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皇帝那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御用瓷器，这是规矩。
    所以袁世凯在发抽称帝前，拨了一百四十万大洋叫大家郭葆昌做督陶官，做了一批瓷器出来登基时候用，总数不会超过一万件。
    郭葆昌那可是民国时候的大收藏家！
    乾隆皇帝视为珍宝的三希堂里三个帖子。
    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其中《中秋贴》和《伯远帖》就是郭葆昌买下来的。
    他为袁世凯做御瓷，耗费一百四十万大洋，分摊到每一件瓷器上，费用也是极为惊人。
    袁世凯虽然做了皇帝，但内心还是很在意世人的非议，更怕在史书上铭刻遗臭万年。
    虽然每个男人都有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梦想，更别说像袁世凯这样窃国大盗的枭雄，但毕竟复辟做皇帝，那是逆着历史大潮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所以，这些瓷器都没有落洪宪年制的款识。而是用的居仁堂款，大都是珐琅彩和粉彩。
    这批瓷器也并非袁世凯所专用。
    他还为北洋军阀徐世昌（署“静远堂制”款）和曹锟（署“延庆楼制”款）各烧制了一批瓷器。主要有陈设瓶，杯、盘、碗等日用瓷以及成套的餐具。
    除此之外，郭葆昌还为他自己也烧造了一批瓷器，用的是自己旧时店铺的觯斋款。
    这些才是真正的精品！
    而洪宪年制款的瓷器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当时袁世凯皇帝梦就做了几十天，被迫下野滚蛋，没几天就挂了。
    很多奸商们却是不管这么多，立刻仿作出无数洪宪年制的各种瓷器来，借此赚得盆满钵满。
    在民国那些年，上至名公巨卿、富商大贾，下至中产之家、升斗小民，无不对这种瓷器趋之若鹜。
    虽然袁世凯短命，但好歹他也是个皇帝，而且还比李自成多做了四十一天，比海昏侯刘贺多做了五十四天，他的东西可是带龙气的。
    因此在当时，这些洪宪瓷备受欢迎。其后二三十年代，景德镇的民窑仿官窑更是以“洪宪年制”为标准，精美不亚于原时之器，遂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含御制、官窑、民窑仿官窑（后期）三大构成的收藏系列。据说：“洪宪瓷”的薄胎、洁白度、透明度都大大超过乾隆御瓷，时至今日，在市面上收集“洪宪瓷'是一种时尚，十分珍稀；但能再细分当时的御制“居仁堂制”、郭世五的“洪宪年制”官窑和后来的民窑仿官窑，却如凤毛麟角，构成了民国初年（约在1916年左右）瓷器收藏的一个有趣话题。
后来，市面上一度出现的"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瓷器，有专家认为，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年代民窑烧制中的精品，能够认定为“洪宪官窑”的瓷器，只有器底部落有"居仁堂制"和"居仁堂"红色篆书款的那批瓷器。
　　洪宪官窑瓷器，在民间一直是个传说，普通百姓难见其尊容。因其稀少，一直是中外陶瓷收藏家寻觅、收藏的目标。据悉，1942年，郭葆昌逝世，4年之后其后人遵从遗愿将他毕生所藏的瓷器尽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1963年至1965年，袁世凯第十三个女儿袁经祯将家中珍藏的13件"居仁堂制"款识瓷器先后捐赠给苏州博物馆。
　　相关资料表明：袁经祯捐赠的13件瓷器，形态各异，大小都有，色面以釉上粉彩为主。产品胎质细腻，白如霜雪，釉色纯净，层次分明，画工精湛，构思巧妙。瓷器釉面上所绘的彩粉梅雀图，与瓷器底部红色"居仁堂制"印章尤为醒目。因烧制完成后，从未使用过，宛若新品。

据苏博介绍，馆藏的此套“居仁堂制”款粉彩碗、盆，其造型口弧而外侈，腹内折，圈足。盆的口径为15厘米；碗的大小口径依次为14.5、12.6、10.7、9.2厘米。胎质白如霜雪，釉色纯净，画工精巧，器身内外以“过墙”手法绘制彩梅鹊图，赭色梅枝上或白或红的梅花，衬以绿叶，两只墨彩喜鹊形态生动。整套作品绘工精细，釉色浓淡明暗，层次丰富，极具美感。
此套“居仁堂制”款粉彩梅鹊图瓷器是袁世凯第十三女袁经祯分别于1963年5月和1966年9月捐赠的，袁经祯为袁世凯的七姨太所生，后嫁给曾任礼部尚书的苏州人陆宝忠之子陆鼎生。袁世凯死后，袁家的财产被其子所分。据称，每个女儿除了分得大洋八千元以外，还分得一箱袁世凯生前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物品。袁经祯所捐赠的“居仁堂制”瓷器，应属于其分得的嫁妆的一部分。如此，从北京带到苏州的这套瓷器是存世罕见的真正的“洪宪瓷”，是鉴别真伪的标准器。
1974年，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之三子袁家骝与夫人———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第一次从美国回大路探亲，专程到苏州看完其姑母袁经祯、姑父陆鼎生，袁、陆两位曾面赠一盒“居仁堂制”款胭脂红彩山水图的文房用具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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