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文革史家宋永毅先生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今年七月由香港的开放杂志出版社出版。《文革大屠杀》这本书，收集了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几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兴县惨案，青海二二三事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血案，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宾阳惨案，广西四二二屠杀，云南沙甸事件。另外，还有一篇文章记叙北京大红罗厂南巷二十号惨案，它虽然写的只是一个家庭的遭遇，但反映出北京六六年所谓“红八月”的恐怖暴行。
正如《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所说，文革中这几件大屠杀事件，和文革中一般的政治迫害相比，具有以下六个特点：1、时间短促而集中，2、杀人方式极其野蛮，3、官方一手煽动与操纵，4、实行阶级灭绝政策，5、捏造罪名，纯属冤案，6、事后无人负责。
以湖南道县大屠杀为例。这场大屠杀发生在1967年夏季，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影响，全地区十个县市也杀了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其中四类分子3526人，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被杀者最大78岁，最小的才出生十天。
许多人把文革期间的某些阶段称为无政府状态，把那些滥斗滥杀行为称为暴民政治。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屠杀是彻头彻尾的专制统治的产物，它们不是暴民政治，而是专制下的暴政。不错，专制统治和无政府状态都是无法无天，但是正如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早就指出的那样，“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都把野蛮引入文明，但无政府状态是让所有的人都回归野蛮，专制政治则是专为自己保留了野蛮，并打击它的奴隶。”用当时的话就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
宋永毅在前言里深刻论述并明确指出，文革中的大屠杀是“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也是一位文革史专家，他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里也指出，“文革中发生大屠杀，并非偶然事件，并非文革造成的天下大乱局面的失控产物”，而是有着长期的意识形态和心理上的支撑，有着相应的物质条件和制度保证的结果。我认为，宋永毅和徐友渔的这一观点，是对整个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
提起文革中的政治迫害，不少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青人和海外人士，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他们总以为文革的受害者主要是当年养尊处优的中共官僚和待遇不错的知识分子，《文革大屠杀》这本书告诉我们，在文革中遭受屠杀和其他形式虐待迫害的，首先是中共掌权十七年来生活悲惨、地位低下的人，也就是被划成“阶级敌人”的各类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这对于纠正某些有关文革的片面了解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驳斥一些所谓“新左派”对文革的肆意曲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他写的序言里告诉我们，当初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官方报刊也发表了一些揭露文革罪行的文章和作品，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就竭力阻拦禁止。胡乔木说，我们年青一代，本来就是不知道文革的情况，这样的作品一出来，反而让青年们知道了文革的情况，这就影响了青年对党和毛主席的威信。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这就是为什么文革过去三十多年，而中共当局仍然始终对文革的揭露和研究讳莫如深并百般阻挠的原因。
徐友渔沉痛地指出：“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了多起大屠杀，这是民族的耻辱；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识无睹，这是另一重耻辱；对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辩解，则是再一重耻辱。”
古人曰：“知耻近乎勇”。我相信，认识阅读这本《文革大屠杀》能够激起我们正视历史的勇气。唯有敢于正视历史，我们才能超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