则为最高标准,对四人帮的评价,建国以来,决议为基准,我的书为什么基本都能通过,因为我做到“两确”: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观点正确,作品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另外就是史实正确,以事实说话。我很少进行评价,在香港开传记文学研讨会时,人家对我批评说,叶永烈的作品只说不论。我说,我作品的特点就是只说不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差别。”


贴主:Lv200于2020_05_22 8:43:2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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