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964年的中国，“阶级斗争”氛围浓厚，尤其在青年人之中，“革命理想”狂热得无以复加。那些中国进修者都是中共派来的有定向任务的激进青年。这些中国进修者在金边大学里散布“革命”思潮，影响了一个22岁的高棉人。
他名叫康克由（Kang Khek Ieu），1942年出生于磅通省斯滕区（Steung in Kampong Thom province）的一个贫穷农夫家庭，有着华裔血统。他是7口家庭里唯一男孩。他身材中等，纤弱，温和。他在小学就以天资聪慧引人称奇，但他的家庭无力支付他的中学费用。他在全国数学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当地的一个企业家慷慨赞助了一笔钱，使他能够进入著名的金边西索瓦高中。他的母亲金赫（Kim Siev）回忆道:“他永远都沉浸在书本里。”1959年康克由取得全国会考第二名。1961年他毕业后回到故乡，成为磅通省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员。日后，他的同事评价:“他讲课的精确程度是人所共知的，好象把大脑里的课本抄到黑板上。”
这样一位可能成为数学家或者优秀教师的青年，1964年被委派到金边大学教育学院进修，在那里他接触了正在学习柬文的中国进修者们，从此他的人生方向被改变。在中国被疯狂灌输了革命观念的激进青年，把那些东西传染给康克由。他在教育学院的同学奈本安（Nek Bun An）指出:“康克由之所以被共产主义吸引，是受了一群学习柬文的中国进修生的影响。”
1966年11月18日西哈努克发现了在柬埔寨有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以嘲讽语气创造了一个词语“（胭脂色）红高棉”（Rouge Khmer）来首次命名柬共，意指“非正统红色”的土产杂牌共产主义组织，以区别于正统共产党组织。由于柬共始终不公开自己的存在和组织名称，“红高棉”的称谓便得到公众的认同。
1967年6月，共产主义暴乱在柬埔寨发生。柬埔寨各省也发生了混乱。6月份在磅通省巴莱（Balaing）中学的一个教员康克由，聚众烧毁了一辆公共汽车。康克由是1966年回到磅通地区的学校，已是柬共秘密分子。西哈努克的当地警察注意到康克由的活动，逮捕了他。清查行动在柬埔寨各地展开。
由于西哈努克在越南战争中的“两面派”行为把战火引入柬埔寨，以及他利欲熏心地私下出卖国土、个人收费的行为，激怒了柬埔寨人民。1970年朗诺将军通过议会，合法废黜了西哈努克。史称“朗诺政变”。朗诺掌握了政权，随即实行大赦，红高棉分子都被释放。康克由也被释放，加入红高棉的反叛游击队，他成为死硬的红高棉一员。
简单地说，1975年红高棉在中国的极力帮助下夺取了柬埔寨政权，柬埔寨人民落入种族灭绝境地，有如人间地狱。使得文明悠久的高棉民族比其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更接近于死亡。
1975年底红高棉党中央决定建立一个秘密监狱S-21，用来清洗“内敌”，保卫党中央。它的具体操作者是康克由，此刻他化名杜赫（Duch）。他被重用，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锦衣卫”或“东厂”首领角色。杜赫，身材清瘦，面相温和，毫不显得凶恶暴戾，但他对敌斗争极为冷酷，喜好酷刑审讯。杜赫总是重复说:“所有被带到这里的人都必须招供。”
杜赫选择了金边南部的一所名为堆尸陵（柬语Toul Sleng，一种毒野果）的中学。这个中学有四排的3层教学楼，被改造成20个集体大牢房和许多被砖块隔开的2尺宽8尺长的小牢房，使整个S-21能同时监禁1,500个囚犯。从外面看去，院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铁刺网，让人有浓厚的阴森不详之感。S-21于1976年5月启用，杜赫负责S-21的各方面的具体操作，他挑选了57个监狱警卫、20个看守员和一些拷问员。杜赫外貌和善，从不趾高气扬，一张照片是他的通讯员搂着他、两人笑眯眯的合影。但他对工作对下属都很严格。S-21的守卫辛辉（Him Huy）道:“他很坚强，头脑也很敏锐，他真的是说得到做得到。”最为具有价值的是，出于数学教员的认真习惯，杜赫为S-21的运作保留下完整的记录。 6park.com
S-21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内部清洗，其动机源于“党中央”夸张了自己在“敌人”眼中的地位。喜欢无中生有的农谢也谈到:“在（1975年）金边解放6个月后，美国计划从我们手中夺权。那计划涉及美国、苏联和越南共产党的联合行动，形成了一种内外搏斗。但是我们粉碎了他们的美梦”。 6park.com
在S-21建立的最初期，有7名皇室亲王和公主在S-21里被杀害。S-21的存在是高度保密的，仅极少数人知道，那是一些“高级兄弟”、S-21的工作人员、以及各地区的被委予机密职责的红高棉防卫首领。每当红高棉党中央发布指示时，有时点名那些被S-21拷问的“反革命分子”，然而总是避免提到S-21的名字。S-21的隔绝措施包括禁止任何人靠近营地、把附近的地区清场、限量所有文件、烧毁所有废弃纸张、转移囚犯时蒙起他们的眼睛、禁止员工之间的任何接触。最残忍的保密措施是靠杀死所有囚犯来维持的，没有任何人被释放过。S-21的恐怖和神秘在附近的一个工厂里为众所周知，该厂一个工人后来在1989年受访时指证它是个“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的地方。”杜赫在红高棉政权里担任著一个重要角色。
在1970年3月“朗诺政变”之前，杜赫经常回家乡看望他的亲人们，据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说，杜赫回乡时从不提及政治，她们也不知道他是柬共分子。1975年4月红高棉获得胜利后，他恢复了回家乡。他的姐姐说:“我们不知道他在红高棉政体里有什么职位。他回家时从不谈论他的工作，他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平常之处。”
在S-21建立之后，在柬埔寨各地区的红高棉仿照S-21建造了196个清洗机构。
1976年3月30日，红高棉“党中央”决定立即开展一个重大行动，即清洗内部以“消灭内敌”。清洗将由杜赫主管的S-21来完整地执行，它直接对“党中央”负责。这个强烈讯息的不可思议之处是：在内部并没有反对势力形成、也没有任何阴谋迹象出现的情况下，“党中央”急于部署内部清洗，并非源于事实的威胁，只能是源于假设。问题是，大清洗为什么会源于假设？
几乎在每份受害者的招供文里，牵连到的“密探”或“叛徒”的名单会增至几百个名字，使人觉得那是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大阴谋。本来，这些不合逻辑的编造，应该被轻而易举地揭穿──杜赫本人是一个靠严密逻辑和复杂证明来教课的数学教员。可是，所有招供文就没有一份被杜赫和审讯员们感觉是不切实际而拒绝，实际上那正是“党中央”所需要的。现在，可以知道，S-21作为最重要的保护“党中央”的设施，并非是为了鉴别真实的“内敌”，而仅仅为了不断地证实波布（红高棉总书记）的猜疑、假定或某种计划，并显示为此而粉碎一些重要的柬共党员是合理的。杜赫受命执行清洗“内敌”工程。实际上杜赫不可能不知道那些招供文几乎全是被逼捏造的。
杜赫每天工作到深夜，他勤奋地寻找“内敌”并逐个逮捕他们。现存S-21的一些处决照片展示被杀者的头颅被随意割掉。但是毫无疑问，在S-21里，除了囚犯的家属和孩子们是清白无辜的，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善良人，而是祸害自己民族的共党份子。虽然他们遭受痛苦折磨值得世人同情，但他们并非无辜。客观地说，S-21在认真冷酷、卓有成效地逐步深入地粉碎著主要由社会垃圾组成的红高棉骨干部分。
党中央密切关注著杜赫的工作。波布确信越南正在试着在红高棉内部组织政变。于是清洗层层扩大，诬指联系到党内高层，连党中央成员都对此产生了担忧。1977年10月5日宋成指示杜赫不要全盘接受招供，因为“他们的一些招供也在攻击我们”。于是，当杜赫看到一个囚犯胡乱招供，顺便咬出他以前中学的一个教员乔提丽特（Khieu
Thirith，英提丽特的婚前姓名，英萨利的妻子，红高棉最有权势的女人）也是美国CIA的密探。当杜赫读到这个诬告时，他很紧张，对那囚犯警告道:“你有什么证据？你知道她是谁的妻子？”
仅在1977年3月份，就有1,059名重要的高级干部被送往S-21，占满了S-21的全部空间。逮捕行动横扫了红高棉所有大区，90%以上的红高棉中级高级干部被S-21逮捕、处决。上千名饥饿的囚犯拥挤在四栋教室楼里。当清算行动变得更加剧烈时，S-21的关押空间被强行塞满，附近的镇艾斯（Choeung Ek）的S-21专用的杀戮场也被死尸填满。1978年4月间，被送到S-21的囚犯太多了，有些运囚卡车不能驶入S-21，囚犯未经审问就直接送去处决了。
大清洗愈演愈烈，层层株连，走入混乱。红高棉干部梅曼（Mey Mann）后来对研究员史提夫•赫德指证大清洗道:“每个人都在诬告某人通敌，而每个人都不懂正在发生什么事。”到了1978年，大清洗使整个红高棉组织濒临了绝境。红高棉的中低层的大部分干部已被清洗，被视为逮捕目标的高级干部也越来越少。随著整个国家的形势日趋恶化，残存的红高棉干部都疑团重重。无人知道自己是否将是下一个“内敌”？吞噬一切的迫害会在何时结束？一个有经验和自信的共产党或许有能力在清洗运动失控时克制它，而红高棉不能，因为被敌人团团包围的恐惧感围困着“党中央”。
根据S-21档案的记录，在S-21里，1975-76年时期有2,404个囚犯被处决；在1977年有6,330人被杀死；1978年6月份记录是5,765人被杀死；而1978年下半年的记录没有被发现，可能被销毁了。现存在S-21的档案共有19,049份，总计十几万页。据此估计，从1975年的下半年到1979年1月，在S-21里约有16,000人被杀死，这些人几乎都是红高棉的高级和中级干部。
总书记波布反复发动大清洗的结果是：其一，红高棉政权的政治基础和统治能力基本上被摧毁，红高棉军队被极大地削弱，“党中央”对各地区的行政管理已失效，幸存的干部和人民思投越南。其二，在1960年组成柬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被消灭了，柬共历史的知情者也都被消灭了。柬埔寨“革命”的过程被重重谜雾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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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克由后排右二

贴主:北京雨于2020_09_03 11:32:2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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