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对我来说是个从朦胧到清晰的记忆，主要是与年龄及家乡地理环境有关。
文革爆发那年我是六岁的傣族儿童，除了对热闹到有如吵架的语录歌有印象，其他就不知道啦，但文革结束时已经是能抄写批判文章的初三学生；我家乡在滇西，即盈江县盏西坝，翻过一座大山梁就是缅甸，从盈江县城修来的土公路，那时除了旱季能通车，雨季只能靠马帮，而且是断头路，所以是边疆的边疆，文革风暴对我家乡的影响，也是从一个热闹聚会到阶级觉悟渗入田头地脚的过程，傣族农民从一开始的不了解到积极参与割资本主义尾巴，斗私批修，充分说明了这场运动对中国各个角落的冲激，可谓旷古未有。
 
               红歌，红宝书，三国演义
 
文革风暴刮到我们家乡，一开始大家都把它当好玩的聚会。
对于把寨子奘房（傣族寺庙）里的佛像全搬出来又砸又烧，从此不准再拜佛，算是对“封建迷信”革了命，还是很震惊，但也不敢表示出任何不满。然后旧的傣戏，孔雀舞等等也不准再玩，甚至连情歌都不能唱；不过代之而起的那种红海洋聚会，颇能吸引人，特别是吼喊起来如吵架的语录歌更觉有趣，小孩子尤其喜欢。据寨子里老一辈回忆，我是唱语录歌崭露头角的，那首“一千条一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为我赢得不少奖赏----社员挖到的黄鳝，那时虽然还不会汉话，咬字不清，但是能像打枪一样把那串术语吼唱出来，确实难得。
具体哪年上小学也搞不清楚，朦胧记得读几天后就“放很长的假”，反正是“学制缩短”后，1973年小学五年级毕业，这样推算是1968年上小学。
刚上小学没有课本，我们的辛老师让每人买了本“算术作业”，她把当时最流行的几篇毛语录抄在本子上，近20个学生的本子抄好，工作量还是很大的。然后就教大家念，背，抄，默写。讲解没印象，反正讲了我们也不懂。随后是红宝书到处都是，老师不用再抄，而是选里面的篇让我们来读，据说高年级的能把整本语录倒背如流。
直到三年级才有正式课本，那时候已经是1970年，记得第一课是“革命委员会好”，后面几篇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
有了课本，老师讲解就以“识字”为主，天可怜见，这样读下来我就认了一些字，偶尔把两个哥哥文革前的课本翻出来看，居然能看懂里面的故事，感觉比念政治术语有吸引力。随后父亲说：听人讲，看懂了《三国演义》，就能学到汉族的本事。于是大哥就找了本老版繁体字的《三国演义》，三兄弟像读经一样地研读起来，基本能看懂故事情节，这样我就反复看。二哥又借来《黎明的河边》，《苦菜花》等小说，看得就更轻松，我读书的兴趣就被培养了起来，课堂上的课文就比较好应付。
刚入学时我爱闯祸，是老师重点监视对象；之后辛老师见我语录歌唱得比别人流利，背诵课文也快，于是我不再随时挨骂，而是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几年后让我上大队批判会场念稿，算是出了点风头，辛菊英老师是此生唯一“欣赏和提拔”我的老师。
 
                        批斗会
 
我们寨子很小，当时40户人家。我家过去家境不错，爷爷生前还当过甲长，算是高成分候选家庭之一，但是折腾了几次也只能算“上中农”。且全寨和睦相处，也没有坏分子，这样就没法召开针对“地富反坏”的批斗会，只有批判会，批的都是“中央出的坏人”，所以没有火药味。
而对个人的批斗会主要在乡上和区上。解释一下当时当地“区”“乡”概念，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刮共产风，很多经不住折腾的边民纷纷逃往缅甸，新政权依靠解放军良好纪律和亲民政策收获的好形象受到严重考验。云南省政府向上汇报，因边疆地区情况特殊暂缓实现公社化。九大召开后“边疆地区特殊论”作为黑修路线被彻底清算，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也就被推行开来。
是故文革爆发时还是区，乡，合作社管理模式，一些批斗会是全盏西（以后分为两个公社）群众参与的大会，到底批斗了多少人，我没做过调查，不好乱写，我只写自己有印象的几个人。
 
第一个是遮坎乡的方支书，这个人参加工作比较早，算是脱产干部，作风霸道，经常在会上骂人，比他辈分大的人都不放过，这是傣族的忌讳；走在路上，老百姓向他打招呼，他“像准备打架的公牛一样鼻孔朝天哼一声”，人们这样评价他。
文革一来作为走资派被批斗，但没挨打。大家传的笑话是，城里来的红卫兵对他吼：“放下你的臭架子！”他没搞明白意思，急忙小声用傣话问旁边的傣族红卫兵：他们要我放下什么？高帽子不是不能脱吗？后来几年一直被边缘化，偶尔参加劳动，整个人萎靡不振，再后来平反，补发工资，人也老了再不敢张狂。于是大家给他一个外号“麻淹格”（被盐腌泡过的狗）。
第二个是曼练寨“伪保长”寸守强，其实严格说来他不算伪保长，日本鬼子进攻滇西，他还组织所管辖的几个寨子给远征军送过粮。但他有命案，因为和人家争田产，大白天直接把对方一枪打死；解放前夕跟着国民党胡折腾，民愤也确实大。因为他懂汉文，所以新政府也一直用他，没有追究他当保长的经历，还让他当生产队会计。平安度过十几年，直到清理阶级队伍就被揪了出来。
批斗他那天，大白天许多人拥上去对他拳打脚踢，他已经50多岁，发出一声声惨叫。我那时应该10岁左右，也去看热闹，当场吓得心像要跳出来，脸色应该很难看，我二哥见状，过来把我手紧紧抓住，我才缓过气。初次懂得，大人们的互相打杀，远远比我们小孩子打架可怕。
第三个是曼遮坎汉族巷的“雅素”（素奶奶的意思），这个老人是我爷爷腾冲朋友的亲戚，所以我们叫她雅素。据说是地主的小老婆，地主一家人都跑去缅甸，只有她无儿无女无钱财，没做过什么坏事，到这边来投奔一家亲戚，平时在街上卖凉粉，脾气随和。她从土改开始就一直被批斗吊打，让她交待地主家浮财，当然是没有。清理阶级队伍再次被批斗，60岁的老人被拉到曼遮坎奘房，用绳子捆住她双手，另一头穿过奘房的横梁，绑在一个大纺车上，然后几个人搅动纺车，雅素就被吊起来，头“咚”的一声撞在房梁上，她发出惨叫，又放下来，如此反复。这些我没有看到，只是父亲时不时叹着气讲到这个可怜的汉族奶奶，经常是母亲颤着声制止：“在供过佛的奘房行凶，真是作孽呀！不要再讲了。”
后来这个老人一直熬到80年代，当然也没人给她平反，因为当初也没有给她安什么罪名，“地主婆”是原罪，到了没有人再批斗她的年代，总算得善终。
第四个是“赵区长”，他其实不是区长，内地汉族，是区政府（后来是公社）的会计辅导员，算盘打得又快又好，说一口能和傣族吵架的傣话。他当造反派活跃那几年昆明知青已经下来，知青觉得他很厉害就管他叫“赵区长”，是从文革前小学课本里那篇“我是赵区长”里引来的，多少有点调侃，但他很受用。
老课文里赵区长是受到群众掩护的抗日干部。但我们家乡的“赵区长”则是群众在后面给他取了很多外号的“恶干部”。
有两件事我记忆深刻，一是掀我们寨子谷堆，二是砸人家上新房饭场。
农业学大寨那几年，边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已经和内地差不多，不再是前几年用“热闹聚会”的心态来参与。那时全县只有县革委会主任会种田，尽管他可能随时会被打倒，但他在任一天就要抓革命促生产，一个命令下来，全县哪天栽秧，哪天胜利完成任务，必须贯彻落实，他也不管全县气温和地理条件有没有区别；尤其是秋收季节的公余粮任务，那是重中之重。县上指示哪天完成交公余粮任务，全县必须按时或提前完成，否则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
有天“赵区长”来催促我们寨子打谷子，不能给全县拖后腿。因为当地谷子一般是秋天收割好堆起来，到冬天干透，平整好正式的打谷场，脱粒扬净就可以直接装仓，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程序，不能乱。赵区长问何时打谷？队长回答：谷子还没有干透。他就一边骂着“懒汉懦夫思想”，“学习大寨不积极”，一边像猴子一样嗖嗖几下攀上5-6米高的谷堆，掀开盖顶的稻草，把谷捆直接丢在谷茬地上，吓得老人一边心疼一边暗暗叫谷魂。
傣族自古是稻耕民族，对谷神要虔诚祭祀，虽然那时作为四旧不准搞，但心中依然敬畏谷神，对于这样公开糟蹋粮食的行为，被看成是践踏村寨尊严。
傣族盖房，一般是全寨都来帮忙，然后请大家吃喝一顿，过去是个很热闹隆重的村寨聚会，要选个好日子，虔诚地搞上新房仪式。那时上新房仪式自然不能再搞，但一家人是竖不起新房柱的，必须全寨帮忙，再怎么样也得杀头猪来请大家吃一顿。
曼章一家人盖新房，“赵区长”带着几个民兵，背着两支老掉牙的五0式冲锋枪，以“搞四旧活动，破坏农业学大寨”为由，冲到盖新房那家，把锅里的肉菜全部抬走，临出门还说了一句“准备好枪！”
那时并非农忙季节，不过必须天天出工，哪怕到田头地脚去听报纸和文件都不准休息。其实只要不影响全村生产进度，不出一天工也无所谓，他这样做是对全曼章寨子的伤害，“过去保长都没有这样干过”，不少人暗中咬牙。懂点政策的就把这句“准备好枪”记在了心里：枪是人民给你的，你拿来对付人民呀！正好盖新房那家成分是贫农！而且没收去的肉菜并不是拿去搞展览，“教育群众”，而是带到公社去和领导干部们直接吃了。
写到这里不禁感慨，一些对当今贪官横行的人（姑且叫他们是善良人吧），总要怀念文革时期的“公平”，“干部不敢贪污，很廉洁，社会治安好”，把一个农民当了副总理幻想成亿万农民当家作主。其实那时的社员群众是一群不会种田也不能自由种地，更不能随便外出的农奴，他们和阿Q最大区别是被组织了起来，经常喊口号，关心国家大事，是最有自豪感的农奴。而有实权的基层干部是可以横行霸道的，他们和社员群众最大的平等就是随时有可能被打倒。
果然，1970年搞政治边防，“赵区长”那一派倒霉，终于被打倒，经常被批斗，白天还是文斗，好些人不解恨，又和知青串通，晚上再开批斗会，灯一关，把“赵区长”狠狠修理了几顿。
1984年春节我回家探亲，那时已经包产到户，父亲特别打开粮仓让我看看什么叫“粮满仓”。
过节也很悠闲，勤奋能干的人家已经不缺酒肉。
偶尔说到“赵区长”，问题都已经解决，恢复工作几年后退休，领着退休工资家里还开小卖铺，过得惬意，父亲说：“老赵过去不错的，他算盘打得好，也教得好，又会傣话，我们许多当生产队会计的很喜欢他，文革一来，却成了疯子，也被恶报啦，现在能这样也很好了。”
我父亲只会傣文，爱傣戏，不懂汉文，文革把一个好人“变疯”，这是他一个傣族农民的朴素总结，也应该是许多人的看法。
评分完成：已经给 布南温 加上 20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