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博树 写于 二零一零年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6：威权主义条件下取得的经济增长，将付出巨大社会代价；“断裂社会”的出现意味着底层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6park.com
　　不应该否认这壹点：威权主义条件下仍然可以取得可观的经济增长。这既是壹个逻辑现实（其逻辑根据在于市场经济对所有社会的催动作用），也是被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所证明的历史现实。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样的经济增长会在改革的初期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包括农村和城市中的普通劳动者，因为在权贵资本还没有形成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力量以前，在中国经济刚刚从壹个谷底復苏的起步阶段，普通劳动者有可能通过劳动与收益间的直接联系体会到改革惠于他们的正面影响。但这样的好景不长。 6park.com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壹批又壹批富人和城乡新贵的掘起，社会总体财富的分配天平将越来越向不利于普通劳动者的方向倾斜。蛀虫们对存量国有资产的监守自盗和偷偷摸摸的瓜分，本来已经侵犯了最广大公众的基本权益；新贵们对增量资产的巧取豪夺则以更加明火执仗的形式鲸吞着改革年代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数雇工的血汗。虽然统计数字显示的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在逐渐减少，但这并不能否定下列事实，即中央政府通过社会转交系统进行的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输血”，在许多场合只是肥了当地政府官员和各种各样与官府“有关系”的人，结果，真正需要救助的大批贫困者反而变得更加贫困。在城市，则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其中很多人是由于原来就职的国有企业的非正常倒闭而被成批抛入社会的），他们和数千万因失去土地（或土地不再产生收益）不得已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壹起构成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在日益拉大的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面前，在“日新月异”的大城市建设和广袤农村依然如旧的贫困所折射出的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反差面前，平等与公正正在凸显为新的体制性稀缺，社会的畸形化和整体性结构断裂正在使壹个修復中的社会重新变得千疮百孔。 6park.com
　　这裏，我们不妨借用“断裂社会”这个术语。在社会学语境内，这个概念指“在壹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断裂社会”则意味着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在资源占有、资源享用方面日益扩大的鸿沟。“下层群体”越来越成为特权阶层和各种各样的暴发户借“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的牺牲品，他们不再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却在为“改革”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这种变了味儿的“改革”及其造成的社会结构错位乃至断裂，突出表明了开放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冷酷性：底层民众支付“改革”的成本，有权有势者则坐享“改革”的收益。威权主义时代中国特有的“资本原始积累”还突出表明了社会转型的悖谬性质：本来应该有助于政治民主化的市场化，在党专制语境内却生出权贵资本这样壹个怪胎，无论在什么含义上，它都不是作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而是作为改革的否定性力量粉墨登场的。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7：官方意识形态的彻底堕落和社会价值系统的崩溃，构成威权主义社会特有的精神景观。 6park.com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作为为穷人伸张正义的理论获得其巨大道义力量的。“阶级专政”说虽然逻辑上必然导致党专制的形成，但在政治上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壹切”、经济上奉行“平均主义”的年代，官方意识形态本质上的虚假并没有暴露为事实上的虚假。威权主义时代则完全不同了。当工人、农民等昔日的“明星”重新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处处受人盘剥而又缺乏制度性的自我保护（他们不可能被允许成立独立工会之类的组织）、甚至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揭露现实的黑暗（“党”当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剥削”）时，仍然以“阶级专政”说事儿的意识形态，其虚假性已经完全变成赤裸裸的。从根本上说，继续乞灵于“阶级专政”说的党的意识形态在威权主义时代必然逻辑性地走向堕落，它的现实功能只剩下了两条：壹是顽固地（同时又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地）为壹党专政的合法性提供辩护性论证，二是在进行这种论证的同时，事实上充当特权利益的保护伞和遮羞布。 6park.com
　　问题还有另外壹个方面。在极权主义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本来发挥着为臣民提供信仰支撑的巨大功能。这种功能的退化乃至彻底丧失是威权主义社会的重要现象。如果伴随着“共产主义”信仰退隐的是理性的自由主义信仰的上升，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在党专制语境内，这又是壹件不可能的事情。“党”会出于本能地误导社会，把理性自由主义故意读解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然后加以排斥，不允许学校系统传授人类的普世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当极权主义时代的信仰狂热破灭后，在威权主义物欲膨胀的滔天浊浪中，社会价值系统崩溃、人的精神领域成为壹片废墟将呈示为可怕的现实。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再有信仰；除了金钱，人们不再崇拜其他任何东西。生活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暴富心理和“明星热”成为青年壹代鲜明的心理特征（这裏的“明星”当然不再是普通劳动者或“毛主席的好战士”，而是“大款”、“大腕”和权贵壹族）。与没有信仰、不讲责任、不讲社会良知共存的是可怕的冷漠，人们缺乏正义感和对弱者的基本的同情心。经商者把“假冒伪劣”视为赚钱的诀窍，甚至壹向朴实的农民都学会了往出售的棉花裏塞石头。社会道德底线的崩塌体现在方方面面，诚信危机的背后实乃壹个民族病入骨髓的精神危机。 6park.com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儒学提供的价值观曾长期左右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儒学价值观中当然渗透了前现代的皇权文化传统，但也有颇具人类普适意义的价值内容。是“党”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把澡水和孩子壹同泼了出去，中断了民族的价值传承。而当党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发生自身危机的时候，它对仍具普适意义的本土文化传统的中断和对以“西方”面目出现的人类普世文明的拒斥将最终以合力的形式作用于这个民族。这个结果同样是灾难性的。世纪末中国人灵魂的普遍荒漠状态，不但是作为信仰的党的意识形态自我否定的结果，不但是金钱拜物教作为“矫枉过正”的历史力量猖獗肆虐的结果，而且是民族精神传承和世界普世文明引进双重断裂的结果。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8：“党”对公民社会的扼杀，将采用威胁与利诱的双重形式，迫使体制内知识分子接受“招安”，迫使独立知识分子边缘化、无形化。 6park.com
　　改革开放带来公民社会的復兴，本来体现了制度现代化的壹般逻辑。独立知识分子重新步入历史舞臺，乃是民族精神復兴和公民社会重建的基本标誌。然而，这股力量的兴起势必与党专制继续维持思想控制的“壹统”要求产生巨大的紧张。本质上说，这个冲突是无法调和的，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自由与专制水火不容的两极。 6park.com
　　但在开放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党”对公民社会成长的阻遏却有壹个从简单的、较为“直白”的方式向更为“精致”、更为隐蔽的方式演变的趋势。如果说，针对“自由化”知识分子的公开批判、组织围剿体现了毛式极权主义的遗风，那么其对象包括所有知识人的暗中收买、巧行招安则是威权主义时代的特色。只要“与党中央保持壹致”，大学教师、科研机构的学者、新闻传媒的编辑和记者都可以获得各种各样体制内的好处。在“壹切向钱看”的威权主义社会大背景下，在体制内的各种利益诱惑面前，自由将变得格外脆弱。更何况利诱只是“党”控制知识分子的壹手，“党”还有另壹手，那就是威胁。从控制与被控制的角度看，不管是极权主义还是威权主义，专制主义条件下“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来都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只要被控制者老老实实就范，控制者和被控制者就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但控制者随时握有惩治被控制壹方“不轨行为”的手段。招安加上威胁，或者说以威胁为后盾的招安，实乃威权主义时代“党”对付知识人、特别是那些有独立（异议）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策略。 6park.com
　　从逻辑上讲，接受招安的知识分子必定导致心理与人格的可怕裂变。他（或她）知道，当权者今天的意识形态无非是壹堆谎言，但他（她）必须假装认真地接受这些谎言，并在自己的学生、读者和公众面前堂而皇之地宣传之、“论证”之、歌颂之。在接受谎言、传播谎言可以带来的“好处”和拒绝谎言、揭穿谎言将要承担的后果之间，多数人会本能地选择前者。这样，剧场行为泛滥，犬儒主义盛行，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在被称为“第二次思想改造”的金钱社会的洗礼下，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优良传统正在丧失。党专制造成的面具化社会，又把越来越多的体制内“知识精英”变成玩世不恭的庸人。当权者“装模作样的统治”，被治者“装模作样的服从”，各有所需，各有所得。可以断言，威权主义统治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没有大量被治者参与谎言的传播，威权主义社会就壹天也无法维持。但我们必须加上壹句话，那就是金钱（及其背后的威胁）才是“党”营造这个面具化社会的真正力量。 6park.com
　　至于那些顽固不化的“异议分子”（这样的“异议分子”是永远除不净的，因为植根于公共理性和社会性的人对自由的追求，永远是“异议分子”产生的源泉），“党”的办法则是割断他们与社会的联系，不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应该承认，与极权时代动辄以“反革命罪”惩处异议知识分子相比，威权时代的当权者已经显示出较多的“宽容”。这与其说是统治者的进步，不如说是环境的变化和时代本身的进步。但党专制的逻辑仍然决定了统治者不会容忍异议者在自己控制的领地内公开地说三道四，于是利用壹切监控手段和封锁手段（比如，建立互联网“封锁墙”）把异端主张删除或屏蔽，就成为“党”的宣传部门乃至安全部门的壹项常设性“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独立知识分子将被边缘化、无形化，他们对公众的影响也将减小到最低限度。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9：和毛泽东时期相比，恐怖手段在维持威权主义社会“稳定”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毛式极权主义时期，以武力方式表达的恐怖只是针对“地富反坏右”的手段。乌托邦式的大众动员、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强有力、简单而普遍贫穷的生活方式都使社会反倒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威权主义则不同。社会贫富不均的急剧扩大，“断裂社会”的出现，上访者的增加，民众意见反映渠道的日益狭窄，都意味着社会“减震器”的失灵，权力的脆性特征凸显。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官员）的腐败加剧了社会矛盾，官-民之间的面对面冲突有增无减。于是，公安、武警、秘密警察之类恐怖手段在维持威权主义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6park.com
　　恐怖手段可以用于制服“地方性骚乱”（其实，这裏的所谓“骚乱”大多是被侵犯了基本权益的公民的维权之举），可以用来对付成千上万的上访者，可以监控、“震慑”异议分子和壹切可疑的人，也可疑用于对成规模的独立信仰者的有组织镇压。这裏有必要就最后壹种情况多说几句。在党专制的逻辑语境内，宗教从来是“党”的天敌。命题10已经指出：教会由于自身具有的下列两个特点势必与党专制发生内在的冲突：第壹，凡教会组织都有自己独立的信仰，而共产党当然不希望人们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信仰；第二，凡教会必有壹定规模的教徒聚集，而共产党当权者最担心的恰恰是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民众的有组织的聚集。教会的这两个特点显然都犯了党专制社会的大忌。问题在于极权主义信仰破灭后，威权主义社会造成的价值真空势必会有其他的东西来填补，人们对信仰――或者说，对精神充实本身――的追求，实在植根于人的本性。而当某种宗教理论或宗教实践活动对人们产生了足够的吸引力，它的组织系统和信徒聚集又达到相当规模时，“党”会本能地感到不安甚至威胁。任何壹个小的事件或冲突都可能拨动中南海脆弱的神经。而当党的最高决策者神经质地做出镇压的最后决定时，历史大错乃至历史罪恶将就此铸定。这正是世纪末中国共产党政府镇压法轮功信众时发生的事情。 6park.com
　　从理性角度看，这种不断给自己制造敌人的镇压术显然是愚蠢的，但它的确体现了党专制体制的某种既定逻辑。 6park.com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允许存在的恐怖手段只能用来对付违法犯罪者。壹旦恐怖手段被用于镇压无辜的平民、勇敢的维权者或独立的信仰群体时，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就彻底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0：党的领袖集团的平庸化使“党”继续深陷于党专制体制自身造成的困境，难于自拔随着党的元老壹代的相继逝去，“第三代”乃至更新壹代领导者接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壹件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从逻辑上讲，党的“接班人”的有序产生和合理交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这是党专制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机制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本命题要强调的是这样壹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过渡的完成，党的领袖集团的平庸化将日益凸显。新壹代掌权者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生与死的考验，缺乏枭雄式的大智大勇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完全在极权体制内完成，他们首先是作为这个体制的产物、并有忠实于这个体制的表现才能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他们可能是勤奋的，但作为党的干部的第壹条标准却是“听话”。虽然不排除偶尔有“另类”人物出现，但总的讲新的领袖集团中的大部分人会显得平庸而无能。共产党组织系统僵硬的干部选拔方式，出于权力争夺或权力稳固需要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带有准封建特征的“太子党”接班等等，都排斥了真正有能有为者进入最高权力的核心。 6park.com
　　另壹方面，平庸的领导却又面临着棘手的形势：党正在癌化，权力与金钱结盟导致的党的肌体“癌细胞”的扩散，使得威权主义时代党的变腐远非极权时代所能比拟。更可怕的是，党的癌化正在引起整个社会的癌变。在党专制语境内，这是壹个“不以人的意誌为转移”（当然也不以当政者的意誌为转移）的客观进程。靠诉诸传统手段（如“党的先进性教育”之类）拯救“党”的努力是註定不会有结果的，因为癌变的发生根本就不是什么“教育”不力的问题，而是壹党专权、权钱结合的政治-经济生态必然生出的产物。靠“纪律”、“法治”和党的监察系统扭转局面的努力也是註定不能成功的，因为党专制语境内不可能真的有什么“法治”，党的监察系统本身也无力解决由党专制造成的体制性问题（事实证明，“党组织”作为实施专制控制的机器通常是有力的，至少是有效的，但作为自身反腐的机构，则要逊色许多，这也是党专制的本性使然）。 6park.com
　　党的领袖集团的平庸化还逻辑地隐含着另壹个后果，那就是中央权威的逐渐流失。这种流失会由于开放条件下地方利益的多元化和“诸侯”势力的增长而日益加剧。最高当局的政策往往受到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区域性官商联盟的抵制。官僚集团的内聚力弱化，规则体系纸面化，权力功能的“去中央化”，将成为威权主义时代纵向国家权力结构内在紧张的真实写照。党专制的体制客观上赋予最高决策者特殊的地位与角色期待，但地方利益的掘起和最高领袖集团的平庸化降低了这个体系本来赋予决策者的使动性。 6park.com
　　从总体上说，除非由于某种历史的机缘，在党的最高决策层出现立誌根本性改革的大智大勇者，或者由于体制内外自由力量的生长给当权者造成了足够的压力迫使其改革，平庸化的党的领袖群体将更多致力于如何保住党专制体制的既定遗产，他们在创新方面不会有多大出息。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哀，更是这个制度的悲哀。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1：从“悲剧”到“笑剧”，威权主义的“成熟”乃至溃烂标誌着党专制已经走到自己的逻辑终结点“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壹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壹点：第壹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是马克思评论路易?波拿巴时说过的话。我以为，用“悲剧”、“笑剧”的比喻来说明共产党的历史，倒是十分贴切的，且颇富历史哲学的味道。 6park.com
　　前述20个命题，已经逻辑地勾勒出作为现实政治体制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党专制的根本特征及其历史嬗变轨迹。我们看到，毛泽东壹代共产党人在追求、实践其社会改造理想时，曾真诚地相信自己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甚至在他们缔造的这个制度犯下毁灭自由、毁灭生命的滔天罪恶时，他们仍自信握有正义和真理。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极权型专制主义，特别是该体制与它立于其上的道义基础和意欲达到的原初目标之间的巨大冲突，乃是当今世界独壹无二的现象。毛泽东继承了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的中国专制主义遗产的全部精髓，但这种继承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出封建历史怪圈”的过程中成其所就的。在这个意义上，毛壹代共产党人的历史具有悲剧性；极权主义的罪恶更多为体制使然，而非独裁者个人有意为之，有些结果甚至超出独裁者认知和预见能力以外。威权主义就不同了。党专制体制有悖于宪政民主和人类文明主潮的病理症候早已昭然若揭；权力与利益的结合已经充分暴露了党的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壹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由于这个党控制的政府居然向和平示威的学生开枪而受到空前动摇；普通百姓正在从改革的受益者沦为改革的牺牲品。所有这些都在证明壹件事情：党专制已经从历史的悲剧转变为可耻的“笑剧”，而且这种转变具有铁壹般的逻辑必然性。 6park.com
　　不是么？如果说毛式极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讨伐是大张旗鼓、理直气壮的，那么邓和邓以后的威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重新承认却是偷偷摸摸、羞羞答答的。如果说毛泽东本人还有承认党正在变腐的勇气、甚至有向这种变腐趋势挑战的冲天豪情，那么邓及邓以后的当权者却对党的变质的事实讳莫如深，乃至壹再遮掩。如果说，极权主义党文化制造的是壹个简单而狂热的世界，那么威权主义党文化制造的则是壹个虚伪而平庸的世界。如果说，毛泽东还想通过把工人代表补充进中央委员会以显示政权的“工人阶级”属性，那么中共“第二代”掌权者安排成批的“太子党”接班却具有清楚的准世袭意图。诸如此类的对比还可以继续下去。 6park.com
　　总之，这是壹个已经完全“成熟”、且正在溃烂的制度。从“悲剧”到“笑剧”的转化证明这个制度已无任何前途可言。 6park.com
　　然而，党专制的逻辑终点恰恰是民主力量生长的起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威权主义社会逻辑上的内在紧张，已经为自由、民主因素的萌生创造了条件。毕竟，威权主义是承认市场经济的，而只要市场经济存在，它就会顽强地为自己创造生存、发展空间，并以自身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反作用于政治体制，促使其向民主化方向壹步步演变。改革开放以来身份制度退出历史舞臺，单位制度某种程度的解构，都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受到专制权力的极大扭曲、财富分配体系极度不公正，但是市场毕竟增加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和活动内容，也使人的选择（包括对抗专制主义的选择）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正在学习用更加巧妙的办法对付“党”的专横，并发展出壹套卓有成效的抵抗艺术。人们总是希望“生活在真实之中”的，这源于公共理性和社会性这个高贵的人类本性。同样道理也适用于说明体制内主张改革的所有人士，他们构成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他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宪政改革，甚至有可能在解构党专制体制的同时挽救这个党。中央权威的式微和地方利益的掘起则可能带来这样壹个副产品，那就是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如果能合理地、适时地构建为权力制衡的某种结构要素，其积极意义亦不可低估。总括起来讲，党专制语境内威权主义社会的衰变和溃烂正在召唤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管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还会苟延残喘多少天，从逻辑意义上它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结点，却是毫无疑义的。 6park.com
　　从总体化三层面的内在紧张与交错互动看党专制前两节表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最典型、最成熟的表现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壹党专政制度，它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的产物。然而，从总体化的研究角度出发，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引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而必须考虑到这种“引进”或“嫁接”的文化背景或语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从马克思主义那裏学到了什么？为什么偏偏学到了有助于党专制孕育、发展的那些东西而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本来更具科学意义的东西？党专制演变中生发的各种现象与中国的前现代文化传统――特别是皇权专制传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怎样造成了对制度现代化普遍要求的表面“超越”和实质上的扭曲？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把总体化作为三个层面的综合整体来考察时才进入了批判者的研究视野。 6park.com
　　我们不妨仍然沿用前两节罗列命题的形式来界定总体化之综合整体意义上党专制（作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最成熟形态）的抽象特征。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2：单壹的“党专制”并非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特色，党专制与前现代皇权专制传统的结合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 6park.com
　　这个命题很容易从现象上获得解释或证明。比如，毛泽东驾驭党内群臣的方式，就颇有中国古代帝王的遗风，竟至聪明、干练、人中之杰如周恩来者，也不能不葡匐在毛的脚下甘当奴仆。当毛在庐山会议上整了敢于“犯颜直谏”的大将军彭德怀时，陶铸曾写信给当时的被批判者黄克诚云：“彭的错误已明若观火，妳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誌挖掘思想，改正错误？……妳我都读过壹点所谓古圣贤之书。壹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壹个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壹个女人嫁了人壹样，壹定要‘从壹而终’，绝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成为‘贞节’之妇。”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转录这封信后指出：“这种要有封建道德要求于妇女贞节般的政治操守，视落井下石为爱人以德的思想，当时确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态。”问题是这样的“共同心态”何以可能存在，又何以可能对这些老共产党员的愚忠行为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不要忘记，他们本来都是矢誌共产主义事业的久经考验的斗士）？这就涉及到所谓“国民性”和“文化性格”的传承问题。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在文化变迁中，精神层面的变化通常要滞后于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化。“精神”层面的文化乃是壹个民族群体的生活实践、认知方式、交往规则、宗教习俗、艺术趣味、人生态度等等的长期积淀，是外在物质生活和制度生活准则在心灵中的内化。这些被“积淀”、被“内化”的东西壹旦形成，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成为壹个民族文化上、心灵上的“深层结构”，它并不因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变化而马上随之变化。换言之，表现为“国民性”或“文化性格”的“深层结构”更多地体现着“传统”的力量。“传统”往往是约定俗成的、非反思的，它更多地表现为无需论证的行为前提，以无意识形式存在的思维“前见”，不以为非、见怪不怪的心理定势，社会约束与社会评价的当然尺度等等。而唯因“传统”是这样壹种有如基因復制壹样的“文化编码”，是这样壹种精神意义上的文化结晶体，它才在呈示出自身的连续性的同时，也呈示出极强的凝固性或顽固性。 6park.com
　　千百年来，皇权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性格的壹部分。无论是近代开始的社会转型还是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都没有、也不可能斩断这种影响。相反，皇权文化中积淀的制度遗产，特别是与这种制度遗产相联系的观念模式和行为模式，会作为某种潜规则作用于现代人。而所谓潜规则，根据我的理解，乃指社会转型过程中体现前现代传统的内在制度（包括它的行为互动模式和无意识认知模式）对现代制度建构的文化阻遏，这种阻遏未必是自觉的，但却是强有力的、持久的。即便在传统社会的有形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已经瓦解之后，这样的阻遏仍会在新社会的体内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既如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何以在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的20世纪的中国仍然会保存许多和前现代似曾相识的东西，比如，像当年帝王崇拜壹样的领袖崇拜现象。毛泽东从来没有宣称过“朕即国家”，但他所构造的这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为名的政权，却渗透了旧时帝王文化的许多骨血。在历史的表象，人们看到的是革命潮流的涌动，但前现代的精神遗存往往会以更隐蔽的方式保留下来，并发挥作用。独裁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和臣僚乃至普通公众对这种权力运用的反应方式都体现着文化传统的潜在制约；由文化心理结构规约的认知路径和情感归宿往往促成了宏观意义上政权建构与运行的非民主结果。 6park.com
　　从制度建构意义上讲，中国现代的党治结构（包括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和共产党的党专制）与前现代的皇权结构有很多可以比较之处，比如君临壹切的独裁制度，中央集权的大壹统制度，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掌控制度，政教合壹的意识形态制度，自我纠偏的监察制度，重人治而不重法治的治国传统等等。就两者的关系言，前现代的皇权专制传统对现代中国的党治建构似乎发挥了某种潜在的路径依赖和变异制导作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当然并非古代皇权制度的简单翻版；但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历史承继性，也是壹种学术上的浅薄。从方法论角度讲，当我们断言单壹的“党专制”并非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特色，只有党专制与皇权传统的结合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时，这不仅仅是道出了壹个事实，更是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之第二、第三层面交互作用及其结果的壹种归纳。 6park.com
　　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令体制内外忧国忧民之士大失所望，官媒连篇发出的反宪政檄文，让人觉得似乎壹夜回到了30年前；大量毛式语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此文权当给党国新旧大佬们上壹课吧。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3：党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激进传统中的负面因子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因子的“劣势组合” 6park.com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非没有科学的东西。这个理论体系中真正科学的成分没有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汲取，其激进的、非科学的成分反倒成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酵母和孵化器。这是壹个极其深刻的问题。我们要梳理清楚这种情况的发生何以可能，它又是在什么意义上、通过什么途径发生的。 6park.com
　　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是壹位严肃的学者。尽管他的理性自由人的乌托邦哲学假设和推翻私有制的政治信念从根本上支配着他的学术研究，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体系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感中体味到作者的博大与严谨。比如，这位思想家壹方面对资本主义持严厉批判态度，另壹方面又坚持“无论哪壹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裏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金玉良言，毛泽东壹代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并没有真正领会。证明这壹点的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建国后共产党政权对资本主义的迫不及待的“改造”。须知，即便党的社会改造理念迟早会以制度建构（结构拉力）的形式强行作用于社会，形成党所憧景的社会结构格局，就像命题2已经指出的那样，但根据马克思的上述经典，这种“迫不及待”也是犯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毛泽东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进壹步的研究会证明，毛泽东其实是戴着中国前现代文化的农业乌托邦眼镜来解读商品生产和“废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而恰恰在这种解读中，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辩”和“大同理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叠合在壹起，基于儒学智慧和农业乌托邦信念的人性假设同马克思主义的体现为“自由人联合体”的人性假设叠合在壹起。 6park.com
　　当然，这种“组合”并非典型的、本命题意义上的“劣势组合”。经济建构中的乌托邦设计（用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虽然客观上有助于极权主义政体的运作，并成为这个体系的壹部分，但这并不否认经济乌托邦制度设计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人类学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负面”壹词概括之。所谓“劣势组合”，是指马克思主义激进传统中的负面因子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因子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 6park.com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否定，构成这个西方激进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的负面思想元素。由马克思式的“阶级革命”导致列宁主义的壹党专制，体现了这个激进传统的壹般逻辑。现在我们要关註的是，当这个逻辑应用到中国人这裏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中国本来就有丰厚的皇权文化的政治传统。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这个传统体现的是农业文明的本质，是逆向于制度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的。但这个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存在――特别是与皇权专制相关的那些思想、观念、制度遗存――却恰恰和现代的党专制制度有着内在的亲和力。壹方面，积淀深厚的皇权文化基因为现代的党崇拜（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领袖崇拜（如毛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提供了天然土壤，另壹方面，现代壹党专制制度又从皇权专制传统中获得了重要的文化支持。这正是我所谓的“劣势组合”，即最后的组合结果把组合双方的缺陷、弱点综合到了壹起。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劣势组合”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双向扩大效应，即从党专制角度看，在引进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在建立没有制约的党-国最高权力的过程中，那种本来处于被淘汰过程中的前现代文化因子被重新赋予新的“生命”，从潜伏状态进入活跃状态，改头换面地再壹次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角；而从“文化”角度看，这种被重新激活并招摇上市的本土货会反过来作用于外来者，也就是说，皇权文化留给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会通过从领袖到普通人的无数人的行为增加党专制这种“舶来品”的中国味道，比如，进壹步扩大党专制中的人治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和所谓“毛式马列”其实正是二者结合的产物。 6park.com
　　明白了这壹层，我们就会理解，何以同样是共产极权政权，中国的党专制和领袖独裁仍然有许多自己独有的特色。比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同样缺乏民主（无论是治党还是治国），但斯大林为了达到独揽政权的目的不惜大量杀人，包括杀掉那些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领袖；而毛用不着斯大林那样的杀人术，通晓中国历史的毛有足够的智慧用传统方式驾驭这个体制和体制中的人，并把皇权传统和党专制的精髓融为壹体。毛不会等到人们在党代会上投了反对票时再动手反击，这是斯大林才会做出的蠢事。同样道理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袖中没有出现类似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或匈牙利的纳吉?伊姆雷那样的叛逆者。吉拉斯写出了《新阶级》，纳吉则在1958年被处决前写下了着名的《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系统阐释自己的“异端”政治见解。而中国呢？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邓小平也是靠几次“悔过”才有了文革后的东山再起。此类“悔过”当然也可以解释成是壹种中国式的“智慧”。但从本命题角度看，这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是中国式的悲哀。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4：党文化是“劣势组合”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化”，且既有精神形态，又有其制度形态。 6park.com
　　命题9曾把党文化定义为精神层面的“党”的存在，它可以通过文学的、艺术的、教育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种种形式表现之。在引入总体化第二层面的讨论并得出“劣势组合”的命题后，我们需要从文化界定的更规范的意义上进壹步深化党文化这个概念。 6park.com
　　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文化”本身也在发展，文化的传承和变异都会随社会变迁而发生。问题是新形成的文化“传承”了原有文化的哪些内容、又淘汰了哪些内容，“变异”又是在向哪个方向变。我并不否认创业壹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曾有良好的主观动机去创造壹种全然不同于“封建”时代旧中国的新文化，但历史的诡秘恰恰在于，这种动机在坚韧的历史惯性面前往往显得很脆弱，很容易变形；而当党专制作为外来的“真经”与自己老店裏的“陈货”掺合在壹起、并发生某种“中和反应”时，结果对动机的背叛就显得更为自然。 6park.com
　　我们可以这样说：党文化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裏外来激进经验与中国固有传统中的不良因子之“劣势组合”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化”，它反应党专制条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既有精神形态，又有其制度形态。从现象上看，这种“文化”似乎已经与中国的旧文化有了很大区别，但骨子裏二者却仍然有许多神似的东西。比如，“理论地”讲，今天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拥有选举、罢免国家领导人的权利，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根本派不上用场的，因为党专制语境内的“选举”制度（“党”操纵、控制着全部“选举”过程）早已实质性地否定了这种权利。这就是说，在普通子民无力影响国家权力建构和掌权者的取舍这层意义上，今天的中国人同皇权时代的中国人其实没有多大区别。他们仍然是臣民而不是公民，只不过图有壹层公民身份的外表，且恰恰是这种外表掩饰了作为臣民的现实。问题的另壹个方面是当代中国人何以会接受此类明显是摆样子、“走过场”的制度安排，而很少有人提出这是对自己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正是传统的力量所在。习惯了作子民的人对公民新角色缺乏自觉的承担。党专制之所以能横行无忌，恰恰是利用了这种传统力量。摆样子、“走过场”的制度安排又进壹步加强了这种力量。 6park.com
　　古代皇权制度是围绕君权设计、运转的，现代专制主义制度则是围绕党权设计、运转的。从意识形态建构角度看，无论是皇权时代的制度化的儒学，还是现代党专制体制中作为官方教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的功能都在服务于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当然，二者也有区别。儒学毕竟是“本土货”，拥有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它之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也更多带有文化-心理内结构而与有形制度产生互动的这样壹种特征。马列主义就不同了，它是壹种外来的意识形态，是借助壹场革命从外部植入的东西。它必须通过与本土文化遗产的联姻才能内化，进而发挥专制主义的建构作用。事实上，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科学成分没有被中国人吸收、而其非科学的、乃至反科学的成分却被充分汲取的原因，或原因之壹。无论如何，这种内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如上所说的新的“文化”，“党”代替君权成为这个文化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党”的语言成了学校教育和新闻传播的系统语言，“党”不仅代表权力，而且代表真理，不仅代表治人者，而且代表被治者。壹句话，“党”成为新的“文化”中弥漫壹切、笼罩壹切的东西。在极权主义时代，它是人们信仰、效忠的对象；在威权主义时代，它又成了人们攫取利益和特权的最得力的工具。在至少三代人以上的时间裏，这种党文化被庞大的党机器不断地培植、復制，致使很多人生活在如此不合理的制度中却浑然不觉。对皇权专制制度的非反思性接受曾是前现代皇权子民的自然归宿；现代中国人对以“人民民主”为招牌的壹党专制制度的非反思性接受，则是党文化大力“洗脑”、灌输、培植的结果。 6park.com
　　当然，与前现代皇权文化壹样，作为制度与精神存在的党文化在自身的不断復制与蜕变中，也无法摆脱这样壹些后果，诸如权力与利益的结盟导致“超强权力转化为超大私利”，知识对权力的臣服导致教育的御用性和精神侏儒的壹代代生产，理论的意识形态化导致理论本身的退化，当政者赋予自己的道德形象与自己的实际作为出现越来越大的反差，等等。甚至，党文化浸润出来的社会腐溃都和前现代很相象，比如威权主义时代权贵资本的形成、基层官员的腐败和他们鱼肉乡民的不择手段。唯壹的不同是党专制语境内产生的罪恶都是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号干出来的，公私不分、假公济私成为此类勾当最重要、最鲜明的特征。党文化哺育了这壹切，它既是这些罪恶的制度上和精神上的助产婆，又是它们的遮羞布。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5：党专制与皇权文化传统的结合，必然全面逆向于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表现为社会发展的表面“超越”和实质扭曲。 6park.com
　　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是我们在总体化的基础层面已经揭示的东西，它包括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整合领域公民社会的建构。这三项要求体现着社会进化的内在机理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趋势。现在，当我们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党专制完成了外来激进经验和中国皇权文化传统的“劣势组合”、并把自身呈示为追求中的（以“阶级专政”形式表现的）现代公共权力的异化时，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三个层面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全面地、充分地暴露出来。 6park.com
　　在民主政治建构过程中，鉴于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张力、特别是这种张力关系中内含的某种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现代专制主义之产生本来就存在着抽象的可能。不过在总体化研究的基础阶段，这种“抽象的可能”还不是现实的可能。现在，这样的转变已经发生，那就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通过它的最典型、最成熟的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把对社会进化普遍要求的表面遵从乃至“超越”和现实运动中对它的扭曲这两者都纳入其中，构成壹个充满内部张力的巨大的矛盾体。这个总体化内在紧张的基本格局就是总体化第二、第三两个层面的融合对基础层面的否定。 6park.com
　　说党专制是对制度现代化普遍要求的表面“遵从”，是因为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否认过民主的基本价值；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第壹代创业者确实曾把在中国实现民主作为壹个崇高目标加以追求。说党专制是对制度现代化普遍要求的某种“超越”，则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曾使中国共产党人自信，他们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优越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代表着人类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然而，本文前边列出的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党专制逻辑的诸多命题已经足以证明这种“遵从”和“超越”实际意味着什么。如果读者有兴趣把制度现代化各个结构部分的相关制度安排（包括民主政治建构中的竞争性政党制度、选举与代议制度、分权制衡与有限政府、武装力量的政治中立与非党化、制度认同先于文化认同、民主宪政的非意识形态特征，市场经济建构中的私有产权及其法律保障，和公民社会建构中的新闻出版自由、教育独立、学术独立、结社自由等等）与党专制逻辑揭示的种种事实作壹个对比，妳就会发现以党专制为其制度呈示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实在是对制度现代化普遍要求的全面违逆。当然――我想再壹次强调――这种违逆并非什么人主观追求使然；毋宁说，它恰好与第壹代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理想相矛盾，是行动结果对理想自身的背叛。什么力量导致了这种背叛？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进程本身。当中国共产党人宣称1949年后中国人民已经“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时，正是专制主义总体化第三层面和第二层面的融合――也就是，壹种貌似“超前”的东西和过去的、但尚未死亡的东西的融合――共同摧毁了这个神话。壹方面，中国传统皇权文化中本来就没有“公民”和“公民权利”概念，个体从来是演没于家族和皇权社会之中的。另壹方面，党专制的体制结构又恰恰凸显了公共权力的易异化性，凸显了无制约的权力被自身腐蚀的可能。这样两个东西的联姻导致权利的发育不良和权力侵犯权利的结果，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么？可以说，党专制社会中对公民权利的表面张扬和实际上的漠视，既有前现代文化的影子，又体现着现代独裁政体的特征。 6park.com
　　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的内在紧张这个角度，我们还能进壹步体味，何以在党专制的社会中会出现形式性制度与实质性制度的两分，以及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两分。从表面看，当代中国有自己的代议制度、司法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它们似乎都在独立行使自己的职能。但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这种“独立”其实只是形式性的，党专制对所有这些制度领域的统驭才是中国最具实质意义的制度。这种统驭体现着中国皇权文化的传统，虽然做了精心的改装。但保留这些“形式”又并非无关宏旨，因为它们会给制度带来“人民民主”的外观，使它们看起来更加合法。当然，换壹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具有假面特征的制度安排也给独裁者自己设下了陷阱，因为改革力量毕竟可以把本来是形式性的东西转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设性体制要素，譬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加入了真正的自由选举程序，就有可能成为较真实意义上的民意机构，或至少成为向此类机构的过渡。总之，由形式性制度和实质性制度两分生出的紧张，对总体化的不同层面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区分涉及的东西更加微妙。如果我们把外在制度定义为以法律或其他纸面文件形式出现的、人为制定的外部规则，那么内在制度则指非正式的、深层的、往往以默契形式达成的应变规则或模式。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曾经形成过许多反映皇权文化特点的“内在制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它们会以潜规则的形式对现代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有趣而不无深刻的是，党专制语境下的社会会生出许多新的“内在制度”，比如官场做戏规则、假大空规则、谎言规则等等，它们既包含着对前现代中国人“生存智慧”的继承，又有许多适应于党专制社会要求的新的“创造”。从本质上说，大量的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对立，纸面要求与实际行为间的巨大反差，剧场行为和面具社会的泛滥，仍然根源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三个层面间的内在紧张。当人们必须学会用不同的面孔示人、用不同的规则行事时，至少证明了壹条，那就是这个社会本身也是表裏不壹的。以党专制为特征的专制主义总体化社会就是这样壹个社会。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6：党专制对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的双重否定与人为扭曲，揭示了这个制度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存在悖谬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是界定制度现代化之现象逻辑与本体逻辑的重要范畴。当我们闭目凝思这壹对范畴在党专制社会中遭遇的命运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存在悖谬更加昭然若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6park.com
　　先请读者简单了解壹下这两个范畴的基本含义：在制度现代化的现象逻辑语境内，利益范畴揭示了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的基本动因。在公民政治行为范畴内，与权利相联系的利益诉求通常是以政治形式表达的经济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就不同了。权力本身就是攫取利益的手段。权力的使役性和强制性使利益的获取变得轻而易举，且这种攫取往往呈扩张型的膨胀趋势。权力的非法使用获得的利益同样是非法的。为了约束权力，防止权力的不当或非法使用，才有限制权力、通过宪政民主体制去制约权力的必要。利益范畴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动因的揭示则是借助劳动从谋生向谋利的转化来展开的。自主行动的个人，以谋取利润为目标的行为动机，实现利润手段的合理化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竞争体系，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当然，这样的逻辑还只是现象水平对象的自我描述。在制度现代化的本体逻辑语境内，利益范畴则揭示了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背后更深刻的东西，揭示了现代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演进成因的哲学人类学根据。既然人的本性中有基于生物性的天性自私的壹面，那么“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制约野心”就是壹种英明而又无奈的制度安排。但是，人的本性中还有另壹面，那就是社会性。社会性代表着理性的积淀，人类文明的积淀。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都是这种积淀的成果。这样，作为本体逻辑的利益范畴壹方面凸显了政治、经济行为中人的“自私的”自然本性的始基性存在，凸显了这种本性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巨大功能，同时也凸显了以现代制度形式呈示的人之理性、社会性对生物自然本性的制约和超越。公共理性同样是理解制度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之内驱力的重要范畴。这个概念揭示了公民社会存在的深层依据。在现象逻辑水平，公民的社会交往行为和该行为体现的“互主体性”形成既不同于权力运作、也不同于市场运作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恰恰具有抵御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目的合理性”和唯利是图趋势的强大力量。那么，这样的力量来自哪裏？这正是本体逻辑水平之公共理性范畴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它仍然来自于社会性。不过，与政治、经济领域中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相比，这是壹种更加本真意义上的社会性。社会性通过公共理性所要表达的，不是人的外在的物质存在，而是人的道德的、价值的、精神的存在。当壹个公民不是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经济人或谋求政治权力的政治人，而是作为与纯然个体利益追求相对立的社会公共利益之伦理主体从事活动时，他的行为中所包含的本体的、理性的、自觉的社会性之本质就得到了明白无误的呈示。人类社会正是在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这两个车轮的共同驱动下壹步壹步发展到今天的。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内在张力反映着哲学人类学意义上人性构成的诡秘，理解这种张力关系，包括它的“合理性”和合理性背后的矛盾，成为我们理解社会进化和制度现代化进程之全部復杂性的关键性枢纽。 6park.com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两个范畴在总体化第二、第三两个层面分别遭遇的情形，并审视为什么党专制必然导致对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的双重否定与人为扭曲。 6park.com
　　研究表明，在中国前现代皇权文化语境中，利益范畴是未展开的、先天不足的。中国的传统智慧，特别是儒学人性善的道德假设不可能发展出先进的利益激发（就经济结构而言）和利益制衡（就政治结构而言）的文化观念和制度体系。另壹方面，中国文化中鲜有个人权利的概念，这不但导致现代利益原则产生的困难，同样导致现代公共理性原则产生的困难。以臣民社会为其表征的中国前现代皇权文化尚且不知“主体性”为何物，“互主体”以及以互主体为标誌的公共领域自然更加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所承接的文化传统。然而，我们这个传统中还有另外壹个方面，那就是当皇权结构抑制了工具合理性的发展，抑制了法治基础上利益竞争与利益谋取格局的形成，窒息了合理建构利益竞争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的可能时，对利益的追逐就会以壹种相对来说更原始、更没有程序规约、也更残酷的形式进行。现代社会转型和民主社会建构要完成的，恰恰是结束这种利益追逐的原始方式。 6park.com
　　问题是，当中国的社会转型被纳入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的渠道时，合理的利益激发和利益制衡机制的建设又遇到了新的困难。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人性恶；马克思终生坚持的对人的自由劳动本性的设定是与文明世界依靠利益原则作为推动力的整个发展历史相矛盾的，也是与马克思、恩格斯自己阐述的唯物史观相矛盾的。而当中国共产党人戴着农业乌托邦的有色眼镜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废除商品生产”的预言时，这种欧洲激进思想中包含的乌托邦成分被进壹步夸大和畸形化了。毛泽东追求的“壹大二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有壹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建构某种人为的正义：公有制本来是想消灭“剥削”；但对私有产权的否定却导致了利益原则的全面被压抑，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普遍贫穷。而如果说毛的乌托邦和“人为正义”窒息了利益的正常萌动，那么邓和后邓的权贵私有化则以畸形的方式使利益冲动復生且恶性膨胀，也就是，不是在法治的市场化环境中实现合法利益追求，而是依托权力进行非法利益的攫取。这种攫取在某些方面似乎回到了前现代，既是赤裸裸的，又是伪善的，它综合了资本的逻辑与皇权逻辑的全部丑恶。 6park.com
　　在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利益原则是公共权力建构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公共利益的普遍性只能借助个体、集团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竞争的有序化来实现。“阶级革命”导致的壹党专制否定了权力制衡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通过利益之间的合法抗衡实现利益扬弃的可能。在威权主义条件下，党专制保护并促进的只能是特权利益和与权力相关的各种非法利益。为了保护这些利益，阻止来自社会的批评，对公民社会的否定又成为逻辑上的必然。这样，党专制在否定和扭曲利益原则的同时，必然同时否定公共理性原则。我们在党专制社会中看不到制度现代化框架内应有的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之间的合理张力，看不到人性恶的合理利用和有效遏制，看不到人的本体意义上的自由落实为公共权力监督的制度上的安排。换言之，党专制既否定基于利益制衡需要的权力监督，又否定基于道德和人类良知的公共理性监督。党专制体制的结构整体性和系统性，使得这个制度对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的否定与扭曲也必然是整体性的、系统的。 6park.com
　　既然如此，既然党专制从根本上否定健康人性的成长，否定这种成长要借助壹系列的结构条件来保证，却纵容了负面人性的恶性膨胀，这个制度在社会进化的历史哲学意义上难道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6park.com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7：作为中国现代制度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扭曲的特殊性”，党专制并不具有历史建构意义上的恒常价值命题26是从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之历史哲学蕴含的角度推出党专制何以有悖历史发展大方向的结论的。本命题将从中国现代制度转型之“规范的特殊性”和“扭曲的特殊性”区分的角度，得出同样的结论。 6park.com
　　中国的现代化带有“后发外生”的特点，这是理解中国现代制度转型之特殊性的重要切入点。“后发外生”意味着原来的文化传统中尚未产生来自内部的变革力量或至少是变革力量不足时，就被外来的、更先进的的力量所冲击，后者体现着社会进化的内在本质和普遍要求，因此势必拥有更强的内在“征服”力量。“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就其整个过程的相对非自然和它所表现的文化承续的危机乃至局部断裂而言，必然是痛苦的；但另壹方面，既然社会进化和制度现代化拥有全人类范围的普适性，“后发外生”就不过是制度现代化普适性原则统摄下各民族发展道路特殊性的壹种表达。这个过程虽然是“后发”的、“外生”的，却并不意味着某种外物的无根据的从天而降，并不意味着对“外来物”的全无理由的被动接受。恰恰相反，制度现代化的普适原则之所以能在“后发”国家逐渐生根，是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拥有最始基意义上的哲学人类学的内在根据。所以我讲“后发”国家的制度现代化既是“后发”的，又是被“诱发”的。“后发”只是描述了现象，“诱发”才更深刻地触及了实质。 6park.com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和西方国家的对抗，从本质上说，乃是落后的农业文明同先进的工业文明之间的较量，较量的性质已经预先决定了较量的结果。只不过由于征服者逻辑的存在(註1), 较量加剧了文明的传播者和文明的接受者之间的紧张。这也是历史的壹种悖谬。但不管怎么说，古老的中华民族走进现代、走向共和，就是从这种紧张中迈出第壹步的。无论在以后的进程中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只要这种磨难仍然属于总体化语境内基础层面（制度现代化的普适要求）和中间层面（前现代文化的制度、观念遗存）这两个层面之间的碰撞，中国现代制度转型和现代化中出现的壹切问题、壹切困难就都属于“特殊性”的正常范围，这就是我所谓“规范的特殊性”。从逻辑意义讲，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完成、中国现代民主国家的构建，本来是有可能在“规范的特殊性”范围内实现的。命题1已经通过另壹种方式谈过这壹点。 6park.com
　　但历史后来发生的、我们现在仍然深陷其中的现实却是历史进程中的“扭曲的特殊性”，即历史发展偏离了它的正常轨道，总体化建构中的第三个要素闯了进来，它改变了传统与现代对接的朴素性质，使这个过程充满了怪异、离奇和自相矛盾的色彩。是的，党专制是壹种非常诡秘的存在，它在宣称批判传统的时候反倒回归了传统；它在断言超越现代的时候反倒误读了现代，或干脆扭曲了现代。由于党专制这个要素的加入，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总体化呈现为壹个极其独特的、巨大而又復杂的矛盾体，它使中国的现代制度转型变得格外艰难，每前进壹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有时还会长时间地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6park.com
　　然而，不管这种“扭曲的特殊性”因为何种原因登上中国的历史舞臺，也不管它曾经给（而且至今仍在给）这个古老的、正在走进现代的民族带来多少额外的痛苦，就历史发展的内在本性言，这种历史进程的被扭曲的特殊是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的。制度现代化有其自身的逻辑，它会顽强地通过各种历史偶然性、排除各种历史干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社会进化是有方向的，但又是生成性的。生成性包括了各种偶然性历史要素组合的可能；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织并不否认如下壹点，即从根本上说，社会进化是壹个全人类普适的发展过程；各民族历史演进的具体差异无非是以自身的特殊性（无论是“规范的特殊”还是“扭曲的特殊”）证明社会进化本身的普遍性。 6park.com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断言：作为中国现代制度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扭曲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并不具有历史建构意义上的恒常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