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19 10:32:27新浪历史
    毛泽东在《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上批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保，不足为训。”此时的毛最担心的是跟他一起闹革命的人背叛他，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乃大谈保持晚节，翦却没能看出眉眼高低。
翦伯赞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作者：靳树鹏
    一生矛盾的悲剧性人物
    翦伯赞（1898～1968）生前有许多光环，“文革”中他与夫人戴淑婉双双自杀又惊动燕园。他的研究生，1996年曾给中央政治局讲过“中国古代史”的北大教授张传玺先生著有《翦伯赞传》，但在读书界影响较大的，却是章诒和的长文《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章诒和女士儿时就认识翦伯赞及其夫人，她的回忆文字充满感情，却没有回避1952年翦伯赞对张东荪的批判：“他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的所谓‘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翦伯赞的批判发言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白纸黑字，举出张东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著作为证，会场上群情激愤，高呼口号。章女士也没有回避1957年翦伯赞对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无情批判，还说到翦用“揭老底”的办法给向达罗织右派罪状。虽然如此，她还是给予了翦极高的评价：“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古人云：进不丧己，退不危身；进不失忠，退不失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以生命为证。”她对翦的评价是：翦是从得意到失意，从受宠到受辱，从打人棍子到挨棍子打，从自我膨胀到自杀身亡的悲剧人物。
    笔者过去仅知翦伯赞大名，并没有读过他的史学著作。近年结识了翦的学生段一平先生，因住所相近，我们常在一起闲谈。翦是北大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但他在北大的身份地位不简单，人称“新燕园摄政王”。那时北大有两台公用轿车，一台供校长马寅初用，另一台供翦伯赞用（翦说过苏联送给中央一批新车，朱德将自己的旧车送给了他）。翦有许多社会职务（政务院、政协、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国家民委等），还是《历史研究》编委、《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主编、《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主编、高教部文科教材《中国史纲要》主编；1962年宣布其党员身份后，任北大校党委委员、副校长。他有学识，文笔好，口才也好，关于史学界的争论都有重头文章发表，在学生中威望很高。但段兄近些年与我谈起这些往事，多次提及的却是对翦的两个负面印象：一是盛气凌人，贬损起别的学者来常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如对罗尔纲、尚钺），谈起自己的著作则神采飞扬（如他对学生说，重庆那么热，我趴在地上写，两个月写出《中国史纲》，第一个请周总理阅读）；二是不够光明磊落，建国后，翦氏在一段时期内隐瞒了党员身份——当然段兄也知道，是否公开党员身份不是翦自己能决定的。
    与段兄的谈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2011年我买到翦伯赞的成名作《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第二卷秦汉史），是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刊”之一，两书均有翦氏写的序。我读完两篇序文颇感诧异，治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张荫麟著的《中国史纲》1941年出版，翦著的《中国史纲》第一卷1943年出版，第二卷1946年出版。同样的书名，张著在前，翦著在后，翦氏在两篇序文中对张荫麟之名、之书丝毫没有提到，这在中外学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张著出版后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极高赞誉，钱穆便说：“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熊十力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陈寅恪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术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张其昀说：“《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沥血的著作，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于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究其原因，翦伯赞或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身份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不屑一顾。他在《中国史纲》第二卷序中说：“秦汉的历史直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专著；有之，只是以一个章目列于诸家通史之中。”此言显然有失偏颇。
    翦伯赞1937年参加中共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他同覃振、冯玉祥、商震这些军政要人的交往，同章伯钧、马叙伦这些民主人士的交往，均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1948年11月23日，他与郭沫若等20余人自香港乘船北上，12月4日抵大连东北四百多里的打拉腰子时，翦等三人又奉命转赴毛泽东驻地河北省阜平县李家庄。1949年1月4日到达李家庄当天，李维汉来看望翦伯赞，并送《毛泽东选集》一部，两天后周恩来召见他，他也因此第一次见到刘少奇。一个月后翦随大军进入北京，任中共文化接管委员会委员。他住进燕园，名义上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实际上是中共的接收大员，这一点章诒和的文章已点了出来：“他刚进城暂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由于说话比校长陆志韦还硬气，已有不少人猜测他是个中共党员。”后来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大也从沙滩迁入燕园，北大校长马寅初是统战对象，燕大校长陆志韦是留用人员。
    但当时并非所有人都买翦伯赞的账。巫宁坤记述过翦伯赞与他的一次谈话。巫1951年从美国应聘到燕京大学英文系任教，1952年在思想改造的“忠诚老实运动”中，每人得写一份自传，交待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交待政治历史问题及与美国的关系。他认为“生平事无不可告人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认为自己的自传“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没想到几天后翦伯赞约他到家中谈话：
    他一开腔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待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遗漏，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支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子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答道：“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待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成人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么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
    巫宁坤不吃这一套，5年后被打为右派。
    私下言说与公开言说大相径庭
翦伯赞研究的范围主要是中国历史，理论资源是马克思主义。1956年10月他给学生讲座时说：“历史史料如同散在地下的一大堆古钱，你必须要有一根绳子，才能把这些‘孔方兄’串起来，而这个钱串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那时我们正年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友回忆录》，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翦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都较为单一。他在1957年历史系师生大会上讲话道：“中华民族 是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历史上有三次向外国学习的高潮：第一次是在古代，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取经，是向印度学习；第二次是在近代，明治维新后，留学生纷纷东渡，是向日本学习；第三次是在当代，我们‘一边倒’，则是向苏联学习。”视野之内排除了西欧和北美。他年轻时留学美国一年半，研读古典经济学，更多的是读 《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34年他陪同国民党元老覃振赴欧美考察司法，去了欧洲、美洲、亚洲近20个国家，却对先进的政治、思想、文化均深闭固拒。
王恩田先生写有《张政烺先生调离北大的前前后后》文，介绍了高教部公布的《中国史教学大纲》中的先秦史就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张政烺起草的，其中一个观点是“西周家庭公社”，这与郭沫若的西周奴隶社会和翦伯赞的西周封建论都不同。上世纪50年代末，在教育界的革命高潮中，北大文史楼一夜间贴满大字报，矛头直指张政烺，主要罪名是“不学马列”，也有人提出“像张政烺这样的人，就是不准他再教书”。 郭沫若说：“如果太强调‘公社’，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生产者都是‘公社成员’，那中国就没有奴隶社会。”(《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上世纪50年代北大举行历史问题讲座讨论古史分期问题，没让近在咫尺又对中国古代史素有研究的张政烺参加。《中国史教学大纲》公布之日也是夭折之时，张政烺最终悄然离开北大，去了历史研究所，成了郭沫若的活字典。 6park.com
翦伯赞一直在中苏文化协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担任职务，也是较早翻译斯大林著作的人， 如《大转变的一年》《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胜利冲昏头脑》《给集体农庄工作同志们的答复》等文，并于1934年以《苏联集体农场》的书名出版。他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中认为斯大林“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历史实践学说，而且在实际上实践了这一理论”。他研究中国历 史，就是以斯大林定义的社会发展的五种模式为圭臬。进入20世纪60年代，他的思想和文风都有变化，收敛了批判的锋芒，这是受到严酷现实的影响。1956 年(打印稿如此，疑年份有误——笔者注)参加全国人大代表考察团到湖南考察，翦伯赞在《内部参考》第1911期上写有所见所闻：
我到老家桃源枫树乡去了，我去时，农民包围了我，我只接见了解放前后都是贫农的人。我一问生活，大家就哭，说没有饭吃，吃树皮、野菜、菜饼、糠，原因是去年定产太高，征收公粮后就缺粮。贫农连糠也买不到，因为干部说：“糠不卖，要喂猪。”全乡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我给群众解释了党的政策，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好的。农民说：“共产党、毛主席好是好，就是吃不饱。”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脸，乡里的房子越来越少，鸡犬无声，过去是鸡犬之声相闻，现在一切副业都取消了……
经过高歌猛进的“三面红旗”和接踵而至的大饥荒，翦伯赞的心情坏到极点。1961年夏，他和范文澜、吕振羽应乌兰夫之邀访问内蒙古，历时近两个月，行程一万五千余里。他们一行到达海拉尔时，正巧章伯钧一家三口在此避暑，翦特地去看望章家。据章诒和的记述，她问：“翦伯伯，你好吗？”翦说：“我不好！什么都不好！”当章诒和提到当年想报考北大历史系时，翦胸揣怨火地大声喝道：“学什么历史！考什么历史系！现在历史系的学生连句子都断不来。教育一塌糊涂，史学一塌糊涂，社会更是一塌糊涂。我看，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的。”这是他的私下说法，也是他真实的想法。但在公开场合的撰文中，却是另一番情形。这次访问内蒙古， 翦伯赞写有历史大散文《内蒙访古》(载《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3日)，有古代遗址的踏查，有典籍史册的引录，笔酣墨饱，大发思古之幽情，并归结到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杀伐征战的悲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由于各民族被统治阶级共同的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历史已经到了喜剧时代。 他在这篇散文中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征战杀伐，他到过的海拉尔和满洲里1929年曾被斯大林派兵侵占却没有提及，还维持着中苏友好的思维——但此时的中苏已不友好。可以说，他的私下言说和公开言说大相径庭。
    触怒江青陈伯达，犯下大忌
    新史学取得了哪些学术成果？何兹全老人在“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上说：“学贵有创始性、突破性。后半个世纪中，我们有哪些创始性、突破性的史学见解、史学论著提出来？教条主义对思想的禁锢，害苦了老中青三代史学工作者，很少创新之见能够畅通地出台。”（《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何兹全先生2010年以101岁高龄仙逝，他9年前说过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平心而论，对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巩固，翦伯赞是为之出了大力，立下功劳的。但话又说回来，翦伯赞有如此贡献，为何到头来还要整翦、批翦呢？
    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有翦伯赞专章，评述其史学思想。对翦伯赞之死，他说“翦氏已在有意无意之间卷入党内路线斗争的暗潮，因而被拔高农民战争的‘现代迷信’派视为眼中钉，把他列入必须尽先铲除的‘资产阶级权威’黑名单”。又说：“没有料到，这几篇切中空头派病根的上佳之作，特别是《初步意见》和《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指翦的两篇文章《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竟因触怒江青、陈伯达而成了他的政治催命符。”许先生还有“那些终于为他（指翦）惹来杀身之祸的议论”一语，有些使人不得要领。
    记得“让步政策”论（指经过农民战争，统治阶级作出某种让步，使经济有所恢复）是范文澜先提出来的，翦伯赞基本同意并有所修正（翦认为不是每次农民战争后统治阶级都让步，让不让步，让多少，是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范文澜还认为不能把从秦始皇到朱元璋一概否定，也要“保”一些帝王将相。“文革”初陈伯达在一个重要会议上逼迫范文澜检讨，并连呼“保皇党！保皇党！”毛泽东却对范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版）毛泽东保范却打翦，他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了，翦伯赞了，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讲话）
    1938年，翦伯赞为《历史哲学教程》撰写再版自序《群众、领袖与历史》，文中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是“伟大的历史人物”。朱德60岁时，他又写了长篇白话叙事诗《寿朱德将军六十寿辰》。无论将毛、朱、彭并列或给朱德祝寿，翦都犯了大忌，为农民喊冤也犯了大忌。
    其实，作为历史学者的翦伯赞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挺重的，比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都重。1966年7月21日毛泽东说：“文化革命只能依靠群众，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又说：“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毛泽东将哲学界的冯友兰和史学界的翦伯赞相提并论，笔者猜测这与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1959年以北京地区第一名考入北大历史系有些关系，她回家时应会对父母提及翦在历史系的声望和权威。“文革”初期贴在北大历史系（三院）门口的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便是由李讷抄写带回家的。毛泽东提笔将“浅”字改成“深”字，在毛泽东看来，养了这么多“王八”的“深池池主”就是翦伯赞。
    翦伯赞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视为经典，也主张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但翦不赞成历史研究像婢女那样为政治服务，史学应有自己的学术性、思想性和特殊性，他不能容忍将丰富多彩的历史弄成干巴巴的几条。翦越来越不肯附和自己不认同的观点，哪怕是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他不同意过高评价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不赞成打破王朝体系撰写中国历史，也不同意贬损农民起义领袖。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把李秀成论定为叛徒，翦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反驳戚本禹，他说：“只是根据李秀成在几天内匆匆写出的供词，就推论他一生革命都是假的，太不公平……如果李秀成被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中就没有几个英雄了，整个中国通史就要改写了。”毛泽东却力挺戚本禹，在《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上批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保，不足为训。”此时的毛最担心的是跟他一起闹革命的人背叛他，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乃大谈保持晚节，翦却没能看出眉眼高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翦对《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姚文元的文章是发动“文革”的信号，这是翦自己往枪口上撞。于是，“文革”号角一吹响，北大就把翦拉出来“祭旗”了。
    以死抗争，拒当“反面教员”
    1966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来到燕东园28号（就是巫宁坤去过的藏书甚多的小楼）撕毁翦家里的画和书，封了书房，对翦极尽羞辱折磨之能事。此后北京大学红卫兵又来抄家，并把翦家逐出燕园，搬到海淀成府的一间小黑屋里。没有厨房，只好在门口放一个炉子，附近的小孩子常来起哄，往“黑帮”的锅里吐唾沫，丢脏东西。翦被批斗和游斗许多次，据说上万人参加的批斗会就有两次，老两口竟然挺过来了。
    两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说到翦伯赞：
    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
    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立即落实“最高指示”，翦夫妇从小黑屋搬回校园，住进燕南园64号小楼，每月生活费120元，还派一位工人住在一楼照顾并监护他们。经过这番“优待”，其实翦完全可以苟存性命于乱世。但让世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的1968年12月18日夜，翦夫妇服安眠药自杀，翦的口袋里还有手书的三呼毛主席“万岁”的纸条。后人对翦的死以高调的评价，但同时他的死也引来了一些疑惑，这里仅引录王友琴博士的看法：“有人说，翦伯赞夫妇自杀的原因是那时有军代表又逼迫他们‘揭发’‘交待’‘问题’。这可能是原因，但是，不会是充分的原因。‘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了，翦伯赞已经经历了大量这样的事情。而且，他被放出来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是要他当‘反面教员’而不是会被奉为上宾。他不会有很高的期待……他们在这样的时候自杀，显示了他们拒绝分配给他的‘反面教员’角色的意思。”又说：“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
    翦伯赞确实是以死来抗争，但并不是对主义和体制的抗争。天下大乱，他不能不抗争；他一生自认为马列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事实上却给他戴上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桂冠，他至死也不会接受，焉能不抗争。他研究过历史上许多盛衰兴亡，也评论过许多人物的功过得失，很在意后人对他的评价，也确实以死获得了身后声名。（靳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