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广州非法黑人的最后一年

2021年4月13日 来源：蓝字计划 6park.com
不出意外，今年是广州政府最后一次为黑人问题头疼。
传说中广州有30万黑人，而如今只剩不到5000人。
曾经承载着他们暴富梦想的“巧克力城”，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时候。
1 巧克力城变鬼城
疫情究竟让多少非洲人离开“巧克力城”？即便是专门研究移民问题的学者也难以给出确切数字。
但长期混迹在越秀区小北路一带的人，都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人数萎缩带来的变化。
曾经人气最旺的商贸大厦，如今空如鬼城，开门营业的店铺寥寥无几。

整层楼的商家几乎都关门歇业via.蓝字
无人光顾的大段空白里，烟店老板阿吉恹恹地窝在沙发里，握着水烟管吞云吐雾，好像下一秒就要睡着。
一毕业就投身外贸行业的阿吉，在小北商圈最繁茂的时期，经常忙到“喝盏茶功夫都没有”。而现在，他每天都有大把时间不知如何消磨。开店的心态日趋佛系，知道没几个钱赚，但不开又实在找不到事干。
阿吉所在的大厦已经降租50%，可很多商户依然没能熬过去，紧锁的卷帘门上大多贴着转租的告示，断手模特孤寂地矗立在门外。
无法拓展新客源的这一年里，服装店老板lisa逐渐把生意转移到线上，靠以前积攒下来的熟客维持，但“啃老本”依然挡不住利润大幅下滑。
做外贸生意的她仿佛成了股市被套牢的散户，不知如何抽身。只能时刻关注国际新闻，为自己找一个熬下去的理由，比如明年的世界杯。她的店主要经营运动类款式，或许能借此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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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鲁是她为数不多还能在线下交涉的非洲客户。
和许多尼日利亚青年一样，巴鲁的童年回忆和那些来自中国的小玩意紧密相连，有关这个东方古老国度的种种传说也构成了人生最初的向往。很多当初和他境况差不多的人，闯荡几年后返乡就成了商人富贾，带领全家实现阶层跃升。
他们说，在广州，以小北路为中心，半径约5公里的地带，廉价货品宛如金矿，发财机会多如牛毛 ，成千上万黑皮肤的人大量聚集于此，所以它又被称为“巧克力城” 。
过完25岁生日没多久，带着一家人的期望，和东拼西凑的几千美元，巴鲁踏上了寻梦之旅。在付完机票钱和签证费之后，巴鲁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但他仍然很兴奋。
在广州，高楼大厦和商贸市场随处可见，有持续的供电，干净的自来水，公共汽车上竟然还有空调……看着这一切，他感觉自己好像从洞穴中爬了出来。
可惜造化弄人，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要大干一番时，新冠疫情爆发了。
航班数量受限制、供应链受阻、以及入境后的隔离政策都让贸易成本直线上升。好些扛不住的同胞搭乘撤侨航班悻悻离去，但巴鲁不甘心空手而归，因为那样“会很丢脸”。
他知道兄弟姐妹还有亲戚朋友都在等着他发家致富以后回去给大家发红包，给他们找工作，盖新房子……所以他怎么能把做生意的本钱都花在往返机票上呢？
巴鲁曾经听人描述过宝汉直街鼎盛时期的景象。街头巷尾挤满非洲面孔，像一片天外而来的非洲飞地。
商人肩扛手提被塞得满满的黑色超大塑料袋，在一个个商贸城之间穿梭往来。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操着豪萨语、斯瓦西里语等各种非洲部族语言高声交谈,浓烈的香水味四处弥漫……整条街在夜晚的霓虹中沸腾起来，喧嚣直至凌晨才会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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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时期的宝汉直街
夜晚本来是广漂非裔最活跃的时间段，但如今却丝毫不见人头攒动的热闹场面。即便酒吧也生意萧条，零星几个客人静静待在座位上独酌，过于冷寂的空气只能靠狂躁的音乐来驱赶。
置身其中的巴鲁并不能确定，“巧克力城”的变化是因为元气大伤尚未恢复，还是属于非洲淘金客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入场太晚的他，注定只能吃些残羹冷炙。
2 遍地黄金的时代
和巴鲁的后知后觉不同，2003年就进入中国的Felly，是抢占先发优势的淘金者。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亚洲四小龙全线崩溃，在中非友好关系的带动下，跑生意的非洲人自然而然向着逆势生长的中国“战略转移”。
广州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城市之一，周边地区遍布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类物品齐全且价格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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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逐渐成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
那一年Felly的父亲来广州参加广交会，回国后对他说，“广州以后会很好。”
从此，Felly记住了这个地方。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珠三角作为“世界工厂”的马达，全力开动，中国制造业进入十年黄金期，外贸进出口规模从五千亿美元连级跳到超过三万亿。
两年后，20岁出头的Felly独自到中国闯荡。那是一趟辗转的旅途：从金沙萨起飞，经肯尼亚中转，之后到香港，再坐火车来广州，全程用时2天。
“小北——小非洲，看到的第一眼我就决定不走了。”
Felly的生意经历了“遍地黄金”的时代，也见证了在穗非洲人口的急速增长。
事业的上升阶段，他每天忙着在广东各地找货，也会根据客户的要求去外省采购货物。
非洲大多数国家缺乏工业，物资匮乏，当地市场严重依赖进口。通过倒货挣差价，几乎是所有非洲商人共同的模式。
由于市场需求旺盛，那时候100元的货品有机会以翻倍的价格卖出。他形容生意好到一次挣的钱，“可以在国外买一套房，买一辆车。”
2006年，Felly拿到一家重庆摩托厂在刚果的独家销售权，每个月发两三个货柜，一个货柜装80-100辆摩托车，当时进价约400美金，回刚果能卖800美金，除去货运和关税等成本，一辆至少净赚200美金，相当于1600元人民币。光靠倒卖摩托车，月收入就能达到30万。
这样的成功学故事在非洲大陆不断流传，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道而来。
广漂非裔以经商为主，他们大部分都是“国际倒爷”
莫利的父母看到家族里的哥哥在广州打拼七年多发了大财，于是倾尽全家财力，凑了1600美金，拜托这位哥哥带莫利来广州淘金。
他们似乎觉得广州遍地是机会，赚钱就跟上树摘果子一样容易。
小北坐享老城区的地利，同时物价低廉，又正好位于广州火车站和环市东路商圈的连接线上，对急于寻找委身之所和生财之道的非洲人而言极具诱惑力，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区。
一条铁路将环市中和宝汉直街隔开：一侧是摩肩接踵的车流，另一侧是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宝汉直街。穿过桥洞，呼啸声还未远去，川流声在背后奔涌，眼前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莫利在宝汉直街的城中村租了一间12平米左右的房子，租金1200元，不包括水电、通讯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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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在出租屋里
为了他来广州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家里人还倾尽心力给他缝制了一件精美的驼毛绒长袍。
来到这边才发现，天气太热根本没法穿。但为了给家里人一个交代，他还是穿上请人拍了张照片。
接下来的日子，莫利白天奔波在各个批发市场，晚上就会泡在宝汉直街和环市路交界的苏丹餐厅里，和朋友交流信息以及收获。
在广州，黑皮肤的非洲人经常被视为一个同质的群体，然而在非洲人自己看来，他们是由非常多元的群体组成，相互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又被同样的一种东西，吸引到了一起。
在一个语言、文化、生活环境都完全不同的国家，没有制度护航，只能单打独斗的国际商人，全靠抱团聚居，维系一点最后的安全感。
因此广漂非裔通常以国家为单位聚集形成社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间大使，对内负责处理纠纷，分享经验，帮助新来的同胞；对外负责与当地政府沟通，有时还要在商业纠纷中充当仲裁。
会讲英语、法语、中文，甚至懂粤语的Felly，凭借良好的跨文化素质，在六名候选人中以83%的票当选“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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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ly担任一家国际贸易货运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
在小北混了这么多年，他对周围的一切似乎比本地人更熟络。知道哪里有更专业的市场，知道买服装去火车站或三元里，买手机去大沙头或南方大道，买家具去佛山顺德，如果想买更低价的小商品，就坐两小时飞去义乌。他还认识很多工厂，可以跳过中间商，直接从工厂进货。
老乡想买什么，他都能快速找到合适的店铺。通常他带去档口的客人，都会得到更优惠的价格。“而且，我不需要付定金。”这个“特殊待遇”足以让Felly感到骄傲。
也因此，Felly陪同逛街、介绍商家卖货是要收服务费的，这是他公司众多服务之一。
六年前，有一个非常熟的朋友生病，没有去医院看，在某天早上一睡不醒，“突然没了”，留下妻子和五个小孩。Felly心里很难受，发动同胞凑了十几万，把尸体运了回去。非洲没有火化的习俗，他们不喜欢火化。
得益于“入世”的推动和广交会的聚集效应，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据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梁玉成教授调查，在穗非洲人数量在2010年前后达到了最高峰 。
远道而来的非洲人日复一日消化着“中国制造”，而商业嗅觉灵敏的中国人又从各地聚拢到广州，做起非洲人的生意。
以小北、三元里的大型商贸城为源头，附近区域形成了一条面向非裔群体的完整服务链，如货运代理、机票代售、国际长途、宾馆、餐厅、发廊，就连拉货师傅都赚得钵满盆满。
3 猫鼠游戏
在中国这样一个非移民国家，生物辨识度极高的非裔大量聚集，部落文化交织衍生治安问题，很难不成为媒体围剿的猎物。
2007年《广州日报》发布了一篇名为《广州黑人部落全记录》的报道，着重抨击了黑人商贩经营低劣的纺织品和二手电子产品、黑人“打工仔”带来的治安隐患等等。
这是广东媒体第一篇深度揭批广州小北黑人区的文章，也是官方大规模整治黑人社区的开始。
在夹缝中谋生的三非黑人，大多来自西非高失业率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冈比亚等等。他们之前没有从商经验，注定只能从贸易生态链里的下游环节起步，持旅游签证或者短期贸易签证入境，签证期限只有15-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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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黑人大部分拿的是短期签证
而能够取得6个月——1年长期工作签证的，大多是自己开设贸易公司，或者任所在国家、迪拜、香港等第三国家/地区贸易公司在华办事处的首席代表。显然，他们在黑人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
对普通黑人而言，续签所需要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太过高昂。作为个体商户又找不到中国雇主、大学或者海外公司替他们做担保，为了继续捞金只能非法居留。随着三非队伍不断壮大，一些浑水摸鱼的经验之谈也在黑人内部之间流传开来，比如一出机场立马把护照和签证撕了，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被找到也无法确定国籍，难以遣返。
也因此，管理黑人族群的难度远超大众想象。这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有关部门大多没有涉外管理经验，也没有相对应的外语人才。管理机构信息沟通不良，导致很多黑人入境后踪迹难寻。
媒体的报道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执法机关开始加装登记软件，并推行黑人“集中居住管理”的策略。
2008年的奥运会，2010年的亚运会，每场全球大型赛事开始之前，都会出现一轮签证严查，整个广州更是对非裔进入重点关注状态。
在这期间，两名来自尼日利亚的纺织品零售商试图逃脱签证检查。其中一名不慎从18米的高楼摔下，后经查实两人签证都已经过期。
事件发酵后，超过百名尼日利亚人聚集，一度造成广园西路交通阻塞。
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非洲移民逐渐向广州的城市外围区域转移。
根据跨文化研究学者Michal Lyons的调查，2010年，26.7%的非洲商人搬去了移民管制宽松，且生活成本更低的佛山市。
搬到佛山的非洲人大部分都像Emma一样，就住在与广州隔江对望的黄岐，每天几个人拼的士跨城通勤——相比公交地铁更不容易被政府追踪到，来小北、三元里一带扫货。
然而亚运会过后，佛山响应广州号召，也开始加强清查力度，并对非洲移民所在的小区进行频繁搜查。
为了避开检查，Emma和他的室友只能去更隐秘的城中村寻找监管死角。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梁玉成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非法移民，来中国的前两三年是有合法身份的。
2013年，中国通过了新《出入境管理法》，许多非洲商人希望通过它从无限循环的短期签证中解放，但事实相反，新法律使得签证续签的程序更加复杂。过去外籍人士尚可在香港或澳门申请续签，但现在必须回到自己的国家才能申请。
另外外籍人士在中国生活，除了护照和签证外，还要随身携带居住证明以供查验。
根据新法施行后广州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在穗的非洲人数量似乎确实在减少，2010年，梁玉成曾经估计在穗常住黑人约5万，到2014年，这个数字降到了1.6万。
续签的成本大大上升，短期签证又根本无法满足倒货所需的时间，利益权衡之下，大量黑人选择逾期滞留。
被中间商用二手货糊弄过的艾伦，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提前回去，在协商船运的过程中，广州没有可信赖的物流中介或中间人，“我很可能会损失所有资金。”所以即便滞留一两年甚至五年，他也一定要等到商品完工，亲自守着它们运出去之后再走。
2013年 8 月中旬开始，小北街道每天都有警察突袭行动，被逮捕的逾期滞留者需要缴纳高额罚款，甚至锒铛入狱，并且此后五年内都不得进入中国。
对淘金者而言，这无疑是毁灭式的打击。于是检查和逃脱检查的猫鼠游戏，每天都不间断地在这座城市上演。
“警察甚至会截停公交车出租车和私人车辆，他们会在所有地方设置路障。我见过公交车在晚间被截停，警察上车检查护照和签证。窗户是密闭的，你逃不出去，只能束手就擒。”
艾伦时常觉得自己仿佛是探索频道节目中在河边饮水的羚羊，时刻可能被水中的鳄鱼偷袭。
为了躲避鳄鱼，他昼伏夜出，主要靠电话遥控生意，尽量避免离开寓所到街上活动。
他的朋友奥利还没打下稳定的关系网，凡事都得亲力亲为。因为担心猝不及防被逮捕，他去哪都随身带着自己的行李包。
房东知道他的签证有问题，经常威胁说要向警方举报他，以此索取更多钱财。奥利没办法，只能乖乖掏钱。
“她还要求我每次回家前给她 10元人民币。如果我不给钱 ，她就会断电 …… 不知道为何，她认为我理应遭到这种待遇。可我明明也是人啊！”
即使执法力度如此强硬，但三非问题依然难以解决。
签证数量被控制，甚至滋生出法律之外的灰色签证产业链。找到地下中介，花一万可以续签两个月，渠道来自深圳、厦门、义乌、香港、澳门等地，但只有营业额相当乐观的非洲商人才出得起这个钱。
普通商人大多像奥利一样，利润只够维系拮据的生活，即便哪天想要回归故里，也没钱交罚款和买机票。
比起舆论声讨，以及政策风向，真正从根源上解决“三非”问题的，是一个更宏观的背景：低端制造业产业转移。
自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曾经吸引非洲黑人的服贸、小家电等产业追逐着更廉价的人力，更年轻的市场，更优惠的营商政策，发生迁移。
许多曾经撑起珠三角制造业辉煌的本地企业，开始从广州迁往佛山，有一些企业干脆跨越国境，前往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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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非洲人跟着产业的转移而转移
“这座金矿似乎要挖到底了。”
Felly的生意从2015年急转直下，4名中国员工走到只剩一个。
看着身边的非洲同胞一个个离开，有些人回国了，有些人带着妻儿去了欧洲。他时而也会纠结去留。
4 想象中的30万黑人
就像九十年代那样，“战略转移”的历史时刻又到了。
在漫长的猫鼠游戏之后，新冠疫情，成为压倒离开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要说我在疫情期间经历了什么，我只能说，太难了。”
去年三月底从几内亚老家飞回中国以后，留学生D的麻烦就开始了。他被隔离了整整三次，不能出门，全方位无死角的摄像头正对他的门口，他觉得自己像被监控的罪犯一样。从前戴着耳机深夜漫步广州街头的画面，美好得像是从未存在过一样。
那阵子，中国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但境外输入病例导致广东地区疫情呈反弹趋势。这其中，来自非洲的输入病例备受关注
声称广州非洲人社区疫情“暴雷”以至于瑶台村被“封村”的文章在朋友圈疯传，而4月初“尼日利亚确诊病例咬伤广州女护士”的新闻，这原始与野蛮，进一步激发了国人对非洲人的恐惧与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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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在社交媒体上吐槽疫情期间的遭遇
当矛盾积攒到最高点时，巴鲁一度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因为同族群中有人确诊，房东把他也视为病毒传播者，非要他搬出去不可。他辩解说自己过去十四天从未去过高风险地区，但对方仍旧不依不饶。
被赶到街上以后，他希望找一家旅店落脚。但他的脸上仿佛刻着“病毒传播者”几个大字，几乎每家旅店都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他。
非洲人在中国的种种遭遇，放到国际舞台上被轻易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引发了一系列的外交风波，肯尼亚有议员甚至提出要立刻驱逐肯尼亚境内的全部中国人。
而国内大批民众，联想到此前的外国人永居条例，依然坚信黑人在国内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因而有恃无恐，无恶不作。
在“黑祸论”的描述中，广州已成第三世界首都，30万黑人作奸犯科，与中国人争夺资源。在所有资源中，最容易点燃民众情绪的是性资源。
中国男性脱单困难，中国女孩却被黑人毒贩骗去走私毒品，跨国爱情往往以铁窗泪结局。华夏血脉难以延续，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大剂量的仇恨情绪四处散播，现实世界与舆论环境的割裂，逐渐以难以弥合的姿态呈现出来。
首先是数据上的夸大。2010年前后，有专家统计在穗非洲人数量约为2.5万人（合法居留）。在梁玉成看来，这个数字成为后来大家误解在穗非洲人数量的主要依据。因为按照发达国家社会学统计的算法，总移民数等于合法移民数乘以8。所以当年有研究者用2.5万乘以8，得出在穗非洲人总共有20万人，也对媒体说了这个数字。
“但是这种统计方法计算，忽略了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的警察相较于西方警察，执法权更大。比如，美国的非法移民走在街头，如果没有犯事一般警察不可以查他，但是在中国是可以的，所以中国的情况绝对不能乘以8。”梁玉成说。
十年过去，在穗非洲人数量不断减少，而在大众口中，数字却由20万涨到了30万。
此外，与大众印象中黑人犯罪率高不同，根据警方公布的资料，广州黑人的犯罪率与广州的其他外国人相当（1.68%），并无特别突出之处。在广州，中国女性与非洲男性交往的比例也要远远低于欧洲、拉美、亚洲等地区的男性。
事实上，不少对非洲人持负面评价的中国人，大多并没有真正接触过这个群体，他们只是困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任由媒体和营销号塑造自己对陌生种族的印象。
“真正打过交道，他对非洲人的印象通常会变成非正非负，没有特定立场。一旦认真接触下来，还是正面印象居多。”梁玉成从多年的调研中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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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普通非洲人来中国的费用，包括签证费1000元左右、来回机票费10000元左右、一个月时间在华食宿费用3000元左右，因此在来中国之前就至少要准备15000元以上才能确保成行。
能凑够路费的，在本国至少属于中产阶级，而且大多也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中国人刻板印象中“贫穷、愚昧、脏乱”相去甚远。
《南中国的世界城》里，人类学家麦高登和也通过大量调查澄清了这一迷思。
访谈期间，麦高登曾经在小北碰到一个来自东非的女商人正在跟店主吵架，因为后者声称这位非洲商人欠了她80块钱，他到场的时候双方争执已经进入白热化，店主认为女人很穷，给不起钱。
结果这位非洲商人愤怒地打开包，抽出一沓美金，问：“我有美金，你能找开吗？”
5 终究是过客
宝汉直街，靠近巷口的位置，一个非洲女人停在了路边的女包摊位前。
她指着一个包看着摊主，摊主不说话，立刻用计算器打出数字并将计算器递给她，非洲女人用中文讲“很多”（意思是我要买很多），摊主用不标准的中文说“没有，就两个”。
非洲女人能听懂“没有”，但是听不懂“就两个”，于是摊主不得不举起两个包示意，除此之外，再不言其他。
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的牛冬，经常在田野工作中观察到这样的商品交易场景。
芝加哥社会学派理论认为外来移民需经历接触、冲突、适应和同化等四步才能实现对主流社会的融入，这个过程是不需要外力作用自然发生的。然而，广州非洲人除了经商之外和本地人极度缺乏交流，这几乎是学者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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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客户订做的T恤via.蓝字
据登峰街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观察，来参加中文课程的非洲人人数很不稳定。因为他们压根没打算跟中国人交朋友，学点皮毛能够应付生意足矣。
作为弱势文化族裔，感觉到来自弱势文化群体的排斥，广漂非裔们主动融入的意愿也变得很低。
巴鲁不止一次抱怨，“明明我们跟中国老百姓一样赚着辛苦钱，我们拦出租车的成功几率却是中国人的三分之一，很多黑人被拒载，被敲诈。有时候，我们要在司机面前做出要飞机滑翔的手势，才被允许上车。当然，我们不是真的要去机场，可能只是起步价，但这是被逼的。”
还有租房，如果不是中国人领着去，能成功租到的概率也很低。而且很多房东都会对非洲人收取更高的租金，因为“鬼佬块头太大”，家电和家具的磨损率都会更高。甚至有些人来自原始部落，不会开锁、使用空调、煤气灶等电器。
萍姐的理发店在小北开了十几年，但她从不做黑人的生意。她对黑人谈不上什么成见，单纯不喜欢他们身上散发的气味。每次碰上都故意抬高价格，或者谎称药水没了，反正总有办法劝退。
这种下意识的隔阂和疏远，梁玉成理解为国内民众缺乏正确的种族观念。
80年代，梁玉成的父亲在北方某国有单位上班，单位里有几个非洲留学生。当时，单位里洗澡的大池子不让黑人进去，后来有一次，一个黑人扑通一声跳进池子，泡在里面的中国人马上条件反射似地离开，只剩黑人尴尬地杵在里面。
“这是对跟我们不一样的种族，动物本能式的排斥，要通过后天的教育才能扭转，可惜我们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教育。”
与美国的非裔族群对比，广漂非裔被法律和文化限制，缺乏融入社会的动力，内部也不存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网络和强大的动员机制。广州，注定只能是一个短暂捞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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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的交际圈往往限定在族群内部via.蓝字
即便看起来如鱼得水的Felly，也无法真正摆脱异乡人的困境。
他谈过两个中国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都因对方父母不同意而失败告终。这对他的打击很大，面对媒体至今不愿多谈一句。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不管今年还是明年，我现在都想把自己的耳朵关了，别人骂我黑鬼也无所谓，反正我知道我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鬼。”
曾在小北生活多年的马达加斯加人阿杜，因为岳父突然去世的消息，而不得不结束在中国游荡的日子返回故乡。
临走前，他在中国买下全套家具船运回国，往自家土地上盖了间两层高的白色楼房，仿佛中国南方农村里，一个城市打工者回老家盖的新洋房。
岳父下葬后的第二天，阿杜被邀请参加朋友的弹唱会，大家和着旋律，唱起了他们最爱的歌———M ahaleo的《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人啊，如果去国外，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岛国，以后一定要回去你的故乡，因为死的时候我们要葬在那里......”（作者 啊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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