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和三人军事调处小组
    
    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抵达南京，为了调解国共两党发生的军事冲突，马歇尔成立了一个“军事调处小组”，由张群和周恩来分别担任国府和中共代表，马歇尔为双方调停人。“三人小组”刚成立，中共代表周恩来即和马歇尔见了面。
    
    周恩来向马歇尔表示，中共愿意和美国合作，促成国共在东北停战。马歇尔问周恩来，传闻毛泽东想去莫斯科访问，周说，如果是我去国外休假，我宁愿去美国，因为在那里我可以学到许多对中国有用的东西。
    
    三个月后（1946年3月）周恩来和张治中陪同马歇尔从太原飞抵延安，中共组织了上万人的队伍去机场欢迎马歇尔，之后毛泽东在陕甘宁交际处宴请马歇尔，晚上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又为马歇尔举办欢迎演出会。
    
    马歇尔来延安之前，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要他争取和马歇尔建立“私人关系”。周恩来​早年出道时就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处事谨慎滴水不漏，但他决定走一步“险棋”。。。
    
    1946年6月。周恩来乘马歇尔将军的专机从延安飞返南京，将一个记事本留在飞机上，本子上有一个语焉不详的南京住址，是胡宗南的副官兼机要秘书熊向晖的临时住处，周想观察一下马歇尔会否将这个地址通报给蒋介石。为了以防万一，周恩来已安排熊向晖去上海避风，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将他转移到苏北根据地。
    
    当天马歇尔的外事联络官戴维斯就来到梅园新村，把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记事本当面交还给周恩来。两个星期过后，熊向晖依旧是岁月静好安然无恙，从上海来到南京，顺利拿到护照和签证，办好了赴美留学手续后返回西安。
    
    熊向晖从西安赴美留学前，在胡宗南那里拿到了蒋介石进攻延安的密令和国军攻袭延安的具体军事部署等绝密情报，让延安对胡宗南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预先做好足够的准备。马歇尔并没向蒋介石透露笔记本中的关键信息，因此，周恩来判断马歇尔和他之间的“私交”还不错，此人在关键时刻可以派到用场。
    
    同年6月，东北的林彪部队在四平战役中被国军重创后，一直退到松花江北的哈尔滨，周恩来请马歇尔出面调停“东北战事”，马歇尔要蒋介石给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达“停战令”，确定东北休战15天。后来延长到6月30日，史称“六月停战令”。1956年国民党检讨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前国防部长白崇禧痛陈当年在东北没有乘胜追击林彪败军，反而任其反咬一口，“要接受养虎遗患”的教训，蒋介石也痛悔自己下停战令铸成的大错。但同时对白崇禧也起了杀心，这是后话。
    
    史迪威和延安美军观察组
    
    1943年苏联通过《租借法案》获得了来自美英等同盟国大量武器装备和物资，苏联红军的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完全夺得战略主动权，德军被迫转入全面防御。
    
    斯大林决定发展苏联和美英等同盟国的关系，于是他来到伊朗德黑兰，和罗斯福、丘吉尔握手拥抱，三巨头决定携手合作，拟定诺曼底登陆计划，共同对纳粹德国作最后的决战。
    
    在这之前，延安收到斯大林的电报，要求中共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美军驻华总司令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well）的指挥之下。次年（1944年7月），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 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和朱德，毛表示赞成任命一位美国指挥官来统辖全部中国军队，朱补充说愿意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置于驻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领导之下。周恩来也在重庆会见史迪威的外事联络官戴维斯，表示如果蒋委员长同意，八路军和新四军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
    
    同年9月，史迪威在重庆会见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让他转告中共，他愿意到延安访问，同时准备向中共提供5个师的装备和武器弹药包括火炮，让八路军在山西省发动反攻牵制日军，使日军不能实现沿长江西进或威胁长沙的计划。
    
    史迪威要国民党军委会后勤部从美国援华物资中，分配一部分给八路军，后勤部长俞鹏飞报告给蒋介石，被蒋一口拒绝，史迪威要八路军联合作战的建议也因此搁浅。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美军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支持史迪威和海军情报官梅乐斯建议，派美军在中国的连云港和青岛等沿海地区登陆，建立陆海空军基地，加强对日本的空袭和封锁，如果还不能迫使日本投降，就直接进攻日本本土。
    
    同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作为总统特使来到重庆，他向蒋介石提出要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理由是美国B-29超级堡垒轰炸机如果在华北地区被击落，需要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建协调八路军和新四军，救援迫降在敌占区的美军飞行员。另外美军需要搜集华北和华中中共军队获取的日军情报，还要建立气象站为美军航空队空战飞机提供可靠的气象情报。
    
    华莱士强调说，美国已和苏联达成合作协定，一切都是为了军事需要早日结束战争，这与意识形态无关。于是蒋介石答应了华莱士要求，让美军在延安建立一个18人组成的观察组，由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局上校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任组长，外称美军中缅印战区赴延安代表团，但蒋介石认为“代表团”太给中共面子了，要改叫“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迪克西”暗指延安，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迪克西”代表南军，最后南军被“洋基”（北军）打败。
    
    1944年7月22日，美国空军一架C-47型军用运输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由于机场没有跑道标志，飞机滑行时左轮陷进坑中机身向左倾斜，幸好机组和乘客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走出飞机的是第一批美军观察组一行九人，领头的是组长包瑞德上校，接机的是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彭德怀、贺龙和杨尚昆。美军观察组被安排在延安南门外的陕甘宁政府交际处，中革军委专门成立外事组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组长为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美国医生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为顾问，黄华担任中方翻译兼联络员，并给观察组配备一名女打字员、一个警卫班和一个炊事班、两名翻译和四名气象测报人员。
    
    不久美军运输机向延安空运了4辆小吉普、2辆中吉普和发电机、气象观测仪器、无线电通信器材、以及大量食品药品和被服，并在在延安北门建造了一座三层气象观测楼，为中革军委三局开办了培训气象测报人员，学员张乃召后来成为中央气象局副局长、刘克东成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副院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包瑞德上校把军委外事组发给观察组的津贴费退回，六辆吉普车、作战室高功率发电机、照相暗房设备和高频收音机以及数箱盘尼西林和磺胺消炎药全部送给了军委外事组。
    
    美军观察组撤离前，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美军观察组借用了一架C-46运输机，搭载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肖劲光、李天佑、邓华、薄一波、江华、宋时轮、陈锡联、滕代远、杨得志、张际春、王近山、邓克明、陈再道、聂鹤亭、傅秋涛飞往中共太行区黎城县长宁村临时备降机场，从延安到黎城近800公里，步行最快也要70多天，还要冒险穿过日军控制的封锁线。国共内战前夕，美军这架运输机一天内就把中共高级干部全部送到了晋察冀前线。
    
    1947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乘坐美军观察组撤离时留下的4辆小吉普和2辆中吉普撤离延安，数小时后国军飞机轰炸了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在延安的驻地。
    
    司徒雷登释出了最后的善意
    
    1949年10月3号中苏正式建交，《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身穿藏青色的崭新外交礼服，左胸前挂满灿烂耀目的勋章苏联大使尼古拉•罗申，向毛泽东呈递的苏联政府的第一份国书。
    
    然而就在年初，同样是这个罗申把苏联驻华大使馆从南京迁到广州。4月23日南京被解放军占领。但有意思的，是时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没有像罗申一样，跟随国民政府一起跑去广州。
    
    1946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燕京大学校务长，年逾70岁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北平搬到了南京。
    
    司徒雷登的父母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他在中国杭州出生，11岁回到美国读书，28岁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后，回到杭州重操父母旧业，当了一名传教士，1919年，司徒雷登在北平创建了燕京大学，成为燕大首任校长，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筹到一笔巨款，并让燕大和哈佛建立了关系，让燕大顿时名声大噪。
    
    抗战前很多燕大的学生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司徒雷登在北平临湖轩的寓所也成了中共骨干分子经常来往的地方，北平学生学潮期间，他的家成了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黄华等人的避难之处，后来这批学生缀学投奔延安。
    
    北平沦陷后，司徒雷登曾让中共地下党使用自己的汽车，分三次装运六大箱军用器材开往西山温泉，交到八路军冀中根据地联络站。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从加拿大来到北平，就住在司徒雷登的家里，后被北平日本特高课发现，让他蹲了3年日本人的监狱。
    
    1945年日本投降，司徒雷登被释放。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派专机把他接到重庆参加酒会，司徒雷登在酒会上首次见到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
    
    司徒雷登早就听说过毛泽东，当年在燕大新闻系任教的美国记者斯诺，不远千里来到与世隔绝不为人知陕北，采访毛泽东、朱德等和中共领导人，回到燕大后介绍了他的西行漫记，还展示了许多珍贵照片，
    
    毛对司徒雷登说，你们燕大学生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工作得都很好。虽说司徒雷登和毛泽东、周恩来第一次见面，但气氛颇为轻松融洽。
    
    两年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知道司徒雷登和国共领导人的关系都不错，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举荐，让他就任驻华大使。但还不到两年时间，解放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
    
    司徒雷登致电美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G. Acheson)，请求留在南京以便和中共建立美中关系。艾奇逊复电，同意并授权司徒雷登秘密与中共代表会谈。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司徒雷登并没有去广州，美国大使馆继续留驻南京此举非同小可意味深长。周恩来在北平召见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任命他为南京市军管会委员兼外事处处长，立即赶赴南京，以私人身份和司徒雷登建立联系。
    
    1949年5月13日，黄华以燕大校友身份拜访了老校长司徒雷登，转告他中共愿意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美国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司徒雷登转达美方的意见，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存，但要真正尊重人权，不能搞成极权或警察国家。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美国在上海的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援助蒋介石的面粉、棉花等物资统统移交中共新政权，让上海早日恢复生产。
    
    此外，司徒雷登提议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提供50亿美元借款给中共发展贸易，帮助新中国实现工业化。
    
    司徒雷登还告诉黄华，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打算保留驻在青岛的海军第七舰队和陆战队但杜鲁门总统决定5月21日海军全部撤离青岛港；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前，美海军在黄浦江上的军舰自行撤往日本或菲律宾。
    
    最后司徒雷登还表示，美中关系问题关系到世界大局，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苏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也是一大贡献。
    
    6月28日，黄华告知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将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司徒雷登前往北平出席燕大毕业典礼，并商谈未来中美关系。
    
    然而两天后（6月30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发表“人民民主专政”讲话，之后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正式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明确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完全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司徒雷登即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请示，去北平当面向毛、周解释美国的政策，但艾奇逊认为毛泽东已经明确表明，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如果美国率先承认中共政权。可能引起美国朝野的强烈反弹，盟国也以为美国要背弃朋友，因此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
    
    1949年8月5日，司徒雷登带领美国大使馆8名随员，在南京明孝陵机场乘美国运输机飞抵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之后返回美国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要司徒雷登签下保证书，不发表美中关系谈话，不接受媒体采访。
    
    两星期后（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从此让这位燕大首任校长家喻户晓。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终年86岁，临终前立下遗嘱，希望能够将骨灰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却未能如愿。
【图源网络】

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史迪威公路”，以史迪威将军命名，被誉为“抗战生命线”。“24道拐”是地名，也是一段24道弯的公路，是当时美国援华物资送到前线的必经之路，“24道拐”这个重要象征在二战史上赫赫有名。

马歇尔从太原飞抵延安，中共组织了上万人的欢迎队伍欢迎马歇尔，其中一人是蓝苹（江青）

第一批美军观察组一行九人抵达延安，领头的是组长包瑞德上校。

由于延安简易机场没有跑道标志，飞机滑行时左轮陷进坑中机身向左倾斜，幸好机组和乘客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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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州官放火于2021_06_08 17:07:07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