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6659
铜鎏金黑马头明王
高6 cm（2 3/8 in）
明代 宣德宫廷风格
参阅 乌尔里希·冯·施罗德著《西藏佛教造像卷二》，观法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1，页1260-1261，编号348C-D
Lot 6659
铜鎏金黑马头明王
高6 cm（2 3/8 in）
明代 宣德宫廷风格
参阅 乌尔里希·冯·施罗德著《西藏佛教造像卷二》，观法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1，页1260-1261，编号348C-D

永乐年间，宫廷与西藏或藏传佛教的关系极为紧密，特设御用监「佛作」制作的汉藏风格造像，主要赏赐给西藏上层僧侣，旨在通过宗教笼络，达到对西藏的和平统治，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工艺和宗教价值。在其后的宣德时期，坚持永乐朝的政策，朝廷对藏传佛教尤为重视，在对神祇造像的制造从未有过懈怠。

此件拍品的高度仅6厘米，却按照永宣时期的艺术模式制作。载于乌尔里希.冯.施罗德著《西藏佛教造像卷二》的一件明永乐时期的铜鎏金黑马头明王造型与本拍品接近，仅在体量上有所差异。

据调查，目前国内外存世的永宣造像约400尊，分别供奉或收藏于寺庙、各大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尽管这些数量反映的并不是明朝宫廷造像的实际情况，但足以说明当时宫廷造像具有一定的规模，也说明永宣造像在明代汉藏关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当时铸造的实际数量应当远超此一数字，但因明代后期嘉靖、崇祯等朝多次发生撤毁藏传佛教造像的事件，导致数量锐减，成为皇室监造佛像中极为震撼的一类。

在现存的永宣造像中，大部分出自永乐时期，宣德时期造像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在冯•施罗德先生对西藏庙宇藏品进行大规模的探查过程中，只发现三件属宣德时期的铜像，数量稀少。这个数量似乎与明初官方文献鲜有提及宣德年间馈赠佛像给西藏寺庙高僧的状况吻合，亦与永乐朝频繁和大量的馈赠大异。

馈赠数量的激减亦侧面的表明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不断稳定，以及北京作为政治及宗教统治中心的确立与稳固。由此而生的融合了汉式审美的藏式造像得以臻于鼎盛，开「汉藏风格」或「北京风格」之新风尚。永宣之后，虽然宫廷造像销声匿迹，但是其影响却成为明代宫廷造像艺术传承的粉本与典范。
永宣风格对整个明朝佛教造像影响博大精深。永乐至正德时期造像均有受到永宣风格的影响，内地造像艺术以汉藏风格的永宣宫廷造像为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

Lot 6730
铜鎏金宝冠释迦牟尼佛
高34.5 cm（13 5/8 in）
明正统
Lot 6730
铜鎏金宝冠释迦牟尼佛
高34.5 cm（13 5/8 in）
明正统
据史料记载，现存明代汉传佛教寺庙供奉的佛像中，例如建于正统八年（1443年）的北京智化寺，其寺内的转轮藏殿和如来殿供奉的佛像就是寺庙遗存的重要代表，如今基本保持着明代建筑风貌。

其中，转轮藏殿内置有贮藏佛教《大藏经》的八角轮藏一座，主体经柜朝外立面上浮雕360尊佛像。佛像皆头饰螺发，面相宽平，宽肩细腰，躯体壮硕，整体造型风格与此尊造像相同。


释迦牟尼佛头戴宝冠的形象俗称“宝冠佛”。从三身角度来说是属于报身佛，代表佛的内证功德，但也有从佛陀传记的角度认为头戴宝冠的形象是代表佛陀当王子时的造型，故称“释迦牟尼王子像”。

此像造型端庄，身材匀称，面庞饱满，神态祥和，具有典型的汉人面相特征。上躯端正，肩胸宽厚，身着袒右式袈裟，内着僧祇支。衣裙纹褶流畅，写实而富于变化，衣缘纹饰錾刻精美，为内地惯用的写实性处理手法。梯形束腰式仰覆莲座造型宽大，上下缘各饰连珠纹一周。莲瓣宽肥饱满，饰卷草纹，上下对称分布。造像表面鎏金经年深日久脱落严重。正统时期，皇室对佛寺的施舍相对减少，传世作品不多。

本次万昌斯春拍中推出了一尊巨型金刚总持像，1970年代中期由比利时藏家收藏，于2017年6月在巴黎佳士得拍出。此像以锤揲工艺制成，体型巨大，达到了104厘米，在同类造像中当为翘楚。

Lot 6662
巨型铜鎏金金刚总持坐像
高104 cm（41 in）
尼泊尔 17-18世纪
来源
1.比利时藏家自1970年代中期收藏
2.巴黎佳士得2017年6月20日，编号165
Lot 6662
巨型铜鎏金金刚总持坐像
高104 cm（41 in）
尼泊尔 17-18世纪
来源
1.比利时藏家自1970年代中期收藏
2.巴黎佳士得2017年6月20日，编号165

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噶举派对金刚持尤为崇奉，尊其为本初佛，在表现噶举派题材的唐卡和其他绘画形式中，金刚持往往被置于上方中央，受到特殊的礼敬；同时噶举派还将金刚持奉为本派的鼻祖，认为噶举派全部教法皆源于金刚持，金刚持后帝洛巴、那诺巴、玛尔巴、米那日巴、冈波巴次第相传，最终成就了西藏噶举派的庞大体系。

此像开脸精美，周身饰物华丽，工艺繁缛，并镶嵌宝石加以点缀，值得注意的是胸前璎珞为可拆卸式。结跏跌端坐，双手结金刚吽迦罗印，手中原持法器金刚铃和金刚杵已佚。整像造型端庄，体态优美，展现了金刚持在藏传佛教中的至尊地位和悲智双圆的宗教特质，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非凡的艺术美感。

Lot 6661
铜鎏金四臂观音像
高19 cm（7 1/2 in）
清康熙
来源 天津文物2011年秋季竞买专场，Lot 0660，成交价：RMB 504,000
Lot 6661
铜鎏金四臂观音像
高19 cm（7 1/2 in）
清康熙
来源 天津文物2011年秋季竞买专场，Lot 0660，成交价：RMB 504,000
清代宫廷造像始于康熙时期。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为藏传佛教做出了许多贡献和功德，如册封五世班禅大师，在北京和承德等地兴建玛哈噶喇庙、永慕寺、资福院、溥仁寺、溥善寺等喇嘛寺庙。

中正殿一区俯瞰图 （摘自网络/文明/摄)
史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在宫中设立“中正殿念经处”，负责宫中藏传佛教事务，主管宫廷喇嘛念经，并兼办佛像的铸造。这一机构是清代帝王在宫廷中第一次设立的官方佛教机构，佛教活动的制度化反映了清朝宫廷及帝王与藏传佛教不同寻常的关系。

铜鎏金四臂观音菩萨像
高 73cm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现存的佛教造像实物看，带有纪年铭文的康熙宫廷造像要早于康熙三十六年。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尊康熙宫廷纪年四臂观音菩萨像就是例证之一。四臂观音菩萨作为藏传佛教密宗本尊之一，不仅是民间寺院供奉的主尊佛像，也是清宫崇奉的藏传佛教重要神祇。

铜鎏金四臂观音像 清康熙 高12.5厘米
《收藏家》2012年第4期，总第186期
在近十余年的各大博物馆展览和世界各大拍卖会中，极少见到康熙宫廷纪年佛像。根据目前统计，刻有康熙纪年铭文的造像不足十尊，大多是没有纪年铭文的，其中不乏一些精美之作。
康熙时期的菩萨装造像实物遗存数量多于佛装造像，进一步说明了康熙时期普遍崇奉各大菩萨的信仰之风。此次万昌斯春拍中的这尊四臂观音像出自天津文物2011年秋季竞买专场，Lot 0660，成交价：RMB 504,000。


此尊四臂观音身材匀称，腰肢细敛而富有力度，腹部颇具弹性。帔帛绕臂自然垂落，尾端垂至莲座前方，这种样式最早出现在明早中期的汉藏风格造像之中。采用明晚期的汉地艺术表现手法表现衣纹，厚重而写实，衣缘上刻有精美的纹饰。

周身配饰耳珰、璎珞、项链和钏镯，在这些饰物上镶嵌宝石加以点缀之后，呈现出华丽的典雅之气。莲座造型宽大，正面呈梯形，束腰较深，造型宽大，尽显大气磅礴之势。

康熙风格造像均用黄铜铸造，质地精良，铜胎厚，在用材、工艺及艺术风格上对那些有能力铸造佛像的寺庙和民间作坊产生了巨大影响。部分工艺直接传承了明代永宣宫廷造像艺术的遗风，其造型样式、艺术风格、题材类型、和工艺手法在当时已成为社会中的“标准造像艺术模式”。

这一时期的造像涉及到佛、菩萨、护法及上师等主流题材，普遍特点反映在遵循写实艺术风范的基础上，通过精良的材质、完美的雕工、奢华的装饰、以及动人的神韵展现了佛像的庄严神圣之感。
藏传佛教自13世纪传入内地起，即受到元、明、清三代帝王崇信。清代皇宫苑囿中遍布大小佛堂，为帝后做佛事的场所，其内所供佛像众多，穷尽用料考究与工艺精湛之能事，以突显皇家气派和至诚之心。

Lot 6658
铜鎏金六臂玛哈嘎拉
高19.7 cm（7 3/4 in）
清代 宫廷风格
Lot 6658
铜鎏金六臂玛哈嘎拉
高19.7 cm（7 3/4 in）
清代 宫廷风格
本场这件拍品，是六臂玛哈嘎拉多种形象中比较经典的一种，其形象还有二臂、四臂等。玛哈嘎拉作为古代印度的战神，被引入佛教后很受密教的崇奉，是观音菩萨化现的大护法，在护法中地位很高，同时也是密宗修法所依止的重要本尊，从元代开始就受到以后历代帝王的信奉。


造像的鎏金非常亮丽，造型舒展，面相凶忿，生动威猛。在做工用料及造像周身每一处配饰细节都达到了很高的制作水准。造像背面亦如此。


值得注意的还有莲座的形制。仰覆莲之间宽边束腰錾刻缠枝莲纹，莲瓣规整，莲座上下缘共饰三周联珠纹。
本场中的另一件密集金刚像是收藏的热门题材之一。其作为无上瑜伽总父续的重要大法，同时也是藏密格鲁派崇奉的五大本尊之一。

Lot 6660
铜鎏金密集金刚
高17.3 cm（6 3/4 in）
清乾隆
Lot 6660
铜鎏金密集金刚
高17.3 cm（6 3/4 in）
清乾隆



6862
不动明王
高15.8 cm（6 1/4 in）
西藏 17世纪
雪堆白 或 宫廷风格
6862
不动明王
高15.8 cm（6 1/4 in）
西藏 17世纪
雪堆白 或 宫廷风格
不动明王是佛教密宗中五大明王之主尊，拥有坚固不变的慈悲心，备受藏密尊奉。其艺术形象有二臂、四臂和六臂之分，现忿怒相。传世造像以一面二臂形象为主，造型由印度教湿婆的忿怒形象演变而来，多呈舞姿和立姿。

此尊一面二臂，面庞宽阔，三目圆睁，獠牙外露，相貌凶忿。肌肤圆润，佩饰耳珰、项链、手镯、臂钏和脚镯。左手执绢索，右手擎利剑；左腿屈膝着地，右腿弓立，这种身躯扭动、单膝跪地的造型姿态展现了不动明王的积极性。

雪堆白旧址坐落在布达拉宫脚下“雪城”西城墙外，属于为数不多的官办工厂，始建于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公元 1617-1682 年）。“雪堆白”铜佛造像在风格上承袭了东印度帕拉造像艺术遗风。此像即为仿古风格，莲座及莲瓣样式也极具古风。

Lot 6764
铜佛板
高24.7cm（9 3/4 in）
辽代
Lot 6764
铜佛板
高24.7cm（9 3/4 in）
辽代
这件铜佛板为迄今为止发现同材质佛板中最大的一件。佛板通体采用模范铸造而成，轮廓分明，图像清晰。整体作单间殿堂式建筑造型，原有两叶木制对开门扇，现已无存。佛板上端为庑殿顶，正脊中央设置一刻有莲花图案的宝盖，正脊两端各设置一鱼头形鸱吻，屋顶面作瓦垄状，犹如寺庙大殿屋檐，檐牙上翘，屋檐下刻画类斗拱装饰，具有辽宋时期雕刻和建筑艺术的鲜明特点。佛板下方为长方形底座，底座上线刻宝相花纹。

辽上京南塔 西北面

辽上京南塔西北面下层现状
屋檐下是一幅立体感极强的浅浮雕佛画。画面主体为一佛、一弟子、一菩萨的三尊像，上方从属担负宝盖的二飞天。主尊造型风格与辽代同时期造像极为接近（参考辽代上京南塔之西北面下层的佛陀浮雕），反映了辽代草原民族的审美趣味。

主尊佛上方悬浮宝盖，双层盖檐，周缘垂幔。主尊佛两侧分别浮雕一椭圆形云团，每个云团中各有一身飞天作合掌供养状，后肩担负牵连宝盖的缯带。追本溯源，这种不一般的造型其实关联着犍陀罗和北魏的造像。少许犍陀罗成熟期的浮雕可见犍陀罗大神主尊上方有左右二飞天捧持花盖供养。花盖供养见于佛教经典，为南亚古老传统，飞天捧持花盖造型可能是艺术家的创造性表现。

定州北魏太和元年（477）金铜释迦佛像 局部
类似二飞天捧持花盖的艺术设计形式，于北魏中期（439—493年）传播到中原北方，用于当时流行的金铜佛板，如定州北魏太和元年（477）金铜佛像，表现为二飞天手牵连缀宝盖的缯带，由二飞天捧持花盖转变为二飞天捧持宝盖，这显然是调节中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结果。不难看出，该实例二飞天手牵连缀宝盖的缯带，与本佛板二飞天担负牵连宝盖缯带的表现相差无几，两者应该存在传承和发展关系。可以推断此佛板在制作之时可能参考借鉴了传世的北魏金铜佛板。


巴林左旗出土青铜佛板
采自《辽上京文物撷英》图版27
1977年，内蒙古巴林左旗野猪沟乡盖家店村（位于辽上京城址附近）出土的一件辽代小型青铜佛板，现存于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形制与此拍品相似。两者皆是佛殿式造型，主尊阿弥陀佛均协侍一弟子及一菩萨，并从属担负宝盖的二飞天。佛板底座遗失。

莲座左右两侧二协侍姿态明显有别。自南北朝以来，阿弥陀佛通常以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为协侍，形成西方三圣组合，与西方净土类经典记述一致。此佛板之阿弥陀佛协侍一弟子及一菩萨，这种不对称组合在佛造像中十分罕见，也是此佛板的特色之一。

此铜佛板的文化价值非同寻常，佛板内容关联北朝至辽代数百年间的佛造像史，汇聚不同时期和诸多地域文化因素于一身。

Lot 6690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高19.1 cm（7 1/2 in）
盛唐
来源 日本住友家族旧藏
Lot 6690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高19.1 cm（7 1/2 in）
盛唐
来源 日本住友家族旧藏
日本住友家族是日本四大财阀家族之一（住友财团、三井财团、三菱财团、安田财团），以制铜为业，上世纪初开始将中国古铜器作为其收藏的主要门类，是日本收藏中国古铜器最早、数量最丰的收藏家。

典型的唐代释迦牟尼佛造像表情平静祥和，将北魏时期的笑容转变为自省而内敛的笑意。身姿上，亦简化北魏时期繁冗之衣纹，将褶皱所带来的厚重感抹去，简化为相对洗练的身形，注重对肌体曲线的表达，姿态松弛。

自唐代之后，造像在这一基础上朝着更为写实化的方向发展，随着北魏末期及北齐山东被纳入北方统治区域，这一造像风格迅速实现高度统一，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中原审美标准。

唐代造像较北朝时期，渐渐向饱满丰盈发展，面部也渐露和蔼亲切的微笑。让人感到既有出世的超然与神圣，又有入世的情怀与亲近。这主要是因为唐代人们对佛教教义理解的更完善，影响了此时的造像艺术。值得注意的是此尊造像的背光形制，且多处镂空。


此像胎体厚重，整体鎏金，虽有锈蚀但保存基本完好，更因背光之华丽尤其珍罕。

Lot 6762
青铜观音坐像
高18.6 cm（7 3/8 in）
辽代
Lot 6762
青铜观音坐像
高18.6 cm（7 3/8 in）
辽代
据《契丹国志》记载，辽太宗在得到燕云十六州后来到燕京，在燕京大悲阁，他看见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与他梦中所见完全一样，立即产生极大敬信，于是将这尊观音菩萨迁往契丹族的祖庙—木叶山，建菩萨堂供奉，尊为家神，体现了对观音菩萨的极大尊崇。在太宗的带动下，观音菩萨由此得到契丹民族和北方人民的普遍接受和信奉，成为辽代佛教信仰的一大特色。

此像造型、尺寸、制作及年代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所藏一件（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海外遗珍•佛像》页146）相似。

造像以青铜为材整体铸造，年代久远周身已遍布厚重的绿色锈蚀，结跏趺坐，头戴及具民族特色的筒式高冠，飘带垂于肩膀两侧慈眉善目，面容方圆，时代与地域特征明显，全身璎珞极为繁复，显示出少数民族的审美情趣。

莲座属典型辽代样式，莲座下方静卧三只雄狮，在同时期作品中十分少见。仰式莲座在宋辽时期最为流行，且花形饱满，呈怒放状。如延安子长钟山北宋石窟佛造像均为仰式莲座，大同华严寺及应县木塔的佛像座亦如是。据子长钟山石窟题记为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所凿，恰与应县木塔辽清宁二年（1056年）始建时间大致相同，可知此种形式的莲座曾广泛流行于宋辽时代。

整尊佛像庄严不失慈祥，铸造精美，虽近千年仍栩栩如生。为汉传佛教在北地之传播史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