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这个事情，乍看比较高大上，其实也属于常识的范畴。简而言之，外交就是在国际上同外国政府和人民，加强平等互利，化解矛盾纠纷。外交要纵横捭阖，逢凶化吉，因为和气生财，合作增产，也就是造福自身前途和世界和平。


　　有人会说，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为什么强调“美国优先”，而不是平等互利?特朗普的政策比较“矫枉过正”，因为他意识到美国在国际许多方面所受待遇不够“公平”。但如有其他国家，不问青红皂白也盲目“跟风”特朗普的策略，反而会弄巧成拙，害人害己。


　　我们可把外交分为战略、布局和操作三个层面，但又不止于此，因为在战略、布局、操作等方面再忙活折腾，最后还要看结果，结果最为关键。譬如中国外交界最近在操作层面上的主要争论，就是要继续“韬光养晦”，还是“高调战狼”?
　　笔者以为，这只是个手段问题，关键要靠实际结果来检验外交操作的合理性和成功与否。到头来你是朋友愈来愈多，生意愈做愈大，地缘发展愈发宽广?还是众多国家对你翻白眼喊制裁，与世界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愈发受限，发达和新兴市场相继对你抵制关闭?
　　作为借鉴，邓小平曾有著名的“三个半外交杰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强大、人民富裕、文化复兴，作出过决定性的历史贡献，也对今天依然充满深刻的启示和警醒。这“三个半外交杰作”就是：解决传统经济外援的长期弊病;对美国和西方实行开放合作政策;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纠缠国家关系的难题;用“一国两制”创举妥善处理香港问题(注：香港算是一半内政，一半外交)。
　　中国的传统外援，主要对所谓“社会主义兄弟政党和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地区，往往不自量力，劳民伤财，俗称“大撒币1.0版”。最近还有回忆录甚至披露，海外当年有不少江湖骗子一看有机可乘，竟谎称是什么马列主义党，从中国骗吃骗喝骗钱好多年。邓小平重新出山后，大刀阔斧改革，立即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的援助，为中国止损。
                       
　　对美国和西方开放合作，其实就是向先进文化、现代文明和发达市场开放。这也本是常识级别的事情，在中国却长期逆向而行。邓小平为此坚决拨乱反正，并亲自主导与美国建交，与日本升级合作。邓小平曾犀利地指出：与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发达富裕起来了。一如当今网上的名言：坐在现代家庭的沙发上，四下望去，满目都是美国人民的发明创造，更无须提手机、飞机、汽车等等。
　　中国1990年代初排除朝鲜的强烈反对，果断与韩国建交，是邓小平主导下突破传统意识形态藩篱，转而以国家利益为上的成功范例。包括1979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新加坡领导人提出中国停止支持赞助激进暴力的所谓马共组织。邓小平高瞻远瞩，从善如流，采纳了新加坡的建议，为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提升打下关键基石。
　　至于妥善解决香港问题的超级难度在哪里?说穿了不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异隔阂吗?把这种隔阂差异看成是民族发展的多元契机，还是颠覆威胁的消极能量?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创造性设想，以及除主权外，其他都可以商量的基本原则，这说明他更着眼于开放和多元，面向未来。
          

　　邓小平的外交成就和杰作，这样告诫后人：外交战略要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放在易于争议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上;外交布局上要多向先进和发达国家开放看齐互动，不能搞自我孤立和择优淘汰;操作上要注重实效和成果，讲究斡旋和谈判艺术，而绝不能靠斗嘴皮子、怄气或鼓噪办外交;否则必定会自乱阵脚，利益受损，被动失败。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6park.com
来源：联合早报    2020年0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