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晓波 写于 二零零九年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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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无神论的独裁政权，只知道把宗教当作权力的傀儡来加以利用，而对于那些不仰视权杖而只膜拜上帝的各类宗教信徒，现政权一律采取敌视态度，将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之外的民间信仰，第五卷 我们能战胜恐惧222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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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官方教会之外的民间教会，统统视为对独裁秩序的威胁。所以，宗教迫害是中共掌权五十多年来的常态。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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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警方是维护独裁权力的工具，骚扰方舟教会聚礼拜会的警察们，倚仗着独裁制度给予的专政权力，既不会尊重《宪法》上的宗教自由，也不会尊重教徒们的人身尊严，自然也不会接受方舟教会的善意表达，反而把宽容当作软弱可欺，把基督徒的忍耐视为待宰的羔羊。他们没有权力的谦卑而只有权力的狂妄──相信专政权力的无所不能。他们以为，在有权有势的警察面前，无权无势的教徒必将退缩；只要有权杖开路，就可以畅通无阻地作恶。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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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独裁工具们错了。你们虽然手握权杖，但权杖的挥舞必须有界限，干涉宗教自由是越界，骚扰教徒做礼拜是越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是越界，侮辱人格尊严也是越界。越界就是执法违法的渎职，理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即便在当下中国，你们的滥用职权受到邪恶制度的保护，也决不会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畅通无阻，必然遭到受害者的抵抗和舆论的谴责。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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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方舟教会的教徒们来说，中共警察的越界侵犯，既是违法也是渎神。所以，当警察们不接受教徒们的善意表示而再次进行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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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扰时，抵抗便由聚会场所内的抗议走向诉诸公共舆论的抗议──方舟教友在公开了警察的恶行的同时，也公开了教徒们反抗压制、坚守信仰自由的良知。余杰和李柏光以虔诚基督徒的名义对中共警方的非法行径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即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公民也具有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警方骚扰基督教徒的正常宗教活动，是严重的执法违法的行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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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余杰在抗议中也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们愿意在神的引导下为信仰自由而战斗到底。”因为，“我们的光明的儿女，我们要持守当守的道，我们要跑当跑的路，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打这场美好的仗。我们的信仰自由与中国数千万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被损害的信仰自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有一个基督徒还在223监狱里，只要有一个家庭教会被关闭了，我们就是不自由的，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我们要与捆绑的人同捆绑，我们就要为之而祈祷、为之而呐喊、为之而抗争。我们不会停止我们的聚会，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愿上帝与我们同在，愿光彻底照亮黑暗。”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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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中国，民间教会也好，持不同政见者也罢；各类精英也好，草根百姓也罢；亿万富翁也好，底层穷人也罢；民间维权者也好，维权律师也罢；大家所面对的首要之恶，不是官民之间的信仰不同，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更不是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是这个不准自由的独裁制度。所以，宗教徒要争取信仰自由，异见者要争取言论自由，草根百姓要争取结社自由，律师们要争取司法自由。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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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自由，绝非权势者恩赐的礼物，而是无权无势者争取来的自我奖赏。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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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间争取自由的事业中，民间基督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因为，基督徒抵抗暴政的历史证明，争取自由事业就是上帝之爱驯服恺撒之剑的过程。殉难式的非暴力反抗所凭借的，不是面包，也不是刀剑，而是人的属灵本性，是人的向善之心和虔诚之心，是承担苦难的勇气。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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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只是肉体存在，也不仅仅为温饱而生存，更是具有宗教感和道德感的精神性存在，更要为赢得做人的尊严而战。宗教感对神性尊严的谦卑，必须落实对人性尊严的捍卫，而对尊严的争取和持守，正是正义感和抗暴勇气的天然来源。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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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甘愿承受苦难的良知反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人类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之时，居然是受害者心怀谦恭而尊严的爱意，主动邀请加害者回到仁爱、宽容、理性、和平的规则中来。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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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神意的回归，必将通过殉难的持续累积（接力式反抗）和极端受难形式（被钉十字架）对施害者的灵魂构成的巨大压力。作恶者施暴的强度与受难者抗暴的韧性成正比，所谓基督教的“坚忍主义”，224就是用基督徒承受苦难的毅力来对抗迫害者制造苦难的意志，用信仰给予灵魂的力量来抵抗恐怖暴力的肆虐。无论遭遇怎样的不公正，基督徒的良知既不会诉诸于仇恨和暴力，也决不会屈从于恶法和权势，而是坚持用爱来融化恨，用善意来唤醒敌对者的良知，用徒手不服从来征服全副武装，直到良知者忍受苦难的能力消耗尽施暴者的仇恨，最终超越“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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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的爱与恨、徒手与暴力、良知与邪恶之间的对峙中，作恶者越残酷越疯狂，为善者就越坚定越平静；为善者越坚定越平静，作恶者越惶恐越不安，直到作恶者的夜晚被下地狱的噩梦充满。每个参与非暴力反抗的个体，就要在不准自由的禁令中把自己当作自由人来生活，力争过一种有的生活。在任何独裁社会中，当自由被自由的追求者们公开声张且身体力行时，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做到无所畏惧地坚守诚实和尊严，无数个体在细节上的坚守，就将变成颠复奴役体制的基础性力量。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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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无论不准自由的政权及其制度的力量看上去多么强大，实际上是建造在人性废墟上的虚幻城堡。直指人心的基督徒式非暴力反抗，将首先在道德上瓦解了极权制度赖以存续的人性基础，使独裁制度在人们的灵魂中腐烂，一旦时机成熟，就出现了极权大厦瞬间崩溃的“天鹅绒革命”。225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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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突破，满盘皆活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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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的民间维权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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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日中国的制度环境和民间生态的制约下，从野蛮向文明的社会转型，言论及新闻自由是最好的突破口。近年来民间维权的经验也证明，任何领域的民间维权都离不开信息披露和诉求表达，离不开国内外的舆论声援，离开了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曝光、表达和声援，今日中国的民间维权不可能达到现在的规模，也不可能取得某些有限却扎实的效果。事实上，不仅言论自由本身就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拥有的天赋权利，必须下大气力去争取，而且舆论救济已经变成今日的民间维权运动须臾不可离开的最有效工具，因为与其他维权工具相比，舆论救济最具广泛性、操作性和实效性。所以，民间维权应该首先致力于言论自由方面的突破。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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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谓：一点突破，满盘皆活。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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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言论自由在人权保障上的先锋作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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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文明的发展史证明，言论自由对人权保障和社会进步具有普世意义，特别是在推动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和平转型过程中，言论及新闻自由往往起到先锋作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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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1644 年，为了抗议政府的“出版许可法令”，英国的大诗人和自由主义先驱密尔顿就写出了《论出版自由》一文，这大概是西方自由主义演进史上第一篇呼吁言论自由的文献。密尔顿指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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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之母，“它像天国的嘉惠，使我们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贵。”而扼杀言论自由无异于对人类的“精神屠杀”。他认为：“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226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60 年版 P44－45）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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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 年，英国自由主义奠基人之一的着名哲学家休谟也写出了《关于新闻自由》一文。他揭示了新闻自由对保障人权和约束统治者方面的重要意义：“为了约束宫廷野心，必须经常鼓舞人民的精神意气，必须利用宫廷害怕唤起人民的心情遏制其野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什么比新闻自由更有效了。通过新闻自由，整个民族的学识、智能和天才可以用来维护自由，激励人人都来保卫自由。”（《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P3－4）1776 年，美国建国之父杰斐逊甚至说：“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杰斐逊集》（下），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P1325。）也正是在他的力促下，言论及出版自由才在 1789 年写入了美国宪法。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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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 年，英国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写出《论自由》一书，第二章即为《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他认为，如果说，思想自由有助于明辨是非、 判断善恶和发现真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那么，言论自由制度就是对思想自由的根本保障， 不仅会造就伟大的思想家，而且会造就智力活跃的民众。而压制思想及言论自由只能带来“精神奴役”，无异于对人类的精神探索和社会辩论的扼杀。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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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早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历朝历代大都设立过专门的“谏官”，一些相对开明的君主也会“广开言路”，汉文帝时期还曾废除过“诽谤妖言罪”，但言论自由从未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一种政治原则进入中国传统，更不要说言论自由的制度建设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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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严复、梁启超等近代启蒙思想家，无一不强调言论及新闻自由，但大都不是从人的权利的角度着眼，而是227从社会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言论自由： 1、 可以让统治者了解民意民情和社会状况； 2、 可以启蒙民智、革新民德和鼓舞民气； 3、 可以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言：“报馆有两天职：一曰，对政府而言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敬告我同业诸君》）但梁启超高于其他启蒙者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言论自由的人权价值，更看到了新闻应该具有独立地位。他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新民丛报章程》）“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也。”（《敬告我同业诸君》）进入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启蒙者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水平的最大提升，就是近代启蒙者眼中的救国工具变成了现代启蒙者眼中的天赋人权，也就是把言论自由从工具价值提升到本体价值的高度。《新青年》诸君大声疾呼言论自由，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时代的第一重要条件。”（旧党罪恶））“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之自由也。”（《答崇拜王敬轩者》） 1920 年 8 月 1 日，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自由主义宣言诞生，胡适领衔签署《争自由的宣言》，签名者有蒋梦麟、陶履恭、王征、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在该宣言争取的诸项自由中，第一项便是“言论自由”。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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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新闻及言论自由都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因为它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主要指标之一。凡是固守野蛮独裁的政权，无不惧怕言论自由，这恰恰证明言论自由对于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在人类自由权利的清单上，言论自由往往被视为第一自由，丧失言论自由便意味着丧失所有自由。正如美国学者稀斯曼指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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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主制度中，“有一种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须格外加以保障的，就是新闻自由。??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P390）228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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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及新闻自由，不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具有确立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本体性价值，而且具有监督政府、保护人权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性价值。如果说，建立比较完善的人权救济制度，必须有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这三种手段的结合、而且是三者缺一不可的话，那么，事实证明，三者之中，言论及新闻自由具有首要意义。凡是被媒体爆光的人权迫害案件，大都能得到行政的或司法的救济，而那些被完全封锁在黑箱中的人权迫害案件，就很难得不到任何救济。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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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保障人权的制度化，需要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的不断完善，那么，现代文明国家通行的言论及新闻自由制度， 乃捍卫人权的最有力武器和舆论救济的最关键制度。言论及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督，之所以被称为“第四权力”或“无冕之王”，就在于它既能够对所有权力部门产生舆论威慑效果，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也能够在侵犯人权的恶行爆光于初发之时，从而防止人权灾难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事后的舆论救济作用，并激活其他救济手段，使受害人得到急需的救济。同时，舆论监督也能使沉寂多年的冤案得以曝光，让长期封锁于黑箱中的人权恶行公之于众，使受害人得到迟到的救济和补偿，让加害者受到正义的惩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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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在备受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美军虐囚案中，最先揭露这一丑闻的是 24 岁陆军军士乔．达比（JoeDarby）。当达比亲眼目睹了美军的一些士兵虐待伊拉克囚犯之后，良知驱使他把一张揭露虐囚恶行的小纸条塞进了上司的门缝。 于是，虐囚恶行被层层上报至五角大楼，美国军方下令对虐囚事件进行内部调查，并表扬了达比。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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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果达比基于个人良知的揭露，只局限于军方领导层内，而没有媒体的随后跟进报导，没有《纽约人》率先披露虐囚丑闻，特别是没有 CBS 于 4 月 28 日播出了部份虐囚照片，达比的揭露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也就不可能有之后的一系列人权救济措施的启动：美国政要的一系列谴责和道歉，国会众参两院谴责虐囚229议案的通过，司法系统对虐囚嫌犯的法律控告，进一步的调查和美国军队的改革。而正是美国媒体率先爆光虐囚案，顿时令美国和全世界的舆论哗然，也把新闻自由对保护人权的先锋意义凸现在世界面前。特别是在美国国内，虐囚一经爆光，从政要到国会，从媒体到公众，谴责声浪遍及全美国，司法对有关责任者的追究也迅速启动，多少弥补了虐囚案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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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凡是能够得到救济的人权案，舆论救济皆是最先发力的先锋。因为，只有媒体爆光才能形成社会舆论，只有强大舆论的形成才能引起道义关注， 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也才有可能随之启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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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权救济的顺序和实效，不仅在自由国家如此（如美军虐囚案），在任何国家皆是如此。特别是在独裁国家争取人权，对践踏人权恶性的媒体曝光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在当下中国，人权保障的极度匮乏，首先来自言论及新闻自由的缺失。国民没有言论自由，其权益诉求就没有合法的公开表达渠道；中国媒体没有新闻自由，政府及官员的滥用权力就无法通过媒体诉诸于公共舆论，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舆论监督，官权对民权的侵犯很难得到事前防范和事后惩罚。所以，争取言论及新闻自由的受益者，不仅是靠写作吃饭的知识份子阶层，而且是全体国民受益。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国情之下，受益最大的群体将是草根阶层。因为相对各类精英阶层而言，草根阶层备受压迫，主要不在于他们的表达能力相对匮乏，而在于言论表达渠道的极端稀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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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国独裁政治的残暴性持续下降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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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日中国，自由言说的个人风险有所下降，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导致家破人亡的自由言论或真话，在当下中国的民间社会已经随处可见。尽管国人的公共发言仍然要面对政治强权的威逼利诱，但还是有越来越的中国人力争不靠谎言生存，敢于自由言说和讲真230话；哪怕是面对仍然频繁发生的文字狱，也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公开抗议文字狱；尽管在国内的官方媒体上，这些敢言的良知者被中共当局打入舆论冷宫，然而，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全球化平台，他们却得到了民间社会和国际舆论的支持、赞誉和祝福，依托于网络的民间言论维权也在逐步成长。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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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国人处在官权通吃的零和游戏中，在言论表达和信息获取上，中共为国人修筑起密不透风的“信息监狱”，中国人除了接受官方信息和通过官方媒体表达之外，就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也再无公开发言的渠道；其言论管制之严厉，甚至连私下谈话或私人日记都会变成“罪证”！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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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后毛时代，民意的觉醒、民间维权的兴起和中共的改革开放，共同动摇着这座“信息监狱”，使之开始出现裂缝并逐渐扩大。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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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相对独立的民间经济基础的确立。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全盘国有化，也就砸碎了政权提供的铁饭碗，破除了无孔不入的单位化对个人言行的全面管制。当官权垄断个人的饭碗和人身的时代一去不返，政权也就不可能再充当国人的全权保姆。国人逐渐走出对政权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经济依附和彻底的人身依附，利益多元化为民间独立生存提供了经济基础，离开了“皇粮”也能自谋生路的民间社会已经出现。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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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正在逐渐形成的独立民间价值系统。改革带来了思想启蒙，开放带来了全球化的资讯，社会在经济上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逐渐蚕食着僵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特别是六四后，独裁意识形态说教的劝诱力和麻痹性日益削弱，这座监狱的道义底座迅速瓦解，整栋建筑也出现越来越大的漏洞，只能乞灵于单纯的经济高增长和虚幻的民族主义的支撑。以至于，中共独裁的道义合法性已经脆弱到这样的程度：除了谎言之外，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它在要求人们表示效忠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不231再奢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的认同和歌颂， 足矣！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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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苏东“天鹅绒革命”的示范。苏东共产极权阵营雪崩之后，全球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大势日益强劲，主流国家的人权外交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压力，致使维持独裁体制和恐怖政治的成本越来越高，官方迫害的有效性和威慑力不断下降，中共现政权也不得不在对内统治和对外应对上大作“人权秀”和“民主秀”。更重要的是，苏东帝国瓦解与传统帝国瓦解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帝国大都瓦解于暴力推翻，而苏东帝国瓦解于非暴力反抗。在苏东诸国中，除了罗马尼亚独裁政权的瓦解有局部暴力发生之外，其他国家大都没有任何激烈的暴力革命，而仅仅依靠民心所向的“天鹅绒革命”。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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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东共产帝国崩溃的过程中，听不到枪声，看不到鲜血、尸体和废墟，而只有人群、标语、口号的海洋，就将共产极权帝国淹没掉了。前苏联保守派在 1991 年发动的 8． 19 政变，也在民心所向的抵制下归于失败，接着是前苏联的和平解体。也就是说，苏东诸国的民间力量，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通过先改变民间社会来瓦解独裁政权，“公民不服从运动”变成了民间力量反抗暴政的普遍方式。而这种“公民不服从运动”主要表现为敢于自由言说的“真话运动”。索尔忍尼琴号召苏联民众“不靠谎言生活”，哈维尔呼吁捷克人要力争“活在真实中。”换言之，极权下的无权民众，唯有“说真话”这一“无权者的权利。”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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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民间尊严的恢复和民间勇气的提升。既然毛时代实施的针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暴政已经不再，意识形态说教无人相信，政治恐怖的效力也大幅度下降，那么，官方迫害对于被迫害者而言，也不再具有既灭绝肉体又灭绝尊严的双重效应。现在的政治迫害，可以让受害者在经济上受损，也可以剥夺人身自由，却无法使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和社会信誉受损，即无法把受害者置于四面楚歌的社会孤立之中，也就无法在人格上尊严上精神上打垮受害者。恰恰相232反，官权的迫害逐渐变成了对受害者的道义成全，受害者被奉为“民间良知”或“真话英雄”，而官方打手却变成了“干脏活”的工具；受害者中的多数，非但不再用没完没了的检讨乞求组织上的宽恕，也不再进行当众认罪检讨的自我羞辱，反而大都能在被告席上大义凛然地自我辩护，把中共的组织和法庭置于道义上的被告地位。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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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天空，不再是极权者一手遮天，而呈现出黑暗与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除了“三呼万岁”的仰望，就是万马齐喑的黑暗，而是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间的权利觉醒、官权镇压与民间反抗的同时并存。制度的独裁依旧，但社会不再愚昧；官权的霸道依旧，但民间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政权的敌人意识依旧，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疫”；文字狱的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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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正是我们对中国的自由前景抱有乐观态度的理由。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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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裁的维系依赖于恐怖，恐怖的维系全靠暴力和谎言的相互支撑，没有谎言粉饰的暴力统治便无法维系。只要敢于以公开的自由言说来反抗制度性的谎言和恐惧的个体持续增多， 每人一句真话，再暴虐的制度也将失效。点滴积累的拒绝说谎，将汇成反抗暴政的民间洪流，靠谎言维系的独裁将变成风雨飘摇的孤岛而难以为继。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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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瓦解独裁政权不必采取暴力的方式，甚至不必采取大规模街头政治运动，而只要民间社会有勇气突破了信息封锁和言论禁忌，大胆地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光靠自由言说的吐沫就能淹没任何独裁政权。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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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互联网时代的言论维权运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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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官权及其精英对公共表达平台的全面垄断，是制约中国民间维权的最大瓶颈，普通民众不光是有冤不敢诉，更重要的是有冤无处说，不同政见者群体只能通过外国媒体发出微233弱的声音，国内民众也只能通过“偷听敌台”来满足知情权饥渴，特别是底层的草根维权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所以，整个九十年代，能够发声的民间维权大都局限于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界。但在互联网进入中国后，它在技术上的难以封锁，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勇敢者通过网络的自由言说正在汇成反抗暴政的网络民意，言论管制的“漏洞百出”已经无法修复。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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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官方不断加强对网络的管制和封锁，不断地逮捕网络作家，但诸多民间网站和个人博客的出现，让中共的言论管制越来越变得力不从心，管制效力也越来越弱化。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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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网络突破了官方的信息封锁，为大陆人提供多元化的、特别是敏感的时政信息，现在的大陆网民已经习惯于到互联网上去找官控媒体上看不到的新闻和政见，异见人士敏感言论也通过互联网由境外传回境内，让更多的大陆人看到。与此同时，大陆内部被官方封锁的信息和政见也能通过网络迅速地传播到境外，让世界能够及时地获取来自中国民间的信息，在信息获取上形成国内外的互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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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网络为民意表达提供了日益广阔的发言平台，使公共发言从官权及少数精英的垄断下解放出来，民间对公共事务的言论参与的广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参与的深度也产生了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网络的自由和便捷使民间的公共发言越来越平民化普及化。特别是对于草根维权来说，互联网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草根维权的信息大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布出来，从而引起国内外的舆论关注；另一方面，国内外的舆论关注对参与维权的草根们产生莫大的激励，让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敢于表达。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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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网络为此起彼伏的草根维权运动提供了准组织化的平台，可以说，每一个民间网站或 BBS 都是一个局部性组织化平台，由网络交流而达成民意共识，由网络民意共识而产生行动。以至于，近年大陆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民间现象——网络维权。也就是通过互联234网来组织民间维权活动。比如，互联网在反日游行活动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最近的绝食维权也是通过网络来组织的，目前最为常见的网络维权是群体性的公开信活动，组织一封签名信的所有活动——从文本的起草、讨论、定稿到征集最初的发起人，从文本的发布到开放性的征集签名——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完成。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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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开放的网络推动着传统媒体的转型。每当发生重大时政事件，官方的管制和封锁也无法阻止民意在网络上迅速的聚积和表达， 网络民意向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传统媒体在时政新闻的报导和评论上，不得不追赶网络信息和网民民意的脚步。能否跟上网络的脚步，已经变成衡量传统媒体是否具有竞争力、是否开明的标准之一。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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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被官权压制的情况下，网络民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舆论监督作用，在围绕着某一个案或重大社会事件的民意聚积和组织上，网络为民间动员提供了强劲助力。许多被官方封锁的事件，都是通过网络的披露和流传而变成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进而对官权形成境内外相结合的舆论压力。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黑龙江的“宝马案”），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受迫害及其反抗（比如刘荻、杜导斌、卢雪松等），一经网络的传播，就会立马形成巨大的网络舆论，继而就可能形成一次网络维权，最终变成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声援的公共事件。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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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网络的开放和高效还具有非凡的“造星”功能，不光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出类似“芙蓉姐姐”这样的娱乐明星，也可以造就一个接一个“民间维权之星”，造就民间的“意见领袖”、“道义榜样”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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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真话英雄”。首先，通过网络传播，已经成名的中年知识份子可以迅速扩大其思想和公共评论的影响力；其次，使新一代网络自由知识份子脱颖而出；再次，网络民意造就民间英雄，如被奉为真话英雄的军医蒋彦永；近年来，一个新的维权群体通过网络而成为着名的公共人物，这就是维权律师群体。而这类海内外知名的“民235间维权之星”越多，官权所要付出的镇压成本就越大。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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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言论自由在民间维权中的舆论救济作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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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中国的现实和民间维权的现状而言，尽管中共官方对言论的管制始终有时松时紧之别，但民间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却始终如一。直接争取言论自由的维权活动，不仅是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且是其他领域的维权活动的第一工具。无论是个案维权还是针对某一恶法的维权，通过突破言论封锁来形成权利启蒙和舆论救济，几乎成为各种类型的民间维权的基本前提，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民间维权都要通过网络首先诉诸于公开的海内外舆论。大陆近年来的民间自发维权的经验证明，凡是取得某种差强人意结果的个案维权，首要的突破口就是争取曝光权、知情权、言论权和新闻自由。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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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即便在言论管制依旧的当下大陆，民间舆论和开明媒体也能起到一定的舆论救济作用，使一些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人权案得到差强人意的结果。也就是说，能够取得的某种实效的个案维权的过程通常是：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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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曝光—网络民意的聚集－传统媒体跟进－形成国内外舆论的综合压力－引起官权的行政关注－舆论压力持续加强－某高官或某行政部门的介入—差强人意的行政的或司法的解决在孙志刚案、 SARS 危机、刘狄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 南都案、秦皇岛库区移民案、浙江画水案、冰点案、赵岩案等个案上，民间维权之所以还能取得有限的成果，无不与国内外结合的舆论救济高度相关。国内外相互配合的强大压力的形成，而这种压力的形成及其力度的大小，皆与国内民间和国外舆论的舆论关注力度成正比。正是通过互联网传播和媒体关注，才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声援，也才能引起中共当局的行政关注和高官的干预，逼迫当局对镇压的政治成本进行计算。特别是一些发生在边缘地区的大规模官民冲236突，之所以得到了胡温的高度关注，并做出了相对温和的解决，没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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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互联网的爆光和境外媒体的强大舆论压力， 是难以想像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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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的中国，尽管相对于毛时代甚至相对于 90 年代，以上人权个案的处理结果，开始显现出民间舆论压力的作用不断增强，但离制度化的人权保障及其救济还相距甚远。民间维权的舆论救济还只是自发性的、体制外的、分散的、甚至随时可能被独裁政权定性为非法的，而只有中国变成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舆论救济才会由体制外行为上升为稳定的救济制度，对人权迫害的事前防范和监督与事后的救济和惩罚，才不会局限于极为偶然的个案解决，而变成新闻媒体和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 也使保障人权变成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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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从中共当局强调的社会稳定的角度讲，言论及新闻自由也是维持稳定的重要工具。社会丑闻或危机事件的及早曝光，恰恰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危机处理。比如，无论是 SARS 危机还是松花江水汙染危机，社会恐慌和流言满天飞等局面的出现，都来自官权对公共信息的隐瞒和封锁，而一旦官方不得不向社会提供有关危机信息和公布应对措施，哪怕是极为有限的信息公开化，社会恐慌也会得到极大缓解，危机处理也会进入正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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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任何社会都免不了利益冲突和价值歧义，在无言论及新闻自由的社会，冲突得不到公开表达，也就无法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调节或解决；歧义得不到交流和辩论，也就无法以说理的方式达成社会共识， 而只能靠强权来暂时压制冲突和掩盖分歧，冲突一旦公开爆发，也只能靠践踏人权和引发动荡的暴力来胜负；久而久之，必将引发大规模动乱甚至内战；而在有言论及新闻自由的社会，冲突和分歧大都能得到充分而和平的表达和辩论，也就基本能够得到和平而理性的共识或解决。因为，只要诉诸于公开的自由辩论和舆论维权，再激烈的利益冲突和再大观点分歧，也不会威胁到社会稳定。237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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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就官民之间的冲突而言， 言论及新闻自由，不仅为民间舆论及其维权提供了合法的释放空间，也为官方提供了了解民意与理性回应的机会，从而把官民分歧的解决纳入和平理性的法治轨道。比如，去年发生在四川汉源的大规模官民冲突，如果汉源移民的诉求能够及早地公开、见诸于媒体，就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也就能及早引起行政当局的注意，就能得到类似“孙志刚案”的和平解决，而不至于演变为已经发生的官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既不会有十万民众冲击县政府，官方也就不必出动大量武警甚至正规军来平息事态。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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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无论于民于官，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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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3 月 27 日于北京家中238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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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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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大屠杀刚刚结束时，许多人作出中共将在几年内垮台的乐观预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些预言屡屡落空，依靠跛足改革和务实低调的外交，也依靠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中共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大屠杀恐惧下的普遍沉默，经济高增长遮掩了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韬光养晦和金钱开路的外交使其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优惠中心城市及其精英购买了精英阶层的合作，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从政之德和政治抱负。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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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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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极权的登峰造极，也是彻底的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全能保姆包揽了所有供给──从摇篮到坟墓、从物质到精神，而个人却陷于一无所有的贫困之中。那么，当共产乌托邦破灭后，随着经济改革时代的降临，中国进入一个化公为私的时代。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经济人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公共领域，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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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之一，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基于利益计算的技术统治日益精明。特别是六四后，为了弥补邓小平个人信誉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邓小平以“谁不改革谁下台”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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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警告遏制住了反改革的极左势力，发动了远比八十年代更为激进239的第二轮经济改革，带来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中共统治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政绩，政权的钱包随之迅速鼓涨，其内政外交也越来越具有暴发户式的“财大气粗”。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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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中共由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没落的帝制传统、腐败的拜金主义和垂死的共产独裁相结合，催生出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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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法治国代替了无法无天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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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时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的话不仅是最高指示，而且是最具权威的法律，甚至在他病入膏肓的临终之际，女秘书通过猜口形传达的毛指示，也是治国的最高决策，那句无人能够确证的“你办事，我放心”的临终遗言，居然把僵化而平庸的华国锋钦定为毛的继承人，简直就是最大的政治笑话。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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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死，邓复出，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阶级斗争为纲，以“依法治国”的寡头统治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但由于中共的独裁统治没有根本改变，所以，依法治国不过是党权主导的恶法治国。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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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不断地对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调，不断地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甚至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另一方面，政治镇压依旧，且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复罪”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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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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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头独裁体制的内部制衡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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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维持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利益的需要，中共的统治逐渐走上镇压与赎买相结合的策略，其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和自我调整能力也240在加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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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利益分配不再是绝对权力的一言九鼎而是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从而形成了独裁寡头集团内部的权力制约，集体决策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使最高层的决策越来越具有弹性，从而自发形成了左中右兼顾的平衡，而不至于走向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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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即便在政治强人邓小平主导中共高层决策的时代，邓也做不到一言九鼎，他不得不顾忌到以陈云为首的党内左派的分量，邓在高层人士安排和大政方针的决策上，必须向陈云等人作出妥协。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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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死后的江泽民时代，权力平衡已经成为寡头集团内部的常态。在政治局各个常委之间，每一决策的出台皆要经过讨价还价的妥协。现在的胡温政权的高层博弈就更为激烈，三年前胡温想借“周正毅案”整肃“上海帮”，但由于胡温在高层的权力弱势而不了了之；胡温经过一系列权力运作来巩固自身的权力，终于在三年后搬倒了强势的上海大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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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改革以来，中共历届政权在决策上的忽左忽右、变化无常，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时放时收，反映的就是这种左中右兼顾的平衡。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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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交接制度的定期化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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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以来的中共进行了权力交接体制的改革，由邓小平的退休先例演变为权力定期交接制度。虽然，这种自我调整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无关，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纠错功能。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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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接过江泽民的权力，标志着中共的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迹之间的政策调整和相互241补救。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储君”可以观察和研究前任的统治方式，暗自总结其利弊得失，为接掌权力作准备，以便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由此，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都会对前任留下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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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胡温上台后，针对江朱时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调整，提出面向底层的“亲民路线”；针对愈演愈烈的城乡两极分化，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针对 GDP 崇拜的跛足发展，提出均衡的科学发展；为了弥补社会裂痕的日益扩大，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等等。也就是从江泽民的“赎买精英”走向胡温的“赎买大众”。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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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所有的调整都不会超越维持独裁权力这一底线，“亲民路线”也不过独裁者对臣民的恩赐，至多是为缓解公正危机的小恩小惠，并不能改变官权过强而民权过弱的独裁现状；而且，大多数调整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秀，权贵阶层仍然贪得无厌，政治腐败和贫富差异并没有缩小，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也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善。但是，某些政策调整还是让底层民众受惠，比如，为了缩小城乡不平等，不仅废除了收容遣送，而且取消了农业税，一些省市还出台“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为了缩小城镇的两极分化，各省市提高了最低收入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等等。所以，胡温的亲民姿态还是颇能俘虏许多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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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权利益的空壳化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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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中共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的最大独裁党，而且是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已经拥有七千多万党员，中共中央代表这个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但在当下中国，中共利益已经无法被中央所垄断，利益集团内部早已开始了分化，随着权贵私有化浪潮的汹涌澎湃，242利益的部门化、地方化、家族化和个人化，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且越来越刚性，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空壳化。所以，与其说现在的中共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统一体，不如说它是一个多个利益集团的复合体。更重要的是，这个集团的利益只有各级权贵才能享有，而七千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象非党员的平民阶层一样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机制之外，有些普通党员甚至沦为弱势群体。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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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利益日益分化的统治集团内部，中央决策层的每个大寡头都衍生出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党权的代理人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利益小王国。他们经营着其权力所及的一亩三分地，用尽一切手段将本集团的既得利益最大化，最终目的是把家族和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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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外来的插手可以产生合谋分赃的结果，否则的话，不但横向的各类利益集团难以相互联手，就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和指令也难以落实，正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些各自为政的地方权贵集团与中央指令的关系，完全遵循以我为主的自利规则，对中央制定的政策和法规，对上级的指令，对地方官有利的就执行且要把执行力度最大化，无利则不执行且要让上级的指令消失得无声无息。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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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的混乱化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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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毛泽东的“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意识形态被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取代之后，中共政权越来越远离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变成今日中共的最醒目特征。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出台以来，以“资本家可以入党”为标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已经被摧毁。于是，改革以来，我们才会看到中共意识形态口号的五花八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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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时代，在实用主义猫论的主导下，既有“发展是硬道理”、“搁置姓资姓社”、“三个有利”、“依法治国”和“不当头外交”，243也有“稳定压倒一切”、“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和平演变”；江泽民时代，既有“三讲”、“以德治国”，也有“三个代表”和“大国外交”；胡锦涛上台以来，提出的意识形态口号更是五花八门，有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也有保先运动、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党内民主、和平崛起；改革三十年来，中共的种种意识形态说辞，大有让人眼花缭乱之感，这在强调绝对的思想统一的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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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意识形态的混乱标志执政思想上和身份认同上的迷失。首先，道义合法性的日益流失，“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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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具有紧迫性的问题，使中共现政权具有如何保住政权的危机感；其次，中共的统治方式必须转型，但在转型的方向和策略等事关全局的问题上，中共集团内部又难以取得基本共识，也就必然产生何去何从的焦虑。最后，各类深层的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统治的未来前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中共现政权看不清自身的未来。所以，当中共政权失去了权威党魁和统一意识形态之后，党员们便陷入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的迷茫中，官场上的利益至上代替了政治效忠。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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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必须看到，无论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作出怎样的自我调整，但中共的独裁本性和权力自私始终未变，所有的局部调整不过是确保一党独裁的权宜之计。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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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维权如何面对利益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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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蜕变中的中共可以苟延残喘，但在根本上找不到长治久安的出路。因为现政权的权宜性调整无力解决经济繁荣的表象下的重重深层危机──官权普遍腐败、社会公正奇缺、公共价值解体和社会公德崩溃──在这种制度的社会的道德的危机下，官民双方不可能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也就无法共同选择一个替代性转型路244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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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一个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底层维权兴起的时代正在降临，草根群体的经济维权，民间宗教群体的信仰维权，异见人士的言论维权，律师群体的法律援助，加上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擦边球式反抗，使近年来民间维权活动备受国内外的关注，也在某些个案上取得过有限的成果。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共的自我调整能力在不断加强，统治技术也日益娴熟，也具有了应对内外危机的灵活性，加之中国的精英阶层犬儒化和民间力量分散化，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官权内部看不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开明力量，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不要说这些民间群体之间缺少凝聚核心和协调行动，即便能够形成民间统一体，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仍然过于悬殊。所以，中共政权远不到寿终正寝的末路。中国向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时间之漫长和过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最保守时间估计。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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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中共的自我调整和统治技术改进，看到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弱小，看到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漫长艰难，并不意味着一党独裁可以千秋万代，更不等于放弃自由中国的理想而向独裁现实缴械投降。换言之，面对以经济发展为政绩合法性、以利益收买为主要统治手段的新型独裁政权，民间维权运动必须保持清醒：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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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民间不能低估自己的对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权的自我调整、控制局面和收买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低估西方自由世界的见利忘义，即西方国家在自身利益左右下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但常常表现为对暴政的绥靖，甚至表现为西方政客与东方独裁者的勾肩搭背。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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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民间更不能低估民间力量自身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间所浸染的独裁遗传──惟我独尊、急功近利和烈士情怀；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异见人士受迫害的经历来评估当下现245实和现行统治，不能陷入一夜变天的梦呓；不要指望有人能提出解决中国僵局的一揽子方案，因为相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环境早已消失。也就是说，不能陷于自恋式的受难综合症之中而无力自拔，把个人的苦难作为最大的不幸，进而将个人受难上升为民族苦难和放大为全民苦难，从而膨胀出虚幻的英雄主义骄狂，似乎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受难，就有了充足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资本，要求别人把自己视为“英雄”或“救星”，有资格充当愚昧者的启蒙者和怯懦者的楷模。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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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被某些境外中文媒体奉为民间英雄的人士，也大都是舆论热闹而现实冷清，海外关注而国内却没有多少追随者，甚至在民间内部都找不到众望所归的道义凝聚点。所以，不要指望登高一呼的英雄出现，不要指望出现众望所归的魅力人格，这样的英雄甚至在八九运动中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山头林立、相互不服，即便在开会时举手赞同，执行会议决定时也会突然变脸。即便现在真有智勇双全的民间勇士，也找不到多少铁干追随者。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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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温饱基本保证的社会中，受益最大的精英阶层和利益受损的绝大多数民众，即便心里认定了现存体制必须来个大变化，相对不公平感再强烈，但他们仍然抱有搭便车的态度。所以，知识精英和大众网民共同的网络家园《世纪中国》被封，却没有几个精英、也没有众多受益于该网站的网民出来抗议；名扬海外舆论的草根维权者陈光诚，在国内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即便许多人知道他， 对他的被捕也大都是看客，甚至他为之维权的当地农民，也在官权的软硬兼施下逐渐沉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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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政府权威和民间英雄双双大幅度贬值的现实，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内外力量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正视严酷现实的基础上，民间维权运动不追求夺取政权或社会整体改造的目标，而是致力于民间力量的点滴积累和独立民间社会的建设，即通过改变民间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于奴役的生活方式──来致力于独立246公民社会的扩张。首先，致力于在官权控制薄弱之处扩展民间社会的空间和资源，用不间断的非暴力反抗来压缩官权控制的社会空间；其次，通过民间代价的累计来加大独裁官权的统治成本，将统治者逼入穷于应对、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窘境。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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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立足于民间社会和体制外力量的培育，筹划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247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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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教，早该被废除的恶法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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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支持茅于轼、贺卫方等人废止劳教制度的公民建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强调依法治国，还专门将每年的 12月 4 日设立为全国法制日，意在对全国百姓进行普法教育。但是，中国仍然是一党独裁的国家，党主法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从立法到司法的大权都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公然把一党意志转化为立法的机构是中共人大，公然制定和维持违宪的恶法是政府各部门，公然干预司法的是中共政法委，公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执法违法的人都是执法者。表面是推进法治，骨子里仍然是人治。所以，最应该接受普法教育的，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以及大小官员们。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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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运动的高涨，每年的全国法制日都有民间的上访、请愿、上书和公开信，或争取法定权利，或要求废除恶法，或申诉个人冤案。这些发生在全国法制日的民间维权活动，尽管大都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但起码对中共官权形成了一定的民间压力，也是对中共官员的普法教育。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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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国的 12 月 4 日的不同寻常在于，借助劳教制度实行五十年和全国法制日的契机，民间掀起了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维权小高潮，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无疑是 69 人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交了要求启动对劳动教养进行违宪审查、进而废止该制度的公民建议。这份公民建议的领衔者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法学者贺卫方，参与者大都是执业律师、法学家、教授和学者，也有维权人士、记者、工程师。着名法学家江平先生也曾以个人发言的方式，多次表达了废止劳教制度的意见。248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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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69 人建议再次遭遇“墙里开花墙外红”的窘境之时，国内媒体终于为此发声了。一向开明的《南方周末》在 12 月 6 日发表了《法学界提请对劳教制度启动违宪审查》的报道，报道不仅介绍了这封公民上书的具体内容，而且引述江平先生的意见：“讨论劳教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对剥夺人身自由的裁决权应该给予谁，法院，还是警察？最近的现实还包括，劳动教养已经成为错案、冤案的温床和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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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公民建议书指出了劳教制度的四大违法之处和五大弊端，是此类公民上书中最为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的文本。作为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劳教制度，即便不谈它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公约”等国际法，仅就中共人大制定的法律而言，它也违反了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反了上位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0 年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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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实施），是再明显不过的恶法，其臭名昭着早已有目共睹。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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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一恶法明显违法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的相关规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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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第三款和第五款之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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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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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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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这一恶法明显违反了 2000 年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24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2000 年 6 月 8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通知》（国发（2000） 11 号），要求各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高度重视《立法法》的实施，切实做好各项实施工作，但是，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并没有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改革或废除明显违反《立法法》的劳教制度。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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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这一恶法明显违反 1996 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 64 条第 2 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修订完毕。”遗憾的是，在国务院规定的截至日期已经过了整整十年以后，劳动教养这一违法行政也没有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得到修订。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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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57 年 8 月 3 日中共公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开始，劳教制度的运行已经五十年了。这一制度的最初出台，主要是用于反右和肃反的政治需要。但是由于这一制度的统治成本极为低廉，非常有利于独裁者进行社会控制，于是，改革之初，毛时代的权宜之计变成了邓时代的正规制度。 1979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 1982 年 1 月 21 日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教制度被再度激活并日趋制度化，劳教对象也由政治镇压扩大到普通违法行为； 1992 年 8 月 18日司法部发布第 21 号令《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使劳教制度成为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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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劳动教养对象，《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 1、 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4、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250够刑事处分的； 5、 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科学教研秩序和生活秩序，不够刑事处分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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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 1982 年再次激活的劳动教养制度，仍然延续了 1957 年的劳教决定，其第一功能是为了政治镇压的方便，其次才是针对其他类型的轻微犯罪。劳教制度实施五十年以来，仅据官方统计，先后就有超过 350 万人被劳教过。虽然，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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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多少人是政治劳教的受害者，官方不会公开具体数字，民间也无法掌握准确的量化数字，但自 1999 年镇压法轮功以来，全国起码有 180 多个劳教所关押了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自 2002年民间维权高涨以来，也有许多维权人士被送进劳教所（比如， 2007年 10 月 30 日，帮助中石油及中石化下岗职工维权的重庆人士李国宏，就被河南濮阳中原油田公安分局以“聚众闹事”为由劳教一年半，现关押在濮阳黄埔劳教所）。所以，劳教制度已经成为中共政权肆意践踏人权的制度标本，也是压制信仰、表达、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最有效工具。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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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 10 月 8 日，官方以“造谣、诽谤”和“扰乱社会治安”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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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由，判处我劳教三年。从被警察带出家门前往万寿路派出所，到听候北京市公安局人员宣读劳动教养决定书，至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整个过程只用了十几分钟。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劳教，剥夺国民人身自由这么严重的惩罚，居然可以不经过逮捕、提审、起诉和审判，在十几分钟内搞定，极大地节省了践踏人权的成本。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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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劳教是政治原因，决定来自中共高层。而由于其他原因被劳教的人，大都是由派出所作最初决定，事实上也是最后决定。因为，被捕者是否教养和教养几年，派出所就可以自审、自判、自定，派出所把劳教决定上报分局、市局和劳动教养委员会，大都是例行盖章、走走过场而已。可以说，劳教制度是当今世界最野蛮的恶法，野蛮得那么轻率和荒唐。它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剥夺国民251的人身自由权利，而且，在劳教的执行过程中，被劳教的人也被剥夺了所有的法律救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