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配偶（4）——老胡
胡志富，人称老胡。文化不高，毛病不少。老胡爱吹牛，十句话最多听得两句。喝点酒以后，更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1969年，老胡就娶了北京女知青木木——林树梅。知青大批回京时，木木办了丧偶，带着三个孩子办回了北京。老胡户口回不来，人跟着回了北京。



在岳父家，老胡向来是装得老老实实的。可大姨子、小舅子要是笑，老胡总觉得是在笑话自己。人家要是不说话，老胡又觉得是嫌自己在场。撇个嘴、斜个眼，都让老胡浑身不舒服。这天，好像谁也没说什么，也没有争吵。老胡忽然一摔门，跑了出去。出来后，老胡又有点后悔。回内蒙吧，木木回京办的是丧偶。要想甩他老胡，连婚都不用离。而且，老家房子都卖了，回去住哪儿啊。也丢不起这人啊。回岳父家吧，也太没面子了，老胡再不济，也是堂堂五尺男儿。再说，人家本来就看不起自己，回去不就更让人瞧不起了吗？老胡毫无目的地转悠着，天渐渐黑了，还是没想好怎么办。那时，又没有手机，木木家也没有电话。到晚上不见老胡回来，还以为他回内蒙去了。

又转了半天，老胡在垃圾箱旁找到了一个大硬纸箱，铺在一个立交桥桥洞下。饿了，渴了，天也凉了。他抱着腿，缩成一团坐着，心里酸溜溜的，往事一幕一幕如在眼前。1969年，知青下乡还不到一年，木木忽然说要嫁给老胡。老胡喜从天降，着实风光了一段。结婚后，别说打了，骂也没骂过木木一句。两人连架也没吵过。木木当民办教师，老胡在家做饭、喂猪、带孩子，什么都干。后来，才知道，木木居然是因为肢体有一点小毛病，怕拔麦子落后被人笑话，才选择嫁给老乡的。老胡是村里仅有的三个适龄贫农青年里较好的，所以木木选择了老胡。知青开始分配工作了，木木为自己当初的幼稚后悔过，哭过。她常埋怨老胡窝囊、没出息，从来没有夸过他。可木木一直勤快地做家务、带孩子，一直知冷知热地照顾着老胡。村里人都夸她是个好媳妇。十几年了，都三个孩子了。可现在------。老胡转而一想：“别（北）京窄干（这些）灰怂（孙）子逼（贬）低爷爷，你爷爷还不尿（理）你们呢！”于是，老胡蜷成一团躺在纸壳上睡着了。


老胡每天都在犹豫着，可每天都做不出决定。好几次转到“家”附近，远远的偷偷地看看老婆和孩子。就是没有走出去。这天，身上的十几块钱还够买火车票，老胡有点想回内蒙。他转到火车站，发现火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可以睡觉，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比立交桥洞强多了。“咋早莫（没）想到了？”老胡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火车站住了下来。内蒙人不比南方人，没本事又死要面子。像拣点塑料瓶卖了可以换点饭钱，老胡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好意思去做。又半个多月了，老胡头发又长又乱，结成一绺一绺的。胡子长了满脸，分不出哪是胡子哪是脏。都说是马瘦毛长，老胡看来比前些时瘦了好多。衣服挂破了几处，脏得看不出色来。一眼看去，连个乞丐都不如。


这天，老胡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他想，去找老婆要点钱吧。于是，他来到木木的单位。这走廊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好容易对面来了一个人，老胡上前问道：“林树梅在哪哈厢（哪间屋）了？” “他们单位今天旅游去了，没人。我也是来办事的。”老胡可傻眼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饭了。怎么办呢？


对面那人听他是内蒙口音，又是农民打扮，就和他攀谈起来。听了老胡的遭遇，对方说：“我也下过乡，是个知青。给你二十块钱，你洗个澡，理个发，换件衣服。明天，你到 XXX来，我给你介绍个临时活干。”第二天，那位知青真的帮老胡找了个管吃管住的工作。


一安顿下来，老胡又去了木木单位。木木一见他，就说：“你看你，一跑就没影了，回去也不和我说一声。”老胡说：“莫（没）回圪哇，回圪怕你把哦冒（扔）了哇。”“那你这些天住哪儿了？”“住哪儿？住大店！桥洞呵儿，火车站！”“那你吃啥呀？”“一天俩馒头，哈（喝）冷水。”木木眼睛湿了：“这么多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不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回家吧。”老胡低着头，没吭气，心想：“这次回去，一定要对木木更好点儿。也改改自己的毛病。”在中国，有许多人像他们这样，一辈子也没有说过“我爱你。”“我也爱你。”这样的话，也不曾山盟海誓。他们平平淡淡，不温不火，却也相携一生，不离不弃。你说，这算不算爱情？


木木回京后顶替了父亲的工作。老胡流浪的这些天，单位在木木父亲的楼房下给了木木一间小平房。老胡跟着木木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中。一间小屋，要住5个人，实在够挤的。这时，有邻居老太太来敲门。来者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老胡：“这是谁啊？”木木想到和单位说的是丧偶，赶紧说：“是亲戚，是亲戚！”老胡只好坐了一会儿，又回他打工的地方去了。两人商量好，往后老胡赶天黑后再来。以后，每隔几天，老胡就在11点坐末班车来。可邻居家养了一条狗，老胡一来就叫，主人总要开门来看。老胡要迅速的闪进家门，不让别人看见。第二天一早，4、5点钟，老胡就溜出去，坐头班车去打工的地方。真像解放前地下工作者接头。唉，这些多管闲事的老太太！


经过这些磨难，老胡好像知道了木木也不容易，也为木木没有抛弃他而感动。着实“老实”了很长一段。每天努力地上班、工作，言谈举止也正儿八经的，像是变了一个人。


木木的单位终于给分房子了，大儿大女，三室一厅。可算有了自己想回就能回的家了。老胡辞了那份工作，在过街桥下摆了个修自行车的摊子。开始是补贴家用，后来孩子都大了，挣钱了，修车就成了老胡休闲与社交的娱乐活动。连城管出巡都要互相嘱咐：“别抄过街桥下那个修车的老头，抄了还得给他送回去。”后来，女儿去了美国，想接父母去住住。这时，两人才想起老胡的户口还没办回来。回内蒙一办，才知道老胡的户口让一个和他姓名相近的远亲迁走了，人家按知青配偶上了城市户口。老胡这下成了真正的“黑人”。唉，老胡真是糊涂，木木真是木头，这么大的事居然搞成这样。这也怨不得别人。美国没去成，好在妻贤子孝，日子兴旺，老胡还是很幸福。（老胡是我们这一伙中唯一户口没办回来的）


俗话说：山难改性难移。老胡这时又故态重萌。又喝着小酒，醉后又吹着牛、说着胡话。其他“姐夫”们往往成为他讥笑的对象，央视名人都成了他的梦中情人。得罪了人还不自知，老胡只管自己得意地乐着。北京某个过街桥下，那个逍遥自在、胡吹乱侃的修车老头，没准儿就是老胡。
知青配偶（5）——我家老杨

王海军(1973年)

写了这么多知青配偶的故事，也该喘喘气了。一想自己家还有个知青配偶呢，似乎也该给朋友们个交代。一提笔，发现自己好像是属手电筒的。向别人一照，此人的外貌、性格、经历就了然于胸了。详写什么，略写什么，不写什么也就有了计较。光束后面的自己，却在黑影里，照不见。写了一气，自己咋看咋像履历表。又像是犯罪分子的坦白交代。要不，朋友们就凑合着看吧？


我和我家老杨
我家老杨相貌尚好，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算不得出类拔萃的男人。我却视之若宝，为他付出了全部。大概是像雨田博友所说，恋爱中的人智商都比较低吧。也可能是如俗话所说，“小（儿）不坏，女不爱”，老杨直性子，坏脾气，一根筋，在农村青年中比较“异类”。其实……。唉，若再过一两年，我能够坦然面对他的逝去时，或许能慢慢讲给朋友们听。现在，姑且从1982年说起。


1982年，大学毕业前，班里给想回北京的同学发北京市人事局的登记表，我也要了一张。我的人生哲学是：没有机会不强求，淡然度日；有了机会不放过，放手一搏。有人笑我手伸得长，我说：回不成又能丢了什么呢？结果，我拿到了分配到内蒙乌海市的派遣证，同时也收到了北京市人事局的接收证明。我先回北京，去人事局问了一下，答曰：“孩子如是城镇户口就可以带回来。我们不办农转非。”“那有没有政策说几年后可以回来呢？”“什么时候孩子她爸回来，她就可以回来了。”不能把孩子搞成农村户口啊，我转身回了内蒙。


内蒙有关方面答曰：“只要你留在内蒙，立马给你女儿上城市户口。”我考上大学时，老杨曾豪气地说：“你去吧，家中有我呢。”这时却小家子气起来。他什么也没说，一夜睡起来，身上、脸上全肿了。我怕他又犯肾脏炎，十分着急。我知道这是心病，赶紧找了呼市的同学，一天之中办好了改派，分到了呼市一中。（分配时，因呼市的同学多，想留在呼市是很难的，这时却可以算从北京改派了。）老杨的病随之好了，孩子的户口没出两个月就迁到了呼市。


这时，分配到乌海市的同学来找我，他夫人是农村户口，他动员我去乌海应聘，和他一起为解决爱人的户口努力。我去了一趟乌海市，谈好条件，给老杨上城市户口，找工作。1983年5月，我已经到乌海市一中报到了。上班后，却没人提老杨的户口和工作的事了。那个同学和我，还有我系77级的一个同学，一起去找了高市长。市长说：“以前不知道你们有这么难，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帮你们解决。”市长说话算话，很快从上级为分配来和招聘来的大学毕业生的农村家属要了几十个户口指标。大年三十，我们找到民警家，给老杨上了乌海市户口。老杨成了城里人。

我和我家老杨
给老杨安排工作的事又没人提了。当初和我谈条件的副市长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一座楼里上班。我去找他，他支支吾吾总没个明确的说法。我说：“我北京的调令都拿到了没去，呼市也不呆了，来你们这儿就是为了爱人的工作。如果你们办不了的话，把我送回北京去就行了，或者呼和也行吧。”如果我第一节和第三节有课，第二节课我就会去找他。我也不说话，往他办公室沙发上一坐最少一节课。我天天都去，这天，我走进他办公室往沙发上一坐。这副市长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劳动局吗？我XXX。我有个亲戚，你们给安排个招工，今天就办。”我说：“说好了来教书，工人指标不行！”副市长说：“马上全国都要停止招工了，以后都是合同工了。这个指标你还是接着吧。以后还可以转干。不然，以后我也没办法了。”我还挺不情愿地去劳动局给老杨办了招工手续。老杨成了“公家人”。


乌海市各个单位都有一些全国各地的知青，但各自为阵成不了一个团体，消息十分闭塞。知青大回城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当时心想，回不了北京，就往近处走走吧。1988年暑假前，经过奔波、试讲，（我联系了京郊及北京周边四五个地方）我收到了河北涿县（现涿州市）配件厂子弟学校的调令。路过北京时，在公交车上碰到了同村知青，才知道原来分配到呼市的，还有在村里结婚了的知青都已经回了北京。9月1日，我在涿县上班，10月份，居委会就上我妈家登记知青情况，说是要给知青子女办回京。这时，消息已十分灵通，知青们都激动地互相打听并传播着。1989年初，孩子办回了北京。1990年初，我经人事局办回了北京。接着，老杨经劳动局也办了回来。

从1982年到1990年，经过“八年抗战”“曲线救国”，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晚回来的这8年中，孩子上了城市户口，老杨有了城市户口，有了正式工作。回来后，父母家住房较宽敞，我们两个人上班，没有什么其他负担。除了发生一些家家难免的磕磕碰碰，大小摩擦，再没有受什么苦了。其实，1978年考上大学，我的命运就已经根本的变化了。老杨有了城市户口，有了工作，也鸟枪换炮，面目一新了。除了固执不改的内蒙口音，俨然是北京一分子了。
插队纪实作者：王海军

老妈弹泪
1974年元旦后，我怀着孕，去干校看望了妈妈。我要返回农村时，从不流泪的妈妈拉着我的手，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妈妈、我和妹妹
回村后，我们也不懂得怀孕期间要增加营养。其实，就是懂，也没有钱来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们那里除了山药蛋、胡萝卜什么菜也没有。整个夏天，一点肉也没有。连攒带买准备了点儿鸡蛋，还要留着坐月子。听人说多活动点生产时会顺利一点。我就坚持天天出工劳动，照常做家务，一直到生产的前一天。当然，挑水，端猪食盆这样的重活是不敢做了。那一段，杨永增天天乐得嘴都合不上，一会儿要听听他的孩子有什么动静，一会儿要摸摸他的孩子是不是又在蹬腿呢。我虽然觉得挺辛苦、挺累的，可是一看他那笑脸，一切不适、不快就都云消雾散了，心里也就乐了起来。就这样，在莜面、山药蛋的滋养下，我努力地度过了漫长的“十月怀胎”。


1974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的五月二十二。我早上起来，正在拉风箱，忽然一阵肚子疼，杨永增赶快把我扶到炕上，然后跑到东院叫来了二嫂。二嫂来了一看，说：“先见红，疼死仍（人）。”接着，就烧水、铺草纸……忙成一团。杨永增不同意请村里的产婆，坚持要请医生接生。这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二嫂让二哥披个雨披牵个毛驴去请七、八里外唯一的学过接生的农村医生——张连登的媳妇。我上炕躺了一会儿，肚子不疼了，什么动静都没了。张连登媳妇来了，也快到中午了，二嫂做了饭给大家吃。我抓起个花卷，咬了几口，忽然肚子又剧痛起来。大家赶紧把饭收下去，又忙活起来。因为下大雨，不能让人都出去，也没让杨永增出去。杨永增就坐在我旁边，我使劲攥着他的胳膊，都把他掐紫了。还算幸运，在老公焦急、关切、鼓励的目光中，我顺利地生下了我的宝贝女儿。

我女儿出生的小屋
我往起坐，想看看孩子什么样，大嫂、二嫂一起叫：“停停睡的，不敢起来！”我也累极了，就躺下闭着眼睛休息。过了一会儿，二嫂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看。呵，就吃点儿莜面、山药蛋，孩子还长了一头黑发。她使劲蹬着小腿哭，小脚丫才有我中指的两节长。再仔细一看，头尖尖的，又黑又红，满脸满身都是褶子，像个小老头。好丑啊!我们俩都还长得可以嘛，这小东西是像谁呢？看不出来。丑也是我闺女呀，我想接过孩子来亲亲，又不会抱。二嫂一边帮我托着，一边说：“将将养哈（生下）统（都）窄（这）样，奶上个三几天，就蜕出来了，赶过满月，就决发（越）喜仍（人）了。”屋里几个女人七嘴八舌的“好娃娃呀，迷留骨（额头）宽宽的，亥（和）她妈一样样的。”“嘴嘴搭她爹了。”“再明儿更（跟）上她妈尅（kei去）别（北）京，可要好活（过好日子）了。我也沉浸在初为人母的欣喜与自豪之中。



过后不久，我们村有个产妇，孩子生下来了，衣却下不来。接生婆用秤钩子去钩，结果产妇大出血死了。Z大姐在生第三胎时，忽然难产，差点送了命。原来，自古就有人说，产妇是一条腿在阳间，一条腿在阴间。生孩子就等于去鬼门关走一遭。我妈和我的三个姨，年轻时都是八路军，都有孩子寄养在农村夭折、丢失的经历。这时，我才明白了老妈弹泪为哪般。
不许哭
二哥冒着雨去离我们村五十里的下营盘把二姐接来了。二嫂早就给准备好了红布条。把红布条挂在门上，我就开始坐月子了。



二姐也是个精明强干的农村老娘娘。与二嫂不同的是，二姐的小眼睛中闪着“女强人”般坚定的目光，一看就是个厉害的主儿。二姐一看到我和孩子，小眼睛眯成一道缝，眉里眼里都是笑，竟变得十分和蔼。当时，村里的女人坐月子什么都不让吃。开始，只让喝小米粥，还是瞪眼米粥，就是稀米汤。后来才让吃点豆面面条。杨永增和二姐争执了一番，二姐也就答应给我吃得比别人稠一些，还可以用米汤泡馒头吃。杨永增求爷爷告奶奶的搞来二斤红糖，加上留的鸡蛋，就是我们的全部营养品。当时，别说尿不湿，就是卫生纸也没得卖，只有黄草纸。孩子就用二、三层旧布匝成“尿片片”，拉上了也得洗出来再用。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脏话都是二姐干了，还给我们做饭。洗出来的“尿片片”，就在炕头上烘着。大夏天的，二姐又不让开窗子，屋子里满是奶腥气和尿骚气。


第九天，二姐家中有事，傍晚回去了。大姐说第二天一早来。半夜，孩子哭起来，杨永增睡得呼呼的。我把孩子放到他耳边，他还是不醒。本来，把他推醒就是了。可是我忽然觉得一阵委屈，就自己坐在那儿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忽然觉得鼓涨的胸部倐倐地瘪了下去。我吓得止住哭，推醒了杨永增，看看竟是一滴奶水也没有了。第二天一早，大姐就来了。大姐更老一些，是个嘴也不停，手也不停的老娘娘。一进门，听说没奶了，就开始叨叨：“他四妗妗，做妈的仍（人）了，可不敢哭，瞭娃娃莫（没）纽纽（奶）咋呀？”她抱着孩子哄着：“毛仔可怜了，姑姑抱抱，揣揣（摸摸）小肚肚，饿得板塌塌的了， ……。”那时我们没有奶粉，也没有任何下奶的东西，急得大姐催着二嫂和其他亲戚满村求正在奶孩子的女人，这个来给吃一口，那个来给吃一口。三哥还到邻村找人要了点羊奶。幸亏，过了两天，奶又下来了。饿坏了的宝贝，贪婪地吸吮着，一口赶一口地吞咽着。我也松了一口气。是啊，都当妈了，大姐不说，我也不敢再哭了。大姐一直伺候我坐完月子。


终于熬出来了，这么多人帮忙，怎能不过满月呢？那些年，旧礼数比较少。大姐给蒸了个大大的面库垒（面圈），上面一圈插了九个大馒头，一个面佛手。两个人捧着面库垒往孩子头上套去，嘴里念叨着：“头上套了脚(jia)上抹（ma），娃娃活(hua)到一百（bie）八。”“九佛梨，一佛手，守住亲(qing)娘永不走。”我们的大侄女，比杨永增还大三、四岁，她比我早一天生下了她的“六六”。她不能来，就让她的大儿子来了。她儿子大概十六、七岁了，他对我们孩子伸出手说：“小姨，来，外甥抱抱。”大家都笑了起来。

过完满月，我妹妹从插队的山西阳高来看我。这时，孩子已经很好看了，长得像我。我妹妹抱着她说：“大奔儿头、抠抠眼儿，吃饭抢大碗儿。”这时，我才开始干给孩子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事。后来，我大姨说：“你还真不简单，在农村生孩子，还活了。”



现在，杨永增的侄辈、孙辈，有好多在北京打工。都成家立业了。这些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一怀孕就到医院去建档，检查无数遍，吃许多营养品。都到医院去生，还大多是剖腹产。生了以后，大人、孩子都金贵得不得了。尿不湿、婴儿车、各种玩具、各种营养品，……奶粉都要进口的。每每看到这些，我都会不由地想起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