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在印度村：唾面自干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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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ions to Non-repat CCF POWs at Panmunjom: Day One
 
承前文：“乔冠华大笑：七分靠天，三分靠人。乾坤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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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达成后，经过诸多波折，10月15日对“非直接遣返”的志愿军战俘进行的第一次“解释”即将开始，解释代表们（均为解放军的团营级政工干部）满怀希望能劝说一万四千多名摆脱“美蒋特务”魔爪并回到祖国怀抱。经过此前近一个月的实地研判，中方已经锁定王旭所在的D31号营场，力图一炮打响，产生连锁反应，从而争取大多数志愿军战俘的回归。
位于中立区东场里的解释场是这样的：东场里原是从平壤经开城到汉城去的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在板门店东南二十里。车站两旁就是东场里印度部队看管营地，解释场所在车站东南和战俘营场仅隔一小山岗的土坡上。解释场所分为两组，每组有十六个解释帐篷[共32个]，每个帐篷间隔三公尺，紧挨着排列在一个长一百五十公尺、宽四十公尺的铁丝网围场里（1954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解释帐篷内，有1个战俘，2~4个印度士兵，5个中立国代表（印度、瑞士、瑞典、波兰及捷斯，印度为机构主席），至少1个中朝解释代表，1个中朝观察代表， 1个中方翻译，2个美蒋观察代表，1个美方翻译，人多的时候里面共有约20人，但不允许记者进入。「在兩位美軍“觀察員”中，一位可能是美軍人員，另一位就是美軍從台灣聘僱來的翻譯官。每個勸說現場派一位代表及一位觀察員，嚴密注意共軍勸說員對戰俘進行勸說時的談話內容、語調及態度；尤其嚴防共軍勸說員矇蔽不懂華語的中立國遣俘委員會代表，表面上假裝和顏悅色的態度及腔調進行勸說，卻以嚴厲言詞對戰俘進行威脅及恐嚇，遇有此等情事，美軍代表或觀察員應即時向中立國委員會代表揭發制止」（黄天才《我在38度線的回憶》）。

在每个实际进行的解释日，印军将一个营场约500人分2路用卡车载出，分别开出不远到达一个可容至少250人的等候区（甲区和乙区）下车，然后每次提25人到解释区外的临时区等待，直到前面的人从解释帐篷出来，在临时区等待的人立即补上。如果解释结束时战俘选择遣返大陆，他就从北门（由于该地军事分界线的走向，实际是西面）出去，如果拒绝回大陆，就从原门回去。1953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称：“特务头子还画了一个解释场所的图，要战俘从指定的门出来，否则就会把他抓回用石头砸死。他并且把图上的申请遣返者的出口标明是死亡之路”。据本文作者所知，原图标注的是“此门则走入铁幕等候死亡”。

解释程序是：印度兵将战俘带入帐篷后，首先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主席讲开场白，介绍五国代表，并向战俘说明他有自由的权利。尔后介绍中方解释代表和美方观察代表，接着中方开始解释工作说：同志，你辛苦了，我代表祖国人民对你们被俘后的不幸遭遇表示慰问。之后宣读《彭德怀和金日成告被俘人员书》“…一律不咎既往；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然后针对战俘情况开始问寒问暖。解释完毕，印度主席向战俘说明可以行使遣返和不遣返的权力，战俘如果愿意遣返就从遣返门出去，不愿遣返就从不遣返门出去（苗福金《我在解释战俘代表团中的见闻》，凌青《外交生涯》p87）。
理论上，32个解释帐篷每天工作8小时，若要当天完成对500名战俘的解释，平均每个战俘需花时约半个小时。1953年9月4日，前指一号首长杜平曾在解释团动员大会上计划：“选择突破口，重点解释争取有回国愿望又犹豫不决的人员。对于死心塌地的附敌分子，不要枉费时间和精力”。很明显，工作重点是动摇的中间分子；积极分子自不必说，5分钟就能完成遣返手续；对敌对分子早早把他打发走，少跟他磨牙，把时间摊到对中间分子的劝说上。
结果，不光是10月15日这一天，整个解释期对中方解释团都是灾难，总比分约为4.4%比95.6%，也就是有95%以上的志愿军战俘听过对本人的解释后，选择了“由此门出来回到原地等候回台”这个出口。中方大为破防，把失败理由之一怪罪到解释帐篷上：“美方把解释帐篷挤在一起，目的就是使特务分子便于控制战俘和破坏解释工作。因为这样只要一个帐篷中有特务分子吵闹，就能影响相邻的各个帐篷。每一个帐篷中都有美方一名观察代表，一名拘留方代表和一名翻译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穿着美军制服冒充美军的蒋介石或李承晚特务分子”（1954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 。“帐篷相隔咫尺，前后帐篷吵声相连，互相威胁，等待解释的战俘又被特务胁迫高声叫喊，遥相呼应，使解释帐篷内外充满紧张恐怖的气氛”（1953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事实上，解释区和解释帐篷全部是美军工兵按照中朝的要求新建的。原先的解释区在9月14日已按时建成，并通过了中立国的验收，结果中朝提出新的规格并要求更换施工地（Thimayya《Experiment in neutrality》p147），因此最终的解释场于10月13日才建造完成。这不禁让人想起某个队伍的失败理由repo：草皮太硬、草皮太软、补时太长、补时太短...
10月15日这一天的解释工作虽然完成了，但并没有占用8个小时，实际解释时间仅从15:15到18:45（《NNRC报告书》p61），这是怎么回事呢？15日一早，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主席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Thimayya前往D31号营场提人，然而，该营场的志愿军战俘拒绝出营听取解释。这个决定究竟是该营场自行决定还是由“美蒋特务”下达的命令不得而知，也许目的是让一大早从开城过来的中方解释代表气势“再而衰，三而竭”。尽管Thimayya很生气，经过好说歹说，D31号营场终于答应：吃完中饭就出来。收完碗筷，午睡打个盹养足精神后已是2点钟，这才开始列队。
经过转运，最后领进解释帐篷，已过下午3点。解释代表们不计前嫌，马上开工：“我们受祖国人民和志愿军首长的派遣，特地来慰问你们，来迎接你们回祖国。…例如当过第三联队四大队战俘代表的王旭等你们熟悉的同志，现在已回到祖国的怀抱，重新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1953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代表还说：“同志你别怕，我们欢迎你回去，你看王旭不就回去了吗？他现在很好……”战俘对答：“王八蛋，还想骗我，王旭是你们串同印度人绑回去的。我要为王旭复仇！”正说着提起椅子想扑过去但被印军死死按住，解释代表脸色铁青、口中念念有词，请他赶快离开（江海东《一万四千个证人》p132）”。像这样的情况还不少，民国驻韩大使王东原称：不少反共战俘“甚至向共军代表猛扑，终被印度兵左右挟持，不得动弹”（《反共義士爭奪戰紀實》）。因此，对这样的反动分子只需要几分钟就可打发，explainers gave up when it became obvious they could make no progress toward changing the PW’s mind（《History of CFI》p69）。
1953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称：“15日特务分子在解释帐篷中故意吵闹、叫喊，有的甚至拍桌、顿脚、辱骂中立国人员和我方解释代表，使战俘无法静听解释。…所有解释帐篷中各有两个美方观察代表，其中一个是台湾派来的国民党特务，穿了一套美军制服作掩护。他们坐在解释帐篷的右面的门口，当战俘进来时，他们就挤眉瞪眼，威吓战俘”。贺明是负责巡视8个帐篷的大组长，他气愤地称：“美蒋特务甚至还佩戴中美合作所的标记” （《见证》p108）；呵呵，懂的都懂（远征军老兵和印度兵），不就是CBI中缅印战区臂章嘛。美军William R. Robinette中校称：戴了就是为给反共战俘打气(some of us sewed CBI theater patches on the shoulders so that the prisoner would realize he had a friend. -White p282)。心理战专家汉森称：为了防止可能识货的印度兵故意发问“你戴这臂章，都去过哪儿啊？”，美军和台湾DAC译员都学会了几个缅甸地名（Hansen p254），什么密支那、腊戍。

D31号营场反共战俘刘朗正好是王旭的“朋友”，他记录了第一天解释时他的经历。“轮到我，先向维护我们自由的联军人员进了一个军礼，再向中立国瑞士、瑞典代表敬礼，入座。看到对面胸前佩有红绸条书明‘解释工作人员’的政治干部，他们穿黄呢子军服，着黑皮鞋；胸前佩绿色绸条的工作人员，穿棉布军服，着黑胶鞋，是知识分子翻译”（《流血到天明》p284）。而周瑞荣《我随政委到开城》所描述的颜色有所差异：“上级发给每人呢子服装和特制鞋帽，并按职级明确军衔。张炯[21军62师185团政委]定为中校，用中文书写在一小块黄色绸条上，每次出去时佩带在左胸前” 。刘朗接着叙述，一个肥头大耳山东口音的共干道：“同志，胆子放大些，不要怕，这里没有任何人威胁你”。“我的胆子大的很，根本什么也不怕，谁敢威胁我，我就砸死他”。“去台湾是死路一条，咱们马上就要解放台湾！” 我一个箭步冲过去，一拳砸在共干肥脑袋上，中立国那两个小亡国奴波兰、捷克代表表情尴尬不太好受，另外两个想笑。“怎么样，好受吗？”“ 同志，我能原谅......”“ 你能原谅我？我不原谅你，除非你跟我走。我等着你搞通思想、放下家庭包袱跟我走！” （《流血到天明》p285）。有的解释只花了一两分钟，代表道：“我们希望你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你的父母在盼望你”；战俘答：“你们根本是俄奴，我的父母早就被斗死了”（江海东《一万四千个证人》p128）。代表告诫：“考虑考虑你的家庭” ；战俘发出一声喊“你们害了我全家！”（《厄运》p392），总之鸡同鸭讲一团糟。
阎稚新（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政工条令处处长）当时担任第二大组副组长，他回忆道：“有战俘当场指着我大骂并把唾沫吐到我脸上，虽然明知他是受人驱使，但也要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定力”。这些美军观察代表都一一记录：The explainer would, with his coat cuff, wipe the spit off his face, and pull his expression back to normal. They were deeply humiliated. Their suffering from this was plain for us to see（White p284）。唾面自干也不是单方向的，美军继续记录：有人选择遣返回大陆时，他们就向美军代表吐口水（Six had immediately walked over to greet the Communist explainers warmly, often had spat at the UN representative, and then had darted through the door to Red China as all the Communists in the tent cheered（White p288）。

当日结果，在491名听取解释的志愿军战俘中，只有10人从9个帐篷里选择遣返（张明清、唐治永、陈昌有、郭运胜、林凤堂、朱书武、肖达山、贾洪坤、穆宪章等人），有23个帐篷全天颗粒无收。刘朗认为，这10个人就是想家，“‘我只要回去见到我妈妈一面，就是被共匪当叛徒枪毙也甘心；我怕我若不回去，共匪害我的父亲。我宁愿拿自己的命去替回父亲的命；我明明晓得回去还是免不了一死，我还是想回去看看我的爱人，说一句话死了也甘心’。他们参加共军时间不长，对共党阴狠面目认识不透彻。共产党能原谅战俘和家属吗？他们忽略了我们的善意劝告，愚蠢地自投罗网去了。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血肉同胞，让我们为他们的灵魂祝福吧”（《流血到天明》p288）。刘朗虽然是恶意揣测，但是以上10人到了开城之后确从历史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到达安东，是否回到家乡，是否过上了“和平生活”。
中立国主席的蒂迈雅注意到：“中方当日早早做了盛大接待安排，完全没料到只有区区几个人选择遣返，解释代表们个个沮丧并觉得给国家丢脸了，而联合国军那边则幸灾乐祸”（At the end of the first day,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NC had expected to receive a much larger number of prisoners and arrangements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se few man were thus over-elaborate. The explainers were
depressed and showed visibly the effect of a loss of face, whereas the UN reps showed their jubilance over the results. - Thimayya p169）。一天下来，解释形势非常严峻。阎稚新回忆道：“当时曾有指示争取全部战俘回国，但一进入实际操作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好在有一天缓冲，中朝曾经协商好，解释日相互轮换，因此次日10月16日为朝方解释日（《见证》p115），但没想到“非直接遣返”的人民军战俘油盐不进，一直拒绝出营，直到10月31日才第一次出来。因此，第二个实际解释日是10月17日由中方对D33号营场的志愿军战俘做解释，他们的选择又将是如何呢？


贴主:宋阿毛于2025_07_04 10:51:2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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