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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认识自己，从而改正错误，迎接未来。如果我们上述对共产党和习近平的观察大致不差，那么，结论就是明显的，我们必须改变自秦以来所实行的大一统的郡县制。 6park.com
目前有一种普遍流行的看法，就是共产党只愿意搞经济改革，不愿意搞政治改革。实际上，我觉得，恐怕共产党也是愿意搞政治改革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很可能更愿意搞政治改革：一方面因为他们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样，也想让红色的江山千秋万代；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同样能、甚至更能体会到郡县制的弊端。 6park.com
共产党对中国政治的改革，甚至在延安时期就有了初步的设想。例如那人所共知的毛泽东和黄炎培之间关于如何走出中国朝代循环的历史怪圈的谈话。毛的思路是“靠人民来监督政府”。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一次实践，不过以惨败告终；正像慈禧想靠“义和团”来对抗外部列强行不通一样，毛泽东想靠“造反派”来整肃官僚体系也行不通。搞人民公社，本质上也可以看作一个“避免两极分化”、避免爆发农民起义的实践，结果也以失败告终。之后邓小平试图搞任期制，并尝试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江则民搞了村主任直选；胡锦涛更尝试了一次在200左右高级干部中直选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常委中实行“一票否决”式的“九龙治水”。当然所有这些也都效果不佳，最终都成了不了了之的烂尾工程。 6park.com
总之一句话，在朝的共产党是愿意改革的，只是他们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没有抓住中国政治改革的要害，都是在坚持郡县制整体框架的条件下从事扬汤止沸、修修补补式的改革，自然避免不了失败。 6park.com
那么，我们可以把郡县制完全推倒，推行许多在野的知识分子们所主张的政治改革方案，实行类似西方那样的多党制的宪政民主吗？恐怕也不行。因为，首先从客观条件来分析，宪政民主是建立在庞大的、巩固的、长期的市场经济系统基础之上的。只有经过长期的市场交换体系的熏陶，人们才能逐步养成遵守合同（契约）的风俗习惯。在西方，自1500年开始（英国则更早），市场系统就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逐渐培养了广大懂得遵守契约、也愿意遵守契约民众，而宪政民主就是建立在有长期的遵守契约和法律传统的广大民众基础之上的。而当下中国的市场系统相比于行政系统，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且各级官员和广大民众，在2000年秦制的历史熏陶下，谁都不把契约和法律当回事。而且恰恰相反，长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使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和广大的基层百姓都养成了说空话、说套话、说假话的习惯。官员我这里就不去说他了，单说一下我们普通人吧。恐怕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某个微信群里，如果有个朋友说他的孩子要参加某个征文大赛，需要大家帮助他在某个平台上为他孩子点赞、投票，于是，几乎整个微信群里的朋友们都会跑到那个平台去点赞、投票，谁也不会因为有弄虚作假的嫌疑而脸红。再说一下农村的直选村主任，竞选者公开地给村民们送礼物行贿（一桶油、一袋米之类），而所有的人，包括送不起礼物的竞选者，谁也不觉得有何不妥。当然，如果某个村子里有某个姓氏是多数，那么当选村主任的，一定就是那个大姓之中的人了。 6park.com
也许马上会有人问，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等等，不是都实现了宪政民主吗？它们过去也都是行政系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呀，他们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经过超长期的市场经济的熏陶呀。不错，这些地方确实在较短的时间里搞了宪政民主。但这里有一些特殊的条件。拿日本来说，其真正开始搞宪政民主，是在1945年被美国占领之后，在刺刀的威逼下进行的。至于南韩，由于要依靠美国和朝鲜对抗；台湾由于要依靠美国和大陆对抗；两者都承受了美国的巨大压力，在尽可能拖延了一段时期后，也不得不搞了宪政民主。至于新加坡，则更是长期的英国殖民地。显然，大陆的情况和这些地方完全不同呀。 6park.com
其次，从主观条件方面来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国的行政系统是决不会允许市场系统超过自己的；中国共产党也反复在宪法中强调党的领导，习近平也一再强调决不走宪政民主的“邪路”。可以说，在目前可预测的将来，中国走宪政之路，成功的概率实在太低。再加上前苏联的解体和现在俄罗斯转型失败后的困境，使得有超大体量和超长历史的中国走宪政之路的成功概率几乎等于零了。 6park.com
那么，我们可以反过身来，按照另一些知识分子的设想，重走周朝体制的老路，推行“小共同体本位”，建立类似欧盟的体制，把统一的中国变为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的“诸夏”。恐怕更不行。目前欧洲诸国都是市场系统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整个欧洲靠庞大而统一的市场系统联系在一起，行政上的分裂对他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但中国不同。中国是行政系统占据主导地位，分裂的行政系统轻则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重则导致以邻为壑、甚至爆发类似春秋战国时的混战。周朝自治的老路现在肯定是走不通的，历时20多年的村委会直选的失败，已经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6park.com
那么出路何在呢？恐怕大概率的出路在于，我们要在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上，发挥想想力，独创出一种既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式的宪政民主，也不同于中国古代分封自治和郡县一统的新架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类似的思考。例如在汉代建立之初，就曾实行过郡县和分封并行的混合体制，最后失败了。唐朝李世民时期，也曾考虑过在州一级实行世袭的分封制，在县一级实行中央任命的郡县制，最后不了了之。在明末，许多思想家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例如顾炎武就提出了“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想法，也设想了一个县一级的具体方案，但没有机会实行。当然，在当下的中国，也有学者进行了类似的思考。例如笔者就提出了一种类似“半周半秦”的体制，并设想了一个在各级政府（省、市、县、乡）实行“两权分解，三方共享”的具体方案（简称“两权共享”），等等（详见戎小捷的频道）。 6park.com
    无论如何，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在辛亥革命后尝试过十几年；周朝的封建制和秦朝的郡县制更是分别尝试过几千年；共产党在郡县制框架内的各种摸索也已经70多年。也许是时候了，在朝的共产党幡然醒悟、毅然放弃已经2000年的郡县制，在野的知识分子也幡然醒悟、不再迷恋“三权分立”的西式宪政民主，双方团结起来，共同大胆试点一下半周半秦式的政治改革方案。毕竟，这个方案我们还从没有实际尝试过。而且，这个方案既没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又有极大的党内民主的因素，我想，体制内外的各方精英都可以接受吧，中国的各级干部和广大老百姓也能消化或消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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