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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的政治逻辑 一
送交者: 反中共的左派[♂★品衔R5★♂] 于 2022-08-13 0:31 已读 760 次 1 赞  

反中共的左派的个人频道

作者 张博树 写于 二零一零年 6park.com

  本文根据我的《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壹卷最后两章改写,几年前就曾发表于互联网,本无需再拿出来。但近来国内左风阵阵,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令体制内外忧国忧民之士大失所望;官媒连篇发出的反宪政檄文,让人觉得似乎壹夜回到了30年前;充斥了大量毛式语言的反腐败举措(诸如重弹“两个务必”、“作风”建设、“照镜子、洗洗澡”之类),更是在令人啼笑皆非之余,让世人生出无限慨叹! 6park.com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壹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壹点:第壹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是马克思评论路易.波拿巴时说过的话。本文也引证了这句话用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党专制体制的逻辑嬗变轨迹。然而,面对“十八大”以来中共新领导层的所作所为,我们又当说什么呢?还是把这篇旧文重新拿出来,权当给党国新旧大佬们上壹课吧。 6park.com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壹个持极端主张的人,这28个命题的归纳也强调在历史的过程中理解历史,而不是简单的批判。它本来的意图是重塑史观,但面对当下现实,我希望这些文字也能对理解那些荒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党国现象,有所助益。 6park.com

  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共产党壹党专制体制作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主要构造的基本逻辑。这项工作所依托的理论基础是我在另壹个场合提出过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应该遵循的总体化原则。总体化分为三个层面:第壹个层面(基础层面)是社会进化的壹般逻辑公设和现代社会转型中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包括宪政民主体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建构。第二个层面(中间层面)揭示文化传统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影响,就中国而言,主要指延续数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制约。第三个层面(现实层面)则是指经由俄国革命中介的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壹党专制体制的现实构造。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全部秘密、它的復杂性和内部张力就体现在总体化上述三个层面的相互关系之中。 6park.com

  本文共分三节,前两节从总体化的现实层面谈起,分别讨论极权主义阶段和威权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壹党专制体制的逻辑定位及基本特征,最后壹节则把总体化三个层面的要素壹并纳入研究,在那裏,我们将获得理解中国共产党壹党专制体制之意识形态根源、文化根源、它所造成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度扭曲、它的未来命运或演化趋势等问题的更广阔的历史视界。 6park.com

  中共壹党专制体制的逻辑定位 6park.com

  20世纪发生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曾聚集了壹代人的梦想,不仅是强国之梦,更是社会改造之梦。社会改造的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作为手段)和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远景(作为目标)。虽然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方面的成功并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结果,但这并没有否定党的领袖们确实在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勾画“新社会”发展的蓝图,也没有否定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形式和政权建构模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模彷的基础摹本。 6park.com

  然而,如果说俄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壹个兼具东方专制色彩的欧洲民族结出的异样果实,那么中国革命更是在壹个古老得多的、更纯正更典型的东方民族中嫁接西方激进理论的结果。这个嫁接所蕴含的悖谬与不幸,它所造成的巨大的历史扭曲,只是到了其后果已经极其严重、它对整个民族的危害已经昭然若揭时,才被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壹党专制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中国现代公共权力建构过程中发生的病理性变异。 6park.com

  如果我们把现代专制主义定义为“以公共意誌的名义对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双重否定”,那么就中国而言,这种否定是通过党专制的制度形式实施并体现的。 6park.com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并不缺乏道德激情。事实上,对劳动者苦难的同情,对壹个公正社会的强烈憧景,乃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几代共产主义革命者共同的道德基础。马克思主义也并不否定民主,但它认定“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级的民主,实现这种“民主”乃是“无产阶级革命”要追求的目标。这样,制度现代化意义上公共权力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变成了“阶级专政”的建构。而当“党”被理解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时,“阶级专政”变成“党专政”(壹党专制)就是逻辑中的必然。中国共产党人既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专政”的理想,又学到了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建构和国家建构的全套功夫,则中国共产党掌权之日必是壹党专制生根、开花、结果之时,自然就确定无疑了。 6park.com

  从中国现代史的演进过程看,公共权力的建构本来并非只有“党专制”壹途;历史如何在特殊的现代化之“后发外生”的语境内、在相互作用又相互冲突的种种要素的夹击下扼杀了中国尚在襁褓中的宪政民主,是另外壹个重大课题,这裏暂且不表。中国的“党专制”也并非只有共产党壹家独有。事实上,早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执政的国民党就已经在“训政”的旗号下实行了多年的“党治”。但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的是,它只学习了苏俄的“以党治国”原则(还学习得很不到位),却拒绝苏俄的“阶级专政”说和马列主义“共产”社会理想。国民党是信奉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的,而三民主义中有壹条就是“民权主义”。最终实施宪政、从而“还政于民”的承诺使国民党的党专制既不够彻底,也不够典型。唯有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纲领,又掌握了列宁主义政党和国家建构的根本精髓,并把它进壹步发展,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乃至鬼斧神工、出神入化的境地。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壹党专制才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它比国民党的“党治”发展得远为成熟且彻底,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也远为深刻和长久。 6park.com

  从大的时间尺度讲,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基本任务本来是进行制度现代化意义上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与共产主义革命搅在了壹起,是壹种历史性不幸。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乃是中国现代公共权力建构过程中发生的可怕的病理性变异。“病理性变异”在这裏首先意味着作为党专制之逻辑起源和发生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本身就含有致病因子,这些致病因子和中国特殊历史社会条件的结合,势必导致公共权力建构过程中的异化。当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天然代表自居,又在“阶级”的范畴内解释“人民”,甚至把它写入宪法时,对人民主权的抽象肯定已经变成了对国民主权和公民权利的现实否定。这样,不管中国共产党第壹代创始者心怀多么崇高的社会理想,党专制的既定逻辑决定了这套体制实施的结果必定是对原初理想的背离,是对现代社会转型本应达致的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建构的双重否定。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在实施乌托邦社会发展战略时,马列主义的社会改造理念会外化为党专制的巨大结构拉力,迫使社会全面走上极权体制的轨道。 6park.com

  革命和革命胜利之初的乌托邦理想多不乏质朴与真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理念实现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变革,会呈示为党的领导人自觉的主观认知。党专制的力量在于它能够以千斤压顶之势义无反顾地推进这种变革,并时而笨拙、时而巧妙地把乌托邦追求的目标和乌托邦实践的手段结合在壹起。本命题中尤其要註意的是“结构拉力”这个提法,它意味着党的社会改造理念会以制度建构的形式强行作用于社会,形成党所憧景的社会结构格局。在这个由某种“崇高”理念支配、带有人为色彩和“超前设计”特征的社会改造行动中,壹切原有的、不符合党专制原则的社会结构因子都将被剔除;原本正常的、正在进行中的制度转型也将被强行终止,而纳入到党所划定的“新的”轨道中。 6park.com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比如说——何以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宪政民主实验、已经积累了民主转型诸多经验的背景下,仍然最终落入中国共产党党专制的巢臼。中国与俄国不同。俄国的现代社会转型虽然早于中国,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二月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却是在壹年之内这个很短的时间间隔中发生的。中国则在推翻帝制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民国各个历史时段的民主建设历程。历史甚至提供过这样的机会,让国共势不两立的两大政党坐在壹起按照“西方”的原则共商国事——这正是从“重庆谈判”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史实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今天的人们常常指责中国共产党背弃了革命胜利前夕的大度与承诺,致使现在的“民主党派”和“政协”成为壹具具行尸走肉,成为壹堆好看而没有实际用处的“花瓶”,殊不知这正是以“阶级专政”为理念的党专制必然导致的逻辑结局。“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中途夭折也必须作如是观。从中国共产党所秉承的社会改造理念看,用“党的最高纲领”取代“最低纲领”是迟早的事。壹个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党怎么能容忍“资本主义因素”在经济结构中的长期存在呢?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党的领导人在“过渡时期”长短的理解上有多少差异,承认“公有制”必须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必须取代“资本主义”却是所有共产党领袖的共识。这就是党的理念所具有的力量。 6park.com

  恰恰是这种力量和它所拥有的制度化手段,把1949年后的中国送入了极权主义的绞肉机。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3:党专制是壹种绝对的宰制力量,通过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它内在地具有吞噬全社会的逻辑本能。 6park.com

  党专制的基本特征是党的组织建构与国家政权建构的融合,“党”成为凌驾全社会之上的绝对的宰制力量。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名义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重大“立法”行动或“选举”行动,都必须体现“党”的意图;它的唯壹使命则在通过合法形式使“党”的旨意变成国家意誌。国务院则是负责落实“党”的旨意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样的职务必定由党的领袖中的重要人物担任。在党专制条件下,司法独立是谈不到的,因为各级司法部门都必须服从党委的领导。新闻独立、教育独立之类也是根本谈不到的,因为在党专制体统中,它们都不过是贯彻“党”的意誌的工具而已。 6park.com

  中国共产党尤其致力于把党的织体深入到每壹个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组织,深入到工厂、乡村、学校、街道。党的细胞遍布社会的各种肌体、各个角落,它内在地具有吞噬全社会的逻辑本能。在极权主义最兴盛的时期,党所具有的强大的辐射力、渗透力会通过无数党的基层组织(基层党委和支部)得到生动的体现。 6park.com

  值得强调的是,不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党专制条件下对社会的全面宰制仅仅理解为社会控制。毋宁说,极权时代“党”对全社会的垄断地位既为社会控制、也为社会动员提供了基础手段。事实上,卓有成效的社会动员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获得成功的重要历史经验。执掌政权以前长达数十年的艰苦斗争,在恶劣环境下实施割据、开发“根据地”的经历,不但磨砺了共产党人的意誌,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共的组织效能。大概正是这样壹种历史磨砺和考验,赋予毛泽东壹代中共领导人同时将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把玩于股掌之中的非凡能力。理解毛式极权主义,这是壹个不可不关註的重要的逻辑关节点。比如,主要依靠秘密警察实施社会控制的苏联斯大林主义,就远不能望其项背。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4:以“阶级专政”名义实施的党的独裁,势必导致并归结为党的领袖的个人独裁“阶级专政”势必走向个人独裁,这既是权力的本性使然(在任何时代,追逐权力都是人的贪婪本性的政治表现),又是党专制自身建构规则的必然结果。俄国革命是如此,中国革命同样如此。 6park.com

  在革命党的成长过程中,领袖本来借助(乃至依托)组织而产生;强有力的领袖会使组织本身变得更为强有力。但领袖壹旦获得“独尊”地位,作为独裁者的领袖就总是要试图超越组织。党的“民主议事规则”和“民主集中制”之类的“组织原则”将很难抑制这股力量的生长。壹旦最高领袖的独裁局面形成,党组织将丧失作为组织对领袖的约束,而成为独裁者贯彻自身意誌的工具。这个领袖与组织关系互换的辩证法,不但体现了壹般意义上政党“寡头化”的政治逻辑,尤其凸显了执掌政权后的革命党党专制演变的政治逻辑。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领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发生的壹切,深刻而典型地证明了这壹点。 6park.com

  可以这样概括党专制语境内特有的独裁者制约悖论:壹方面,就党的领袖肩负的重大领导使命言,这个“党国安危系于壹身”的人最应该受到制约;另壹方面,又恰恰是党专制本身,孕育出党的最高领导者最不受制约的体制性结局。 6park.com

  党专制造成的公共权力制衡的结构性缺席,使独裁力量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独裁者凭借自身所具有的强大使动力量,在“创造历史”方面甚至可以产生奇迹。只是在社会付出可怕的、有时是不可挽回的代价后,独裁者对社会的疯狂“使动”才会以反向受动的形式逐渐终止。事实上,我们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所看到的,正是此类情形。党专制条件下独裁者个人的认知局限(乃至性格局限)往往会放大为体制性癫狂,这种癫狂最终将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5:“党指挥枪”意味着武装力量成为党专制的工具,成为最高独裁者的私产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解中,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将不再有常备军,这样,既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防止冒险家借助合法武装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僭取。这样的理解有其深刻壹面,也有其天真壹面。列宁作为第壹个苏维埃政权的创建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武装力量对维持壹个新生政权的重要性。用党的力量改造旧军队、通过政工人员实施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是列宁主义的重要遗产,是马克思未曾预料到的“阶级专政”的必然走向。 6park.com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枪杆子裏面出政权”。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武力争雄的历史,靠“实力”而不是靠任何其他东西得天下的曲折经历,使中国共产党人有壹切理由比苏俄更看重军队的作用和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从逻辑上讲,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逻辑相结合,必然在助长壹党专权的自然趋向的同时,凸显军队在政权建构中的关键性角色。军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这既是壹种意识形态表达,也凸显了中共党-军关系的内在逻辑要求。这种党-军关系的形成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构造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 6park.com

  同时应该看到,在党专制语境内,武装力量成为独裁者的工具乃是“党-军”关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局。党的最高领袖握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这是独裁者实施狂热的乌托邦社会发展战略、自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最终本钱,也是独裁者制服党内异端、平息党内冲突的最终本钱。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战胜林彪军人集团就是这方面的壹个例证。 6park.com

  在民主化成为时代潮流的改革年代,“党指挥枪”的专制主义原则会和宪政主义内含的“军队国家化”原则发生日益明显的冲突。当改革进程中的矛盾激化乃至发生危机,武装力量被用来镇压和平的示威者时(就像六四天安门惨案所表明的那样),武装力量作为党专制工具的本质就将暴露无遗。独裁者会像使用私产壹样使用靠公共财政供养的军队,由制度现代化逻辑规定的武装力量的公共性质不得不臣服于由党专制逻辑规定的武装力量的御用性质。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6:经济领域实施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势必否定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前提和动力机制马克思主义壹向强调,“消灭剥削”不仅是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而且要通过经济结构改造的制度化形式兑现之。没有必要怀疑中国共产党人追求这样壹个目标的真诚性。然历史的残酷恰恰在于:当“人民共和国”的当权者高举“正义”的利剑把壹切“剥削阶级”斩草除根时,它也势必动摇乃至连根拔掉中国尚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其产权制度根基,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结果,不但阻断了制度现代化意义上经济结构的现代转型,而且为经济衰败埋下致命的伏笔。 6park.com

  这裏涉及的不仅仅是数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机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从逻辑上讲,“计划经济”与锻造“共产主义新人”的乌托邦目标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计划经济不仅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高级历史形式,而且是超越劳动的“自发性”和“异化”状态,使劳动走向“自由”(在这个词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意义上)的必要的制度桥梁。斯大林主义及其传人曾通过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刺激”的合理性,打断过(至少是动摇过)两者之间的联系。倒是毛壹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式恢復了这种联系。在技术意义上,中国的“计划经济”是粗陋的(远没有苏联的计划体制精致和完善);但在社会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制度却发挥着重要的“思想”职能,它必须服务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服务于“共产主义新人”的造就和培养。文革中“要斗私批修”之类的口号典型表达了毛式“共产主义新人”的驯化逻辑。 6park.com

  然而,经济行为之利益动机的被否定,经济发展之内在动力的被抑制,势必在经济的长期演变趋势中显示出后果,导致短缺经济时代的到来。“精神”的高扬是不可能长期建立在“物质”匮乏的基础上的。当专制体制压抑了人们的谋利冲动,甚至压抑了人们的正常需求,把它挤压到壹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时,历史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反弹力,待时机成熟时,让“物质”重新翻转过来,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去彻底地颠复“精神”。事实上,这个逻辑已经在文革结束后不足30年内中国迅速衍生出的金钱社会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7:国家对经济资源、经济信息、经济开发手段的全方位垄断,乃是党专制卓有成效的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控制角度看,国家对经济资源、经济信息、经济开发手段的全方位垄断,既是极权主义社会运行的前提,又是党专制卓有成效的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6park.com

  建立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实施对有限资源的集中管理,本来生发于基于中国自身条件的工业化积累的现实需要;但在党专制语境内,这些制度安排迅速具有了社会控制方面的结构意义。与此相应的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身份”系列:城乡居民身份系列(拥有壹个“城市户口”就意味着获得了壹份口粮供应和壹份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没有“城市户口”则意味着农民永远不可能走出乡村);城市中“干部”与“工人”身份系列(“党”制定了详细的人事管理和劳动管理制度以实施对二者的不同管理);企业中的“所有制”身份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有“国营”“私营”之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有“全民”“集体”之分)。当然,还有壹个非常重要的身份系列并不是由管理需要引出的,而是党的理念的直接结果,那就是“阶级”身份系列。在党专制语境内,“阶级出身”对壹个人来说具有莫大的意义。“苦大仇深、根红苗壮”可能带来招工、上学、入党、提干方面的壹系列好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则除了遭受政治上的歧视外,还会遇到实际生活中的诸多困难,甚至生存威胁。“阶级身份”以及与此相应的株连政策导致的国民待遇的不平等,曾经给亿万公民造成极其惨重的伤害,但这并没有否定作为控制手段,它给统治者带来的“好处”和组织效能。 6park.com

  与控制相关的另壹个重要概念是“单位制”。“单位制”综合了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经验和建国以后新政权的需求,而成为共产党的壹大发明。党借助壹个壹个的“单位”(它可以是壹个政府机构,也可以是壹家工厂,壹所学校、壹家报社、壹个文艺团体,乃至壹个体育训练机构)壹方面实施有限资源的配给,另壹方面又把每壹个人(及其家庭)紧紧地固着于这个精心安排的体系内。个人的生老病死,“单位”全要管;个人的“政治表现”,“单位”也要负全责。其实,“单位”只是党专制这张巨大的网上的壹个网结,是党专制这部巨大机器上的壹个部件。个人对“单位”的高度依赖,乃是个人对“党”、对“国家”高度依赖的现实体现。正是在这种依附关系中,个人在“享受”党提供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亦必然付出丧失自主选择权利和独立权利的巨大代价。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8:高度的意识形态垄断、独断与强有力的思想控制,体现了专制主义政体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意味着理论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理论(无论它原来具有多么“科学”的乃至“批判”的品格)都将成为权力的奴仆和论证权力合法性的工具。意识形态必定是垄断性、独断性的,垄断性指不允许自由的思想表达空间的存在,独断性则意味着唯有与权力结合的意识形态才享有“真理”的美名。 6park.com

  当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领袖宣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被尊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时,它自然也难逃自身的工具化命运。“工具化”在这裏首先指必须按照“党”的需要解释马克思主义。党的领袖将拥有意识形态的最高解释权和唯壹发展权。这样,不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被强行逐出思想市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同理解(更不用说批评)亦都将成为非法的。 6park.com

  “舆论壹律”是为了强化思想控制。这裏首先被扫荡的,是那些具有独立见解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新闻、出版、教育机构在党专制语境内都是实施思想控制的制度化设施。它们将根据“党”的需要诠释历史和现实,甚至在必要时制造“新闻”,制造“党”的“好干部”或“好战士”,也制造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当然,在国际上还存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情况下,“党”不会忘记有效地阻断壹切其他信息源,并伴之以必要的恐怖手段(如宣称“收听敌臺广播”乃非法之举)。 6park.com

  这样,党专制的逻辑已经内在地决定了这个被“党”控制壹切的社会只能是壹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社会,是壹个高度单壹化、同质化、简单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裏,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思想,产生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产生自由的、焕发人性之光的艺术,产生真正独立的哲学与社会科学。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9:使意识形态内化为信仰,乃是极权主义党文化的真正特色命题8强调的是党专制之思想控制与精神垄断的强制性壹面。这个问题还有非强制的、诱导性的壹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强制乃是以被强制者主观认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表现为被强制者心理上的自觉接受和主动就范。 6park.com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长期斗争中曾付出巨大牺牲,这段传奇般的历史赋予“党”伟岸的形象和道德感召力。“党”对历史的精心剪裁又大大加强了这种力量。简单化、信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宗旨”和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被灌输给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以激发其“朴素的阶级感情”,提高其“阶级觉悟”,从而自觉地为“党”工作。常年不断的“政治学习”,各种场合的“忆苦思甜”,规模宏大的集体仪式,情感化的、直白的艺术宣传等都有助于此类目标的实现。 6park.com

  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更是“党”的力量无所不在、无坚不摧的证明。以“阶级专政”代表自诩的党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拥有巨大的道德上的优越感。强迫他们为党工作并不是本事;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让知识分子自惭形秽、自动服输才是“党”的拿手好戏。在这个过程中,奴役的不自觉状态将向自觉状态转化。当个人的行为(甚至只是内心活动)不符合“党的精神”时,人们会自觉地自我矫正,自觉地向“组织”靠拢。从逻辑上讲,壹切有利于“党”和“革命事业”的行为都是值得贊许的。这样,向“组织”告密之类的行径不但不被认为是突破人类伦理底线的无耻之举,反而是对“党的事业”忠诚的表现。“党”甚至可以有组织地鼓励、怂恿此类行为。如此,这个社会必然造成两种结果:壹方面是精神上永远长不大的“未成年人”,另壹方面是可怜而又精明的、蝇营狗苟的偷生术。两者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又是相反相成的,是党专制这同壹棵树上结出的两枚果实。 6park.com

  使意识形态内化为信仰,恰恰是意识形态发挥其功能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崇拜将发挥巨大的精神建构作用。从独裁者壹方讲,有意识地制造个人崇拜,既是巩固权力、战胜政敌的需要,也是党专制体制自身的需要。从受众壹方讲,当“个人”的至高无上性受到置疑(这种置疑乃是党专制运作的必然结果)时,领袖崇拜将是恰得其时的精神填补。在党专制语境内,“党”的伟大将凝结为领袖的伟大。领袖就是人格化的大我,他将给小我以力量。以领袖崇拜为特征的信仰不可能是理性基础上的信仰,而必定是非批判、非反思意义上的迷信与盲从。但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中,这样的“信仰”却可以表现为充分理性的。这样,现代专制主义往往造就奇特的精神景观:当人类最可宝贵的自由已经本质上丧失殆尽时,社会却仍旧可能是意气风发、斗誌昂扬的,因为人们在“党的事业”和革命奋斗的远景目标中找到了自我的归宿。 6park.com

  这就是党文化。我把党文化定义为精神层面的“党”的存在,它可以通过文学的、艺术的、教育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种种形式表现之。在极权主义时代,党文化致力于营造简单的“革命”世界观和“螺丝钉”式的服从人格。这种努力恰好与经济领域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共收异曲同工之妙。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0:各种“群众组织”和“人民团体”不过是党专制的玩偶,人们不可能被允许为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自由结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自由既然党专制是壹种绝对的垄断性存在,那么逻辑上就不可能有独立于党的控制的其他社会力量的生存。当然,“党”也需要壹些“群众组织”和“人民团体”充充门面,不过,它们只能作为“党”动员或控制大众的手段(所谓“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发挥作用,而绝不可能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对本组织成员发生影响,更不可能代表本组织成员的利益或需求对“党”说三道四。事实上,无论“工会”还是“工商联”还是“妇联”还是“学联”,它们对本团体成员的代表都只能是名义上的,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人们不可能被允许为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自由结社。 6park.com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宗教。或者,更准确地说,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命运,更突出地证明了党专制的极权主义本质。 6park.com

  宗教本来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共产党人自命为无神论者,又有马克思批评宗教乃“精神鸦片”之说,宗教组织在共产党治下的社会中已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更根本的是,教会由于自身具有的如下两个特点势必与党专制发生内在的冲突:第壹,凡教会组织都有自己独立的信仰(或信基督,或信佛陀,或信真主,等等),而共产党当然不希望人们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信仰;第二,凡教会必有壹定规模的教徒聚集,而共产党当权者最担心的恰恰是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民众的有组织的聚集。教会的这两个特点显然都犯了党专制社会的大忌。 6park.com

  仅凭这两条,教会在党专制社会中的命运已经可想而知。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明文规定,这种“自由”却註定是被限定的。它不能超出极权主义控制所能容忍的限度。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1:党专制营造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党自身变腐的必然趋势,靠诉诸“革命理念”、清理“阶级队伍”之类手段进行的党的纯化,无助于克服党所面临的危机人们都记得黄炎培1945年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说出的壹番担心:大凡壹个团体、壹个政党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历九死而壹生,而保其生机勃勃;及至环境渐好,精神也就渐渐放下,堕性发作,日趋下坡,乃至人亡政息。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又何以可能跳出这样壹个“周期率”?毛泽东当时答曰:我们已经找到了壹条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不能说中共领导人完全是在摆样子、吹牛皮。当时的毛泽东确实有足够的警醒面对党执掌政权后走向衰败的危险,但历史证明他的自信和开出的解决问题的“药方”却是自欺欺人的。这个回答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中的最大反讽。 6park.com

  党专制的自身逻辑决定了“人民”不可能真的去“监督”政府,因为“人民”没有实施这种监督的最基本的手段。在以“阶级专政”自我标榜的党-国政权结构中,“党”既没有来自其他独立力量的制约,又自我堵塞了几乎所有的批评渠道。“党”壹手制造了对自己歌功颂德的社会氛围,并任凭这种歌功颂德走向极端。在实际政治运行中,掌握政权后党的政治录用机制决定了“入党做官”的政治行为逻辑的暗行滋长,这会自然动摇战争年代英雄们的革命意誌,更会腐蚀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千百万“向党靠拢”的青年人。在权力和特权面前,党的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信条的逐步空泛化乃至仪式化将不可避免。 6park.com

  党专制下的社会必定是壹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法律在这样的社会中是无足轻重的。当整个国家呈示为壹个最高独裁者掌权的权力结构时,大大小小的权力金字塔也会在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中涌现。各级当权者习惯于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热衷于文山会海,却不思创新进取。修养低下者更可能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以我划线、以权压人。人们考虑的中心不再是革命的理想,而是自己的权势。 6park.com

  总之,党正在变腐。所有由“党”自己创造的生态环境、生态条件都决定着党自身变腐的必然趋势。 6park.com

  更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够阻止这样的趋势。在党专制语境内试图扭转颓势、恢復“革命青春”的努力势必是壹场无望的战斗。事实上,毛泽东在“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框架内要解决的,正是执政党自身的变腐问题。然而,靠诉诸“革命理念”、清理“阶级队伍”之类手段进行的党的纯化,靠发动大规模的“运动”来揭发“阶级敌人”或“党内修正主义分子”,无助于克服党所面临的危机。恰恰相反,“运动”往往诱发极权主义的破坏本能,使每壹个运动参加人不是被害者就是害人者,或二者兼而有之。社会良知和做人的基本准则在“革命的狂热”中丧失殆尽。 6park.com

  就最高决策层而言,保卫党的纯洁的斗争具有更为復杂的性质。中共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与最高独裁者捍卫其乌托邦理念的斗争十分復杂地、又非常紧密地缠绕在壹起。这种不同逻辑的交织,充分说明了现当代中国事务的深刻性。我甚至要说,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这样空前绝后的历史经历中,批判学者可以引申出毛式极权主义特有的壹系列悖论及其悲剧性结果。这种悲剧结果所内具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已经远远超过了苏俄的斯大林时代。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2:独裁者无力解决最高权力的有序交接问题,从逻辑上深刻揭示了党专制体制的根本痼疾在党专制体制内,最高权力的有序交接是壹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各国第壹代共产党掌权者来说,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表明,包括前苏联、中国、北朝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政权,其第壹号人物都是在自然规定的生命期限已经来临时才不得已交出最高权力的)。但是,这个可悲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党的最高领导人不重视“接班人”问题。至少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有意识培养“接班人”的努力甚至可以上溯到党夺取政权以前的战争年代。这个问题最终成为“党”无法跨越的深度“沼泽”,其原因只能在党专制的自身逻辑中去寻找。 6park.com

  首先,党专制的逻辑决定了最高权力交接只能在党内领袖群体中进行。由于没有壹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体制,没有各政党在平等基础上和平竞争执政地位的过程,权力交接只能表现为党专制语境内的领袖“接班”。这个过程按照宪政民主的标准来衡量不可能是有序的、公开的、透明的、平等的。 6park.com

  其次,即便按照共产党党内民主规则衡量,“接班人”的产生也很难是有序的、民主的。党专制逻辑之命题4已经表明,党的领袖获得“独尊”地位的开始,就是领袖作为独裁者试图超越组织的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之类的“组织原则”将很难抑制独裁者的为所欲为。壹旦最高领袖的独裁局面形成,党组织将丧失作为组织对领袖的约束,而成为独裁者贯彻自身意誌的工具。在接班人问题上,即便我们假设独裁者在“候选人”的决定上并无私心,但我们无法避免独裁者是根据他的“标准”、根据他的主观好恶、根据他的用人尺度来决定取舍。而且,独裁者越是凌驾壹切,决定壹切,“党”作为组织干预“接班人”选择的可能越是微乎其微。 6park.com

  更值得回味的是在权力问题上独裁者的心理状态。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最高权力总有“接班”的壹天,对于此点,独裁者还不至于丧失最起码的理智。但另壹方面,对于那些有可能成为自己接班人的党内领袖,独裁者内心深处又会藏有深深的恐惧乃至敌意。任何观点、意见上的分歧都可能被独裁者理解为对权力的觊觎。除非对最高领袖表现出绝对的忠诚,任何人(哪怕他再有能力)都很难在“接班人”的位子上坐稳。这种“接班”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非程序性和人为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壹系列和权力争夺有关的故事,是党专制体制生发的故事中最神秘的部分。野心家对权力的贪婪,理念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的错综交合,领袖与臣子之间、以及不同派系(不同政治倾向)的党内大员之间围绕“接班”问题展开的或隐蔽、或公开的较量,都使这个过程显得既扑朔迷离,又惊心动魄。 6park.com

  无论怎样,在生命问题上大自然对每壹个人都是公平的。当独裁者到了不得不“到马克思那裏报道”的那壹天,权力的交接往往会以非正常的形式进行。伴随着死人的离去,往往是活人之间继续进行的生与死的斗争。这个斗争当然还是为了权力。 6park.com

  独裁者无力解决最高权力的有序交接问题,从逻辑上深刻揭示了党专制体制的根本痼疾。斯大林曾经证明了这壹点。毛泽东以更为曲折、復杂的形式再次证明了这壹点。 6park.com

  中共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嬗变的逻辑轨迹 6park.com

  壹代强人自然生命的结束,往往是壹个时代的终结。这也可以视为党专制语境内社会变迁的特征之壹。我们不妨就此转入对党专制之下壹个发展阶段——威权主义阶段——逻辑特征的讨论和刻画。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3:威权主义是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党专制的传统与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构成威权主义时代最深刻、最根本的逻辑悖谬。 6park.com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共产党党专制语境内的极权主义意味着壹个异化了的公共权力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生活的全面控制。从本质上说,这种控制既是实现党所憧景的乌托邦社会改造目标必须倚仗的手段,又是这个目标本身的壹部分。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容身之地,因为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前提和动力机制是完全有悖于乌托邦社会改造目标的价值预设的。 6park.com

  然而,正是毛式乌托邦追求与制度设计的空想性,特别是这种追求在实践中的彻底失败,为历史走向新的、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也就是重新承认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能。 6park.com

  值得沉思的是这种“重新承认”所采取的历史形式。事实上,邓小平所代表的“改革派”领导人对市场经济的最初认可,乃是极权主义乌托邦毁灭民生的不得已反应,而绝不是对市场经济之制度含义的自觉承认。基于传统意识形态而发生的这种认知意义上的迟滞,曾壹再阻遏人们从科学层面认识市场经济的制度现代化内涵,也限制了人们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理解“市场”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影响。 6park.com

  更重要的是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系。从制度现代化的规范意义讲,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政治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二者在建构壹个合理、健康的社会方面,有着结构上的相互需要。但民主政治却是中共党专制的死结。本来,毛泽东的极度专权和文革这样悲剧的发生,数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和导致此类悲剧的最深刻的制度根源的存在,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证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政治民主化在逻辑上应该与经济市场化并辔而行。问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走向对党专制自身的否定,而这是与当权者的利益相矛盾的。所以,尽管历史终究会提出、且已经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当这样的要求被固守陈旧意识形态的党的当权者所拒绝时,中华民族将不得不遭受更多的苦难。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可以在“计划多壹点”还是“市场多壹点”这类问题上互相角力,但在维护党专制这个根本点上却高度壹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下,毛以后的中共当权者明确表达了党专制的根基不能碰这个根本原则。这样,从逻辑上讲,改革年代中共当权者制定的基本国策(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其“两个基本点”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且这样的冲突必然是无解的。 6park.com

  继续保持极权主义政治前提下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是健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它最终将发展为权贵资本所主导的扭曲的市场经济。极权主义政治+扭曲的市场经济遂成为开放年代党专制体制特有的社会结构格局。这是壹个在精神上继承了毛式极权主义精髓,但在内容、外部条件和内部张力上又迥然不同于毛式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格局。威权主义时代所有新的病症、所有新的矛盾展开、所有新的社会罪恶都可以籍此获得解释。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4:“老人政治”、“垂帘听政”式的新的独裁形式和陈旧的政治思维,构成毛以后最高权力的显着特征。它的内在的保守性可能葬送民主化改革的历史机遇。 6park.com

  在党专制语境内,掌权者对权力的独裁这壹点是不会有变化的。变化的只是独裁的形式。假如说,毛泽东代表了独霸天下、壹人定乾坤的最典型独裁特征,那么毛以后实际掌握最高权柄的中共元老群体则代表了对独裁的某种集体分享,在这种分享中,元老中最孚众望者将在权力的使用中占有最大的权重。从逻辑上讲,这是党专制体制内最高权力演变的壹种重要现象。它代表着某种过渡,从强有力的领袖个人独裁向带有寡头特征的集体独裁的过渡,从“开国元勛”向新生代执政者的过渡,从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的过渡。 6park.com

  构成“第二代”领导主体的党的元老本来都是“第壹代”革命者,是经过文革洗礼后的建国领袖群体的遗存。这个事实赋予该群体以双重含义:壹方面,多数元老仍然认同信仰了壹辈子的“革命”理念,这种认同是真实的,并非虚假的;另壹方面,他们又对“党”和领袖犯过的错误痛心疾首,希望改弦更张,找到某种发展的新路,但认知、能力和魄力上的局限,使他们无法突破现存体制的狭隘眼界。他们既是党专制体制的受害者,又是这个体制的坚定维护者。维护的动机开始时可能更多是认知上的(巨大的传统意识形态思维惯性构成这种认知的基础),但随着新的权力机构的确立,随着权力结构与市场力量的结盟,这种动机会逐渐向利益维度转化。总之,中共元老群体本质上是保守的,或者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改革所触及的矛盾的尖锐化,它会越来越趋向于保守。元老们可以在经济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上各有主张,乃至互相矛盾(譬如邓小平和陈云),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却共守壹条底线,那就是绝不能动摇“党的领导”。 6park.com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比如——为什么邓壹代领导人不能彻底清算毛泽东掌权时期犯下的过错乃至罪行。邓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对毛却丢弃不得,必须永远供在臺案上,因为“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註2)。元老们更不可能承认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乌托邦追求在根本路径选择上就是错误的,正是这种路径选择上的错误,使中国人在壹个美梦的感召下真诚地干了许多蠢事,使作为民主化转型进程的20世纪中国史几乎丧失了时间意义(就该进程从壹个起点开始,却又在奔跑壹圈后回到了原点而言)。我相信,除了现实利益考量外,对上述历史悖谬的深深恐惧,乃是中共掌权者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的真正原因。 6park.com

  基于同样理由,元老们对任何表现出“自由化”倾向的党内新生代领袖不能容忍,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在元老们的“支持”下成立中共中央工作班子,这种壹、二线分立虽然带有最高权力过渡的临时性意义,但仍然具有“垂帘听政”式的控制功能。壹旦元老们认为前臺工作的新生代领袖“不听话”,则随时可以拿下,并用“合适”的人取而代之。这种渗透了前现代皇权专制色彩、又极富“现代”特征的党专制独裁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和阻遏是灾难性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本来拥有民主化改革的强烈时代需求并正在创造相应的历史条件,或者说,历史曾经走到壹个十字路口,使中华民族面临多种不同路径选择——包括选择这样壹条路径,即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走向真正的宪政民主——的机会和可能。党内民主派和民间自由力量的生长正在创造这样的条件。然而,由于党专制语境内元老派的力量高于改革派的力量,由于这个体制赋予元老们权力的最终支配地位,改革的机会终于与历史擦肩而过。这个机遇的丧失再次证明党专制的独裁力量所具有的顽固性和巨大使动性,它仍然可以拖住历史前进的步伐,影响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历史的走向。而当这种阻遏是借助血与火的文字写成时,“党”的自我意识和“党”在臣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将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5:“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的形成,使现代市场经济的文明缺陷和极权制度的野蛮本性结合到壹起,并互相强化。 6park.com

  “权贵资本”的最简单明了的定义是权力与资本的融合。在威权主义条件下,权贵资本的形成具有铁壹样的逻辑必然性。 6park.com

  当壹个社会刚刚从物质禁欲主义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时,物欲的升腾是壹种完全可以预期的现象。正如命题6已经指出的,就在专制体制压抑了人们的正常需求,甚至把它挤压到壹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时,历史正在积聚足够的反弹力,待时机成熟时,让“物质”重新翻转过来,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去彻底地颠复“精神”。更壹般地讲,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牟利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最伟大的社会进化属性和最根本的文明缺陷都可以从“牟利是资本的本能”这句话中获得解释。以上两个方面都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市场原则的重新认可,势必表现为“潘多拉之匣”的突然打开。只有借助强有力的制度形式,营造公平、法治的制度环境,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膨胀化的物欲对他人权益的非法侵害。而这恰恰是党专制体制所无法做到的。 6park.com

  党的各级官员手中握有权力,这种权力在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能够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好处是有限的。开放使官员们突然意识到权力就意味着金钱,财富的聚敛可以通过巧妙地使用权力轻而易举地实现。最初,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可能只是简单的行贿受贿;但人的贪婪本性和无数制度上的“漏洞”会诱使当权者主动“设局”,大赚不义之财。随着改革进程中生产资料市场、不动产消费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权力和资本的联姻也将进入“蜜月”。既然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败的迅速蔓延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6park.com

  更重要的是“有中国特色”这个“头衔”。在开放年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有中国特色”本来是中国类型“社会主义”的自我标榜。我却宁愿用这个词去形容中国权贵资本的特殊发生学来源。须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公有制”并未根本触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这意味着有壹大块被称为“国有资产”的存量资产有可能成为各级当权者的鲸吞目标。就在“党”的宣传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还在“私有”、“民营”这类概念的使用上羞羞答答时,实际生活中的权贵私有化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中国版的“圈地运动”中,在各地、各行业的“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多少国有资产(它实际是几亿普通劳动者几十年劳动的血汗)悄悄地、又是完全合乎逻辑地被转移到新的权贵们的账下,是壹件永远不可能弄清楚的事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极权制度的野蛮本性和市场经济的文明缺陷被融合到壹起,相互补充又相互强化。人的本性中最恶劣的东西――对权力的渴求和基于权力的贪婪――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激发、燃烧、膨胀到了极致。 6park.com

  如果说,毛式极权主义是权力与乌托邦理想的结合,那么邓及邓后的威权主义就是权力与利益的结合。――当然,这裏所说的“利益”并非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的合法利益,而是对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权贵们的非法利益。难怪有人讲,“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壹个党全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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