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有点私塾底子，启蒙学习就不太费劲，上课也不专心，这后来成了我学习的障碍。在整个小学过程中，我考试成绩一直都是中等偏下，尤其是小学毕业考试更糟，数学四十多分，语文好点也仅六十多分，好在其他如地理、自然、历史分数还较高，补考下来总算勉强拿到了毕业证书。
     小学期间我学习成绩不好，但却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就是阅读了不少的课外书籍。人人都有特长，农民有种地的特长，工人有做工的特长，当官的有腐败的特长，政治家有说谎脸不红的特长，而我却有看书速度快的特长。例如：我翻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苏维埃红色革命文艺经典，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并且过后还能对其他小朋友夸夸其谈故事情节。当然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异功能，对什么过目不忘，目读十行这类事我一直都不信服的，而是我看书时，只注意其情节、过程，对那些描写风景、人物什么的段落全不一顾的缘故。
     学校有个小小的阅览室，书籍不多，也全是各族民间故事，少年文艺杂志之类的书，数量很少，很快我就阅完了。但看书的欲望就此勾起并一发不可收拾。
     为了满足这看故事书的欲望，我想尽办法去接近有书的大同学，但由于我年龄太小，大同学根本不理我，这书粮也就中断了。那个时代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重的学习负担，课外时间很多，没有课外书籍看，就把这么多的时间全放在玩上了。那一年我已经八岁，学历已经升到小学四册（二年级下学期），也有了好多个喜欢听我讲故事的小伙伴。其中有个小伙伴姓程，由于长得胖，我们就喊他程胖，他是本镇一位乡绅的孙子，爷爷名叫程羲之，是本地土改中唯一未受清算，家产没被没收，未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有钱家庭，就是在后来无数次运动中也一直受到保护。
     在新政权建立的特殊时期，必然要采用非常激烈残酷的手段来稳固政权，清溪镇（第六区）也不例外。全区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全都被抓了起来，展开了清匪反霸，消灭剥削阶级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其群情之激愤，其情景之惨烈，非是任何文字所能形容的，吊着打，晒着斗，跪玻璃渣，烙背，戴高帽游街，那简直是这些恶霸地主丶土豪劣绅的幸福时刻，至于拖到猪市坝去吃枪子更是这些人梦寐以求得到解脱的时候了。稳固政权的最便捷手段是将反对者的肉体消灭。清溪镇最初公审消灭这些人肉体时曾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去观看过两次，后来很多次枪毙人不知什么原因就不要我们去接受教育了。记得其中一次看到的是一下子枪毙七个人的场面，至今还记忆犹新，想忘都不能忘记。那地点在镇前猪市坝。公审完后，在口号呼喊声中，那七个犯人在公审台不远处的沙坝一排地跪着，每个犯人后面站着一个手持长枪的民兵，用手中的三八、中正式和老套筒抵着犯人的后颈窝。主席台上一声“执行”令下，同时枪响，七个人一下子向前倒下，随后提着手枪的焦区长和陈指导员就走下主席台，用脚一个踢几下，见有人还在动就补一枪。我们回学校时就会看见街上贴着数张布告，标题是涪陵县人民政府布告，落款是长的签名，再盖着政府的方形大印。但就是这俩位威风凛凛补枪眼都不眨一下，小学生们敬畏的人物，却对程胖这样的家庭毕恭毕敬，关怀有加，当初很使人费解，但后来也逐渐有些明白了。            
     
     我有个读私塾时的同学叫孙国创，比我整整大十岁，他原是我家租房时房东的大儿子，由于家中开了个大药房，在阶级划分时，成份是工商业兼地主。而工商业这三个字使他爸爸多活了两年。因为任何人都知道，饭要一口口吃，否则一碗饭一口吞下去不噎死才怪呢。因此聪明的留洋学生们在政权建立初期就将资本家与其它一些必须立即消灭的阶级暂时区别对待，孙家也因此仅把土地，乡下的房屋及大部分财产没收了，这镇上的住房连同一些医书和其它书就保留下来。但这时的孙家大公子也因私塾取消和时代变迁在药铺顶替了辞工回家分田土的伙计那份工作。
  大部队在清溪镇驻扎的时间虽然不久，但无形中起到了威慑作用，各级农会也借此东风迅速地成立起来了，一些有过屈辱经历的人成了农会的积极分子，接着就是划分成份，以确定哪些人是压迫阶级，哪些人是被压迫阶级，实际上就是划分哪些人可以压迫哪些人。
     刚划分成份时，人们还没意识到这是件关系自己和儿孙生死存亡的大事。就拿我大姨妈来说，本来是个最穷的家庭，一个寡妇，拖着两个小孩，乡下两亩薄田每年收租不过两斗，还不够三口之家两个月煮稀饭吃，其它十个月都要靠替别人缝缝洗洗为生，但就是因为这两斗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就成了剥削阶级，划成份时划成“小土地出租”，不但土地没收，丧失了分田地浮财的资格，还要后代为这五个字负责，成为参加工作，入党入团，提干升级的障碍，可是当时大姨妈还说：“小土地就小土地，只要不是地主就行”。亏她还知道划地主不好。
     而我们家，生活远比大姨妈好，两个表哥读书费用也是我们家资助，但由于没田没地靠工资生活，没有剥削人的劣迹，因此家庭成份划分为店员，属于还没出现产业工人的涪陵的准无产阶级。
     在阶级成份的划分中到底有多少等级，仅我所知城市就有工人、店员、小商、商、工商业兼地主，农村也有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这还不算后来出现的“学生”），合计十三个等级。记得中国历史上把人类划成各种等级，并用法令的手段固定下来只有元朝。就是元朝，也仅仅把人分成五个等级，但在这个准共产主义的幸福社会里，一下子就把人分成十三个等级，并以法令的形式使各等级的人分别享受不同的待遇，确实令人匪夷所思。难怪伟大领袖瞧不起成吉思汗，认为他只配弯弓射大雕，就连这把人划分成等级统治的办法，也只想出五级，比自己的十三个整整少了八个等级。
我家的房屋新建不久，它花完了父亲那口袋里的最后一块大洋，连楼板都只搁了一间屋，就再也无钱继续下去，但总算基本完工，可以较舒适地住家了，我们就早早地搬进去住。房子够大，三进身共六间约一百二十多个平方，土墙青瓦，房前还有块小地坝，用围墙围着,在竹屋成林，茅屋连绵的镇上也算屈指可数的好房子了。可惜房子是我家的，但地皮却是坎下刘十三家的，长期租用，每年一斗五升包谷，因此只有房产权无土地权，一九五二年新政府发产权证时也只领到房产证，土地证都没领到。
     由于该房是建在镇背后的小山丘顶上，比较偏僻，为防强盗小偷起见，父亲在建筑时就作了特殊处理，一是在筑土墙时在泥土内加进不少竹圈，这是为了防止小偷挖墙打洞，二是在每个窗户上装上防盗钢条，这在当时也是很稀罕的。全镇只有三个地方的窗户是装的钢条，一处是区公所，另一处是乡公所，还有一处就是我家的窗户了。没想到这使我家有一段时间成了第六区政府的临时监狱。
在那次残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一夜之间突然专政了一批阶级敌人，由于人数太多，区公所和乡公所的监狱人满为患了，就想到我家的房子牢固，有着适合关押犯人的条件。于是在对房屋进行了简单的加固后，就有些犯人关押在我家的厢房内。这些无产阶级的敌人随时押出去批斗，其间所经受的革命待遇，恕我无法用文字细描。
     我在前几年有幸拜读过好大几册伤痕文学家的著作，里面将一些“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痛苦形容成下十八层地狱，我只能说如果那痛苦算下十八层地狱的话，关押在我家厢房犯人所经受的就应该是第三十六层地狱，可见文革中徒弟的本事毕竟没有师父高强，当然也可能是徒弟顾念师徒情深，只把学来的本事用了一半在师父身上。
     总之那些犯人只要送回来就是一片呻吟，妈、娘的哀声不绝于耳。使我们全家得不到片刻的安宁。本来关犯人的房间由好多个持枪民兵看守着，是不准任何人接近的。但由于是发生在我家内，全家人进出都要经过。因此发生的一切情况实在无法避免，所见所闻使我从小就对人类自虐的残忍有了深刻的认识。有次我从窗户经过，看见有一个人在另一个裸着上身的背上用纸擦着什么，擦后将纸扔出窗户，正好落在我脚边，我低头看去，见那团草纸上全是浓血，其中蠕动着些极小的蛆，由此可见一般。晚上我悄悄问母亲，那些犯人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母亲沉思了好一会才告诉我说：“这些人是坏人，以前做了很多过恶事，这是他们的报应”。
     我母亲一生非常迷信，随时都在想行点善积些德，又由于这些坏人也没直接欺压过我们，所以店员家属立场不够坚定，暗地里有点同情那些人，有时听到犯人长时间叫着要喝水，就叫我送碗水去。我和看押的民兵混熟了，民兵也不阻止我。有的犯人受不了折磨，常常在半夜痛苦的喊：“我罪大恶极呀！我求求你们给我个痛快呀！立即枪毙我呀！”那凄历的喊声，半夜三更从小山丘传播出去，想必半镇人都听得见。而每当我半夜里被这种太凄历的叫声惊醒从床上坐起来，母亲就会紧紧的抱着我，嘴里喃喃地念着：“观音菩萨在上，观音菩萨在上”。看来她受父亲的影响也深，很相信救苦救难的观士音大士。好在这种难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因为犯人们不久就全部了却了心愿。
     随着猪市坝的枪声越来越稀少，激动的时刻好象结束了，除了有的家中多了张床或者多了个夜壶，镇上人民的生活好象也没太大变化，阳光照样明媚，麻雀天亮就叽叽喳喳，清溪镇终于有些冷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