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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ear ago

原创 半杯馊茶 2019-12-17
中共的情报、安全、保卫，统战事业诞生于对手对己的不择手段的清洗中，诞生于保存革命火种，自身力量的风雨飘摇的年代。但从无到有，这个系统逐渐的壮大和完善，在中国革命中起了不可估量，甚至是决定成败的作用。
周总理国统区谈判时
作为爱好者，对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领袖者们一直窥探究竟。但很显然，由于课题的特殊性，外人如我可能连皮毛都不得而解。但这几位无疑是站在最上层的（并且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周恩来、董必武、康生、陈云，叶剑英等。
这也许有点自我理解，除了缔造者周公之外，其余排名应该不分先后，我感觉更合适。不少人根据目前传流较多的，把李克农作为情报领袖者之一。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的观点，前者为帅，后者为将。李克农上将，他的确是功勋卓著的中共情报事业的领导者，但显然不是领袖者（决策者）。更多的，他是最高层决策的执行者。
李克农
好了，说回我认为的领袖者们，其中有一人，叶帅和康生在情报和安全系统中的历史轨迹。
1955年，叶剑英被封帅，很多人很难明白历史上叶剑英从未直接领兵作战却被封侯为元帅，至今很多伪史者以为他是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那份真假难辨的电报。这其实只是民间妄谈，坊间牙余而已，要这样计算功劳，莫雄在庐山把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全盘计划偷出来交给了项与年，而项与年拿板砖把自己拍成猪头，他还敲掉了自已的四颗门牙、装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可以说是救了整个中共中央与红军。若论功行赏计酬他们俩人又该凭什么位置？但是，解放后莫雄无非是给了个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虚衔，项与年是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酬功仅此而已。阎宝航又如何？要知道不管何种阵营，做谍报工作，尤其是做高级指挥者，善终的屈指可数。‘潘杨事件’虽已平反，其人却是苦难而仙。克格勃主席中又有几人不被肃反。
周恩来所指挥的红色特工战，现在已被解密得不少，不提也罢。康生的情报生涯却是到现在也鲜为人所知，留下的蛛丝马迹，仅是他在上海，顾顺章叛变后他接掌特科红队，其留下的行动资料，至少到目前，民间研究者也只是凤毛麟角。即便就是官方文献办公室，能知晓档案的，我想也是寥寥无几。
其实，康生接手红队后，也曾经亲临一线，直接锄奸，在某医院干净利落的亲手杀掉过红军叛徒。
1932年后，康生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时，每天上班的单位，就是共产国际情报部。在情报方面，他确实有着理论与实践都非常丰富的“特别工作”经验。台湾那边的资料记载中共方面几个在苏联受过正规政治保卫与谍报训练的大特务，分别是周公、陈云、康生、程一鸣、路鹏（很少人知道这个化名，原中共南京特委军委书记路大奎，叛变）、陈赓，顾顺章等人。延安时期中社部举办的各类如三十里铺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七里铺训练班，全是使用康生撰写的《特别工作建设》教材，军统那边的教材《情报学》凑巧是程一鸣编写的，以及顾顺章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包括根据他编写的讲义与教材，国民党中统编辑合集而成的《特工丛书》。
康生社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他上的课生动活泼又富于启发性，让受训学员们心服口服。比起那位同行对手戴笠，无论是个人才华还是组织手段，不相伯仲，否则怎么解释在整个抗战期间，康生能稳坐中央社会部部长？继而内战开始，解放军从节节胜利到最终胜利，不如说是秘密情报战的胜利；而奠定内战时期情报工作的基础，恰好是抗战初期就开始积累的布局。
康生死后被清算老帐，一算就从延安整风开始算起。指名其迫害好人，罪恶罄竹难书等，不能否认，康生的多疑（包括政治斗争中的私心），迫害和构陷了不少原本清白的革命者。但同样辩证的看延安整风中的肃反不可能完全肃错。然而，今天的历史材料的冰山一角，可以看出确实有不少国民党特务混进了延安。例如，著名的军统“汉训班”，一直到解放后若干年（大陈岛档案），这个军统针对中共的潜伏特务训练营中究竟有多少潜进了中共队伍，甚至到了高层，都未得详细。
1956年台湾军情局悼念戴笠死忌10周年，蒋介石伤感地对在场的大小特务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蒋这句话信息量很大，起码可以有三层意思。
其一、戴笠很工作能力强，防共与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如果没死，可以防止及破获中共地下党渗透；
其二、戴笠不死，军统就不用内乱，在国共内战中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其三、戴笠单线掌握着中共方面许多关系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随着他的死亡而失去联系；
这三层意思里，我相信后者。单线进行联系的特务，事关性命，惯例是没档案可查，卧底为了保护自己，只认人不认组织。等于说有些打进中共内部的特务，蒋也不一定知道，不是戴笠不信任蒋，而是防止蒋身边的人有问题，事实上他是清醒的，蒋身边的确蛰伏着一些中共高级特工。其实就算蒋知道名单，在戴死后派人去联系，关系人也不一定肯接头。谁敢说只有一个沈之岳？按照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我们有“风筝”，对手也会有“鼹鼠”。
如果以为延安大规模的肃反与审干，还有解放后屡屡绷紧的反特审查，全都属于空穴来风，归咎成党内斗争的故意整人，那就是毫无敌情观念了。以康生的情才心智，他会在没有任何过硬情报的依据下，仅凭臆想就敢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那不把书记处的几位大佬当成泥俑木偶？ 他死了几年后，说他是害人成瘾的贝利亚式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悼词。这和他生前的盛誉反差巨大，可见其与党内人士积怨颇深。他一个胶南张家的二少爷，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凭着良心与正义感投身革命，和谁都没冤没仇，整谁不整谁，我看不出是源自私怨。他只不过是患了小知识份子的左倾革命狂热症，结合早期在上海特科经历，对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痛恨尤深。加上保卫工作的职业习惯，久而久之这种警惕就变成了多疑。在我看来，他对党所造成的损失不单单需要批判和揭发，其实，他更需要的，是能否在若干年后，有一个客观的历史评价，或者说专业学术讨论。
那么，为康生念悼词的可是叶剑英，为什么是他念而不是别人？是不是有什么历史渊源？翻查历史资料，可以明确的读到叶剑英还有一个很少公开的职务“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才是李克农，第三副部长潘汉年。抗战时期，这两块牌子实则一个部门的部长都是，康生。
1975年康生死的时候，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也许他生前曾流露过相关的意思，他最出彩最无愧的人生历程，不是早年在上海滩的血雨腥风，也不是晚年的变态的政治角斗，便是在中共安全保卫事业上的贡献。见证他这个工作的最熟悉的几个战友与部下，周公内外交集，身心俱惫，自己已在医院燃烧着最后的烛光（而二位曾经在康生最后的时光中，匆匆密晤）；李克农已驾鹤西游，潘汉年在监狱里渡过了他最后的岁月，好在叶剑英还活着，自然要他来念悼词，就如刘伯承元帅的悼词只能是邓小平同志念的一样。
依据目前党史资料所留下来的印象，康生是搞理论和党建工作的阴险酷吏，叶剑英是纯粹的军事大员，只有李克农才是专业搞特工的业务人才。按照这个说法，岂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从延安时期的社会部就开始了吗？而康生与叶剑英两个人不都成了挂名不管事的混饭吃的家伙。问题是，谁会把如此实权实职的机要部门，当成人大政协？如果他们俩不是挂名出任，而是名符其实的有职有责，那么问题就随之来了，他们凭什么出任这个职务？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有过什么工作成就？这么多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出来，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的身影，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看起来还是云遮雾绕，若隐若现。但我相信，他们俩人维系着隐蔽战线上最为精彩绝伦的往事肯定令后人追逐，康生就算了，他没有可能翻身解放的机会了，也许很多原本该属于他的功劳佳话，被挂在了他的组织领导名下（成绩要归功于党，归功于领导）。但是，叶剑英从来没有彻底倒过招牌，身后哀荣更盛，为什么从来不见他在秘密战线上的具体功劳呢？前几年，有过一部电视剧《叶剑英》，也只是说了一些在军调部无关痛痒的逸事而已。
想象由此而来，试析。其一、他的公开身分比社会部更隐蔽，虚挂其名，方便参阅情报，协调社会部与总参的军事工作；其二、他在社会部的角色相当于军统里面郑介民的业务职能，只是负责军事方面的谍报；其三、他掌握的工作，在今天仍然还没解密，而没解密的原因，是不是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力，还在有效地发挥作用？其四；其子裔至今仍享受殊荣，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地位。其长子官至副国，次子（岳枫）更是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我党我军对外情报工作的主持人之一。
有人说叶剑英在情治工作方面只是周恩来的助手，这话对，也不对。周恩来在许多时候，是带着叶剑英飞这飞那的搞统战，但对民主花瓶派的统战是统不出多少直接的一线军事情报的。当时叶的公开职务是八路军的参谋长，主要的业务还是在军事谍报方面。只能说，叶参座的工作也在周公的领导范围内，他们多年来，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代的“南昌起义”前夕。“南昌起义”事败后，叶剑芵继续潜伏在军阀张发奎的部队里，接着再搞了个“广州起义”，可惜又失败，叶参座只好跑路去了苏联留学，是否可以解读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就读的时候，一放暑假可能是去了“契卡”进修些专业科目，比如情报训练或参谋作业训练（程一鸣受训过程就是如此）。
1949年后，叶剑英坐镇广东，港澳的统战与情报工作，全归他领导和指挥。这时，他广泛地利用了当年在粤军中的经历，与老同事，老朋友，老相识，老同学，老关系，老乡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大概许多在港澳的统战对象与情报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
80年代后，叶剑英倦政，把这部分工作与人脉关系移交给二儿子叶选宁手中。结果叶选宁以四年军龄，跃升少将，出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这里面当然有老叶的余荫，也有特殊的历史原因。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急需海外的资金与技术，而吸引外来资金与技术的群体，百分之九十来源于广东华侨。华侨里面，客家人又起码占三分之一多，为了做好海外客家人的工作，只能让叶选宁代表老子出面。没办法，外面的大阔佬们只认在50年代初因为关照他们而倒霉的老叶，他们念这个情，只认叶家人。
叶选宁
总政联络部是个情报部门，而因为特定时代的历史原因，在叶选宁将军入主之前，其业绩和战争年代及建国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叶将军加入后，利用海外关系，立即让总政联络部抖了起来，工作成效令人张口结舌。最为成功的操作，便是安排吕正操的秘密访美，去夏威夷见张学良，动员张回国定居或者一游。吕将军早年出身于东北军讲武堂。在张学良手下担任过副官队长，是张学良的亲信。张不愿意回来，但向吕表示，很怀念当年在西安对他搞统战策反的叶参座。
唐纳，李云鹤的前爱，旧中国著名的文人，影视剧的推手。谁也没想到，他更是老资格的特科成员。建国前，便远赴海外。三十年后的1978年回国，叶帅已经位列新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其出面秘密接待了马骥良（即唐纳），陪同的则是当时中共安全机构最高领导之一罗青长。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评价，也正是恰如其分的概括了这位元帅一生所经历的暗涌。在中共建党建国治国那几十年里，这位老元戎，几乎历经了所有政治险关，却毫发无损，全身而退。死后还能享极殊荣，其一是资格，其二是功勋，而这功勋的内在，世人又知几何呢？一个掌管秘密的情报大师，本身就已经成了秘密。
（注，其实本文是几年前的老文字，写东西又翻到，便稍微修改一下再发一遍。如有兴趣，可参看我已经弃写的公众号：针眼。几年前的一些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