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料上看：
古往今来，重要战略物资都是国家专控的，国家能够通过把人口迁移到生产这些物资的地区，在主要的交通要冲设立据点，控制生产者而达到垄断这些物资的生产和流通。青铜器的制造，是中国早期国家控制的最重要的手工业。一方面，铜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它的开采、熔炼等原料获取由国家严格控制；另一方面，铸造复杂青铜器物的技术，必为特定族群所掌握。可以说，当时所有的城市扩张、军事控制、战争对抗，无不伴随着对铜资源与冶铸技术的争夺。这种国家垄断，亦是早期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体现。
从制器工艺上看：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时代的大多数器物是用锤揲法锻造或失蜡法铸造而成的，而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中国古代青铜的范铸技术可谓一枝独秀。这一技术始于二里头时期，在商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后来殷墟时期（即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制作，一方面达到了技术与艺术上的巅峰，另一方面也是后世“钟鸣鼎食”的“礼乐制度”的根基。
基本了解了“青铜”之后，我们来看看那些令人迷醉的青铜器物。

1975年偃师二里头出土 “中华第一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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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爵高22.5厘米 算上流、尾长31.3厘米 壁厚仅0.1厘米
其杯身为细腰瘦腹的筒状，一侧有便于端握的把手，下部为三根扁长尖足。杯口有窄长流、尖长尾，喝酒时，酒从长流中流出。流口部位乳钉状双柱矮小，既好看，又实用，呈现出一种既均衡对称又活泼俊俏的艺术风貌，纤细潇洒。

国家博物馆藏二里头出土青铜爵
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可知：中国五千年前便有了青铜冶铸技术，不过，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真正发端并显现出绝无仅有的原创性与独特性的，是上面这些来自二里头的使用内范和外范合成的复合范铸造法制作的复杂容器。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
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商王朝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诗经》、《史记·殷本纪》等典籍，均很简略 ，而19世纪末“安阳殷墟”及甲骨的发现，印证了《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王朝世系的记载（和一些纠正）。

“司母戊”鼎 发现于安阳殷墟 现藏国家博物馆
“司母戊”鼎晚商时期商王祖庚(或祖甲)为其母“戊”所做器物，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是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青铜器中最最大重的，举世罕见，（双耳现为修复）。除双耳为分铸外，其余部分全为浑铸一次成型。现重833公斤在当时所需要的铜液至少要1200公斤，所以单仅是“浇铸”这一道工序，就需要将近300人同时分工协作。


殷墟妇好墓出土“司母辛”鼎
一系列“安阳”出土：

方鼎

哈佛艺术馆藏同款

铜盉

爵杯

1990年郭家庄出土 方觚

绝美蓝锈

商代晚期 有盖方斝
西北冈1022号墓出土 史语所陈列馆
“湘”系青铜：

商末周初 “皿天全”青铜方罍
高63.6 cm，迄今所见最大青铜方罍，堪称“方罍之王”，铭文“皿作父乙尊彝”，传湖南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有相似风格器盖，自铭“皿天全作父乙尊彝”，据称佳士得拍卖器身与湖南省博藏器盖或为一对。

商代晚期 大禾方鼎 湖南宁乡出土

商代晚期 四羊方尊 湖南宁乡出土

商代晚期 虎首鸮尾觥（“x雨”觥） 哈佛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 青铜方斝 Compton Verney

商代晚期 马永盉 清华大学艺术馆藏
日本泉屋美术馆藏青铜器：







商代晚期 双羊尊 大英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 彝器一组 大英博物馆藏：

方斝

方彝
“宝鸡”系青铜：

商代晚期 兽面纹鬲 西安市博物馆

西周早期 筒形直纹卣 大都会博物馆

筒形直纹卣数量很少，大都会这件与宝鸡竹园沟M13出土的一对卣最为接近。除此之外比较有名的还有上博的古卣，通体牛首大兽面飞出器身，没有太多副纹饰；有白草坡的“潶伯”卣一对，风格更简练。


西周 中“柟”父鬲 西安市博物馆

西周早期 梨形窗酃纹凤纹出戟提梁卣


夔龙纹窗酃纹饰方彝


西周早期 伯矩鬲同款
牛首兽面提梁卣 波士顿美术馆

日己方彝


西周 太保方鼎 天津博物馆

西周 太保鸟卣 日本白鹤美术馆


西周早期“召卣” 国家博物馆

西周早期 曲折雷纹卣 上海博物馆

西周早期 象卣 哈佛大学艺术馆
“鄂”系青铜器：




西周早期青铜器 随州安居羊子山M4
商末周初 青铜镈两件：

故宫博物院

随州博物馆
这大类整体器型瘦高、双侧饰扉棱、带大兽面的青铜镈，虽并不是大批量发现，但国内外出土/传世数量也已有十几件，归为湖南湘江流域出土为主的南方系镈，跟后期中原流行的矮体、无扉棱、有钲间、饰蟠螭的青铜镈有明显差别。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向我们昭示了“祭祀”与“战争”或“祀礼”与“军礼”在古代国家运转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青铜制品，则是“祀与戎”中至关重要（没有之一）的物资，为统治阶层维护统治所特有，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精湛的铸造工艺及高妙的艺术水准，后世亦再无法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