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西征已经过去了将近8个世纪，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它是东西方的最猛烈的一次碰撞。蒙古第二次西征由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担任统帅，1238年攻陷基辅罗斯，1241年上半年攻陷波兰和匈牙利，重创条顿骑士团，6月逼近神圣罗马帝国首都维也纳，年末撤军。后人往往将蒙古撤军的原因归结为窝阔台大汗驾崩，蒙古军队不战而退。但是，拔都从维也纳城下撤军另有原因。在这段历史里，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诸侯和条顿骑士团发挥的作用被忽视了。
利格尼茨，蒙古大军队向西推进的最远点
攻陷基辅罗斯后，蒙古大军兵分两路，向欧洲进攻。1241年3月萨蒂河之战（Battle of the Tisza River）里，主帅拔都率领的军队击败了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King of Bela），后者弃国逃亡。4月9日，由海都带领的另一支蒙古军队又打响了利格尼茨战役（Battle of Liegnitz）。他们的对手是波兰的亨利公爵和德意志的条顿骑士团。
历史学家迈克尔·普劳丁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中译名：《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遗产》）详细记述了这场战役的来龙去脉：“此前，海都则率骑兵扫荡波兰，三支波兰军队试图阻挡海都，但被打得溃不成军。3月24日，古老而著名的克拉科夫城化为灰烬；4月初，布雷斯劳地区废墟一片；4 月8日，海都全军在利格尼茨城外集结。而在利格尼茨城内，西里西亚的亨利公爵集合所有力量，共同对抗蒙古大军。”
利格尼茨战役 想象图

亨利集结了波兰军队的残部，并且得到了一些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的骑士支持，也许还有医院骑士团的支持。此外还有一些德国人也响应了他的求助，包括奥地利公爵弗里德里希·巴本伯格（Friedrich Babenberger），还有来自巴伐利亚的矿工，武装的市民等。[1]
关于这场战役的具体经过，普劳丁的书这样描述道：“两军尚未相接，蒙古大军致命的箭雨便射向亨利公爵的前方四个战阵，军队四散而逃。但等到全副武装的骑士加入战斗，整个战势好像有所转变，经过短暂却激烈的反击后，蒙古人开始撤退。骑士团欣然大喊，开始追击他们，却正中圈套……他们（蒙古人）发现自己的弓箭对全副武装的骑士不起作用，便想出对策，射保护较少的战马。一旦摔落下马，全副武装的骑士便无法再去抵抗。紧接着在步兵战斗时，空中突然升起了带恶臭的烟雾，让亨利的军队陷入混乱，他们看不到躲在烟雾之后的鞑靼（蒙古）人。有了烟雾屏障，蒙古人一举击破亨利的军队……此次战争结束两天后，蒙古人就在萨耀河畔的战争中首次使用火药……亨利公爵、大部分骑士、贵族以及更多的步兵死于维耳斯达特。据编年史家记载，死亡人数为3万到4 万。”[2]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里引用白莱脱胥乃窦（出生在俄国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说法称，此战之后，“四境之人，恐慌达于极点，难以笔述。”[3]
蒙古军队把亨利公爵的头颅挂在长矛上，作为战利品放置在利格尼茨城门前，以此恐吓守军投降，但未曾如愿。蒙古军队虽然大获全胜，但也被条顿骑士团重创，无力继续向奥德河推进。利格尼茨，成为蒙古军队向西推进的最远点。
腓特烈二世坚壁清野，组建“统一战线”
在利格尼茨战役里，蒙古军队的缺点也已经暴露在欧洲人面前。虽然他们骁勇善战，机动灵活，但是缺少攻城器械，护甲薄弱，而且长途奔袭，缺少补给。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觉察到了这些特点，决定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命令军队待在据点，各路诸侯加强防御，广造工事。[4]1241年6月20日，他颁布帝国法令，传谕施瓦本、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的所有封臣，指示军队要避免与蒙古人进行野战，在每个要塞和要塞中囤积所有粮食库存，并武装所有可能的征兵和普通民众。[5]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包括意大利，都出现了建造城堡和城市防御工事的热潮。[6]按照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指示，奥地利的腓特烈公爵主动出资，自费加固边境城堡。[7]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一世（King Wenceslaus I of Bohemia）则加固了每座城堡，并为它们提供了物资，还派兵驻防境内的各个修道院，以便将它们都变成平民的避难所。[8]
腓特烈二世一直密切关注蒙古人的最新活动。1241年6月，一封呈给他的信显示，蒙古人现在正在使用抢来的匈牙利盔甲。[9]因此，他特别下令使用弩，并召集了大量弓弩手，以针对蒙古人的弱点进行打击。[10]
腓特烈二世还积极寻求外国盟友和罗马天主教会支持。6月20日，他在法恩扎（Faenza）发布了《反鞑靼通谕》（Encyclica contra Tartaros），写给西班牙、威尔士、爱尔兰、英格兰、施瓦本、丹麦、意大利、勃艮第、克里特岛、塞浦路斯、西西里岛、苏格兰和挪威，宣布基辅陷落、匈牙利被入侵和德国面临的威胁，并要求每个基督教国家投入适当的人员和武器配额，以保卫基督教世界。腓特烈二世还宣称，先前与自己不和的匈牙利国王已经臣服，接受自己的庇护。[11]同时代的神父马修·帕里斯认为，腓特烈意识到蒙古人构成的危险，并严峻地评估了局势，但也试图利用它与教皇争权，将自己塑造为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12]
教皇格列高利九世

腓特烈二世与罗马教廷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积怨已久，后者曾两次参与针对他的政变。顾虑到这一点，腓特烈二世以年仅13岁的儿子康拉德四世（Konrad IV）——德意志国王的名义寻求教会支持。4月25日，德国的摄政主教齐格弗里德三世（Siegfried III）在黑尔福德（Hiarwede）召集德意志主教，颁布了十字军东征的指示。在他的支持下，康拉德四世于5月19日宣誓成为十字军战士，还宣布全德国达成领土和平（Landfrieden），以便集中兵力对抗蒙古人。[13]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虽然与腓特烈二世交恶，仍然愿意支持他的儿子。6月，教皇写信给德国几位主教，为十字军东征提供支持，推波助澜。[14]在德国各地，如美因茨、科隆、特里尔，康斯坦茨教区、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市等教区，德意志的教会进行了动员，主教们为这一事业募集捐款。[15][16]7月1日，按照康拉德国王的命令，十字军在纽伦堡集结。[17]
位于德国黑尔福德的教堂，1241年十字军东征发布地

维也纳城下的挫败与大汗的驾崩
对蒙古大军来说，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是既定目标。《元史》里认为，波兰和德意志都需要“平之”。腓特烈二世也曾收到拔都的招降信。[18]德意志诸侯们的信件也可以提供佐证。腓特烈公爵在给教皇和皇帝的信中说，蒙古突袭部队在5月底到6月初从匈牙利进入奥地利，洗劫奥地利北部的科尔新堡（Korneuburg），此地距离维也纳仅有12公里。[19]1241年6月13 日，在写给德意志国王康拉德四世的信中，腓特烈公爵也报告了蒙古人对奥地利造成的损害，并估计他在摩拉瓦河畔杀死了300名蒙古人。在6月22日写给康斯坦茨主教亨利的信中，腓特烈估计蒙古人已经死亡700人。[20]
不久后，有蒙古人渡过多瑙河，抵达维也纳市南部的维也纳新城。神父马修·帕里斯引用了目击者纳博讷的伊沃（Ivo of Narbonne）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瓦茨拉夫一世国王、腓特烈公爵、阿奎莱亚大牧首贝特霍尔德（Patriarch Berthold of Aquileia）、卡林西亚公爵伯纳德（Duke Bernard of Carinthia）、巴登侯爵赫尔曼五世（Margrave Herman V of Baden）等人将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从蒙古军队手中解救出来。[21]
1241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由于先锋部队在维也纳周围屡次受挫，蒙古大军的主力一直在匈牙利休整，加之缺少渡河船只，他们不敢贸然越过多瑙河，发动总攻。根据迈克尔·普劳丁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里的说法，“他们（蒙古人）在这里实行统一管理，委任法官和行政长官，派驻蒙古人管理在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城镇，还通过赦免囚犯的制度，宣布任何臣服的人员均可安全回乡。”[22]这一说法，与腓特烈二世得到的情报——蒙古人使用抢来的盔甲相印证。显然，长途奔袭使蒙古人物资紧张，他们正在匈牙利等占领区建立统治，招募流民，征募物资。但是，在遭到战争蹂躏的地区，生产力的恢复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腓特烈二世觉察到这一点，希望拖到蒙古人物资耗尽，转机来临。此外，他与逃亡中的匈牙利国王取得联络，与之一同筹划反攻，防止蒙古人在匈牙利站稳脚跟。
直到1241年12月，蒙古大军才穿过结冰的多瑙河。但是，双方并未爆发恶战。蒙古大军还没有抵达维也纳城墙下，就匆匆撤离了。近代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将蒙古撤军的原因归结为巧合——窝阔台大汗在12月驾崩，认为蒙古军队不战而退，而神圣罗马帝国保住首都实属侥幸。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到，当时的通讯条件十分落后，无论是飞鸽传书还是快马加鞭，大汗驾崩的消息都不会在一个月内传到万里之外的欧洲。
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况，进入德意志-奥地利境内的蒙古军队将会发现，四处堡垒林立，而他们缺乏攻坚技术，处境十分棘手。腓特烈二世特意安排的弓弩手，可以从堡垒里射出强力的弓箭，而防护性能良好的盔甲恰恰是蒙古人缺乏的。此外，无数德意志诸侯和十字军已经集结，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在夏季，这些人已经打败了他们的先锋部队，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更大规模恶战。蒙古西征，目的是抢掠物资，而不是孤注一掷地以命相搏。对他们来说，与准备充足的敌人硬碰硬，是极不明智的行为。
拔都的铜像

另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蒙古统帅拔都从维也纳城下退却后，并没有赶回亚洲腹地的哈拉和林，为窝阔台大汗奔丧，而是在次年卷土重来。这次他没有进攻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南下巴尔干，被拜占庭帝国击败，1243年春才返回伏尔加河下游驻地，建立金帐汗国。[23]可见，拔都没有放弃征服欧洲的野心，只是换了个方向，不敢踏入德意志一步。窝阔台大汗的驾崩，在日后将会成为拔都最好的退兵借口，但决定性因素还是德国军队进行了有效的阻击，使蒙古人的征服变成一场得不偿失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