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70年深秋，20岁的毕汝谐不耐文革痛苦，愤然完成批判现实主义中篇小说“九級浪”。
创作“九级浪”的动因，可以追寻至1964年3月7日；是日，光明日报发表
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作者系史学大家黎澍（儿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田家英家、黎澍家、我家住在同一幢二层楼里），
文章罗列许多中外先贤的光辉业绩，令我这个少年人如遭雷击！
当晚，我含泪在日记里写下神圣的誓言：年近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让青春放出光辉”中有句话“年轻人应当早日成器”；后来，这句话在“九级浪”中衍化为“对不起自童蒙时代就牢固确立的成大器的理想”。


1970年深秋，我年至弱冠，正值九一三之前文革最黑暗的阶段；青春虚掷，一事无成；抚今忆昔，我不禁像登临浔阳楼的宋江那样，流下两行英雄泪！
宋江题反诗，毕汝谐写“九级浪”——异曲同工！
宋江曰：潜伏爪牙忍受。
毕汝谐曰：忍耐是希望的依属。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看“九级浪”，其文学价值不足挂齿，而政治
 意义空前绝后！
 毕汝諧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道："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
 确， 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这是一个政治预言：文革否
 定了十七 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
 要特征，
 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今日中国的政局，证明毕汝諧的判断完
 全正确！


 1970年深秋，文学青年毕汝谐的这一远见卓识，超越当时全中国
 所有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1970年深秋，毛泽东执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乌托邦理
 论，至死不悟；
 1970年深秋，林彪的真实的政治理念，至今不为世人所知；
 1970年深秋，周恩来以妾妇之道迎奉毛泽东，唯唯诺诺；
 1970年深秋，邓小平流放江西南昌，龙困浅水，无暇虑及未来中
 国的政治远景；
 1970年深秋，蒋介石执迷于反攻大陆的梦呓，至死不悟。
 毕汝谐何以神机妙算？
 毕汝谐亦不知也。


法国作家萨冈19岁写“你好，哀愁”，一生混乱、疯狂；终年69岁。
毕汝谐20岁写“九级浪”（和萨冈一样，我也喜欢写短句子）；而今老矣，依然以“让青春放出光辉”为座右铭，犹思奋蹄狂奔，不辞天涯万里行！


“文革”地下文学《九级浪》史料
九级浪            毕汝谐


生命是一张弓，


那弓弦就是梦想，


箭手在何处呢？


——罗曼.罗兰《箭手》




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她的生身父亲，一位颇有名望的民主党派人士，声色俱厉地对司马丽的母亲下命令：


  “你听明白！我只要儿子，你还想在这里住下去，就生个男孩来！”


  司马丽的母亲五十左右，是个温厚、顺从的厨娘，她一向听任这位政界名人的随意摆布。在这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包围了北京，傅作义部伪军败局已定，插翅也无法飞逃。城内百万劳动人民，焦切地兴奋地盼望着解放。但是，
这座森严豪华的公馆里，沉闷的气氛和冷酷的秩序仍然如故。厨娘虽然怀着明显的身孕，还是努力地弯身鞠躬，瓮声瓮气地呻吟着：“哎哟。老爷。是,是。”


  司马老爷年近花甲，却还像青年男子那样活力勃勃。他眯细眼睛，看着厨娘吃力的样子，斩钉截铁地宣布：“是男孩，你们母子一道留下，
是女的，你们全都滚开。”他认为无需多费唇舌了。


司马丽是女孩。刚刚分娩完毕的厨娘，紧搂着投胎不遇的婴儿，昏厥过去。


北京和平解放了。世道变了，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得到法律的保障。司马丽母子到底没有被驱逐，就在这庞大的家族里，过着物质优裕的生活。


＊ ＊ ＊


这段故事，是我最近从农村回家，听一位姓苟的老太太说的。她讲得很简单，不过按我的想象，一定是这么回事。


苟老太太和司马丽的母亲，都是从年青时候起就在司马公馆里作佣人。几十年的仆役生活，使她形成了整套的和正常人格格不入的奴才哲学。如今，她在我的邻居家里
当保姆，每天晚饭后都过来，向我以耻为荣地大谈其在公馆里的见闻。夸奖司马老爷身强体健，精力过人。她口没遮拦地提到很多肮脏的情节，热心地介绍着生理卫生方面的
常识。


“一天，司马老爷半夜摸进我的下房，握着一串首饰，是准备送给我的……”，这天晚上，苟老太太在聊天时很有点得意地说。


我慌忙打断她：“您停一停！讲别的好不好？”


于是，苟老太太讲了上面的事。她出去了。


司马丽现和我在一处插队，她最近写来的一封信就在我手边。我拆开来，看到那熟悉的蝇头小字。她先介绍了队里目前秋收的情况，然后写道：“勇人最近护秋
很忙，嘱咐我向你问好。他的姐姐勇珍，最近参加巡回医疗队，在咱们村给老乡的孩子看病，我和她住在一条炕上
，交流着思想上的收获。她说自从下乡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劳动给生命注入了新的热情。通过和贫下中农的共同劳动，我也变了。大家说我变得和从前判
然两样，再没有那些无病呻吟和无聊的苦闷了。我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要像雷锋同志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中去。’思想改造是会有反复的，但这个方向决不能改变……”


我赞成她的话。


这封信快结束时，她说：“我是在午休时间给你写信的，房东家养着好几条狗，有雄的也有雌的。现在它们都躺在房檐下休息，吐着扁薄的
很臭的舌头。咱们从前简直和猪狗一样……”


这样的评价合适吗？我不以为然地摇头。


回忆往事，许多情形又历历重现。


一


我的母校是一所很古怪的中学。它的前身是小学校，后来经过改编成了初级中学。那些小学的老师们，原封不动地给中学生讲课。他们的水平可想而知。许多糟朽的旧
知识分子，前清时教过私塾的老东西，张勋手下的文职人员，都在这里滥竽充数。一个中年体育教员自称是
解放初期全国马拉松长跑第三名，这是否真实不知道，反正他现在是走路都吃力的跛子。


学生的情况也很糟。考不取其它学校的坏学生，辍学几年后功课跟不上的病人，东山再起的社会青年，打算回头的浪子，许多都塞到了我们这里。
他们一般都很土气，没什么求学的欲望。在一个班的同学中，年龄相差往往很大。附近的居民把这里出入的学生看作流氓，不敢在街上晒晾衣物，不敢和他们发生冲突。


后来，教育局下来了一位年纪较轻的干部担任校长。他很有些魄力，接手后先令几位吃闲饭的老资格的教员退职，又大刀阔斧地开除掉十多名害群之马，不管他们的家长怎样
苦苦哀求。歪风邪气受到初步打击后，他亲自定下作息制度，让男女学生分班上课，减少接触。然后收进大批学习不错的新学生，我就是其中一个。


这位新校长崇拜凯洛夫的教育学，对于凯洛夫“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这句名言身体力行。他喜欢训人，很会运用京津地区的俏皮话，威
风凛凛地骂得大家抬不起头。在新校长的努力下，学校确确实实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潜存着深刻的然而不易发现的危机。这是运动以前的情形。


几年前的夏天，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阶段。校长的威风自然完全扫地。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大家都不算是学生了，按照各人的自身逻辑发
展着，变化着。只有我和勇人还在学校宿舍里住。


勇人是烈士子弟，只有一个年长的姐姐。所以，他一直在学校住宿。勇人的功课很好，原先在第一流的学校读书。有一次他看长篇评书《武松》入了迷，当班主任从
他身边走过时，他仿照武松的办法伸出一条腿，把老师绊倒。从此班主任暗恨着他，耐心地等着整他的机会。勇人很精明，马上急不择路地转到我们学校
来。我们俩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勇人一表人才。他的身段相当结实，永远给人以坚韧向前的感觉。五官的组合虽然有些犷野但毫不粗俗。他的行动沉着，敏捷。有时脱口说出一些经过深思的断语。
我看到勇人，不知怎的，总要联想到小乔初嫁时的周瑜，都有那种儒将风度。在课堂上，他经常提一些尖锐的
问题，将老师难倒。勇人读过的书不算太多，可是有一定的理解程度。看过马卡连柯的全集后，他针对新校长写了篇作文，题目用的是马
卡连柯的话：“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语文老师没批改，把它交给了校长。据说校长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运动以后，勇人仍住在学校。我为陪他，也搬进这间比较狭小的宿舍，架设了双层床。这间屋子在二层楼上，推开窗户，下面是一条相当宽阔但是不行汽车的通街。


勇人走上邪路了。他很忙，常常出去干打砸抢，也往宿舍带回一些果实。他有一群搭档。每次出去，勇人出力最大，而取的东西最少，那
批人都很尊重他。有一天，他带回几件皮衣服，简单地对我说：“你把家里的户口本拿来，咱们到委托商店去……”见我犹豫，他挥了下手：“算了！
我另去找……”过了几天，他买了些小摆设，把房间布置起来。他有时也给我一些钱。从不解释它们的来路，也不叮嘱我要封住嘴。


有时候，勇人一连几天不出去。我们对坐着看书，谁也不扰谁。看到某些精辟的地方，他读出声来：“苏沃洛夫元帅讲过这样的军事名（以下手稿缺9、10两页）
言：‘大胆和谨慎是骑着一匹马走的’。大胆和谨慎，真好！真好。”


勇人有个特殊的爱好：收集各种各样的车锁和门锁，研究不用钥匙的开锁方法。他常常津津有味地玩弄一把锁，几个小时不放手。并且给
我讲解：“这是撞锁，安装在门上很牢靠。不过拿写字用的化学板，从门缝里挤进去，也能打开。注意，需用软的弯度大的化学板！”他目光炯炯，让我觉得，普天下所有的
深门重锁都挡不住勇人的去路。


我不参与勇人干的事，我们分道扬镳。


每天我按着自己的学习计划安排时间。我起得很早，先在没人的操场上跑几个来回，再吊在摇摇欲坠的单杠上，运动一阵。早饭后即开始
读书。先自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然后用大量的时间看文学作品。也看营养学的书，按上面的表格计算自己卡路里的盈亏。如果出现入不敷
出的现象，第二天一定要补足。读书久了，就凭窗远眺，休息眼睛。


街的那一边是一大片居民区。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居民住在那里，这些人的名字无非是这么几个：金锁，铁锁，或是桂英，桂兰……除了少数熟人，谁也不知道他们。


夏天的晚上，他们都在院子里和街上乘凉。一家人（偶尔杂有几个外人）漫谈着油盐酱醋的琐事，斤斤计较着每一分钱的收入与开支。家
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有时为了芝麻大的事情彼此翻脸。三十岁以上的妇女为了贪凉，就可以赤裸上身站在院里。从前新校长到来之
前，这里的居民对我校的校风感到畏惧，却又不得不把自己天资愚蠢的儿女送到这里上学。父亲或祖父，只喜欢用拳头教育孩子，而母亲
或祖母则护犊子。教给他们世代相传的占小便宜（手稿缺第10页至此）的伎俩。


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在这些人中间大有市场。他们精通里面的每一个细节，用北京土话进行目光短浅的评论。这种方言，也许其中的个别语汇还算生动，表现力也强，但是
整句整段却着实使人厌恶。……这些就是活动在社会上的小市民。我在楼上看得一清二楚。


在读书之余，我也练习写小说。因为生活面不宽，我只能从童年的往事、亲人们的关怀中，挖掘写作的题材。我写的短篇小说的故事都较简单，也没有鲜明直立
的性格，意思不大。古人云：好文掷地作金石声。我自问写不出好文章，写完后往往把它们随地一丢，也不指望听到什么音响，但是，我坚持天天练笔。


写作给人的乐趣是无穷的。只需要一支笔和一叠纸，便可以长时间地娱乐自己。让手中的笔自由地跨越时间和空间，你会觉得自己置身在辽阔的可以随意行走的世界里。


我给自己制定了精确的作息时间表。据说，康德从小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的邻人都以他的行动核对钟表。所以康德到晚年还有精力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他的寿命很长。


然而，每当我放下书和笔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缺少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有些空虚……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注意到：有个脸色苍白、身材单薄的女同学，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她的衣着很朴素，却仍然显着不同凡俗。她总是独
自一人，而且总是步行。每次我都目送她远去。如果连续几天没见到她，心里就暗暗感到惋惜。


我明白了。在感情上，我已经有了明确的黄金一样的冀求。因为，今年十七岁了。


勇人有时也讲一点这方面的事。他说社会上新近出现一股不正的风气：男女同学在大街上便可以平白相识。不需要正当的机会和介绍人，仅仅由于男女间天然的好感，邂逅
相遇的人就可以胡乱地结成好友。他们自报着假的姓名，信口开河。开始，只有一些干部子弟这么做，后来这办法像疫病一样扩散开来，人们群起效尤，弄得一塌糊涂。勇
人称这是“说谎的情侣”，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勇人告诉我：“如果你想和他们见面”，他说了几个人名，“到他们家里是等不到的，必须到西单去找。他们天天在商场里逛，风雨无阻……”


我万万不能这么干。我只能勤奋地更勤奋地读书和写作，按部就班地提高自己浅陋的学识。我想，爱情之花，只可能为成熟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开放。


日子一天天流去。我在这溪水般的平静生活中积蓄力量——为了将来。


二


七月的一天早上。勇人唤着我：“陆子”，这是我的名字。“今天咱们到我姐姐家去，冯明从哈尔滨回来了。”


冯明是他的姐夫。他和勇珍原来都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后来不知怎的，勇珍在儿童医院工作，他却分配到了东北。因此，每年的探亲假，
对于他们像节日一样。我和他们挺熟的。


我翻身下床，“真的？”


勇人不慌不忙地说：“别急。我和老伍约好早上见面，咱们一起去。”老伍是一个青年扒手，他的名字十分响亮：伍行浩。有一次勇人在
商店里买东西，忽然觉得身后有一只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勇人当机立断地扭住这只偷东西的手，回头看准手的主人。他不动声色地掐他
，拧他，那人不敢叫喊。这样坚持了十分钟，勇人才松开来。弄清了这个人的姓名住址，没有把他送往专政机关，而是私下了结。从此，勇人（以下手稿缺15至24共10
页）经常向这扒手要钱。


我推辞道：“我去没用，我不懂呀！”


“没干过自然不懂。你跟着我，这很容易。”勇人坚持说。


他们约在沙滩电车站。伍行浩很瘦，看的出，因为整天提心吊胆，吃再好的营养品也没法吸收。他穿着雪白的的确良短衫，肩部塌着，显得很不合身。手臂上有了涂着碘酒的
肿包。他主动迎上来，亲热地招呼我们。


勇人走近他，低声吩咐着什么，有些隐语我听不懂。


老伍拍着扁平的胸膛：“没说的！哥们蹬车请客！”嘴上虽然爽快，却迟迟不肯上电车。他还有道理：现在太早，电车上全是上班的工人
，他们身上没钱，只有月票和内部食堂的饭票。要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勇人不耐烦了。这时，一辆从动物园开来的3路无轨电车进站，他踢着老伍的脚后跟，命令他从中门上去。


“哎，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老伍不满地说了句歇后语。


这辆车上的乘客很多。上车后我突突的心跳着，好像要干坏事的不是老伍，而是我。我忘了监视老伍，只顾自己往角落里躲。


勇人很老练，他像和老伍不认识似的，隔着几个乘客，严密盯视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脸上精神如常。而伍行浩整整衣衫，摆出一幅老手
的样子，两只贼亮的眼睛开始查看环境。


我觉得无聊，真后悔不该做这种诡行。上下车的人们挤着我，好几次踩了别人的脚。那些挨踩的人大喊大叫，引起全车人的注意。也许，
也许老伍正是利用这种机会下手吧，管他呢，我低下头去，默默温习昨天读过的书。


电车在灯市口停得较久。上来了七、八个女中学生。这批人穿得花花绿绿，神态都很轻佻，这附近有一个全市最不成体统的女校，许多学
生简直是秽根，专门在社会上传播淫乱的毒素，这几位肯定是刚从那里出来的。


她们在车上闹得很凶，互相搂在一起，哈哈大笑，用力踩地板。我看了看，发现其中有几个被勇人的英武的仪表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做
出茶花女赴晚宴的姿式，往这边飞过些多情的顾盼。勇人没看见，或是装作没看见，一心一意地盯住老伍。另有个麻脸女学生，好奇地望着伍行浩那身漂亮的衣服。


我不想看见这些俗不可耐的女学生，就使劲往前挤。老伍却蹭了过来，径直向她们靠拢，很快，他和那个麻脸女学生搭讪上了。


“3路电车的总站是北京站。”伍行浩主动地代替售票员回答问题，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勇人也挤进去，一步不离地跟在后面。


我仍然往前挤，木然地呆住了。那个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的脸色苍白的女同学，正坐在迎面的单人座位上，她仿佛是在无人之境，头微微
垂着，衣着还是那么朴素。整个形象凛然而又清高。外界的嘈杂的声浪，对她不起作用。


我全神贯注地望着她，没法控制自己，完全忘了为什么乘这辆电车。我生气地推开一个遮拦光线的老人，隔着大约五尺的距离，痴迷地看
着她，脑子里甚至掠过一个想法：毛遂自荐地上前说话……不行，不敢。


她的目光专注而朦胧。如果扬起来看看我，该有多好。我借着对面一副反光的墨镜照了照脸孔，认为自己并不难看。在她手里捏着一支炭
铅笔，我自惭形秽。我居然和伍行浩这样的垃圾打交道，等着来历肮脏的金钱玷污自己的心灵。我不禁面红耳赤了，有好几次，简直想喊
出来，当众揭发老伍，告诉乘客，他们中间混有一个名字叫伍行浩的坏人……


我正在想入非非，勇人在后面通知我下车，我只好怀着深情向她投了最后一瞥。


这一站是东单。我们三人站在开阔的十字路口上。


“你们忙什么？”老伍不太高兴，“我还没办好……”


勇人骂了他几句，拎着他穿过闹闹嚷嚷的菜市场，我们进入一条僻静的胡同。老伍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个浅色的女式钱包，里面除了
一张写着“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单以外，什么也没有。病人的姓名是司马丽，年龄栏里填着十七岁。司马是中国古朴的姓，而马丽是最
常见的欧名，它们联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钱呢？叶子呢？”勇人气愤地用明语和暗语同时问。


老伍一脸苦相：“靠窗户有个拿铅笔的姐们，像木头人，我辛辛苦苦地抠出来，哪知是空包……”


我气坏了。


勇人不信任地盯住他，突然挥右拳很有力量地在他腮上一击。老伍像稻草人似地应声倒下。他双腿并住，双手捂在头侧，胸口朝下，这样
一来，全身的要害部位都护住了。有经验的扒手在挨打时，都是这种姿式。


我真恨他，可是望着他那形销骨立的样子，又不忍心下手。


勇人把老伍架起来，按在电线杆上，再用一条腿贴住他的肚子，一字一板地说：“晚上七点，咱们在东单还见，如果你递不出来……”他
做了一个摆拳动作，把后面的话省略了。


伍行浩滚了。我和勇人另外乘车到冯明家去，他给我讲，大扒手都是又滑又油，他们有很高明的藏钱方法，你根本搜不出来。只有狠狠打
，才能打出钱来。老伍是没有后台的扒手，打他无妨。


我不太专心地听着。街上有许多无轨电车，一辆、两辆，我觉得每辆都坐着司马丽。


冯明家是个三间房子的小小独院。勇珍在院子里晾衣服，她稍有些胖，待人非常和气，即使不穿白衣服也像儿科大夫，大概是职业的习惯。


勇珍引我们进屋。最宽敞明亮的那间，业已布置成了绘画的创作室，型号不同的油画笔，杂错地放在调色板上，桌子上还远近不同地放着
几个供素描用的模型、石像、和一个完整的人的头盖骨。东墙上挂着几帧风格迥异的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夏娃与蛇》、《杜
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在对面墙上是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熏人的油脂香味儿，我连着打几个喷嚏，冯明从里面走出来，笑着解释说：“我刚刚回来，就教一个小姑娘学画，辞不掉的，我们是世交。”
冯明是浙江人，眉目清秀，他身材适中，经过多年体操训练的肢体很是匀称。十分文气的脸上，戴着一副度数低得等于没有的眼镜，目光
非常深沉，和这样的人即使只见一面，印象也不会淡薄。如果交往得久了，你会发现他极为精明、干练。这样的人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别人的生活。
我们闲扯了一会儿。勇珍拿出厚厚的一叠，冯明说的那个人的画稿。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绝大部分是铅笔的静物素描：各种蔬菜和食品，停着不动的汽车，放在岸上的船只，另外还有许多表情呆板的美男
子：从希腊神话的阿波罗到苏联电影的海军少尉巴宁，应有尽有。看得出，这个人是经过长期的练习，所有笔触都挺熟练。但是这些画都不太传神，而这是致命的缺点。


勇人也仔细地看了一遍，啧啧称赞着。


勇珍批评弟弟：“她比你用功得多。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


“喔？”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勇珍把画稿下边的蝇头大小的署名，指给我们看，刚才竟然没有发现。


我和勇人面面相觑。我强作镇静，随手翻看一本小说，什么也没看明白。


勇珍讲着她们医院里的一件新闻，说有一个女孩患白血病住院，她的哥哥是个刑满释放分子，在病房里陪住，不少流里流气的人常来探看。病房里丢过几次东西……


我们都心不在焉地听着。只有冯明问长问短。


天色暗下来，勇珍出去收衣服。不一会儿，院里传来对话的声音：


“……我在北京站下车以后，钱包找不着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糟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勇珍着急地问。


“给我妈妈买去广州的火车票钱，我的病单，零零碎碎的……”


我望着窗外的司马丽。她相当高，乌黑的头发整齐地梳理着，脸色有病似的，比较苍白。眼睛里流注着朦胧的神采，似乎总在隐隐的闪着泪光。她很美——阴郁类型的美丽。


我扫了勇人一眼。他满脸怒气，今晚，伍行浩一定会像鼓一样被捶打一顿。


夏晚的暮气充满了这间画室。司马丽走了进来，向冯明点点头，伸手到门边去开灯。


灯还没有打开，我却觉得屋子里已经亮了一些。（原稿缺第15————24页至此）


三


晚饭后，勇珍陪司马丽去看病，勇人也匆匆地走了，伍行浩在等他。剩下我和冯明收拾碗筷，吃饭时冯明喝了许多葡萄酒和啤酒，现在多少有一点醉意。他像是无心地说：


“你今天有些反常哩。”


我有点心跳，想掩饰：“没什么啊。”


冯明眼神锋利地看着我，更直接地说：“你别瞒我，陆子。你的眼睛比平时明亮得多。”他把洗好的碗筷放进食厨，“你一定很激动。你
别瞒我。”沉默了一会儿，用回首往事的口气说：“当年我也是这样。你跟我来。”


我随他进了内室。里边布置得挺典雅，一望而知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夫妇的双人床，一张写字枱，两把椅子。旁边有张婴儿的小床，他们不足岁的男孩小亮亮，衔
着指头睡着，臂膀上有一块暗青色的胎记露在外边。


“他睡得真香。无忧无虑。”冯明亲切地说，轻轻地把毛巾被给他盖上。然后注视着墙上他们的结婚合影，不说话。相片上的冯明不戴眼镜，相当精神。而勇珍显得有点相形
见拙。


冯明失神地看了一会儿。“有这样一支歌”，他用宏亮的中音唱起来，也不怕惊动小亮亮：“有个春天的早晨天刚刚发亮，一位民警中尉巡逻在街上……”


虽然由于饮了酒，他唱的音色不及从前那么优美，但是咬字还很清楚。这位年青的民警中尉，遇到了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姑娘。从此，中
尉常常在出事地点徘徊。然而时过境迁，他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了……


“许多深奥的道理你还不懂。”冯明唱完这支叙事歌曲以后，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说。“你还小，也许会嘲笑这个民警中尉自作多情。不是
啊。美好的事物无论多么有限，也是珍贵的。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里的主人公，他一生的价值就在那五天五夜……”


“咦。”我奇怪他提到那个只尚空想的小人物。


“你是不会懂的。我给你讲一讲，我和勇人姐姐的故事。”冯明有些低沉地说，“熟悉我们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陆子，你是比较聪明的。”他征询我的意思。


“不太相称。”我照实说。


冯明闭了一下深沉的眼睛。“勇珍当然是很好的同志。然而，我们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是事实。我们在大学里恋爱的经过，就像小说里写得似的，有很强的戏剧性。


“我从小在杭州上学。我父亲是搞艺术的，年青时和司马丽的父亲在巴黎一道留学。他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可是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我刚进大学时，以为人生的道路
也像西湖的白堤和苏堤那样笔直。我把学艺术的那种创造性的热情，用在枯燥的医学讲义上，所以我学得比其他同学好。——真的，我总有一种奇想：如果把阿巴公、葛
朗台对金钱狂烈的热情，转用在别的事情上，也许能产生无数奇迹呢。”他不愿使我分心，又返了回来：“那时候，系里几个教授都对我很好，怂恿我在课余写些随笔，
投到医科杂志上去。我没听。我觉得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哦，我还没说到正题。学院里有很多很好的女同学，在感情上我也完全自由。入学后我一直顺利。谁知，我自己
弄出了问题。有一年的三八节，我给勇珍写了一封简短的贺信。当时的想法很单纯：班上只有她一人是革命烈士子女，我希望她能在节日里感到集体的温暖。这挺像少先队员
的想法，是不是？


“咳。谁想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勇珍的妈妈那时候还活着，跑到学校来告了我一状。她说自己的独生女儿必须成为专家，旁人不应来干扰。云云。于是我在班里受到了批评。
几位威信很高的同学都提醒我要注意一些。我委屈地从办公室里出来，发现勇珍一直在外面等我。


“‘你别生气。’她歉然地道，‘我妈妈真不像话。不过，她是病人。’


“是的。她妈妈的身体非常不好，而且有一种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这种病的特点是：常常认为有人害他，有突如其来的冲动。有时候，动作离奇使人无法理解……”


我并不想学医。连声催促他往下讲。


“我压制着不满的情绪，说：‘我没有生气。’就讲起了最近的一次小考试。勇珍学得很用功，可是理解能力不活，因此成绩虽然优秀，可是独立工作能力差。
对医生来说，不在于读书而在救治病人。我很佩服她的刻苦精神，能够整夜开车牺牲假日去啃课本。以后，我们时常往来，在校园里正大光明地一起温书。
天长日久，真的产生了感情。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就和你今天一样，又羞怯，又激动。呃，和你今天完全一样。”


我慌乱地避开他闪灼的目光。


冯明友善地笑笑。“不用说，勇珍的妈妈勃然大怒。有一天我送勇珍回家，到楼下准备返回去，勇珍不肯。我勉强上去了。老岳母看到我，愣愣地发了一会儿呆，
便吩咐勇人把走廊和屋子里的所有灯都打开，好像这样才能看清我的一举一动，不致被偷走东西。


“‘我早想到了，你一定会纠缠不清。’她的开场白很不客气。勇珍走过去搂住母亲，劝阻着。我轻轻搓着手，眼睛发直地看着她，不知该怎样应付眼前的局面。


“老岳母恨恨地说了许多话。不厌其详地质问我的年龄，家庭出身，政治面目。最后，口气高傲地说：‘冯同学！以后不准再到我家里来！再来，我要报‘00’匪警……’


“我不是任人辱骂的牲畜。年青人的火气一下被激起来：‘我并不想登你家的门。我是送同学来的，也可以让同学和我一道走！’看到勇珍，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增长。
‘勇珍，咱们走！’


“勇珍热泪涟涟地和我往外走。老岳母面如土色，跪下去，用膝盖向前移动：‘珍珍！你不要跟他去，你要上当的……’她老泪纵横。勇人吓得大哭。


“我们走出好远，还听见她们母子俩的哭声。这是一个悲剧。精神分裂症的悲剧。我们有什么过错呢？


“这件事闹大了。勇珍的妈妈到院党委那里去吵，找丈夫生前的战友帮忙。我没有心思读书了，一天被领导同志召去几趟。


“然而勇珍非常坚定。我们在这种大风大浪里培植爱情。我们一块儿读鲁迅先生的《伤逝》，记住其中的话：‘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勇珍甚至准备
改变专业，转学到师大去。那样即使和家里断绝了经济关系也不怕。在当时，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好好做些分析，就会发现彼此间并不太合适。如果退
而保持一般同学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但是，我们沉溺在感情用事的热恋中。这样拖了几年。毕业前夕，勇珍的妈妈使出了杀手锏，她写信警告我和勇珍分手，否则
分配问题会受到影响。信是从安定医院的病房发出的，她病得很危险。老实说，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至死不愿意为我们祝福。也许是因为精神分裂症吧。
可怜的老岳母。


“我们写毕业论文最紧张的时候，她在医院里气绝了。”冯明站起身，从外屋取来玻璃杯和酒，喝了一杯。


“我很快遭了报应。虽然和勇珍结了婚，还是被分配到哈市。不公平呵。更可怕的是，老岳母去世后，我们的感情开始走下坡路。它本来也是同老岳母抗衡才产生的。
我们一年只有二十天在一起，却还要争执过去的事情。在个人生活上，我，我不幸福。”他双手按着细长的酒瓶，下了喝干它的决心。可能，他觉得自己说得
多了，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讲故事，但是中心线路改变了：“我虽然是小亮亮的父亲，平时想看看他都不可能。两地生活……”他蹒跚地走近小床，俯下身去，看不够似的。
“他在笑呢。他才十个月，正站在人生的起点上，正应该笑呢。”


他的话里有一种深重的哀愁。我说：“从前我怎么没看出你的痛苦……”


“因为十七岁的人到底不太懂事啊。到二十岁，你就会老练得多。许多年后，你会变得很有经验，阅历很丰富。然而绚丽的青春过去了……”


他没精打采地道：“咱们来看看一幅画，《九级浪》。”


冯明揭开桌上一块闪闪发亮的缎子。下面是一幅精心嵌在框子里的油画。——海面上波涛汹涌。吞噬生命的恶浪，一个紧接着一个奔腾而来，沸腾的海面把浪推向空中。暮霭
中，被摔碎的浪花，幻成多种色彩。画面中部，在一个巨浪的底端，几名还没丧命的溺水者，死死抱住沉船的桅杆，水上漂着绳梯，下端已经没进了可怕的渊薮一样的海
底……一个人手举小旗，发出祈求生命的呼喊。


我联想到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幸的人。


“为什么，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我深为同情地问。


“父母年纪太大啊。从医学角度说，两代人差距这么大不好。”冯明好像有些后悔言语失禁，他摆摆手：“你到外屋那个床，去睡吧。”他把剩下的残酒，分作
几次倒进肚里...他醉了。


我好像也醉了。一整天的丰富印象兴奋着我，无法静心。


桌上放着一盒火柴。我拿到手里，关上灯。在黑暗中擦着一根。我好像看见司马丽还坐在饭桌边，坐在电车的单人位置上。


安徒生写过尽人皆知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那个可怜的女孩擦着火柴，看到了温暖的壁炉，会走的烤鹅，死去的祖母。千真万确，对于
长于幻想的人来说，一根火柴的光亮，就能给他展现出完美的理想境界。


我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火柴。


“你抽烟么？打火机在我这儿。”冯明醉意沉浓地说。


我不答话。走出屋子。固守书斋的生活被打破了，我觉得自己进入了全新的天地。


四


我和司马丽渐渐熟了，她不是容易接近的人。上学时，一直独来独往，在课堂上从不举手发言，也不理睬同学，只有一两个不太知心的女
朋友。同班同学都把她看成陌生人，每次期末评比，谁也说不出她的优点和缺点。班里组织的文体活动，也从不把她计算在内。


司马丽就这样孤单地生活。读书，绘画和治病是这种生活的主要内容。她手不停挥地练习素描，如果晚上不用热毛巾烫手腕，夜里就会痛得睡不着觉。读书，治病，学画，
学画……


我问她最尊崇的画家是谁，司马丽简单地答是伦勃朗。主要是敬佩他用在艺术上的罕见的苦功。我有些迎合地称赞伦勃朗确实是有数的大
画家，他生长在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他的作品体现了反封建的进步倾向……我说了很多。


局面一下打开了。司马丽有些惊讶地望着我，“你也看过不少书啊。”她的目光是这个意思。


她讲起伦勃朗的生平。这位大画家长年住在贫民区，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他的女仆为他负担了家庭的所有事情；而伦勃朗一心创作……


如果我聪明一些，就能听出这个故事有些自我辩解的味道。而我当时傻头傻脑的，只是发现艺术是打开她心灵的钥匙。


从此，我们经常在一起检阅彼此的书本知识。我们推测几十年后，到了2001年，历史潮流将把世界冲击成什么样子，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将产生怎样的变革。
我们无休止地谈着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司马丽认为贝多芬虽死犹生。九部交响曲等于九个辉煌的世界，将百世流芳……也有好几次，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不是正确，据
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我们争得不可开交。我觉得司马丽很有几分学究气，我和她之间存在着不好说清楚的分歧。而且，她对现代时事和我们中国，
懂得太少了。


“我不想懂。”她坦率地承认，“我去看电影总得买三张票，我不愿意两旁有人。”


我很奇怪。


司马丽每天坚持作静物写生，临摹前辈大师的作品。可是技术总在一般水平，没有明显的突进。她为此很苦恼，搁笔休息了几天。这段时间，
我们天天在一起。那间小小的宿舍，有了第一位客人。司马丽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说：“我看病常常从这里经过。”她不知，在楼上有我这样一个守望者，牵记着心肠。


她看了我写的一些短篇小说。这些手稿十分潦草，比起她一笔不苟的画稿差得太远。司马丽看完后半天不语，最后说：“这能算是艺术吗
？”想了想，“你的文笔不是太笨。有几个小地方相当生动，像自行车撞上篮球架那一节，有声有色。但这不是艺术。我喜欢看才气横溢
的文章，你写的这些，”她斟酌着，“水平不高。”


她问：“你为什么不写诗呢？掌握不住韵脚？”


我不太愉快。“不是。韵脚问题不大。况且我开始可以用‘光，强，香，洋’来押韵。主要是我没有激情，没有写诗的沸腾的感情。”


“还是灵感不够啊。”她批评说。“灵感，应当是一闪而过的流星，不能像普通的星星，总是不明不暗地眨眼睛……”她明示我，写作不
可能一蹴而就地得到成功。“巴尔扎克成名前，写了成千上万张稿纸，被出版商看成废品。拿给家里人看，也被骂得一无是处。但是他坚
持写下去……‘灵感是不喜欢拜访懒惰者的客人’（柴科夫斯基）。”


我强调要分秒必争：“‘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莎士比亚）。”


我们都知道对方话的出处，不禁相视微笑。


“你呢？”我问。


“我画不好。”她有点沮丧地说，“我喜欢列宾，更喜欢列维丹，喜欢列维丹的风景画，他笔下空旷、辽阔的大自然。世界真大啊，你怎么走也不会碰壁。不过，
我不喜欢苏里柯夫。他在《禁卫兵临刑的早晨》，《莫洛卓娃》里，为了制造气氛，把眼睛画得那么大……这也许是美的几何图形，可是不能算美丽的人的眼睛。”


然而，我喜欢苏里柯夫广阔的生活画面，而对列维丹表现的不可冥知的意境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


这一天，我和司马丽离开这间陋室，走出校门。我们都喜欢团中央外面那个甬道一样的街头公园。它的北端有个油饰一新的交通警亭，两
旁是低矮的疏疏落落的松墙，与世隔绝似的。天气开始凉了。我们白天各自读书，绘画，晚上就在这里见面。这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
部分，一天也不间断。古往今来的文化财富，为我们提供了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我们谈话的内容越来越抽象，从不涉及切身的实际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餐光饮露的仙人。


“你知道《九级浪》吗？”有一天司马丽说。她遥望着晴朗的星空，问我，也像是问那弯弯的上弦月。


“在冯明家里看过……”


“我特别喜欢这幅画。”司马丽仿佛对自己说话一样，“《九级浪》是俄国伟大的海景画家阿依瓦佐夫斯基的代表作。我每次看到它，就想到‘学海无边苦作舟’这句话。
刻苦，刻苦，我还不够刻苦……”


我敬重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便说：“我也喜欢。有个英国电影《冰海沉船》”，我约略地讲了故事梗概，“……后来船完全沉了，全体
船员和男人都葬身鱼腹，而老弱和妇女乘着唯一的舢板脱离了险境……”


司马丽悲观地问：“后来呢？”


“电影的最后是：教堂的丧钟齐鸣，难属们身着丧服一排排地跪倒，追悼海里的亡魂……”


初秋的夜晚，给这个故事平添了一种阴冷的意味。


“海……”她若有所思地说。


从前在北戴河和青岛，我只在涨潮时候去看海。横无际涯的海面上，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浪涛，势不可当地扑来。我虽然退避在安全地带，却也梦想着成为弄潮的
好手。在我看来海象征着崇高，也就是美。而司马丽，她只喜欢看退潮时的海景：风息浪静，海潮无力爬上平缓的沙滩。她说海象征着安宁，也就是美。


我暗想：假如我们一道观海，那海景将是多么壮观。海洋会为我们揭示出静和动的奥秘，它们互相寄寓，又互相衬托。这就是海洋，也是我们的友谊……


海……


我在感情上的空白部分已经消失，被看不到的海溢满了。


司马丽患的是阵发性心脏病。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心跳，气喘。这时，她无论做着什么都得停下来，一只手放在额上，另一只手扶着胸口，闭上眼睛。每当疲劳的时候，她也
是这样。


我真心同情她。在谈话时也注意到尽量顺从她的意思，避免太激烈的争辩。但是有一次我们在冯明家里吵了起来，各不相让。


关于艺术——


“艺术应当能唤起人的美感。如果把谁也不懂的东西算成艺术，是唯心主义。”我说。


“艺术就是艺术。它与我们无关地存在着。因为人们不懂就否认它，是唯心主义。”她说。


冯明一直端坐着，不看我也不看司马丽。但我觉得，他似乎同时看着我们（他的探亲假早过了，却呆在北京不走）。这时，他清了清喉咙
，折衷地讲了些隔靴搔痒的话，我们都不高兴。


走出冯明家，我们破例在白天来到这个小公园。她问了一句：“你知道哲学上的存在主义吗？”


我不知道。司马丽似有揶揄地说：“难怪了，你专读古典作品不好。从荷马史诗到现在两千年了，小说的技法有多大的改变呢？绘画也是这样。固步自封。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重大的革新，青年人是推动这种艺术革新的主力……而存在主义从哲学上肯定了这种革新。我现在很困惑：老这么做技术练习，将来能有成绩吗？”


“你，太不实际了。”我委婉地说。


她低声说：“我知道。我生活在象牙之塔，理想王国。我不想过早地撕破理想。我家和巴金笔下的家一样充满着勾心斗角。人生是短促的，更何况我一定短寿。先天性的悲剧
。造物主给人的只是孑然一身，几十年后还是孤单的归回自然。人生像朝露，更像流星。所以，阿谀奉承不能使我发笑，流言蜚语不能使我哭泣。我好像生来就不会哭也
不会笑。贝多芬的第五部——《命运交响曲》真好。所有音符都表达着一个意思：希望！我觉得真正懂得贝多芬的人只有一个，他就是……”


我接道：“罗曼·罗兰。”


司马丽喜气洋洋的，“你说对了。头角峥嵘的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交响乐中的英雄性格，是完全吻合的。大作家和大艺术家在精神上有很多互相呼应的地方。艺术。希望。
我把希望寄托给未来。你看”，她随手拔起一株草，“青草一岁一枯荣，自生自灭。许多花蕾呢，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了。可是如果把花和草写进小说绘入图画，它们就
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艺术是永恒的，这是我对艺术的见解……”她又用手按着胸口，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


这毋宁说是对人生的见解。我却不这样想。人生也许很好呢。我们只有十七岁，道路还漫长而遥远。现在付出的劳动，会在未来岁月中得到丰裕的酬答……


夜幕低垂下来。民警交换了班次，圆月代替了夕阳。今天是中秋月夜吗？


“你讲的《冰海沉船》的故事真好。”司马丽隔过去人生问题，说：“死的哀愁反衬了生无乐趣。你讲故事那天也有月亮。不过不是圆的，是新月……”


月光照临在她苍白的矜持的脸上。每天，她都用左手按捺着杂乱无章的心跳，右手挥笔作画，把生命和青春投入艺术。


我的心灵深处涌出了沉痛的缠绵的感情。


这天晚上我回去的特别迟。推开宿舍门，勇人正在灯下练习拳击动作。他把灯泡想象成一个发光的拳头，正绕着它一次次地闪躲。


我忽然发现这些日子简直把他忘了。只觉得他好像出去得更早，回来的更迟了。


我往床上一躺，望着天花板发呆，勇人停止练习，他的第一句话就有火药味：


“你到哪儿去了？”


我含混地应了一声。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他并不看我。


我疏忽了。以前应该处处防范他才对。“几个小时。”


勇人的头撞了电灯一下。“你别干坏事……”


“我很正派……”我断断续续但十分坦然地说：“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恋爱。”


勇人抑郁地斜睨着我。“我们是在姐姐家一块认识司马丽的。我们都应该对她好。道德……”


这些都像一场弓张弩拔的大战的序幕。在我心里，初恋（仅仅是单恋也未可知）的强烈感受压过了多年的友谊。我第一次怀着戒心回想勇
人的一举一动，他接近的人，平常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我得好好去读《资治通鉴》，着手为彻底决裂作些准备……


这一夜我作了许多梦。而司马丽和勇人，在不同的梦里担任主角。


过了几天，司马丽很兴奋地来到我们宿舍，口若悬河地讲她昨夜看到一颗流星，于是追随着天上的闪光去思索。她后悔自己埋头点、线、
形的练习，没有用存在主义指导绘画，没有用画笔来表现自己的个性，感情，自我精神。真是糊涂。她估计自己的绘画将出现转折点，这不能不归功于流星……


司马丽取出随身携带的纸和铅笔，让我坐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给我画肖像。


我无法理解司马丽多变的情绪。况且她的话里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为了不使她扫兴，我一动不动地给她当模特儿。她就像大画家似的，先从各个方向
打量我，然后在纸上做着勾描。


我用凝聚的目光注视着她。我也在给她画肖像，是绘在我心里。


司马丽画着，同时谈论着：“你的形象还可以。给人的印象是善良。人们都愿意对善良人讲心里话。这于你写小说十分有利。最善于鉴别
男性美的是画家。其次是一种心理变态的男人，”她不好意思说，我知道是指同性恋者。“第三是女性。我希望每天给你作一幅肖像，几十年不间断。”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司马丽异样地看着我，眼神不再是朦胧的了。


她戒备地抬起手，很聪明地暗示我：“拉斐尔有一幅名画，画的是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在雅典学院门口辩论的情形。如果当时我在场，我一定支持柏拉图……”


我老老实实地坐好。“我也是……”


司马丽用更强的充满热浪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都感到非常幸福。


晚上，我失眠了。爱情应该是圣洁的。我为难地犹豫着：要不要把伍行浩的那件丑事告诉她……


终于，在那个深秋的月夜，那个结束我们友谊的月夜里，我不再谈那些海市蜃楼，而是单刀直入地告诉她：那天她遗失钱包的时候，我也在同一辆电车上……


“是吗？”司马丽没听完就咯咯地笑起来，“我早就这样想过！”


这笑声使我心惊胆战。


“我早就想过，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一定在我身旁，你应该在！”她热情洋溢地说。


“不，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鼓足勇气，讲出了真相。但是只字没提到勇人，只说是我一个人不好。那个伍行浩是混蛋……


司马丽仰在椅背上。很奇怪，她的笑容并没有马上消失，只是闭上了眼睛，就像每次劳累和每次病痛发作时那样。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声音细若游丝。两颗眼泪从睫毛里渗出，沿着光洁的面颊滑落下来。


她又在这句话里添上一个字。


“原来你是这样的坏人啊。”她的嗓音变了，几乎同男人一般粗嘎。


月光下，晶莹的眼泪流到她那还漾着笑意的唇角上，不动了，停住不动了。






五


正像花蕾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一样，我们的感情还远没达到我理想中的高度，就突然夭折了。


原来，某些秘密人们应该永远埋在肚里，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泄露一丝一毫。我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但是迟了。


我和司马丽连续十多个晚上没有见面。我反复考虑后，在一个初冬的阴沉沉的下午，到儿童医院去找勇珍。希望她能帮助我们重归于好，
也许我们的友谊就像青草那样还会再生。


病房的值班室里，勇珍正在翻看患者的病历，手里握着粗粗的红蓝铅笔。


“勇姐姐。”我还沿用小时候的称呼。


她挺高兴，照例说了句：“比上次见你又高了一点儿。”然后让我坐椅子，自己站着说话。


我想着怎样把事情讲出来。最难办的是伍行浩那一节，这种坏人坏事说不出口。


“我弟弟说你在写小说。我听了甚至非常感动。”她先开口。“像你们这样大的中学生，还有很多幻想和好奇心，我很羡慕。”


勇珍的两手草草地翻着病历，漫不经心地看看有什么新的记录。“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写呢？”


我搁笔好长时间了。自从司马丽说这不是艺术以后。我决定苦读一阵，水平提高后再写。


我想了一下：“文学创作好像是下意识的精神劳动。我拿起笔，每一次都觉得是在做文字游戏。让一个个字把空白格子填满，凑够一定行
数，就是一篇文章。为什么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弄不清楚。”


勇珍勉强地点点头。“现代中国小说好的不多。高尔基有句名言你当然知道：‘文学是人学’。人物性格是最重要的。《欧阳海之歌》比较好，尽管这部
书的文学水平不高，但是它塑造了欧阳海的光辉形象，我们看了很受教育。《边疆晓歌》正相反。它的文字相当华丽，可
是没有人物，没有意境，读者看了虽然满意，却不是好作品。”


“我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了。”我遗憾地说。


“你真傻。写小说的人没几个读过大学文科。大学生反而写不出小说。因为小说家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大学课堂上根
本学不到这些。你想，中文系教授能写小说吗？高尔基只读了几年书，他把社会当作自己的大学，用独特的作家的眼睛，观察人欲横流的
世界，终于在二十四岁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你年纪小，不要急于成名，那是虚荣心在作怪。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不少作家都是吃尽了
千辛万苦，到中年以后才一鸣惊人的。”


是的。现在我年青，二十年以后也不算老。有二十年卧薪尝胆的苦功，铁杵是能磨成铁笔的。


勇珍微笑着：“你不要太自信。搞了几十年没有成就的艺术家大有人在。像冯明的父亲，名为浙江美院的教授，在巴黎镀过金。作品呢？却
没有像样的。冯明拿了几幅给我看，简直不像出自成年人的手笔。冯教授自吹自擂，说这是表现主义艺术，画出了画家自己的主观世界。莫名其妙。他的作品每一幅都很
稚拙。不对头啊……”她轻松地批评自己的公公。“我这些都是外行话。陆子，你倒是挺用功的……”


我感激地说：“你的话对我有帮助……”


勇珍讲到自己。“写小说应当有热情。从前我是有热情的。从医学院出来，我在妇产医院实习了一年。好几次林巧稚院长查病房，后面跟着一大群只会溜须拍马的人。
可是我上前拦住她，提出对医院工作的意见。比如医生对工农患者冷淡，有些庸医技术太差。弄得这位国内
外知名的权威很不愉快。那时候的热情，真是不可思议。我钻研业务，也读小说来陶冶性情。并且试着把文学知识运用在医学上……”


我兴趣盎然地听她讲。


“小孩打针。每个孩子都哭。我就想了，对那些懂一点事的四、五岁的病孩，打针之前，先讲一则童话，然后给他看注射器，说这就是童话里的仙针，能给人健康和快
乐。我经常信口编些故事，开头都是：‘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只是后面各有不同。才能不是世袭的。
儿童的求知欲，需要懂教育的大人耐心地诱发。一回，我给一个小男孩念歌谣：‘乒乓球，圆又圆，中国选手容国团。’谁知他应声道：‘乒乓球，方又方，中国教练傅其芳
。’真笑死人了。根据医护分工的原则，这些不是我份内的事。可是我愿意看到家长和孩子的笑脸。


“人是会被环境改变的。久而久之，我的热情冷却了。早就听人讲，医生的职业病是冷漠，果然如此。幼儿死亡本来是最不幸的事情，在
医生看来，却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正常现象。总要有万分之几的儿童被不治之症夺去性命。比如这个病人，”她举起一份标着“32.1”字样的病历。也就是32
号病房第一床上的病人。“这个女孩患着白血病，马上就要不行了。她的哥哥却梦想妹妹还能出院……”


勇珍靠近窗户，沉思地看着医院里淡黄色和灰色的建筑物。“每天我从家里到病房，从病房到食堂，再到病房，然后回家。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似的。热情呢，没有了，
到那边，到太平间里去了……”


她突然转身说：“今天不是普通的日子……”


我想不出今天是什么纪念日。


她有些凄凉地道：“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我不便说话，黯然地看着她。


“今年我有进步。往年今日，白天是在半睡眠状态，什么事也做不成。晚上眼泪总要洒湿枕畔。我想妈妈，每年的今天想得特别厉害。当
初，有个人不喜欢我妈妈，我妈妈也不喜欢他。现在想来……”她说不下去了，“陆子，你还小呢！……我每天都接触好多为儿女焦急的母亲，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妈妈。母爱
是人类最强烈最绚丽的感情。有个不足月的婴儿死去后，他的母亲当场疯了。医学上叫做‘精神分裂症’。它的发病原因不外乎突然的刺激和持续的刺激两种。


“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但她也患这种病。对我来说，她是妈妈，也是精神病人……”


人是最复杂的。


勇珍把病历马马虎虎地放回原处，忧愁地叹着气：“我去病房看看，你也来吧。”


在没开灯的昏暗的走廊里，她轻轻地哼着：“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妈妈……”到后来，多余的字音全都漏失了，只剩下低切的深情爱母的呼唤：“妈妈——妈妈。”


32号病房和我们宿舍差不多大。唯一的病床上躺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尖颏的脸上色同银纸。单看这气色，就知道她生命的火快要熄了。


旁边坐着一个彪形大汉。我倒吸一口冷气。他是非常著名的的地头蛇——“老畜牲”。这是绰号，至于他在户口簿上注册的正式名字，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勇阿姨，我的病还能好吗？”小女孩气息微弱地问。


“大夫，求求您。”老畜牲嘶声说。他不够二十五岁，五大三粗。头上扣着制服帽，脸很宽阔，有十来个带刺的脂肪疙瘩。嘴像兔子似的裂成三瓣。两只常干坏事的粗糙的
大手，压放在膝盖上。“求您多给瞧瞧，小妹可怜。”他说得很慢，可能怕不慎带出脏字。“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她死了就不得了啦！……”他苦求着，也不管这些话给病
孩什么影响。


勇珍没睬他，认真地问询了“32.1”的自身感觉。然后才看了看老畜牲。他那双较小的眼睛里，充满着哀伤。


“还好。”勇珍不动声色，“再服用一些药。”


银脸女孩仰着头，很天真地问：“阿姨，我快死了吧？”不等答话，她用嫩弱的童音，评论死亡：“人家说，死了像睡着了，这倒不错。阿姨，我比昨天疼多了，全身疼。
能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