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在文革初提出砸烂公检法，此举激怒周恩来。周愤怒地斥责谢的行为是“剜心战术”，但谢富治仍召见公安部处以上干部，宣布“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本文摘自2011年第11期《世纪风采》，作者马儒，原题为《谢富治的荣辱人生》。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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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蒯大富、韩爱晶、谢富治（前排左起）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图源：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网）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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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诞生已经62年了，无数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与世长辞之后，他们生前不辞辛苦、献身事业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有一位前半生功勋卓著，但死后却被撤销悼词、开除党籍、骨灰请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上将--谢富治。
前半生的辉煌
谢富治，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峰岗乡。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寒。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地，喂过猪，也时断时续地读过私塾。青年时，谢富治头脑活络，也很勤奋，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着一些同龄青年。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武昌，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勃兴。谢富治同一帮青年也跟随这些农民打起了土豪、分起了田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农民运动遭到镇压，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被砍头，谢富治受到惊吓，逃回了老家。在农民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谢富治回老家躲避时，与谢富治同龄又同乡的李先念却毅然跟共产党走，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震撼了青年谢富治的心灵，促使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参军后，谢富治作战勇敢，打仗也有办法，很快就升任红军的连指导员。此后，他一步步晋升，先后当过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
30岁还不到，就成为红军高级将领，谢富治应该说还是出类拔萃的。他带部队有一套办法，打仗也肯动脑筋，在开辟和巩固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张国焘主持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鄂豫皖苏区曾经实行过一套过“左”的政策，仅仅在对内部人员审查的过程中，就有许多红军将领和干部被迫害。
这一时期，谢富治紧跟张国焘。在“肃反”过程中，他常无端怀疑别人，整黑材料，审讯干部，惟张国焘之命是从。因此，鄂豫皖苏区许多干部被排挤、打击、降职，甚至杀害，但谢富治的职务却上升了，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掌控人事大权。
当然，应该肯定的是，谢富治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也是做出过贡献的。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建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在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他打过不少防守战和进攻战，成团成营地歼击过国民党军队；在随部队西进川陕开辟川陕苏区的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四川军阀武装都怕他三分；在战斗中，他常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部队遭受挫折时也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
谢富治参加过长征。跟随张国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不对头，因此他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但对他手下的干部还是团结和爱护的，谢富治也受到了中央的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进行整编，谢富治被任命为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
当时三八五旅的旅长是陈赓。应该说，谢富治与陈赓的合作是好的。许多重要战役都是他们二人共同商定后组织实施的。谢富治与陈赓一起，创造了许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好的办法。抗战八年，谢富治在太岳地区活动了八年，可以说，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发展，壮大我军，是做出了贡献的。
1945年9月，谢富治任晋冀鲁豫太岳纵队政治委员。重庆谈判期间，陈赓、谢富治正确地领会中央意图，发起上党战役，配合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后不久，谢富治改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委。194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在这个纵队基础上组建兵团。这就是名盛一时的“陈谢兵团”。陈谢兵团组建不久，就奉中央之命，挺进豫西，牵制并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8年5月，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战将。陈赓、谢富治还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立下赫赫战功。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谢富治任二野三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谢富治与陈锡联合作得也很好。他和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中，三兵团打得很好，渡过长江后向西南开进也很迅速。不久，他又与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地区主要省份，然后又率部进军云南。云南解放后，第三兵团就驻扎在云南。
建国后，谢富治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是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
谢富治治理云南，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更值得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他组织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还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经过努力，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了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又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他又奉调中央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部长。
抢先批邓“受重用”
“文革”初期，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邓开炮。谢富治抢先放了“头炮”，把靶子对准邓小平，诬陷邓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江青对谢富治的表现很满意，高度称赞他“批得好”。此后，在“批邓”中立了“功”的谢富治开始受到江青的重视，并受到“重用”。在这次会议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将军回忆：刚开始时，谢富治还经常挨江青的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不让他参加。后来陈伯达对谢富治说：“江青同志批评你是爱护你，正说明你是个好同志。”有了陈伯达这句话，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让谢富治参加了。谢富治还得意扬扬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傅崇碧（谢富治此时还担任着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后不禁感到愕然。在批邓问题上，傅崇碧曾劝过谢富治：“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他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实际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邓的运动推向全社会。一个多月后，张春桥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动”，此后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涌向了大街小巷。
从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月，谢富治又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康生的话反映了谢富治在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报道中，谢富治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为第21位，一年后的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说：“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人。谢富治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了第9位。
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元凶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66年12月18日，中央举行碰头会，决定设立专案组对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进行审查。鉴于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审查，便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担任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谢富治虽名为组长，却一直将组员江青的意志奉为“旨意”，一切都听命于她。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2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时，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所谓的历史问题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此后的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
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江青、康生、谢富治在实际工作中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同年5月，他们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审查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反映出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的做贼心虚。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将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谢富治与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控制、指挥了刘少奇专案组，使它完全成为一个制造伪证、假证的机构。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会议上说：“刘少奇自首叛变问题，有个八九成；陆定一叛变自首，也是八九成，可能还是内奸。”不重证据而仅凭推测，就是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办案逻辑。
1968年9月，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整理出3份所谓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住在钓鱼台11号的江青的手中。经过江、康、谢3人在钓鱼台的紧张策划，逼供而来的3份“罪证材料”被改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经张春桥修改定稿。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反“二月逆流”的干将
从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每两三天召开一次。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乱军队。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谢富治插话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一步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正义抗争，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诬陷为“二月逆流”。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这得到了江青的欢心，她说：“谢富治是惟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这也使谢得到了江青的好感。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围攻、批斗，谢富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紧跟张春桥，说老帅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总理）”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于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回答说：成员不扩大，他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谢富治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员。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共计12人。
1967年4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谢富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11日的会上，徐向前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近3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陈伯达首先对徐向前开了炮。谢富治接着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徐向前回答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啊！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谢富治的表现使他继续得到重用。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3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林彪事件发生后，谢富治继续做新的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
炮制《公安六条》制造冤案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谢富治还“谦恭”地写信给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根据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扩展到了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不满的，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当批斗“走资派”开始成为主流后，一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不理解，组成了“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联动”打出了“打倒谢富治”的口号，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曾6次冲进了公安部。谢富治秉承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旨，下令先后抓了400多名“联动”成员，投入狱中。他恶狠狠地说：“‘联动’是一批反革命分子，将来我非枪毙他们几个不可，要杀一儆百！”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就已不复存在。但康生说：“军队内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就附和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这一冤案中，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
2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出两个人前往青海某监狱提审一个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亲、叛徒文人姚蓬子的历史。案犯详细地交代了姚蓬子叛变和加入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材料交看守员盖章时，看守员发现是有关姚文元父亲的问题，便向青海省公安厅报告，青海公安厅便命人将两个调查人员禁闭了起来。谢富治接到青海来电，大发雷霆，立即把同意调查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叫来训了一通：“姚文元的父亲，你敢随便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而后谢富治又具体指示：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的恶毒阴谋。要把两个外调者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北京。后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被解散，有关人员被隔离审查。
7月，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错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1967年10月8日，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它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为这些“左派”撑腰的是林彪。传单惟一称赞的人是周恩来，说现在局势所以还有一线挽救的希望，是因为有日夜操劳的总理在苦撑大局。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把持的公安部。谢富治如获至宝，立即调集了公安部的专家破案。很快，11月24日便在天津破获此案。写信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他承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人干的，没有任何其他人参加。经过公安人员对笔迹及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的确是这人所为。这一案件本可以结案了，但事情并非如此。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追查了几个月，进展不大。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谢富治干脆挑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查到最后，12月间，竟查出一件“惊世奇案”——“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在刑讯逼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说在北京有个“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书记”是朱德，“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而且，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1967年7月，还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