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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5年9月毛泽东已做好了攻击部署。1966年4月初在林彪家，周总理也在，林彪讲了他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的，还要烧一下总理。”这样，林彪、陈伯达和周恩来三人都提前知道了毛的打击目标。周恩来的位置是处在两种对立的力量之间，他的选择是站在毛泽东一边。

此时毛泽东的基本团队日益壮大：以林彪为首的“中央军委”掌握着军事系统，汪东兴掌管着中央办公厅（及时了解党内的政治动态）和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康生的情治系统监察着中共的主要领导人，谢富治握有“公安部”镇压力量并掌控社会各方面的情态，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包括“政治笔杆子”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等人构成的政治攻击力量。今日，这些毛氏团队成员在中国被长期描绘成围绕毛泽东的阿谀附势、苟且钻营之徒。但是毛泽东并非昏君，他选取的不是胁肩谄笑的帮闲奴或者见风使舵的投机者，他组建的也不是“太监护驾”的抬轿队伍，而是：信念激进、操守坚正、志同道合、甘冒风险、勇于破釜沉舟、有智慧有能量、有强劲攻击力、决心全力掀起一场“大革命”的政治团队──也有人称之为“党内阴谋小集团”。他们坚定追随毛泽东，共襄壮举。江青是这样说的:“这次既然是大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还不晚。”世人将看到毛泽东和他的团队，是怎样一举颠覆了中国社会，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未来。
毛泽东虚实闪烁，发动“大革命”所需的“软力量”和“硬实力”都准备完毕。深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生活的全盘政治化也已完成，个体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融进了“阶级斗争”的范畴。社会弥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诡异气氛。天下将倾，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御一场政治大风暴的降临。1965年10月1日“国庆节”（中共建政纪念日），上午10时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楼角的一面大旗降落，发出信号，50万群众顿时高举纸花摇动，组成巨大的“毛主席万岁”的字样，同时发出天塌地裂般的欢呼。但刘少奇、彭真的这套取悦把戏，已经于事无补。在毛泽东的指挥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登了具有“文化大革命序幕”标志的姚文元文章《评海瑞罢官》。该文章列举的事实和指出的逻辑抓住了《海瑞罢官》剧本的字里行间的影射，据此指责党内存在有为彭德怀翻案的“反革命”势力。彭真认为姚文元文章是在进行政治攻击，不符合党内批准手续，指令北京各报不予转载。11月20日彭真开始追查有关姚文元文章的背景，以及张春桥来北京的事情。彭真还颇恼火地讲:“什么‘来头’（注：指姚文元文章的后台），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文化部长周扬也明确表示不赞成姚文元文章。12月21日毛泽东态度鲜明地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挂了钩，他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关锋、田家英等人说:“姚文元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要害是‘罢官’。（1566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个‘海瑞’”。后来毛泽东谈到他导演的密谋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能公开化。1962年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我们国家就可能变颜色。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但没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共产党）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吴晗（《海瑞罢官》剧本）的批判文章，在北京不能写，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写。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江青）说：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
事实表明，毛泽东忍耐数年，谋划已久，要跳出共产党体制，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实现毛的计划并不容易，那须有高深韬略、坚强团队、专业煽动、镇压机器、军事实力、政治组织和财政力量等等，还需有庞大的人力资源。现在，除了还不见“大革命”的人力资源在哪里，毛泽东已经优势在握，而今要“一飞冲天”了。
1965年11月毛泽东通过试探，发现罗瑞卿私下向彭真通风报信关于《评》的来头和转载问题。这在毛看来，已经不是刘少奇在挖走罗，而是罗主动投靠过去了。1965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市主持召开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上海会议”）以打倒罗瑞卿。毛泽东居于幕后，让叶群、杨成武、萧华、刘志坚、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对罗瑞卿发起攻击，指控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和反党篡军”。毛当场表态:“对罗的霸道，我想得出来，并向林彪同志讲过几次。但他搞阴谋，就是新问题了。罗瑞卿问题由中央来处理。”
毛泽东知道，除掉刘少奇并不很难，但在全面行动之前必须把军队系统牢牢控制在手中。罗瑞卿被打倒就是因为他的位置可以部分地控制军队，而毛泽东认定罗瑞卿在即将展开的政治大搏斗中会站在‘走资派’一边。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为掩盖真实目的，他让林彪出面，自己躲在林彪身后与林彪演双簧。
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依靠的左膀右臂，一是林彪领导的军队力量，此乃毛泽东的最重要实力，这对于靠“枪杆子”坐天下的中共集团形成了巨大压力，因为共产党内部斗争说到底是谁掌握“枪杆子”谁胜出；二是以陈伯达江青康生为代表的政治力量。1966年2月，出于对党内斗争态势的估计，毛泽东伙同林彪进行了缜密布置：一是调动陆军第38军由东北地区进驻北京附近（保定市）以“拱卫京师”；二是组建了只对毛泽东个人负责的密级甚高的“首都工作组”机构，由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汪东兴等人组成，直接掌控军事力量多达十万人，包括北京卫戍区警卫师、公安师以及北京军区两个陆军师；三是命周恩来展开针对北京的“政治净化”行动，内容有强化社会治安、清查枪支弹药、清查民间收音机、清理社会人口、加强外事保卫和监视华侨等等。这些行动都是毛泽东部署一场特殊“政变”的前奏曲。
在这样的格局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见到毛的“反修正主义”矛头最终还是转到他们身上，立刻对以迂回方式的消极抵抗，但为时已晚。1966年2月3日彭真出面提出“二月提纲”:“已经查明吴晗（注：《海瑞罢官》作者）与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能过头，要慎重。”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表态支持彭真的关于政治和学术分开、不能毫无根据就对吴晗下结论的意见。陆定一等人也支持。这一切，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二月提纲”犯了毛泽东的忌讳，因为他对于普世价值向来深恶痛绝。当月，毛泽东密遣江青到上海市搞出一份批判“二月提纲”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制造出“黑线专政”概念，作为发难的最初借口。4月份，该《记要》作为“中共中央”政治文件被毛泽东转发全党。从此，对文艺方面的政治批判充斥全国各报刊和媒体，愈演愈烈。刘少奇迫于压力，抛出一些文化界和宣传部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包括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和全国“文联”副主席夏衍等人。中国的政治气氛空前紧张。3月26日到4月19日，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国，陈毅随行。就在此期间，毛泽东突然动用“中央警卫团”拘押审查一批刘少奇的重要党羽，包括政治局常委彭真（兼北京市首脑）、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首脑杨尚昆、国家文化部长周扬、北京副市长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而刘少奇对毛的重大行动一无所知，无可奈何。这是很不寻常的。
1966年5月初，毛泽东即将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为确保安全，他远走杭州指挥全局，让林彪坐镇北京，让周恩来协助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杭州，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彭真，还指出:“不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很广。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中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方面出，党政军也要出。”同时，毛泽东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5月4日至26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授意而起草的、由毛亲自修改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事先，毛泽东作了许多安排，委托林彪主持该会议。每个与会者都知道林彪代表着什么。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人高调拥护《五•一六通知》。周恩来还讲:“这次揭发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者当权，他们是一个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 刘少奇为洗脱自己，一面严厉批判罗瑞卿、彭真等人的“反党集团”，一面赞颂林彪，以此向毛泽东示好。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拱手让一个非法的针对中共全党的政治斗争运动“文革”合法化了。毛泽东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5月16日这一天被公认为中国“文革”的开始日子。同日，戚本禹公开点名邓拓“是一个叛徒”，邓拓无法接受迫害，5月18日凌晨设法自杀身死。
毛泽东的攻击重点以黑体字醒目地写入《五•一六通知》，特别令人不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为获得在党内展开攻击的“合理性”，毛强调必须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清洗:“他们是一群反革命份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实行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在中共领导层里，对于来势不善的“文革”，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等人都感受到不详的巨大压力，而周恩来、陈毅、叶剑英、陶铸等人等则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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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北京雨于2021_05_15 17:13:58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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