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在1967年二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说：“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黄永胜听了我的话，瞪大了眼睛问我：“陈再道，你喝醉了吗？”谢富治也跳了起来说：“这是反动言论，我要正式报告中央。”本文摘自2013年第4期《党史文汇》，作者黎虹，原题为《中顾委九位老革命家的片断故事》，文章系节选。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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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开国上将陈再道（图源：浙江图书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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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上将曾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我军屡建奇功的猛将。他在中顾委1984年整党会上的一次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再道从他童年说起。他说，我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从小就父母双亡，受尽了苦难，也养成了我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精神。17岁那年，我参加了敢死队。我是个大老粗，从没有上过学，更没有上过军校，可是我从千万次实践中学会了军校学不到的东西。
接着，陈再道讲他的性格。他说，我这个人过于直率，太无心机，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在和平年代常常感到不适时宜。我最讨厌那些曲里拐弯、表里不一、落井下石的小人，溜须拍马之徒在我面前从没有得到好脸色看，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挨我一顿臭骂。这大概是我的性格吧！
他举庐山会议为例。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有一位军队的老同志打听到我陈再道曾在工作中与彭德怀有矛盾，发生过争执，就找到我门上，掏出本子，要我提供批彭的“炮弹”。听了这话，气得我浑身发抖，就抓过本子往桌上一摔，蹦起来骂他：“你他妈的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我可以同彭老总骂架，但我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收集批老首长的炮弹！我说彭老总是个大好人，你敢往本子上记吗？”他被我一顿臭骂后，灰溜溜地走了。
他又举了“文革”中的例子。他说：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有一次我到中央开会，亲耳听到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就睡在身边”，我听后大吃一惊。此话如不是从毛主席嘴里说的，我一定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后来听说，毛主席说的身边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我就想不通了。阶级敌人能当国家主席吗？笑话！我一气之下，给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打报告，说我陈再道不想在北京干了，想回武汉军区，林彪批准了我的报告。徐帅深知我这个老部下的秉性，怕我回到武汉又捅娄子，临行时告诫我：“你不要太天真了，以为回武汉军区就没有事了？‘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编者）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他（指林彪）是主张搞‘四大’的，你要有思想准备。”当时我没有体会到徐帅这番话的含意，便兴致勃勃地赶回武汉。到武汉一下火车，迎头就撞上“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大标语，给了我当头一棒。接着，林彪、江青一伙操纵造反派大搞反军乱军活动，接二连三地搞起武斗。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在1967年二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我说：“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黄永胜听了我的话，瞪大了眼睛问我：“陈再道，你喝醉了吗？”谢富治也跳了起来说：“这是反动言论，我要正式报告中央。”我笑了笑，做了手势让谢坐下。我说：“这个就不劳您的大驾了，别人早做了，打小报告的人有的是。”果然林彪知道以后，就对吴法宪说：“对陈再道这个人我不放心。”可是他拿我陈再道没办法。江青接见造反派时也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陈继续说：果然，在林彪、江青操纵下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诬蔑我搞反革命政变。7月27日，我被召到北京，以百万人游行迎接我。“打倒陈再道”的吼声响遍北京，几万人冲到了我住的宾馆，多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我藏到八层至九层之间的电梯里，才躲过了一场大难。真没想到，我当时已是快60岁的人了，还玩了一场藏猫猫。紧接着，中央碰头会召开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残酷的批斗。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凡涉及到我的事，都跟我单独算账，不要扯上别人。”为此，我挨了吴法宪一个耳光。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搞武斗，这还是空前绝后的一例。到了1975年，我当了中央军委顾问，吴法宪却成了阶下囚。在清算吴的罪行时，有人说他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我立即声明：“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个。”
陈再道最后说：“在无穷无尽的批斗中，我就认准一个死理：决不糟蹋自己，决不丧失人格，决不牵扯别人。”这三个“决不”，反映了陈再道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