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人在世界各地脑残浓度看洗脑的形式!
这个世界存在先天脑残和后天脑残。所谓先天脑残一般是指智力缺陷或者智力发育障碍者,而后天脑残则是无法认清基本的事实,无法使用基本的逻辑规则判断事务;无法认清宇宙、世界、社会和人类的规律,以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无法认清自己在世界、社会,人类世界中的位置,随之造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混乱。
在中国大陆内地有一个指标可以看出各地脑残的浓度,就是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从东向西,以北向南,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可以看出各地的脑残浓度。
排名第一的是东北三省,其次是山东、河北、河南,然后是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再然后是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从这个收视率报表可以看出,越是封闭,越是内陆地区脑残浓度越高。这个脑残浓度不仅仅是对外开放的程度标志,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指标。
经济越是开放发达,民营经济程度高,脑残浓度越低,而那些经济欠发达,以及国营经济占主导的地区脑残浓度则高。
当然和教育水平以及英语教育的水准也有直接关系,有那么一些地区,比如海外华侨聚居区,也有大批的脑残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道理来说,身居海外,不再受到中共在信息和知识上的桎梏,摆脱了强制洗脑。只要稍微有一些好奇心,逻辑思维能力,都可以在海外不受限制的,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料,知识中获得真相,寻找到答案,和正确的历史观。但是海外确实存在一批在海外生活了几十年的脑残,所学到的知识和历史依然是中共阉割后的,所持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依然是中共灌输的。
这样的人不但中文简体圈比比皆是,就是在繁体圈也有数量不小的脑残。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人在很早阶段就实现了信息和认知的自我封闭循环,较早地将中共所灌输的知识奉为真理,不再更新,不再质疑。比较显著的例子就是习近平。
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有对他的认知系统有任何帮助,甚至中国因为改革开放,给人民有限的自由所取得的成就,也没有撼动他在毛时期,文革时期建立的价值观和知识系统。
同样在海外大批的华人,早年由于各种原因逃离大陆,在西方世界自由生存和发展,但是由于教育水平有限,英语能力有限,他们所获得咨询和知识的来源,依然是简体中文圈,中央电视台,基本的历史、价值观教育还是中共歪曲、颠倒黑白的教科书,所以表现出比国内粉红还脑残的状态。令人唏嘘不已!
我们把这种现象广泛地称之为洗脑之后的症状,那么关于洗脑人类心理学家总结了种形式:
第一种:思维休克。
主要特点是“封闭空间,绝对真理”,也是所有洗脑术的基础,就是在封闭的空间里,给你灌输他们认为的绝对真理,使你的思维休克、停止,从而只能接受他的思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闭关锁国的国家,例如朝鲜、中国的毛时代,他们不但杜绝一切外来信息,而且建立了严刑峻法惩戒获得外来信息的人和事。并在他们掌握的教科书、电视台、舆论节目连编累牍地歌颂所谓的伟大领袖,及其思想,灌输完全荒诞的知识,彻底地、完全无漏角地进行洗脑,人彻底变成一个动物。
第二种,角色化。
就像演员一样,为了扮演好一个角色,入戏太深,最后角色生活化,人戏不分。
美国有个斯坦福监狱实验,操作者菲利普·津巴多,把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改成监狱的样子。24个自愿者,一半扮演狱警,一半扮演囚犯。两周试验还没结束就不得不终止了。因为进入角色之后,扮演的狱警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囚犯,囚犯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在第六天,一个囚犯自残,一个囚犯严重抑郁。菲利普·津巴多在其著作讲到角色化对于洗脑的重要性,我让你扮演一个角色,往往你自己就自然而然被洗脑了。角色化是洗脑的一种高级形式,一旦角色化后很难摆脱。比如现实中某些人掌握了“权力”,慢慢就会忘记了自我与初心,忘记了恐惧和道德底线。
在现实中,网络上,很多粉红、僵尸忘记了现实中自己草民的身份,知识短缺,逻辑匮乏的现实,却以“爱国者”自居,每每扮演着战略家、军事家、战狼的角色,自嗨到高潮!对着愚蠢自大的草包独裁者谄媚下跪,无限逢迎,似乎自己就是哪位高高在上的独裁者,挥斥方酋,颐指气使。
通常国内的粉红、战狼,经过社会主义的铁拳,会让他们回到现实;国外的僵尸,则需要经历一次‘排华’,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愚昧无知的僵尸,知道伟大的祖国把他们当韭菜、垃圾。
第三种,从众心理。
和角色化有一致的地方,都是先入戏,再进入集体,最后被同化的过程。不同的是,角色化是最初自己心甘情愿的扮演,从众心理一开始是抗拒的,最后就是迫于集体的压力而随波逐流。
在文革时期,那些被洗脑的革命青年,除了长期领袖光明正确的灌输,让他们丧失理智、人性,对着妇孺老幼大打出手,还有一个就是从众性的心理,所谓人多就没有犯罪,使得他们冲破人类的良知底线
第四种,习得性无助。
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提出的,他用狗作了一项经典实验: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狗以痛苦的电击。多次实验后,就算笼子打开,但只要蜂音器一响,还没电击,此时的狗不但不会逃出笼子,而是立刻倒地呻吟、浑身颤抖。本来可以主动逃跑的,最后只能绝望的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这里的关键就是奖罚分明的制度,顺者昌逆者亡,奖罚分明,不听话就狠狠的打,顺从就重重的赏。社会上很多机构都在使用这种手段,这种手段是维护迫害合理性的一种方式,也是非常关键的洗脑方式。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摩根·弗里曼说出了一个概念“Institution”(制度化),那个在监狱里生活了50年的人,在获得假释时却无所适从,挟制一个来告别的狱友,以此来获得继续留在监狱的方法,最后回到社会后因为无法适应而自杀。
监狱是有形的围墙,其实真正束缚我们的是心灵的围墙,比如这个Institution(制度化):条条框框下形成惯性,让你制度化、格式化、专业化、职业化。对待这样的Institution,有人先是反抗,被打压:再反抗,再被打压;周而复始,慢慢屈服;有的最后还爱上了它。
也许我们几十年后某一天忽然发现,自己怎么变成这么的世俗,这样的面目可憎,怎么变成了我当初最讨厌的那一类人。可能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被Institution(制度化)了。
这种制度化的洗脑,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理性、理智,而把那些不合理、丧心病狂的举措行为当做了正常,把自己的奴隶身份当做一种骄傲。
这在朝鲜、中国、伊斯兰国度里,屡见不鲜,成为一种人类基本形态。他们通过制度化的变异,成为人性走兽而不知,甚至就是摆脱了制度化的牢笼,也会自觉地自我设置“信息蚕房”,自觉地屏蔽不同的声音,相左的信息,不断深化自己制度化的认知。这在海外僵尸中,表现出最显著的思维和行为特征。
摆脱洗脑需要人类的高级智慧特征,人类的抽象和逻辑思维能力,质疑和探索。但是大多数人类,一旦进入了制度化的奴役,终身难以摆脱出来。
这就是很多参加过文革的老人,过去在中国接受教育的海外僵尸,致死都无法认清文革荒诞的本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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