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四年 6park.com


尊敬的
方济各教宗阁下
罗马教廷及诸位神职人士
中国和世界各国天主教会
全世界天主教众及其他基督教分支的教众
   我叫王庆民，是一位旅居欧洲的中国作家、人权活动人士。我有许多想说的话，希望向尊贵的方济各教宗、罗马天主教教廷、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其他基督教分支的教士和信徒，公开的诉说和请求。
   华夏大地、中华儿女，与天主教/基督教的渊源，久远绵长。从1500年前的唐代，就有基督教的分支进入中国，传播福音。而到了元代与明代，天主教士们正式的、大规模的来到遥远东方的中华沃土。
   这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利玛窦（Matteo Ricci）教士。这位从亚平宁半岛上的教宗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华的异域使者，以及他的同伴们，将西方的科学、数学、哲学知识，以及天文历法、地理图形，传递到了东方的明王朝。利玛窦教士对于华夏民族/汉民族的勤劳、善良、守序、知礼，种种人性美德，有着深刻的印象和高度评价。哪怕这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是基督徒。
   利玛窦先生如此赞赏中华儿女，反映了基督教提倡的真善美教义、神爱世人的博爱精神，与东方儒家推崇的人性美德、仁爱思想，是一致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也都是崇尚良善的习俗且心灵相通的。
   在明代的近300年里，圣方济·沙勿略（Franciscus Xaverius）、汤若望（Adam Schall）、罗文藻（Gregorio Lopez）等许多天主教士，也为中国带来了福音和知识。虽然其他人没有利玛窦教士那样知名，但都和利玛窦一样，怀着虔诚的心，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就是伟大的第一波“西学东渐”。他们是相隔万里的中西方之间的纽带，是“文化丝绸之路”。中华的厚重文化、深邃思想、历史记忆，也由他们带向西方。


    明朝的大臣、科学家徐光启等人还皈依了天主教，传承与发展了西方的科学，张扬了基督福音。中国从官员到平民对天主教的接纳，也反映了中华文化与中国人民的包容精神。在汉文明主导时期的中国，儒学、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能够和谐并存、相互借鉴和融合。在这一点上，中国胜过了当时的欧洲、中东、非洲、日本、印度、东南亚，是真正博爱与多元的国度。


    在明清易代之际，许多传教士与汉族人民，一起经历了中华历史浩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教士的《鞑靼战记》记录了这场浩劫的种种细节，圣刘方济等教士们（Francisco Fernández de Capillas）罹难。当时的明王朝永历皇帝，在民族危难时求助罗马教廷，愿将中华大地和子民尽归基督世界。但可惜天高路远，你们不及援救。中华自此神州陆沉。但基督教信仰已在中华扎根。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借助了基督教的教义。


    在中华大地被异族残酷压迫二百多年后，伴随着列强与清廷的战争，中国“闭关锁国”的结束和国门打开，基督教传教士再次大规模来到中国。你们兴办教育、建立医院、传播科学，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不过，由于基督教士卷入了帝国战争、中国内部矛盾，以及部分教士与中国民众的纠纷，爆发了悲剧性的义和团运动。这个过程中，200多名天主教及其他基督教派的教士与修女，这些手无寸铁且为中国文教医疗付出巨大心血的和平人士，不幸殉难。其中尤其以“耶稣的玛丽·艾尔米内（Marie-Hermine of Jesus）”及她的六位女同伴（七人都是修女）的牺牲，最为令人痛心。而艾士杰（Gregorio Maria Grassi）殉道者、郭西德（Santo Alberico Crescitelli）殉道者等教士，同样令人感佩。他们的血洒在了中华，他们的魂回归了天堂。


   义和团悲剧发生后，你们没有大行报复，相反却以德报怨，在中国建设更多学校、传播现代的人文与科学知识，启蒙在满清专制统治下残忍又愚昧、可恨更可怜的人民。基督教会、西方其他一些官方和非政府组织，还资助许多中国人前往欧美留学，让许多本来一辈子不识字或只读科举明经之书的中国人有幸得到极高水平的现代教育。这样的胸怀之博大，亚欧大陆的崇山峻岭都难以阻隔；这样的恩情之深厚，从台伯河到黄河奔流不息的江水都诉说不尽。


  正是在你们的帮助下，中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启了经济革新、政治革命、文化更新，实现了经济和科技的近现代化，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及此前的晚清时期）的教育、医疗、科学，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天主教、新教等基督教力量的参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史上杰出的功勋。例如李提摩太先生，创办了山西大学及其他人文与实业成就。而北京和南京许多大学、中学、医院，如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震旦大学等，也都是耶稣的使徒所创办和运营。


   但后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弘扬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价值观，推动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逐渐排斥在华的基督教/天主教势力，许多教会兴办的学校和医院被改制，宗教教育弱化乃至取消。站在维护中国主权、捍卫中国人自身独立价值观、推动社会更加进步的立场，这些行为是必要的。但这伤害了许多真心帮助中国人民的天主教及其他教派人士的感情和利益。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和中共政权建立，以及日本侵略者和中共统治集团对中国人民残酷的杀戮与迫害，让中国人民饱受苦难。而此前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削弱，让中国人民缺乏组织力，更丧失了与世界更紧密的连接与更有力的外援。从这一点上看，民国时的“去基督教运动”，是我们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主权独立和世俗主义，疏远了这世界上最真诚无私帮助中国的力量-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致使中国遭遇更大的灾难，也让人类文明变得残缺。


   但在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基督教力量逐渐退出中国时，仍然有许多坚守在中国的教士、修女、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为拯救和帮助中国人民，做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其中最值得敬佩的，是美国基督会的教士明妮·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女士。她在1937年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和其他教士、同事、友人，拯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尤其保护了许多妇女和儿童。她可谓是“东方的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她写下的《魏特琳日记》，也成为记录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极重要证据。而她后来的自杀，令人悲痛和惋惜。她的自杀与目睹日军暴行、拯救难民过程中被日军残酷对待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是为中国人民而死的，是悲壮的殉难。


   而另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的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女士，在中国生活几十年，和中国人同甘苦、共患难。她在中国江南地区成长，在金陵大学培育中国学生，记录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并支持中国的社会革新运动与抵抗外敌的抗战。回到美国后，她也没有忘记中国人民，饱含深情写下了许多回忆和文学作品。赛珍珠女士的文字，与中国伟大诗人杜甫的诗作一样，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爱民救世的精神。她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理解中国。她是西方血统，却是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女儿。她是中国与美国、儒家世界与基督教世界沟通的彩虹桥。


    如果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对基督教只是削弱影响力，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时代，则是几乎完全清除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现实影响。无论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都被解散或编入官方操纵的“三自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外国传教士纷纷被驱逐出境，不得不离开他们深爱的中国。许多中国本土的教士和修女被逮捕入狱，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残酷批斗、羞辱，其中一些人被杀害或自杀。


   其中，天主教上海主教区的龚品梅（Cardinal Ignatius Kung Pin-mei）主教，被诬陷为“反革命”，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监狱仍然坚守信仰，拒绝妥协认罪，坐牢三十年，直到邓小平时期重获自由。他在获释和离开中国后，仍然坚持为中国的宗教自由而奔走呼号。他的坚韧顽强，既有基督徒的牺牲精神，也有东方士大夫的道德风骨，令人肃然起敬。


  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政治风暴期间，不畏死亡的向毛泽东挑战的中国政治抗争者林昭女士，也是基督徒（或起码一度有基督教信仰）。由于她留下的文献有限，难以得知她对基督教详细的看法。但她顽强的与红色极权斗争、在毛泽东这个“红太阳”最为炙热时对其发起挑战，或许是有基督教思想和文化，给予了她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吧。她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借普罗米修斯之口控诉残暴的希腊众神之王宙斯，就像《圣经》对魔鬼撒旦的怒斥，控诉人间暴君毛泽东的累累恶行。她最终被处决，无论现世的中华大地，还是基督教的异域天国，都有给她的荣誉坐席。


   而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因为政治运动和军事镇压、大饥荒、各种极端政策，中国有超过5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至少有300万人是被直接杀死。这数千万死亡者中，包括着巨大数量的妇女、儿童、残疾人、各种弱势者，也包括基督教士、修女、普通基督徒。这些生命被使用极为残暴和具羞辱性的方式摧毁。这是多么巨大的悲剧啊！而幸存者也往往残疾、精神失常、变得麻木，丧失了尊严，这些伤害对中国人的毒害持续至今。这是地狱里的景象，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最大的、也最被忽视的浩劫。这不仅是中国的惊天“人祸”，也是整个世界的耻辱。


   而经济、文化、民生，也都在毛时代遭到极大破坏，极端贫困笼罩着整个中国大陆。无论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文明，都在毛泽东时代被极大毁坏，危害同样持续到今天。这是伟大的汉民族，在近现代遭遇的与日本侵略同等（甚至一些方面更严重）的伤害，中华文明遭遇毁灭性打击。自满清时期后，中国再一次落后于西方及日本等繁荣国家，也又一次长期闭锁了国家大门、与世界相对隔绝。中国就这样沉沦了许久，且当时的恶果对此后至今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今日中国的种种丑恶，都能寻迹到毛泽东时代作恶制造的源头。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走出毛时代的狂暴与极端反常，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也有所恢复。但中共仍然在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而中国也存在广泛的人权侵犯。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谈这些历史，并不只是谈历史。我是以讲述天主教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关系，作为引子和纽带，请求罗马教廷、天主教会、各派基督教徒、世界上一切热爱正义的人们，一起来改变中国现状、促进中国人权、拯救受难的中国人民。


   相对于较为开明和有变革希望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最近十年，中共的专制统治，越发变得残酷无情。而中国人民在最近几年里，也遭受了更多的苦难。


  自2013年起，以习近平为首的统治集团，撕下了中共开明的面具，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密集而强横的扫荡，禁止言论和媒体，迫害政治抗争者，使用酷刑、监禁、骚扰等方式对待反抗的人民和各种弱势群体。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郝劲松，就是最典型的四位良心犯。而实行的对抗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更是导致中国人权侵害广度扩大、深度加深，经济衰退、大量民众失业破产、恶性暴力事件频繁……


   在习近平和中共统治下，中国蓝领工人工作在缺乏劳动保障、需要长年加班工作的“血汗工厂”，而白领阶层也需要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六天，即“996”；


    中国的农民，不仅要做繁重的劳动，大多数人还非常贫困，月收入不足1000人民币（约合130欧元），超过60岁每月仅100多元（约15欧元）的退休金；


   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学生（尤其河北省、河南省、江苏省、四川省、湖南省等地的中学生），需要从早上5:30学习到晚上10：30，期间吃饭时间都被严格限制，每两个星期才能放一天假期；


    中国的许多服务业者，尤其个体经营者和家政人员，没有尊严，如同仆人一样为既得利益者服务，许多还被城市管理人员驱逐、被雇主欺凌甚至性侵害；
   
   中国的妇女，大多数都遭遇过侵害和不公不义，还有些遭遇长期的家庭暴力，但却求助无门，处在绝望中。她们上学和工作（包括家庭工作）中也遭到各种歧视和压榨，不能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地位、尊严、报酬，乃至没有基本的安全感；


   中国的残疾人，大多数都不能正常上街，因为环境太不友好，只能在家中苟且偷生，且往往受到家人的暴力和虐待。


   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自由和快乐，为生存而生存，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都是缺乏或者低质量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半生都在挣钱偿还房贷，一旦有人得了重病往往全家倾家荡产，许多老人因为无钱养老和看病而自杀；


……


   这一切应该改变。中国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汉民族和中华文明，为中国、亚洲、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后来因为内部的压迫和外部的入侵，它遭受巨大的伤害，走向歧途。


   面对中国的困境和人民的苦难，我曾经了解、观察、求助过不少国家政府和民间组织，希望世界各国各方人士，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可换来的，普遍是冷漠和拒绝。我也逐渐发现，这世界上各国、各族群、各种组织，往往都是自私自利的，包括许多标榜人权的机构，并不真的在乎人权，乃至为一己之私撒谎、损人利己、双重标准。


   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的一些势力（从政府官员到民间组织），甚至有意扶植“低人权”的中共，这比中国民主化，更利于他们自身利益。另外，他们更加热衷于关注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中国边缘地带的人权问题，而忽略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中国大陆本土汉族人民的利益。他们甚至有意扶植少数族群，以遏制主体族群。这也能看出他们人权关怀的选择性和功利性。人权对他们而言更多是工具，而非真正在意人的尊严与福祉。而各种人权组织，虽然比各国政府更关注人权议题，但在中国问题上的大致立场也是如此。


  而香港、台湾、维族、藏人，也都集中关心自身的独立自由，对中国大陆汉族的人权并不关心，有时还带有强烈敌视的态度。中国大陆汉族人虽然的确与他们有一些冲突，但大多是中共政权的裹挟与挑唆，而非这些汉族人基于汉民族主义的自发与独立行为。


   当今的中国，是被集中在北京及以北地区的势力把持，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汉族人民，只是政权吸血及利用的工具，被政权用来与少数民族相互制衡，最终中共特权集团坐收渔利。而近几十年（包括当今）中国人许多暴力和阴险的言行，缺乏同情心和野蛮的行为，也是受北亚/内亚地区“满（满洲）蒙（蒙古）价值观”和影响，而非汉民族自身的特性。


  而中共政权对内残酷压迫、对外与西方及文明世界敌对，同样是把持政权与话语权的中共权贵集团、满清政权后继者、亲日分子所为，而非广大中国人民的真实意愿。中国人民、汉族人民，和历史上的汉族王朝及中华民国一样，是非常亲近西方，愿意接受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融入世界的。


  在这样的境况下，中国大陆的约13亿汉族公民，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流亡者、中下阶层的海外华人，就成了最受压迫、力量最分散、最被忽视、最缺乏维权能力、最无话语权的族群大众。


   由于历史上汉民族构建的中断、当今中共政权对民间自组织的摧毁，这十多亿中国人处在一盘散沙、缺乏信仰、没有组织能力和团结性、对他人苦难冷漠甚至讥讽、相互零和竞争乃至相互坑害的状态中。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敌人，每个小团体和每个小团体都是相互提防和坑害的，每时每刻人们都在相互算计和斗争中。每天中国的人与人之间都在发生着微型的“战争”（虽然大多数没有流血，但也在以不见血的方式损害着他人），没有和平与安宁。中国人的精神也是贫乏的、劣质的。经历屡次内部压迫和外敌入侵的破坏、中共对自由的禁制，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与厚重民族精神，尤其仁爱好礼、宽容友善的品质，已经很难在当今大多数中国人身上看到。


   还有一些中国人、汉族人，虽然有信仰，却信奉了邪教、极端宗教派别，笃信阴谋论，与普世价值和基督教真善美的追求背道而驰。而且，许多到了海外生活的中国人，仍然是一盘散沙，同样没有信仰或误入歧途，成为极端主义和阴谋论的拥趸。


   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这十多亿华人/汉人/中国人，在迷惘、痛苦、绝望、麻木中生活与死亡。


   作为这十几亿中国人的一员，我个人也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到了这个族群遭遇的伤害、孤立、绝望。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却处在遭受如此严重不公不义的境地，并被世界所忽略或有意无视。我十分的痛心、愤怒、忧虑。


  正是这样的境况下，我想到了基督教、天主教，想到了方济各教宗和罗马教廷。我想，或许你们是能够拯救中国、帮助汉族人和海外华人的唯一力量。


   作为一位重点研究社会时事和国际政治的作家，我时常听闻现任教宗方济各阁下的名字和事迹，对教宗阁下秉持开明和进步主义思想、极为关怀弱势者、尊崇科学理性、包容不同信仰群体的立场和做法，是极为敬佩和高度认同的。


   在我心目中，当今的方济各教宗阁下是世界历史上最进步的宗教领袖，也是最伟大和最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宗教界人物之一。最近数百年的宗教人士中，只有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能够相比，其他的人均不能及。方济各教宗能够在宗教界保守氛围浓重的环境下，超越原教旨和突破守旧主义的阻碍，坚持进步价值观，将人道与人权置于宗教教条之上，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进步、包容的世界，令我赞佩不已。


   我也知道，方济各教宗对于中国有着独特的好感，他的发言、政策、立场，都说明他是最为亲近中国人民的宗教领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饱受欺凌、物质和精神都贫乏、待关爱、待救助的普罗大众。中国这种社会境况，与教宗出身的拉美地区类似。立足平民和现实诉求的“解放神学”，比着重强调尊奉宗教的清规戒律和传统习惯的保守派意识形态，更符合实际、更顺应时代浪潮、更利于救助受难的人民。


  最近几年，在中共倒行逆施和国际右翼反华反中势力的共同作恶下，中国及中国人民日益孤立于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方济各教宗能够冲破各种阻挠、不畏压力与批评，向中国人民伸出橄榄枝，将上帝之爱播向这充满贫困与暴力的土地，可谓弥足珍贵。用中国的谚语就是“久旱逢甘霖”、“雪中送炭”、“危难见真情”，让经历无数磨难、生活在冷漠中的中国民众，感受到了真诚而热切的爱。所有的中国人民，无论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还是其他宗教信仰者、无神论者，都是耶稣爱的对象，都是上帝接纳和施恩的子民。


   至于在接触中国人民过程中，向中共和中国政府妥协，我是完全理解乃至支持的。无论如何，中共是当今中国的实际执政者，想要传播福音、帮助中国人民，无法绕开当权的中共；也不可能在没有中国政府协助下，自行发展中国天主教的力量。面对这样的现实，妥协是必要的，是明智的，是伟大的。而且即便对于邪恶的力量、各种恶棍，也要展现包容和友善，这也正是耶稣宽容精神的真谛。


   （只是这样的妥协，要有理有节，无论从现在还是长远都应注重于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而想方设法避免被专制政权利用、成为巩固其暴政的工具。另外，我也希望教宗和教廷明白，中共政权并不是一个左翼进步政权，而是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部殖民主义政权，仅仅是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罢了。它是非常蔑视人权，尤其践踏弱势群体权利的）


   我也对由官方和梵蒂冈共同认可的“三自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不持恶感。在对教义的解释和价值观上，“三自教会”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强调宗教的心灵安慰作用，并不干预信徒日常生活，而不至于原教旨化和极端化。


   相反，许多未被中国官方认可、也未被梵蒂冈认可的“独立教会”、“家庭教会”、“地下教会”，虽然反对专制和共产主义，却极度保守、极端、原教旨化，对信众软硬兼施的操控，排斥世俗生活、强调对主教个人的忠诚、反对女权和LGBT权利、相信阴谋论、拒斥科学与现代医疗，还支持例如特朗普这样品质败坏的政治野心家。许多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都是加入了这样的教会、秉持极右保守的价值观、听信阴谋论。他们为了反对中共专制，走入了另一种歧途。这是可悲的，令人痛惜的。（当然我并非说所有“独立教会”、教士、信徒，都是如此，但这样的情况确实是普遍的）


   中国的“独立教会”如此糟糕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说明它们绝不是未来中国基督教发展、公民自组织建设、拯救中国国民的可靠力量。


   不止是中国的“独立教会”价值观和行为令人失望，整个中国各种政治势力，无论中国官方的党和政府，还是各路政治反对派组织和人士，都是令人失望的。


   由于近现代中国遭遇的满清殖民统治、日本入侵、中共专制独裁，极大的破坏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文化现代化、公民组织化。毛泽东时期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暴力镇压，尤其“文化大革命”的残酷破坏，打断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承、摧毁了中国的思想根基、异化了社会、扭曲了人心。而改革开放之后的唯利是图与精致利己思潮的泛滥，同样荼毒了人心、败坏了国家和民族。而中共也长期压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禁止独立于政权的公民组织的公开存在、迫害有良知的反抗者。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普遍缺乏正常的知识、常识，很多人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的能力，更缺失良知和责任感，没有信仰和原则，无论思想还是做事，都没有道德底线，普遍是犬儒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在涉及私人利益的竞争中贪婪、不择手段，对公共利益麻木，崇拜强者和暴力，歧视和凌辱弱者。整个社会处于“互害”的状态。


  即便那些反对专制的中国人，也往往是中共统治者的镜像，反对中国的专制独裁，却拥护其他国家和族群的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还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他们甚至痛恨自己的血统、侮辱自己的祖国，仇恨自己的同胞（而非只是反对中共和统治集团）。这多么可悲又可怜啊。


   这样的中国人，显然是不能担负拯救中国人民、让中国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重任的。即便他们推翻了当今中共专制统治，也只是将中国拉入另外一种黑暗的深渊，甚至会比当今的中国更可怕，中国人民受难比现在更深重。


   而且，如今的中国人尤其汉族人，也并没有成规模的、足够形成较大现实影响力的组织力量。人们处在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的、原子化的状态。而中共并不能提供正常的保护和服务，反而迫害他们，让这些分散的中国人遭受更大苦难。


   例如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中共犯下一系列侵犯人权的罪行，如限制人民人身自由、通过防疫方式勒索人民财务、剥夺弱势群体谋生的机会。但人们就因为没有自组织能力，而难以反抗，只能任人摆布。数亿中国人民在“封城”、“隔离”政策下过三年“监狱”生活。虽然在2022年底，中国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并促成“清零”政策的结束，但只是昙花一现。如今的中国人仍然在各自的“孤岛”受难，而孤立无援。即便有些人权组织愿意帮助中国人、汉族人，相对于极为庞大的中国人口数量，他们的组织规模也太小、力量也太弱了。


   那么，能够承担拯救十多亿中国人重任的、让亚欧大陆东方沃土得到自由的，只有罗马教廷主导的世界天主教力量、梵蒂冈所认可的中国各地基督教会。虽然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在历史上也有过战争和压迫的污点，但在冷战结束前夕至今，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巨大积极力量。


    其实，我个人是无神论者，并不信奉任何宗教。但历经许多年的人生磨难、见识到了许多人和事，尤其人性根深蒂固的缺陷、以世俗主义思想改变现实的局限性，我逐渐明白了宗教信仰的必要、许多基督教教士救世的虔诚、天主教会对近现代中国和世界的贡献。即便共产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也说过“宗教是苦难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中的有情”，肯定了宗教的价值、对平民大众的正面意义。这世界上很多事，尤其人的种种精神需求，世俗主义是难以真正满足的，需要宗教信仰填补现世的不足，苦难的人们也需要来自超然者的精神慰藉。


    而20世纪的许多世俗和左翼革命、误入歧途，导致许多灾难。声称代表工人农民、打着解放全人类旗帜的共产主义革命，造成了几亿人死于非命，并催生了许多极权暴政国家。苏联、红色中国、朝鲜金家世袭政权、柬埔寨红色高棉，都以“革命”和“解放”的名义肆意杀戮、破坏文献、摧残文明。他们所作所为，远超过中世纪宗教力量迫害造成的悲剧后果。


   当共产主义运动及带来的暴动和战争，给世界留下一片狼藉后，还剩下许多残留的独裁者、专制的“利维坦”机器、失去信念的大众。中国就是典型。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最需要聆听福音、得到帮助、重获新生。对于天主教会、教士和修女们，这样的土地和人民，也正是未开发的沃土，是基督教文明拓展潜力最大的地方。


   《圣经》有言：“不是健康的人要找医生，是有病的人需要（路加福音5：31-32）”。这里的人们，是迫切需要拯救的。前面我已经讲述了习近平统治下最近十年中国人恶劣的生存状况。这些简单的概括，背后是无数人尊严的丧失、生命的毁坏。万物有灵，无论按照基督教教义还是其他宗教或非宗教价值观，生命都是最可贵的，人的灵魂和尊严也是宝贵的。


   可在中国，人的权利横遭践踏，无力反抗的人民逆来顺受、麻木不仁，或将苦难转嫁给更弱者，如对妇女儿童施加暴力、虐待猫和狗等不会说人类语言的小动物。人与人之间相互没有信任、对他人充满恶意，将伤害而非关爱作为对待他人（尤其立场和利益有别的人）的方式。无论现实世界还是互联网上，都能清晰的感知到这种境况。而种种悲剧就在大规模发生着。


   经济衰退下失业的中国工人、因购买“烂尾楼”债台高筑的工薪阶层、因股市暴跌破产的中国中产精英、被扣电动车给警察下跪的外卖员、学业压力和家庭不和下跳楼自杀的江苏中学生、在河南郑州被殴打的追索被银行侵吞存款的储户、每个月仅有150元人民币（约合20欧元）养老金的农村老人、在监狱里被羞辱虐待的政治犯和他们被限制自由的家人、徐州丰县被铁链锁着病被长期强奸和虐待的妇女、网上传播的许多虐待猫咪视频中的猫咪……经历着看似不同、本质都是系统性迫害造成的苦难。


   而扼杀言论自由，让人们难以诉说苦难、指控不公；阻断公民自组织，让人们无法团结起来反抗；愚民教育下，人们不会分辨是非、黑白倒错，不知悲剧的根源、不懂反思、无心也无力改变。很多人变得麻木不仁、愤世嫉俗，只能通过“躺平”消极反抗。这不能撼动现实，只是让民族继续沉沦，弱势群体更加无助。而还有很多人则加入了黑暗，成为新的作恶者，让“昏迷”与“强暴”继续蔓延。


   看似秩序井然的中国，暗处充满着暴力与阴险。表面的和平，完全是依靠暴力和监视系统，压制着丑恶的公开化。和平有序的表象下，是普遍的失序。无论中国现实社会，还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都处于崩坏状态。伦常和理性不再起到作用，只剩下生理本能和欲望构成的兽性，主导着人们的观念和言行。
   
    如若继续这样下去，中国将成为巨型的“索多玛”，每个人都成为他人伤害的受难者，每个人又成为伤害他人的罪人，地狱也不过如此。如果不能让中国变得正常，如果中国人不能被拉出罪恶深渊，种种丑恶也将以各种方式传染世界，让全人类都变得堕落。《圣经》有言：“上主决不喜欢恶人丧亡，但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则33：11）。”上帝难道愿意看到中国人持久堕落下去吗？何况在极度苦难和互害中，还有许多良善的坚守者，如医生高耀洁、律师许志永、人权活动家郭飞雄……中国的义人颇多，远不止索多玛只有一个罗德。
   
    我之所以迫切请求，还因为未来中国和世界，都面临一个重大的危机。那就是气候变暖造成的全球天气异常，并诱发各种灾难。近年来，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已经出现了许多与气候危机有关的灾祸，例如河南省等中国中部省份的洪灾、四川的干旱、中国南方的“热射病”，以及东南亚和南亚的洪水灾害，都已经造成远比以往水旱灾害更多的死亡和更大的损失。即便发达的美国和欧洲，气候异常也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