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最后的眷顾
————读蔡铮《黄安的故事》
一
自古中国是个农业民族，工业化、城市化不过百多年。中国近代发生的种种事态，均属古老农业文明转型现代工业文明的问题。当然，此过程是在欧洲工业文明冲击下，被迫发生的。
农民是中国民族的主体，但是在传统中，中国文化的主流则由精英阶级所主导；农民在氏族社会中受儒家伦理制约和保护，其本身则无文化，如农民大多不识字。中国古代诗文，为农民说话的作品挺多，比如《礼记》中的“苛政猛于虎”；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等等，恤民是儒家之本。但是，此类作品，农民是被体恤者，视角由上至下，并非是农民自身的表述，也不他们的完整生活。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现代汉语文字语——白话文，而其文学成就甚微。早期“五四文学”主要是青年人的逆反叙述，所谓个性自由：一是反叛父权——家庭，二是追求性爱自主。之后，其一脉与世界时潮左翼文学汇合，走向社会批判，同情下层民众，表现他们的生活为重要内容。其间有批些记述农民的作品，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矛盾的“春蚕”、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等。鲁迅的“祥林嫂”也可以算——一个农村妇女的命运。但是鲁迅小说多是主题先行，人物是是观念的注脚，他对真实农民生活的记述很有限。这一脉作家对农民的记述，承继了儒家的恤民传统，同时也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学的批判精神。但这些作品终究还是知识人对底层农民的体恤，是现代汉语版的“三吏三别”、“新乐府”。但应该说，能承继这支传统意很重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促生了另一脉的文学，即以“新月派”为代表的非意识形态化文学。现今人们称之“纯文学”，当然这不是个严谨的概念，只是个强调文学非政治化、非社会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说法。这一脉中，冯文炳、沈从文都有不少记述乡村、农民的作品，最高成就为沈从文的《边城》。以《边城》为例，其更近乎抒情散文，记述了乡村生活的淳朴、美好。这与上面所提的批判文学正相反。应该说，这还是知识人从外部对乡村与农民生活的体会和记述。
上世纪前半叶，一部重最要的完整记述中国农民的作品，则是美国作家赛珍珠英文著述的长篇小说《大地》（赛氏自幼随父母到中国传教，她前后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当然这部小说有的地方还是有点美国化，但就我的阅读，至今国人著述的长篇小说，与之并肩者寥寥无几。
左翼文学的极端化是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到了延安，再到“新中国”就成了“党文学”。这一路，记述农民的作品最多，因为中共革命乃农民革命。《小二黑结婚》、《八月的乡村》、《太阳照到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苦菜花》、《创业史》、《金光大道》等等。肖军写《八月的乡村》还可以说是青年人幼稚的革命理想和激情，再后就成了政治宣传。其间，有些作家对农民实乃很熟悉，如柳青、梁斌、浩然，实在是可惜了，他们本该写出中国农民的史诗。
二
毛时代，青年人的精神反叛从七十年代初便开始了，标志是地下传读“禁书”——多是世界名著，及地下写作。如果追溯“八九运动”，这是源头。毛后，国策大变，实行改革开放，于是这股叛逆的“暗流”得以浮出水面。现今，学者们谈八十年文学，多忽略其源头，大概是不方便说。那一“暗流”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其彻底的思想解放，也即精神自由。阿城的小说是八十年代中国小说的一个高峰，至今如此。其之能写到那般地步，即在于他“洒脱”得彻底。
八十年代的主力作家多是“老三届”，他们多有“下乡”的经历。一方面，他们无精神负担，得以走出“体制”文学；另一方面，他们当过多年的农民，对之生活有切实之体验。因而他们对农民的记述，较前辈作家有质的飞跃。八十年代，乡土小说可说最有成就，有些作品可谓经典如郑义的《老井》、《远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这本是文学的正路，大有希望，但随即便被“中国特色”吞没。当时坊间笑谈，小说家们每人口袋里揣着本《百年孤独》，想着一个跟头“魔幻”到斯德哥尔摩。于是，小说家们争相搜翻农村的恶事丑事，添油加醋，“炫丑耀怪”进军世界文坛。汲取欧美、拉美现代文学之长是好事，文化需要广泛汲取，但是丢弃内心之诚，急功近利，就步入歧途。
蔡铮、海子是我八十年代两位年青的笔友，二人也是在我家相识的。
于我，他们像似哥俩，都是贫寒农民子弟，都质朴，都有文学天赋，且都受到高等教育，二人也都勤勉。不同的是，海子瘦小，蔡铮健壮；蔡铮没海子那么敏感，才思如涌；也没有海子那么偏执——海子最终为之所摧毁。
当时，他们都处于写作巅峰，诗、散文、小说、翻译并举。海子倾向于诗，蔡铮侧重于小说，像一对双星，将来都有可能成为了不起的作家。较前一代作家，他们有更广阔的文学视野，而且正赶上毛时代结束，文学界洋溢着一股空前的精神自由的气流。因此，他们的写作从始便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
当时，在我接触的文友中，有才华的诸多。但是蔡铮和海子有一种特殊的品质，那就是“诚”与“朴”。不少农民子弟进城后，颇自卑，竭力去“农”，乃至变得更势力更市侩。但海子、蔡铮却始终淳朴，本色不改，他们的心总是贴近大地。这是他们强大的内心力量所在，也是他们的作品源源不断，感人至深之本。在所有的一切之中，生命本身之真之诚乃是最可贵的。应该记住，质朴的生命是强大的生命，其看守生命的元气。
海子也写有小说，可能人们未注意。和海子最初见面，他送我一本自印的油墨集子，有诗、文论、翻译，也有小说。记忆最深的是，一位老人杀鸡献祭盖房的故事。在赴西藏的旅途上，他对我讲了不少家乡的故事，悲伤而沉痛。蔡铮最早是写诗，其中很多是写农村生活的，在青年诗人很罕见，记得有一首是写一个女孩子不能上学。大地、泥土、农民、庄稼、河流、野花、牛、马……，是他们作品中的基本元素，其间蕴含着他们爱、迷恋、悲痛、梦魇、悲悯，以及困惑、挣扎和绝望，这是他们的血液。当今，不仅是中国，乃至欧美，文学作品中溶含这份血液的，少之又少。土地、农民、耕作，都被时代远远抛弃了，其实文学也在被抛弃中。
海子是死后多年作品才在民间传开，而蔡铮却压根就未曾挤进文坛，中国万事都是关系更重要。一个乡下农家子弟，如果不善钻营，在社会上很难立住脚，更何况获得文学上的成功。蔡铮有志向，终生投身小说创作，为之他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读博士，只身来京当了一名图书馆员，终日在书库搬倒书籍，得空即写他的小说。一年，再一年，他的作品却始终无人问津。这样下去，再写十年也未必能出头。那时文学的风向已变，急功近利的时潮吞没文坛，即使是写农民，也要奇丑得耸人听闻方可。质朴、实在，已同乡村、农民一道被抛弃了。他的小说无人问津是肯定的。届时，他的女友在美国读书，他最终在失望中，去了美国。
他在美国打工、读博士、进大公司，受不了管，又辞职单干，去卖茶叶。但是，他还是忘不了他的小说，得空便“偷偷摸摸”地写点。
海子、蔡铮都有文学天赋，如果赶上好时候，他们都有可成为伟大的作家。然而当今世界早为金融、时装、超市、影视所席卷；况且我们祖国之“伟大”，是以扼杀其优秀人才为代价的。
三
湖北黄安县是中国有名的红区，人称将军县，出了数十个将军，革命烈士有十四万之多。故此“新中国”后其便更名为红安。仅此，我们便可知晓那里的贫困和血腥。
蔡家世代为农，除了穷还是穷，五十年代，父亲几乎被饿死。蔡铮是家中老小，生命力旺盛，但也淘得出奇，掏鸟、炸鱼、打架、逃学……，是个惹是生非的淘小子。但是他却喜读书，有时读到精彩处，会笑得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书读到这个份上的孩子大概少有。虽然那个时候，上学的费用并不多，但为供蔡铮上学，父亲还是狠下心让女儿辍学。多年后，蔡铮为了补偿这份内疚，为家乡特别设立了一份奖学金，帮助穷苦人家的女孩子读书。
高中毕业，蔡铮去了专科学校读英文。读成后，他本可以端铁饭碗，当英文教师，但是他却倔犟地回乡创业养鸡。鸡没养好，死个精光，没了生计，他就去当兵。因为懂英文，于是调到河北某军校教英文。也就在那个寂寞的时候，他开始写作，思如泉涌，源源不断，自印的简陋诗集、小说一本有一本。假日，揣着这些小册子，他一趟趟去北京……。
“八九”期间，他挺兴奋，常常“混迹”于北大老乡之中。“六四”当夜，他揣着自印的传单，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军人别向学生开枪。于是被当即拿下，血乱中险些被当场毙掉；之后他就下了大狱。那年月，这样的现役军人大概没几个。出乎意料，当局将血难改为风波，有意淡化这场运动。许多被抓进去的人，认个罪，就被释放了；当然也有重判，乃至死刑的。于是蔡铮从监狱，被押送回军校，开除军籍，遣返回乡。他再次毁了生计，而且成了遭白眼的“异类”。有关这段经历，他写有英文著述《To Prove Being Alive》（证明活着），后自译为中文《一个解放军的1989》，于香港出版。
没了生计，他再考中国现代史研究生，毕业后可续读博士，但为写小说，放弃了。再后，就是来美国。
他的人生有些传奇，本身就是部好小说。他的生命太旺盛了，也太不安分了，那一付健硕的身骨中，满满当当的激情、热爱、悲悯、故事、幻想，除了小说还有哪番天地更适合他呢？小说本是个生活的神话，而这也就是蔡铮文学天赋之因缘。
四
《黄安的故事》所记述的都是真实之事，其中有些于当地尽人皆知，有些是父亲讲给他的掌故，有些则是他亲身经历。对于许多国家，人们很难相信这些是真事。
中共革命从成分上说也还是农民革命，和陈胜、吴广、李自成、天平天国等农民造反一脉相承。毛泽东也说过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1949年后，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农民革命或造反便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将之神话化。不仅中共革命被神化，从陈胜、吴广到黄巢、李自成，乃至太平天国、义和团都被神化。以致成为一套中国革命话语神话。毛后，这套话语于民间迅速瓦解，但是政权尚在，因此官方依然延续此套话语。当下大陆各种革命影视剧即此。
但是农民革命的真实事态是怎样的？农民本身对之又如何看待？
中国农民很实际，他们之参加革命和所谓的“革命理想”并无很大的关系，他们参加革命无非是：1、迫于生计，当兵吃饭。普通农民，赶上兵乱或灾荒，活不下去，当兵就是个饭辙；至于给谁当兵，对他们都是一样的。2、农村总是有一些混混，好吃懒做，对他们来说，参加革命如同落草为寇，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不干活；3、改变命运，求发达。农村很些后生有志向有能力，却无机遇，而革命或造反正是改变命运的，施展才能的路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铤而走险，好过一辈子受穷苦。
在《表兄》这篇小说中，作者记述：“那天友才家在做糍粑，屋里热热闹闹。大家都在谈论友才，说友才参军后人长好了，有个官相。跟他表哥合伙，做了一番事业；他还只二十出头，将来不得了。友才父显光说：‘好儿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我不想他当兵；他要跟他表哥一起搞也只有让他去。’他娘说：‘他跟胜任，我们放心；胜任也有个帮衬。有没有出息那还不晓得。’有人说：‘他那个表哥打小就有狠气，走到哪塆哪塆细娃都怕他。他生来就是个人头。友才跟他干，将来发了，我们一塆人都沾光。’”
另一处，宗学对达成说：“你不晓得，远近人都没钱，钱哪去了？都跑他们那去了！他们有三十几条枪，一下款子人家就砸锅卖铁给他们送，一送就是上千两银元。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好多人想入伙他们还不要。如今他们扎在筒子山庙上，在庙边上又做了几间。友才表哥当家，他当财神爷，用箩筐装银子。米呀，肉哇，人家都往庙上送，送到就给钱，不还价。他动个小指头壳就给你三十块！”
也还别说，虽然“闹共产后人更穷了，却平安多了，拦路打劫的都参加了红军，去抢富人家，有吃有穿，所以没人干这些下作勾当。”这两句话也真是说得准确。
在革命神话中，有个本质属性在赞美中被遮蔽了，那就是革命的残酷性。
在《阮君少仁》这篇小说中，开篇就是群众公审大会：“附近塆里的恶霸、地主、土匪都被五花大绑着排在道场上；二十四个腰上绑着子弹带的解放军持枪押场。”“公审大会由区长刘有信主持。他和几个干部坐在一排桌子后，把犯人一个个叫到桌前面对群众受审。先是书记员念这个人的恶行，然后叫大家出来控诉，再问犯人有无话说。多半没有话说；没有话说，区长就喊：“这个人该不该杀？”群众一齐喊“该杀！”区长就在一根木条上用白粉笔画个×，一个解放军就把木条插到那人后颈上，把那人拉去站到一边，等全部公审完再一起枪毙。”
《表兄》写的是红军内部残杀的故事。表哥胜任是当地红军的头目，占了个山头，打家劫舍。日子长了，军心不稳，为了立威，整顿军纪，他处死了对他忠心不二的表弟，“他决定处死表弟后有一刻清醒，想这是不是太过。如果这挪用公款的不是表弟，他不会判他死刑，只会重罚他。但正因为是他表弟，为了压服这些人，为了整顿军纪，他得作出大公无私、铁面无情的重罚。”“多天来好些人在背地里嘀嘀咕咕，搞得部队像条在大浪上颠簸要翻的船，他有点驾驭不了。把船上的人杀一个丢浪里，像是喂饱那船下兴风作浪的龙鱼，船平稳了。看来以后凡是船颠簸不稳，杀一个丢下去就好了。” “他得坐正了。杀了表弟是向他们宣告他铁面无情、不怕自我牺牲。现在他们心服了。他庆幸他做出了处死表弟的高明决定。这一下要管半年。部队再松了，他再杀一个。”
“半年后张国焘来这里。他只带着一张纸，一个人和一部电报。那张纸上说任命他为本地区革命政府主席。他一来人人都把他当天皇待，都指望他能带来大袋大袋的银元；但他没带银元来，除了指挥几支小部队打了些小胜仗外，他没显出什么神本事，许多军长师长便不大买他的账。张国焘饱读兵书，确信仁不握兵，威以杀立，立即成立了一个保卫局来追查混入部队内部的敌特组织AB团。”于是，表哥胜任被打成AB团成员，砍了脑袋。”由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明白革命之纪律以及极权之统治是如何维持的。
在这段历史中，红和白常常是同样残酷。《米汤亭》这篇小说中记述，红军撤走后，阮少奇带领民团杀回来，“团丁们都穿身黑，戴圆顶帽，腰系黑巾，紧扎裤脚；团丁都是些后生，一个个五狼神样，有的扛着钢枪、土铳，有的背着大刀、拿着梭镖，跑得轰轰嗵嗵。”“ 显义是共产党，当了苏维埃政府的区长，大概是他堂客要生，他才留下了。一会少奇的人把显义一家捉小鸡样捉到门外。”“ 少奇才站到门前的石堆上说：‘今天要你们看看跟共产党闹的下场！’他一挥手，一个团丁就从显义堂客手里夺过奶娃，抓住脚高高甩起，对准一块大石头磕去；细娃头磕石上，喀嚓一声，脑浆溅出来；显义堂客挣扎要扑过去抱儿，一个团丁早一叉戳她颈窝里，血喷出来得像打枪；又有人一刀砍在那男娃后颈上，小孩头折下来；显义吼一声，想挣扎着扑上去救儿子，早有个绳套套他颈上，两个人把他扯倒，一人用大刀割下他的头；他父也被人用绳子套了颈，颈上又被戳了一刀。一会五个活人就全汩汩冒着血，横七竖八躺地上。”
出于对此残忍报复的恐惧，老实的农民纲保为了保存全家，和长子一起，勒死了自己最钟爱的小儿子——一个红军青年逃兵。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写下中国乡村的美好和人性的善良、质朴，这的确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面；但是与之对应的还有另一面，苦难与残酷；中国民族体内里蕴含深重的暴力与残忍。革命之残酷，正是民族性中残酷一面之延伸。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文革”为什么会发生“红八月”、“道县屠杀”、“广西吃人”等等如此惨烈的事情。中国民族的残忍、暴力，与其贫穷、艰困、封闭、愚昧紧紧纠缠在一起的。暴力乃是人内心郁悒的彻底释放。
《罗同志》讲述了一位充满革命理想的下乡青年干部，他为当地做了种种好事，处处帮助穷苦农民，深受农们欢迎。但是，他和一位青年媳妇发生了恋情，最终事情败露，他被四邻农民用石块和竹篙，戳死在水塘中。这是中国乡村处置“通奸”的传统暴力。群众暴力，与其说是众人仇视对象，不如说是众人遇到了个安全、“合法”释放暴力的机遇。
当然，残酷之暴力不仅蕴含于中国民族性之中，更蕴含于人性，其也是人性的普遍问题。《表兄》中的周七保，“打仗总落后，杀人却老抢在前”，“杀绑的老人、小孩，大家下不了手，队里规定给下手的加碗饭，有酒时加一盅酒，大家叫那杀人饭、杀人酒。杀人饭、杀人酒都是七保包了。”“后来杀人没多的饭吃，也不给酒喝，七保还是抢着杀人。” 周七保杀人为革命？为钱财？为功名？都不是，他杀人没目的，就是喜欢杀人。这是一种人性类型。重要的是，革命给他敞开了杀人的闸门。革命有许多的理由，因缘，包括高尚的言辞和理想，但是也有诸多隐情，其中隐蔽最深的秘密是杀戮，人本性中的黑暗暴力。明此，也就明白当初“红卫兵运动”，十五、六岁的孩子们为什么如此残暴；而当今的恐怖主义、ISISl不仅仅限于宗教、政治，更是暴虐之张扬，由此其是反文明的。与和平相对应，暴力、杀戮也是人的本性之一，没有人不曾在意识中，欲他人于死。因此，文明之第一原则就是止杀——对暴力的限制，这是人得以共生的前提。世上无论有多少宗教、主义、理想、真理、高尚言辞，我们对之识别判断的基点乃是：止暴。
五
左翼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文学，革命暴力是被赞颂的，乃至成为神话。也正是由于此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育，结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暴虐之果。当今，革命暴力的神话仍在延续，也依然是政治的需要，只是由于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其已荒诞化加商业化，最典型的一个图像即：某抗日剧中，女人从裤裆里掏出了手榴弹。
八十年代后，由于“革命神话”破产，汉语文学出现了另一种话语：其由《红高粱》始，我称之《红高粱》话语。从正面而言，其走出了“革命神话”，突破了当时的文化禁域，给文学带来生命力和新视野；但是从反方面而言，其开启了文学另一歧途——特别是《红高粱》拍成电影获得世界“金熊奖”大奖，即猎奇性渲染夸张中国农村、农民的愚昧、野蛮、黑暗、残暴——土、丑、暴、怪，以之为中国“特色”，炫耀，投机，乃至进军世界文坛。《红高粱》尚有原初生命之荒蛮，但其后便越发走向虚假，最终与“裤裆里掏出了手榴弹”合流。这一脉，其始是野蛮——以野蛮对抗权力话语，之后便迅速沦落为廉价招摇。其是没有良心的写作，炫恶、炫暴、炫丑。
在种种潮流与喧嚣中，蔡铮如同海子有一可贵的品质：质朴，即保持生命的本色，即生命本身的清洁、温暖、光亮和诚实。黑暗、残酷、愚昧，这是不可忽视的真实之在，然而更重要的是作家如何对待它。
作家之记述乃是赋予对象以价值和意义，《红高粱》话语是一种；《大地》则是另一种；而后者方属于人文精神之建设。
蔡铮的小说多有对农村的愚昧、残忍、暴力的记述，但是其后面，则是作者莫大的痛楚、悲悯、无奈，以及愤怒。《米汤亭》，父亲残忍地勒死了自己的儿子，然而他是为了保护全家族，而最终他为之疯掉。在这起杀戮的背后，是父亲的责任和爱，他为之所付的代价及承担的痛楚。
《表兄》，与表哥胜任残酷处决表弟相对应的，是表弟友才由始至终对表哥的忠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幻想着表哥会搭救他。而友才被杀的起因，乃是为了要救其一位同乡的母亲——实是被骗。表弟的善良、忠诚、无辜，正是对革命之残杀的抗议、批判和道义谴责。而周七保这个人物，蕴含了作者对残忍的厌恶和愤怒。
蔡铮的小说没有忽略农民生活中愚昧、残酷的一面，但也更多地记述了农民的朴实、忠厚、诚信、仁义，记述了土地、庄稼、山野、河塘、农舍、家畜的可亲可爱，充满温情与美好，特别是他对亲情的记叙。
《阮君少仁》，地主家两兄弟，弟弟少奇是保安团头目杀过不少红军及其家属，而哥哥少仁却仁义忠厚，总是一次次将乡亲们从刀下救出。“阮君终生仁爱，信佛为善，救人多多”。解放后，少奇被政府追捕，最终解放军将他围困在一处农宅中，但是他绑架了不少乡亲。为了解救乡亲们，少仁前去见少奇，最终劝其释放了乡亲们。之后，为了替弟弟赎罪，他自焚于大火中。“阮君云：我弟作恶，我难逃其责；虽得众人宽假，我何颜以生？愿与弟同葬于火以塞责。阮君志意坚定，拒绝逸出，遂丧生于火。”为了感恩少仁，乡亲们用了从中最好的一口楠木棺材安葬了他。半个世纪之后，后人们于少仁的墓前，立了五尺多高的石碑，纪念他——“乡民仍感佩其德，特立碑约纪其生平。”
《罗同志》，“罗同志死后半年，素贞的肚子大了，她便不怎么出门。宗岳对素贞爱惜得不得了，常到供销社买蛋买肉。每次他出入供销社，大家都看着他，没人说恭喜的话。他一离开，店里的人便闲话开了，说他该想法把那野种打了，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给袁家丢人。宗岳知道有闲话，怕她听了闲话怄气伤胎，也尽力不让她出门。他把她娘接到家来照看她。”竟然宗岳的徒弟也辱骂他，“‘不晓得哪个是个废物！你能干？自个堂客都要人家下种！’那时正是午饭过后，大家都在门口闲聊，那话半个塆子都听到了。”……然而，宗岳却说：“我冇把他说的当回事。我晓得你们都以为我是个苕。不就是说我堂客怀的是人家的儿吗？是人家的又怎么样？只要是我堂客肚子里的就是我的。还能怕是人家的就逼她打胎？我才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要不是我堂客护我，我哪还坐这里？跟你们说，我堂客生的就是我的儿！我才不管那些呢！”
《四润兄弟》，田家祥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两个儿子三润、四润却是当地有名的无赖，坏事做尽。某日，四润去庙里强奸了尼姑，保长找到家祥，说：“你这么好的人，怎么养出那样个东西？……你四润做了畜生。”家祥脸一垮，忙问么事。保长四方望望，见远近没人，才咬牙切齿说：“我都说不出口！…… 家祥乌了脸，说：“我养的，那还有么说的。你去跟我做个见证。他还在屋里挺尸。” 说完朝家走。希仁跟着。希仁问，“你想么办？”家祥说：“我也不活了。这哪还有脸活在世上。”希仁担心他把自个一家人都杀了再自杀，忙说，“哪个不晓得你是个好人，你那两个细的也好。就三润四润中邪了，做些邪事。不能冤枉好人。” 家祥说：“有个事我早该做了。” 保长说：“他力大，还有枪。我去多叫几个人来？”家祥说：“不用。” 家祥进屋拿了斧头……
《独耳朵》讲述了一个毛时代的故事：青年细兴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画像上为什么只有一只耳朵”，于是便被举报揭发，被民兵带走，被大会批斗，而后他自杀，并牵连出一条人命……。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这篇小说的出色之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作者记述的人物和细节。细兴死前留下两张纸条：“父、娘，我对不住你们。我说错了话，不想连累人，走了好。本来想十四的走，为了你们过个好元宵才等到今天。早点通知艳红家，说我对不住她。跟平平说，将来就全靠他了。叫他帮忙照顾好奶。跟正义说，对不住他们全家。麻烦父还我欠的钱，账都记在下面纸上。我欠你们的账来生再还。儿 细兴。”后面一张纸上记着欠人钱的明细账。娘听他念完，嗯嗯哭起来。父对细平说：‘人死债不烂；你哥想得周到。’”1980年代后，出卖细兴的则牛开了个车铺，成了万元户，但他“老一个人在家喝闷酒，喝醉了就打堂客。”以后，他的车铺败落了，他最终吊死在细兴坟前的树上。这篇小说走出了“政治控诉”，而是讲述该政治下的人性，这也就是文学由政治回归于自身。
《米汤亭》中记述关于“米汤亭”的来历：“纲保成亲那年秋后收的大半是瘪谷。年一过他就要把田地卖了去汉口给人挑水打杂。”一切都谈好了，“正月初七”，他带上地契去买家签字画押。天气冷，女主人给他喝了一碗热米汤，“米汤甜润，糍爽，滑软，和腻，让他舒坦极了！一碗米汤下去，他像冲了气，人硬足了。这米汤是田里生的谷熬出来的，只要有水他田里就长谷，收了谷他就有米汤喝。米汤比什么都好喝！奶娃靠的是人奶，大人靠的是米汤；米汤是老天的奶。只要他守住田，肯在田里花力气，就有老天给的奶喝，他就会有气力。今年收成不好，明年就会丰收！想到这，他放下碗说：‘田我不卖。’……”纲保那回就因为喝了碗米汤，想到他种田就得谷，舂谷就得米，煮米就得汤，喝了米汤就有劲，于是不忍卖田。那之后他就改“彭家窪”为“米汤亭”，第二年秋收后他就叫人在两块石板上雕了“米汤亭”三字，用红漆涂了字，再把石板镶在南北院门上。从此大家就叫他塆‘米汤亭’”这里，我们看到农民和土地、和稻谷的情感关系，看到勤勉的劳动，懂得何为农民。
蔡铮的爱情故事多是悲剧的，而其讲述的那些爱情却是那样美好，《细蛇》、《独耳朵》、《罗同志》……。《罗同志》讲述了一位下乡青年干部和村里俊媳妇通奸的故事，但这却是一段真挚美丽的恋情：“她一挨近，罗少奇的心就瞎蹦乱跳。他不敢看她那个手管 ——-她手管白得放亮，像刚出锅的豆腐生吃得；他堂客的手管就像根桑木棒槌。他忍不住瞥她一眼，她也正瞥他，他跟她眼对上了，心里一轰，感到跟她通了，像两股水合一了。他收回眼，端起茶，喝一口，叫：‘甜得很！我还没喝过这么好的茶！’”“ 素贞端了热水瓶，洗了杯子，给他倒上水，放进茶，手脚慌乱又麻利。亮瓦透进光来，她脸上的玉白让他心乱。她把茶捧给他，睃他一眼。那个大胆，那个火辣，让他心跳得咣咣当当。”二人对话：“要是塆里人晓得，我也活不了。我不怕，你怕什么？”“怕纪律。”“大不了回你老家种田。我跟你去种田！”他紧扣住她手指，“有你，我什么也不怕！”
六
蔡铮的本行是英语，1980年代写诗，而自幼生长于农村，对农民的生活、语言很是熟悉。而能将前两者的语言优势融回后者，这是很难得的。
从反面来说吧，当代以来中国的种种语言坏毛病，他都没有，如一本正经的新华语、党套话、假洋腔、伪现代、新潮、痞气、亵渎……，
简单地说，他的小说语言“纯正”——朴实、饱满、诗意盎然，如田野饱满的庄稼。
这是《四润兄弟》上网开篇：黄家祥只弟兄一个，住在梅家田。梅家田在两山间的东首坡下。看风水的有的说这是个死地：东面一片田外是一座山，挡住财气；有的说这是个乱里得安的宝地：西北是山，挡了阴气。风水好坏家祥都管不了，那三间泥砖瓦房是梅家给庄户修的，为他们就近收种那冲下几十担田和冲上几担地。家祥二十岁时还跟父亲住梅家庄屋，种梅家庄田。父亲找人给他说亲，只有刘家湾细丑愿把女儿许配给他。父亲却不好意思跟家祥说。只等过中秋吃完喝了点酒后才说：“有门亲，人家看上你，不晓得你同意不。”家祥说：“伯看着好就好。”伯说：“好是好，就是个哑巴。”家祥问：“她做得不？”父亲说：“她冇缠脚，屋里屋外都杀夫。”家祥说：“做得就好。堂客要她说话做什么。”过年他就娶了哑巴。
这段文字只有三百来字，却写出中国本分农民的世代生态。这比赛珍珠记述王龙更厚重。
这是一段家乡景色的描写：“站在山顶上看下面，万物皆小；水像镜子样发亮，远处的山都被亮闪闪的水绕着。…….山上风大，如绸丝拂面。西边山脊笔陡，绿草杂树都巴着那陡坡争抢着往上涌。山顶南边很多废弃的屋基，有半人高的石砌断墙，屋基里长满野菜杂草刺花腾，刺花藤上结满红霞霞的菇芽泡……”没有自幼对乡野的切骨之爱，这一处“巴”字“涌”字是用不出来了。
记素贞对罗同志的爱慕：“罗同志来了，黑天一下亮了。罗同志的话就像清水一样往她心里流，冲得她心里清亮亮的。听到罗同志的声音她就心里发颤。倒完水，她躲到房里，贴在房门后。罗同志的话音鲜亮甜润，句句在理；男人却蛮不讲理。她恨不得跑出去帮罗同志说话；但男人说话，她不能插嘴。”“罗少奇起身，说多谢茶，望了房门一眼。她从门背后的空隙里看到了，心蹦起老高。那谢茶的话是冲她说的，他那冲房门口的一眼也是给她的。素贞想出门来送客，但有点抖，走不动，只躲在房门里看他出去。”作者以少少简朴之语，即描绘出一位少妇跃跃、烈烈、怯怯的恋情。
作者往往是寥寥几笔便将大场面大事件浓缩为一幅泼墨，简明如歌；但其小说的精彩之处又常在细节。《独耳朵》讲述的是毛时代的一个普通的政治故事，此类小说及情节多多，但此篇小说的价值在于细节，细节中多体现的丰富之人情、人性，这就使之走出了政治讲述。
“他盯着这几个字看半天才翻到下一页。里头是各色枫叶，摆成各种花型；加塑固定了，更加鲜艳。他看着，忽然看到哥在门前的石头上坐着绣花一样往这相册上贴叶子；太阳亮堂堂的，他坐在哥身边，他们的影子印在墙上；门前的树叶黄黄绿绿，对面青山上红枫闪烁。他眼模糊了；翻着，他心里一酸，泪一下漫涌上来；他用拳头顶住鼻子，突然心里抽动，泪一下崩出来……”。这些诗意的文字，使阅读从残酷的政治迫害中走出来，归回生命的光亮、真情和美好。
《女》记述了一对夫妇违计怀孕，被逼着流产的故事。在中国数千万农村妇女有过如此的遭遇，普通而又普通。而这篇小说通过连贯的细节描述，显示了人性和“计生”之残忍。“夜里国忠上了床，要关灯，艳雪却叫别关。艳雪坐在床上，手扶在肚子上，说：‘真要把她打掉？再过两个月她就出来了，就会哭了。’她想到她会把头贴在她胸上吸奶，嘴唇红红的，身体热热的。她捧着肚子说：‘在动。’她抓着国忠的手，放在她肚子上。那里热乎乎的，蓬蓬动。他仿佛看到那个孩子，圆圆的红头，红头上血管根根清晰，小小噘起的嘴巴，还有那握着的小拳头，好像知道了要把她打掉，正挥动着拳头，嘟着嘴，说着什么。国忠突然说：‘我们跑了吧！’”这些细节，所呈现的是对生命的热爱、温情和呵护，也由此反衬出对残害生命的愤怒和抗议。
细节是辨别小说家的最后尺度。写小说有许多捷径、许多取巧、许多蒙混的方法，犹如不善书法者常以草书唬人。书法家的真功力在楷书；同样小说家的真功夫是细节。看一个小说家的好坏，看其几个细节的记述即可；细节来自生命与生活之投入、之观察、之积蓄、之感受、之激情、之体悟，其是小说家讲述的最终落点；失此，即如演员无表演。
七
中国近代灾难重重，而农民尤甚，是所有灾难的终极承付者。革命、土改、合作化、大跃进、文革、计生……，每一出，农民都更下一层地狱。
1980年代改革，土地承包，农民方有了为自己劳动的权利，但接下来的“大开发”，农民又迎来新一轮的灾难：征地、拆迁、伐山、污染、掏矿……，数亿农民出走打工，一座座乡村破败、荒芜……。农耕、农村、农民，像过时的什物，被不断抛弃。
蔡铮充满惆怅地记叙“罗同志死后五十多年了，宗发还常拄根拐棍到塆前塆后走动。塆里老屋全破败了，巷子都断了、豁了；很多人在山坡上、田地里做了屋，有两层的，有三层的；有的朝东，有的朝南，有的朝西；绿的，白的，绛红的，黄的都有；屋一间比一间好，可搅在一起就打架，看得人头晕。塆里也没什么人，年轻人都走了，都在外做生意、打工，那大塘冲下的好些田都荒了；大塘埂上的桐树原来长得堆了起来，每年要打几担桐油，分田到户后桐树被人偷光了，现在连个树桩都没有；塆里孩子少了，学校也拆了。他常拄根拐棍站在门前塘边呆看，看着塘面就想起罗同志。那塘已成了一池发黑发绿的污水，塘边的石头墙、石磦全垮了，塘角漂些黑白杂物，热天时塘里冒出一股臭气；再也没人来塘里洗菜洗衣；家家都打了井。大集体时年年挑塘泥，塘深到五六仗，一年四季都清亮亮的；现在人跳到塘里都淹不死，只会被黑泥巴陷住熏死。他做梦都想门前的塘清起来，但那得把那塘泥挖光；挖泥得用推土机，要上万块。跟儿子们说过，他们叫他别管，他也只得由它去了。”
一个半世纪之前，国士大夫惊呼“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实则，这乃是古老农业文明被近代工业文明所取代所消灭的过程，这一历程于中国持续了一百多年，其间是无数的灾难、战乱、鲜血和死亡……。农耕、农村、农民，均是被铲除消灭的对象，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而且其仍在延续，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只是那荒弃的田野，并未有建设，而是成片的垃圾、荒草和污染的河渠……。数亿各处流落的农民工，成为现代流民，即不能再城市落脚，又再回不了家乡，他们的孩子们也成为被时代摒弃的“孤儿”。没有人知道，他们明天的命运……。这一部悲剧，等待小说家们继续书写。
八
蔡铮的这部集子有点杂，水准也高高低低。《米汤亭》、《细蛇》、《独耳朵》、《表兄》、《贵客》、《阮少人》、《罗同志》、《女》等，是很用心的小说；而《四润兄弟》、《仙女》、《队长》有点近乎传奇；《炸鱼》似乎是一篇随笔。
小说不同于诗，其需要时间、精力乃至体力的大量投入，可以说写小说要全力以赴。蔡铮不是职业小说家，他写小说多是忙里偷闲，出于兴致。由于时间、精力不足，他的这些作品有不少草率和粗燥的地方，每每有“赶紧写完”之感。读蔡铮的小说，常有感慨，太好的题材和故事，多用些时间多下写心力就可写成杰作，可惜他做不到，他需日日操劳生计。
就黄安的历史，就蔡铮的生命蕴含和才能，他可以写一部伟大的中国近代农民史诗。可惜命运未给予他这份眷顾。

贴主:Lv200于2025_05_16 7:28:4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