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立场最不坚定的既中且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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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最不坚定的既中且庸派
                                         马悲鸣
中庸之道得自一本叫《中庸》的书，是四书五经里“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一。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前483～前402年）（即孔鲤之子孔伋）。
该书网上很容易找到，就不在这里复印了。其大致的意思是指做人做事要“既中且庸”。“中”是指不偏不倚，“庸”就是指平庸。夹着尾巴做人，别太嚣张。所谓“中国”不仅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中，或长江黄河之中的地理概念，也有中庸之国的概念。
这在西方也有类似的传统。在和孔子差不多同时的古希腊就有中庸之道，是指两个对立面之间理想的中间状态,或指不偏不倚的恰当程度。
德尔斐(Delphi)阿波罗神庙入口的前厅门廊上镌刻有三句箴言：1.认识你自己、2.凡事勿过度、3.妄立誓则祸近。
这第二条箴言：凡事勿过度（英译：Nothing in excess or moderation）就体现了中庸之道。顺便说一句，德尔斐箴言有147条之多。德尔斐也是古希腊神谕的发布地。
苏格拉底教导说，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尽可能地选择中庸和避免极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也强调了这个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气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勇气过头就会显得鲁莽，勇气不足则又会显得怯懦。
如今距离孔子（前551～前479年）、苏格拉底（前470～前399年）和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这些上古先贤已经两千数百年了。他们的理想如何能在现代社会实现呢？也就是说，如何把中庸之道在现代国家管理上给“制造”出来。
现在很多事后诸葛亮都会轻飘飘地说：“凡事总要有个度”。总共七个字，看起来没什么错。问题是如何能把这个所谓的“度”给找出来，以便用于测量行为的准则。事后诸葛亮们便没词儿啦。
在一个国家或者城邦，选出一个廉洁、公平且能干的官员来管理国家。
这当然需要尽可能多的选民出来投票。选民的选择自由度=n-1。如果只有一个选择（n=1）,就是中国现行的等额选举，则自由度n-1=1-1=0；选举没有意义；徒然浪费投票人的时间和开设投票场所的金钱。
最小自由度的选择是两个候选人（n=2）的差额选举；则自由度n-1=2-1=1>0；选举是自由的。但差额的数不能太多，一般就是两、三个；否则选票太分散，无法得出结果。
每个投票人都有在，且只能在两个选举结果中投一个。
如果每个选民都能二挑一，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牛顿二项式（p+q）n分布。无数选民的投票就形成二项分布的正态逼近：一个钟形的分布曲线。以其中值为界，左、右俩半个钟形各自50%。
那么左钟从极左端往右到49.5%总会投左派。右钟从极右端往左49.5%总会投右派。各自49.5%的两个“半钟”夹缝中的0.5%微左+0.5%微右=1%游移不定的人决定最终谁能当选或法案能否通过。
这正中间的1%选民投左，则左赢；投右，则右赢。助楚则汉亡，助汉则楚亡。中间1%的一小撮决定的结果就能体现出国家管理上的中庸之道。
能把中国上古儒家和古希腊先贤们的中庸之道给“做”出来的只有选民直接参与的公平投票。
没有公决投票，国家管理上的“凡事都要有个度”的那个“度”，你永远找不着，找不准。
小粉红战狼和带路党反贼则分属正态分布曲线左右两尾端的各自0.5%；虽然也占到1%，但都严重不中庸。
自由民主（毋宁说是宪政）国家就是由游移不定的中间1%既中且庸的君子决定国家走向，而这种人在中国绝对发不出声来，——立场最不坚定；因此是最沉默的1%。
用无产阶级革命造就的共产党专政国家就是左端0.5%一步不让的人决定国家走向。反贼带路党则是右端0.5%一步不让的小人。
一个国家一旦进入公平宪政，左右两极端都很难赢得大选。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原来掌握了很强大的抵抗武装。斯大林让他们放下武器搞议会斗争，虽然小赢过，但从来没大赢。同样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参加了三届总统大选都没成功。
意大利共产党的陶里亚蒂拼命讨好选民拉选票，被中共以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为名痛批。1943年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于1991年宣布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西班牙共产党的女总书记伊巴露丽（1895～1989年）在国际纵队的马德里保卫战失败后流亡苏联38年，到老对头佛朗哥去世，把天下交给卡洛斯一世，恢复君主立宪，改行民主后返回西班牙，1989年11月12日逝世，活着见证了中共开枪。
野坂参三和宫本显治的日本共产党也曾有过议会或地方政府的小赢，但从来赢不了首相。
极左翼端的政客在穷人多的国家容易获得较多的选票。但不管是否能赢，绝不能让选民过好日子，才能保住左翼极端政党的选票。否则，富裕了的选民就开始往右边投票。越富越右，毕竟谁也不愿意返贫。
丘吉尔刚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立刻在大选中败给了麦克米伦。记者问丘吉尔的感受。丘吉尔回答说：忘恩负义的人民是成熟的人民。
穷人多是因为不成熟，没经历过富裕生活，不知该怎样投资和管理自己财富。一旦他们成熟起来便开始变富，开始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富；便开始对不懂如何管理财富的政客们组成的左翼极端政党的执政方针看不上眼。于是便把手中的选票逐渐往多少懂点管理财富的政客组成的偏右政党倾斜。
成熟起来的人民都是忘恩负义的，尤其对解放了他们的左翼极端政党。此之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频繁发动政治运动，整饬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王震上将曾言：“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将来我去见毛主席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贴主:马悲鸣于2025_11_03 21:43:22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