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日关系困境：自我实现的“贾葭”式困境 2

很感谢一些朋友用发帖的方式回复，形式很有意思，我还很喜欢这个方式的，就是信息传递的效率有点低。可能是由于平台自身功能的限制。
我确实中文写作水平不好，会尽量把个人的观点写清楚，表诉完整。
提一些可能给洪木林带来混乱的地方，我会重写一遍。
1. 我的思考不是40岁变为60随就会反日，而是随着40岁的年纪越来越大，这一代人会逝去。 那中日的关系困境岂不是会一直持续？ 没有一点forward looking带来的思考么？
另，如果说40岁的一代人就亲日，这个断论也不合理，很多人在日本旅游居住以后，更了解日本，反而很难喜欢当地的文化和社会形式。这些也是要考虑到的。 相反20-30是去日本消费的主力，或许他们对日本更多的是无感，就像去泰国和东南亚旅游一样，换个地方经历一下不同的生活。甚至有一些40-60岁的高技能和研究人员，觉得日本的水平在衰退，为他们的同行可惜而已，毕竟都是东亚的一员。
这些人是更有国际观，也能无限接触贾作者提到的所谓自由信息的群体。但似乎贾的观点认为他/她们是被洗脑的，而自己是认知更完备的。这不合逻辑，毕竟人均阅读在逐代上升，人居海外旅行和生活和教育分享也在逐代上升。一些比较hardcore的书，中国的销量甚至比美国人均销量高。不论是更难读懂的西方思想东方诸子百家，还是一些经典著作。举个小说的例子，比如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中国大陆京东销量除以人口以后比Amazon在美国的人均还高。而贾当年的群体可能是看了本读者，听到了一些让人欣喜的词汇，也不明白具体的意思，就叫嚷着同去同去的。这个如果很多人出生在那个时代，确实当时本科教育水平有限，特别中文系，说不定最后最后思考能力还不如贾。所以是可被理解的。
如果贾认为20-30一代人是被洗脑的无知，而40一代人都和贾的思考类似。这可能更多的是他的wishful thinking。
那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贾自己的困境，很难走出自己的思考舒适区，而他自己思考困境的重复，影响的如果只有自己还好。如果真的能影响中国或日本的思考，作为一个桥梁，可能他和他在的群体本身，就是中日关系长期困境的原因。
毕竟带来交流困境的群体的认知在这40年里没有多少改变。
2. 关于日本对国家正常化的需求。这个以后有时间再发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