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岛：空中突然传出了蒋介石匪首浙江口音的讲话

                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岛：空中突然传出了蒋介石匪首浙江口音的讲话
Chiang Kai-shek’s Special Agents in Korea
承前文：“血染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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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停战协定达成后，1953年8月5日起，“直接遣返战俘”（即回国战俘）开始遣返，到9月6日基本完毕。在这次被称为“大交换”的行动中，中方回归人员5640人，若加上先前初春“小交换”中的1030人，共收回6670人，占总被俘志愿军人数的约30%。同时期，转运1万4千余名非直接遣返战俘（即反共战俘）也在进行，需要从济州岛慕瑟浦经海路到仁川，再经陆路到板门店印度村听取中共代表劝说。然而，由于1952年甄别时李奇微警告过他们”the UNC cannot and will not guarantee to send you to any certain place”，反共战俘怕被忽悠上船之后直接运到青岛或印度，拒绝配合，以死抵抗（刘朗《流血到天明》p259）。美军没必要用强，故应美政府邀请，蒋介石首次正式在朝鲜战争中闪亮登场。
7月27日刚停战，28日美国驻民国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登门拜访蒋介石，先把他一顿夸，然后提出了帮忙请求（常成p330）。《蔣中正日記》愤然记录：“美政府要求我对留韩反共华俘发表训示，使之就范、不反对其由济州岛移往中立区也。[美国人]此举可痛可耻，余决严拒，加以痛斥，认美为最不道德、陷人骗人之卑劣行为，余何能为之意直告之？”在蒋幕僚的劝说下，次日蒋改变了决心，予以配合：“与陈诚、叶公超讨论对留韩反共俘虏之训示问题，以李承晚昨已公开表示对华籍反共俘虏返回台湾作负责保证，故余亦不能不作指示，...顺美政府之请求也” 。注意此时蒋仍用“华俘”或“俘虏”，很快将统一使用 “反共義士”（1953 年8 月6 日國民黨中央四組之「宣傳通報第二十七號」規定 - 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


这个蒋介石的讲话被称为民國四十二年7月30日“告韓境華籍反共義士書”（《民国史事纪要》），主要内容为：“亲爱的反共同胞们，自從你們向全世界宣告了你們反共的決心，更不顧一切危難、毅然决然地反抗被遣回匪區...停戰協定中有若干條款，並不能使我們滿意，但是我相信聯合國對於自願遣俘的原則，必定會堅持到底。你們為了獲致最後的自由，在這幾個月的過程中，必須忍耐，...我本人更將密切注視聯合國貫徹自願遣俘的原則，不使你們被迫再回匪區去。我們…等待你們重獲自由，回到自由中國！”这个训示是由蒋本人对着录音机录下来并立即将拷贝交给美国人带去韩国，同时其手稿原本亦付与印刷以便日后散发。
美军“战俘营当局在各战俘营中设立了扩音器，经常进行欺骗宣传，并播送美国黄色音乐，这使我方被俘人员非常气愤”（1953年9月21日《人民日报》）。这一天，“志愿军战俘程福明、张子芳…听到那个装在电线杆上一贯传播反动言论的黑色喇叭筒突然传出了蒋介石匪首本人浙江口音的讲话录音。蒋匪在这荒诞无耻的讲话中，恐吓战俘们说四月间遣返回来的志愿军伤病被俘人员已有几千人被处死，叫他们到台湾去，参加反攻大陆”（1953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与蒋的原话一对可知，压根没有提到“小交换”中的伤病战俘，也没有“反攻大陆”（虽然蒋有野望），《人民日报》造谣成本就是这么低。
去台战俘刘朗回忆：“8月3日中午，播音筒突然传出了一阵苍老的声音...一窝蜂似的人围集在播音筒前，没有谁指挥，这一个庞大密集的队伍却有那么异样的肃穆静谧...8月4日总统的亲笔影印信也送到我们手里”，去台战俘張瑞祺回忆：“老总统还给大家写了一封信，让大家心定下来了。我们觉得总统都讲话了，联合国应该不会再出卖我们”（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372）。民国驻韩大使王东原称：“战俘聆训之余，无不感激涕零，声泪俱下”（张泽石《孤岛》p100）。就这样，被杜鲁门和马歇尔长期冷落、羞辱的蒋介石，利用1950-51年冬季美军急招华语人才的际遇，及早布局。通过在前线、釜山、巨济岛、济州岛、东京的华裔译员们，蒋往往比美军、比毛周更早、更切实地掌握了战俘营的内部情况，最后未派一兵一卒武装，却挣得了在朝鲜战争中受邀正式亮相的机会。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2月24日与周恩来会谈中，周还余气未消喷道：“蒋介石有什么资格插手战俘遣返？！”

蒋介石又是怎么插手朝鲜战争的呢？因中方于1950年10月中下旬开始接战，麦克阿瑟的参谋于当年年底向台湾要人，以译员的角色参与情报和审俘工作。同时在韩国，为解燃眉之急，1951年2月15日在韩华侨学校师生14人在民国大使卲毓麟协助下前往大邱培训，从事翻译和心理战（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53）。卲毓麟回忆，一些在韩华侨充当了临时的译员，“我国旅韩华侨学校青年师生先后共60多人出任译员，联军又从台湾、香港、日本各地选拔遴用中文译员，我们中国大使馆都有名单”（《使韓回憶錄》） 。为何美国不从美籍华人里面征召呢？原因是当时美国华裔广东人大多不说普通话/南北方言“the majority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US of Chinese descent are Cantonese where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use the mandarin dialect”，并且国军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至少有几百人在与美军合作中担任过翻译，业务水平和对民国的忠诚度已受检验。
从台湾军方和退伍人员中遴选招募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不可能密不透风，因此1951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就已揭露：“麦克阿瑟已公然在侵朝战争中使用台湾蒋匪翻译及空军人员，并正在台湾大批训练译员。据三月七日纽约时报台北专电称，台匪翻译人员二十二名，已先后于二月四日及三月六日秘密离台赴朝”。1951年2月12日，18名英文好的国军官兵以US Department of Army Civilians (DAC，美国陆军民间雇员)身份赴东京再到大邱釜山等，其中包括空军军官高慶辰（常成p131）。高慶辰從1951年3月15日至1952年2月8日止，所詢問過的中朝俘虜共877人，書寫的戰俘詢問報告共866件（《空戰非英雄》）。
1951年初，曾经在远征军当过翻译的黄天才在台北《經濟快報》做民间記者，他1951年2月間突然接到一封像是公文書一樣的油印來函，說是“政府某機關招募英語翻譯人員，可能派往國外工作。您在對日抗戰期間，曾在軍事委員會外事局擔任翻譯官，具有軍中翻譯經驗，如果有意應徵，可於某月某日赴某處洽談”。黄天才和他的旧识陸以正、鄭憲等不约而同地经过笔译口译考核被录取为美國陸軍部之DAC「軍中文職人員」，授准尉或少尉軍階。黄天才这一批1951年3月9日从台北出发，集中后合计约40人（《我在38度線的回憶》）。
陸以正、黄天才、鄭憲等DAC被分拨给美第X军（此外还有去第8集团军、第I军、第IX军的张茂林和蕭樹倫等），薪水起初约每月200美元，比较台湾的普通文字工作高之十倍。经过续签合同和资历涨薪，到1953年7月停战时，月薪涨到了近300美元。陸以正就用这笔高额薪水留学，足够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陸以正也询问了大量中朝战俘，特别是他总结指出在斯大林生日、金日成生日等共方重大节日之际（《微臣無力可回天》p74），需严防对方发动献礼攻势等军情得到验证。1954年Eisenhower访问台湾时，给陸以正发授一枚美国军方专门奖励民间人士的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
黄天才在工作中经常碰到国军解放战士，有一次“一个膽子較大的，竟然會壓低了聲音反問我們：「長官是台灣來的吧？」有時，還等不及我們否認，就搶著說：「長官，我要歸隊，請您讓我回到國軍部隊去。」我們為了好奇，有時會問他們：怎麼會想到我們是台灣來的？他們會說：在國內時就有傳說，說台灣來了一個軍，有的說來了兩個師，都是美式裝備等等。記得，有一名戰俘說得更具體，他聽說到韓國來助戰的國軍，是由白崇禧將軍領軍的。聽他言之鑿鑿，我幾乎笑出聲來” （《我在38度線的回憶》） 。
鄭憲也碰到一个“自稱曾在國軍中當過兵，因為寫不自己的姓名，也講不出原屬國軍部隊的番號或長官姓名。鄭憲故意逗他：「我怎麼知道你不是騙我？我看你就是一個老八路！」戰俘連忙解開他那濕髒棉軍服衣扣，咬破內層，掏出一小塊皺巴巴的布條，慢慢鋪平，遞交給鄭憲，鄭憲仔細一看，原來是國軍士兵的一個布符號，上面寫著戰俘的姓名及部隊番號等等，戰俘說：這是他冒險密藏起來的老符號，他知道總有一天會派上用場。不禁也確為這名老兵的傻勁所感動” （《我在38度線的回憶》） 。
郭錚，他也于1951年成为DAC，职务在东京远东总部。其子郭英聲称，我出生那年韓戰爆發。不久父亲職務調動，舉家移居日本。当时盟軍急徵精通中英文的翻譯人才，對父亲來說這正是他一展長才的機會。於是他立刻應徵，以他的優異條件，很快的被聘為盟軍翻譯。郭錚在东京曾经多次详细询问了国军旧部、志愿军战俘劉炳章。劉炳章是反共战俘的早期领袖。返回韩国之前，郭錚趁旁人无暇之际交给“刘同志”一个纸包，“劉炳章小心翼翼地拆那個封套的黏口，希望能保持封套的完整，以便再有什麼用場，扯了兩下，不動，猛然一用力，把封套撕下了一大塊，一本書露出了一個頭，因為是背面，還沒看清是什麼，等他急忙抽出來一看，竟是一本《三民主義》”，这本书成为巨济岛的宝书（《反共義士奮鬥史》）。

高慶辰回忆，總計自台灣參加韓戰情报的約有150人，他们或为DAC译员，或为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 (CIE) 民间信息教育局聘用人员。他们一律被大陆称为特务，并非浪得虚名。黄天才回忆：“不少DAC基于爱国热情，自动写好报告[指原美军英文报告之外的中文报告]，带去给驻韩使馆的武官龚作人”，将情报传给台湾。民国驻韩大使王东原称：“华籍译员有时亲入战俘营，与反共战俘首领接触，从中暗加鼓励，同时报告釜山我大使馆以全力支持，经长期酝酿，逐渐展开营内之反共斗争”（《反共義士爭奪戰紀實》）。中朝第五次战役后期大溃败中，1951年5月26日《人民日报》仍吹嘘“朝中人民部队两次反击战果辉煌...毙、伤、俘蒋匪军三名...”，这不符合事实，因为参战位置相对靠后，没有台湾来的人员被俘或击毙。
停战后，在东场里的一万四千多名非直接遣返战俘需要在中立区内听取共产党解释代表的说服。这是战争史上少有的一场文斗，黄天才相信：“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可是由于黄天才等长期在前线工作，给反共战俘打气的联军观察代表和翻译官主要由在巨济岛和济州岛上已经工作过的DAC译员担任，像黄天才这样的人员虽然被征召，但只能作为候补。1953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指控：“有个特务在东场里的人听来简直就是恐怖与血腥的化身。他的称号叫“马老师”。身穿一套美军制服，佩带美军第八军看护人员的符号，他是台湾蒋匪帮渣滓材料所造成的，流着卑贱而又凶残的血液”。这位“马老师”很可能是馬和，他是曾在濟州島擔任CIE教员的8人之一（關英竹、張其潼、施城、諸家駿、馬和、王继東、甘碧英、張興珍）。195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还控诉：“美方派遣蒋匪特务混充拘留方代表，这些穿着美国军服的国民党特务到解释场所里来。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说的是不三不四的英语”。王东原《反共義士爭奪戰紀實》称，台湾译员共有50多人参加了印度村的解释，他们担任联军代表、观察代表、译员、候补等角色。其中联军遣返工作组的代表之一是Chen Yih 陳亦，他于1941年获得美国大学的新闻学学位（Hansen p263, White p281），后来担任中央社華盛頓辦事處的首任主任。其他在场譯員有蕭樹倫、許振德等。

如果说此前都是靠亲民国的华裔译员似“游击队”般通风报信，停战前夕国军“中央军”要出手了。卲毓麟回忆，1953年3月上旬斯大林死后没几日，蒋介石在例行“外交宣传汇报”会议询问如何确保朝鲜可能停战后的结局有利于己。邵毓麟报：“到韩国去实际负责策反组织，举荐陈建中同志，干练沉着，富有对匪斗争经验”。但陈到韩国两个半月后，中共的电台，竟广播说是“国民党派了特务陈XX赴韩勾结李承晚，策划强迫扣留中朝战俘”（《使韓回憶錄》）。例如1953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国民党匪帮派去南朝鲜的特务头子陈建中，现在正在策动济州岛拘留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战俘营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大肆活动”。
陳建中，國民黨中央六組副主任，主管對大陸心戰和策反活動。此番以民國陸軍副武官身分為掩護，化名「陳志清/陳介清」，前往釜山中華民國駐韓國領事館，成立「指導小組」。小組成員包括接替邵毓麟出任駐韓大使的王東原，卓獻書，及駐韓武官，與兩三位地下工作人員，以後更有以記者身分前往的黎世芬、林徵祁、魏景蒙等人。陳建中在此一時期的工作，虽因身份暴露極為艱困，但仍秘密親赴慕瑟浦會見反共戰俘領袖，指導其工作方針（周琇環《韩战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
陈建中确实有一手，看到10月15日解释开始后，中共方面灰头土脸，国府胜券在握，在10月底回台湾前称又顺手端掉一个中共间谍网。“10月23日陳建中呈報，奉派赴韓策劃反共戰俘工作，中共密謀破壞，故職於返國述職前運用我方駐韓各情報機構人力調查部署，聯合韓方成功破獲中共膠東統戰部南韓支部，捕獲張文信等10人”。这个胶东统战部看上去名称很山寨，但确由老革命謝銘欽/谢明钦领导， 张文信是石岛支部的组长，被从韩国引渡到台湾，结局很不好。王东原评价：1953年春陈建中同志来韩，策动争取反共义士之斗争，我乃指挥馆内重要幕僚及有关单位成立指导小组。陈同志到韩后，朝干夕惕，废寝忘餐，苦心孤诣，深谋远虑，每一阶段均作适切指导。事后我获“一等景星勳章”，实际这一荣誉应颁给陈建中同志（《反共義士爭奪戰紀實》）。
有人会想：陈建中这家伙也太反动了，敢来大陆的话非嫩死他不可。其实陈建中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西安被捕后反水。此番因主持對中共心理作戰，並策劃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來台，陳立下情治功劳，深受老蒋赏识青云直上。朝鲜战争之后，国民党内有人眼红陈建中主持党内机要位置，以陈建中是反水的共党向蒋进谗离间，被蒋呵斥。1990年陳建中第一次返回大陆，下了飞机就直奔协和医院[那时候的协和老医生应该是美国人训练出来的正牌医学院毕业生]探望他的发小习仲勋，两人为陕西富平同乡同学、同年同月生、生日只差了几天（《迢迢密使路》p146，《八十文存》p179）。1991年7月27日，习仲勋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陈建中，随后江泽民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分别亲切会见了陈建中，国共再次合作，民族幸甚云云。


贴主:宋阿毛于2025_05_09 11:29:19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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