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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国民革命军制式军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同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冯家村私塾学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浩（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指名要毛泽东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周恩来副主席任副主席。
    
    会议结束后，8月25日毛、朱、周联合签署《中革军委会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11日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
    
    按照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按照第18集团军（八路军）三个师编制人数45000人、新四军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编制人数10300人发放被服。
    
    第18集团军后勤部从国民政府武汉被服军需仓库领取45000国民革命军制式军服，春夏装为暖黄色，秋冬装为仿德国灰色，并有配套的单、棉军帽、皮带、绑腿、挎包、军毯等。国民政府还按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法币1元市值一块银元）、每月面粉或大米1万袋、还补发一部分犒劳费、河防工事费等等。
    
    1937年9月，第18集团军第115、第120、第129三个师分别在泾阳县云阳镇、桥底镇和富平县庄里镇举行“誓师大会”，然而誓师队伍中竟有许多人没换上国军制式军装，很多官兵仍然穿着汗碱斑斑破旧红军衣装、戴着八角帽、护耳帽、尖顶帽、瓜皮帽等“军帽”。
    
    为啥不全部换上新军装？因为国民政府按照八路军三个师编制人数45000人发军装，但八路军的实际人数不止这个数字。
    
   
    
   同时，“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已在延安挂牌成立，在全国公开招生。为了招揽新生，中革军委会后勤部截留了一部分新军装，抗大新生一入学，每人发一套国民政府调拨的质地较好的细布军服，还专门佩戴左右分别为“抗大”两个字的铜制红底金字领章。
    
    第一线的作战部队也超出了国府规定的编制，例如八路军115师的人数超过了的两个旅四个团15000人，多出个“独立团”。这个独立团由原来的“红一师”的1500人编成，原红一师师长杨成武任独立团团长。120师和129师也各自超编了一个“教导团”，所有这些编外的“独立团”和“教导团，国民政府不发给军饷和被服。
    
    但按照国民政府战时规定，没有正规军服的地方独立团、保安团只能在自己的地盘活动，不能进入战区部队序列，军帽上才有国民政府配发的青天白日帽徽才能进入战区，战区通行检查站认帽徽不认人。
    
    幸好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下令山西晋军被服厂及时给林彪的115师补充了一批晋军军服，并缝上了“八路”臂章，军帽上别上青天白日帽徽。115师独立团东渡黄河时，杨成武的独立团和李天佑686团混在一起，顺利通过了第二战区检查站的盘查。
    
    第二战区还给115师东渡黄河提供了木船，并在曲沃县的侯马车站准备了运兵列车。当时国府发给115师的军饷没全部到账，经阎长官特批，让晋军黄河兵站为八路军6万元法币，外加10天军粮。
    
    不料，时任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私吞3万元法币，脚底下抹油开了小差，从此人间蒸发。当时周昆已被授予国军少将军衔，月薪100法币，中将军衔月薪为160元，上将则每月240元，周昆一下子卷走3万元，对于战时来讲这笔钱无疑是一笔“国难财”，气得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直接掀翻了桌子。（《彭德怀全传》2009年4月1日）
    
    七、僧多粥少捉襟见肘
    
    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进入第二战区后，在山西灵丘县县城西桥沟成功伏击了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的辎重队，缴获来了一大批日军服装。当时阎锡山的晋军已换上了秋冬军服，而115师一部分部队得不到及时的被服补给，很多人穿着缴获来的日军服装。
    
    次年3月，时任115师师长林彪骑着缴获的日军战马经过晋军的防区，护送他的骑兵警卫班中有很多人穿着缴获来的日军大衣。晋军哨兵误认为是日军骑兵来袭，就急忙打了一枪，没打着身穿日军大衣的警卫班骑兵，却偏偏干翻了穿着灰布面料普通军大衣的林彪，而且这一枪是从背后打来，十分蹊跷，这是后话。
    
    
   
    有争议说当时林彪身上穿的是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其实是个误传。经蒋委员长特批，国府发给林彪全套国军中将制服，其中包括黄呢料大衣，周恩来、叶剑英、陈赓、叶挺等人也领到同样款式的将官呢大衣，但林彪从来没有穿过一次，更何况是日军的大衣。
    
    林彪被误伤后，第二战区南路前敌总司令卫立煌，给延安送来100万发子弹和180箱罐头表示慰问，这是后话。
    
    从1939年起，国军各战区战时物资供给全面紧张，给各部队发放统一的被装供给也很困难，于是由直接发服装改为发服装费，由各战区自行筹集被装，这样一来，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就连中央军的服装标准就不统一了。
    
    到了1940年，八路军扩充的纵队、支队、独立团已多达105个团，大多数扩编部队缺乏武器装备，衣服自然是逮啥穿啥，最多发个不带帽徽的山寨八路帽子。而留守陕北的385旅、358旅、359九旅、警一旅、警三旅、独一旅、新四旅等部52000余人，更是僧多粥少穷的叮当响。中央管理局任务是组织延安留守兵团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自行解决被服问题。
    
    习近平曾在一次颁奖大会上说：“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坚持回农村当农民···我们要把艰苦奋斗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习近平：2013年9月26日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的讲话)
    
    甘祖昌就是当时延安八路军留守部队359旅供应部的一个科长，负责器械、棉被、衣裤鞋袜等补给，但钱从哪里来？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359旅在南泥湾种过鸦片卖过烟土，当然延安时期种鸦片的不止359旅，还有中央警卫团等边区部队，种罂粟制成烟土后去沦陷区交易，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炎黄春秋：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2013年第8期）
    
    甘祖昌所在的359旅部队种植鸦片罂粟并不容易，在南泥湾开荒遇到很多黄泥土，黄泥土种不活罂粟，必须黄泥土层全部挖开，再继续深挖出的土壤富养分，这样种上了罂粟就活了下来。经过359旅的勤奋努力，一些荒山慢慢被锄平，在深泥底进行种植罂粟成功，甘祖昌在南泥湾积累了开荒的经验。
    
    卖烟土换来银元和粮食、棉花和布匹，鞋袜厂、棉花厂、纺织厂房快速投入生产，将一批衣裤鞋袜准时配送给359旅，让这10000多人“丰衣足食”，甘祖昌也被提拔为120师359旅供给部副部长。
    
    甘祖昌参军后没打过一天仗，1950年王震率一野1兵团进驻新疆，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让甘祖昌担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
    
    1952年习仲勋、张宗逊打报告给毛泽东，指责王震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与违犯纪律的错误”，毛撤销了王震新疆分局书记职务，责令他检讨错误并不许再过问新疆地方工作。王气闷难忍十二指肠溃疡破裂便血2000CC，被空军专机急送兰州西北军区总医院输血抢救，但仍未痊愈，后被送往北京医院治疗。
    
    无独有偶，王震的老部下甘祖昌乘车前往被服工厂视察，途经一座桥梁时遇到路边炸弹爆炸，甘祖昌连人带车被炸落河中，头部受到脑震荡，嘴唇撞裂成三块，下巴也被磕断了，需要长期服药理疗。
    
    1956年王震向毛泽东提出调离军队，出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去东北主持开发“三江”军垦农场。甘祖昌得知王震退伍后，次年（1957年）也向新疆军区党委打报告，辞去军职回原籍江西老家萍乡市莲花县沿背村。甘祖昌保留原少将级别工资待遇不变，还担任过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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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州官放火于2021_08_15 11:34:4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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