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日本瓷器，很多人会立刻想到自然质朴的日式茶碗，无法道明日本与中国瓷器的具体差异。今天就让我们通过广州博物馆“白色金子·东西瓷都——从景德镇到梅森瓷器大展”中的部分展品了解一下日本瓷器的历史与特点。
　　

　　青花山水人物纹水注 1655-1670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这是一件青花山水人物水注，在它的颈部是当时荷兰流行的郁金香图案。与瓶身的连接处绘有藤蔓花纹。而瓶身以树木和飞鸟为背景，配上明末清初风格的人物。那么，这样一个集多种文化元素为一身的“混血”水注，是中国生产的吗？其实，它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以代尔夫特陶器为样板，向日本有田订购的伊万里瓷器。这类瓷器运抵欧洲后，喜饮葡萄酒的欧洲人会对器型功用进行改造，加上了金属盖子，变为盛放葡萄酒的容器。
　　适逢其会
　　那么，荷兰为何要千里迢迢向日本订购具有中国风情的瓷器呢？十六世纪时，喜爱中国瓷器的荷兰人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白釉和青花原料仿制中国青花瓷。荷兰的代尔夫特窑就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中汲取灵感，不仅生产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蓝白锡釉陶器，还带动了荷兰其他地区的窑厂发展。虽然无法与真正的中国瓷器媲美，但也得到了部分欧洲市场的份额。十七世纪中期，在外销瓷市场上一骑绝尘的中国经受着明清交替产生的内乱，加之海禁政策，无法再向欧洲出口瓷器。荷兰东印度公司便将目光转向了师承中、朝的日本。此时的日本已学有所成，制瓷业进入成熟阶段，能生产出媲美景德镇的瓷器了。作为中国瓷器替代品的伊万里瓷，必须迎合欧洲客户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便以景德镇民窑外销的克拉克瓷为模仿对象。伊万里瓷，即从日本伊万里港口出口的瓷器。而“克拉克”一词来源于十七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的葡萄牙“克拉克”（Kraak）商船。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们在商船上发现了大量中国青花瓷器，故而取名克拉克瓷。克拉克瓷以青花为主，质地细腻，画工精美。器型多样，包括碗、瓶、军持、盘等。
　　匠心芙蓉
　　十六世纪后期日本开始仿制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因其图案形似盛开的芙蓉而称之为“芙蓉手”。日语中的手，在这里指的是“样式、类型”之意。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像芙蓉花一般的盘子。外圈边饰由多个开光组成，好似花瓣。将瓷面分解成多个小画面进行描绘，相比在大面积上进行瓷绘更加容易。盘口有菱花口和圆口两种。中心的“花蕊”部分多为花草、蔬果和动物等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后添加如荷兰郁金香、外国海船甚至荷兰东印度公司缩写“VOC”等异域元素。
　　


　　五彩芙蓉手花盆纹花边沥水钵与托盘 1740-1780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看到这个带有开孔的钵，不知大家是否会想起洗菜用的沥水盆呢？没错。这个套装的钵的中央开了28个小孔，底部有3个撑脚。果蔬上的水通过小孔流到托盘上，即可保持桌面的干爽整洁。钵和托盘的中央都是插满鲜花的花瓶图案。托盘和钵的边饰相同，为四组花卉、建筑为主题的对称开光，画面充实、整齐。底座有“大明嘉靖年制”和“力”的铭文，分别为时间和窑印，周围点缀着牡丹藤蔓纹，足见中国瓷器对日本的影响。中国瓷器对于日本瓷器的影响，也体现在烧制技术上。据推测，景德镇匠人因战乱前往日本，才推动了技术变革，其中就包括釉上彩技术。芙蓉手除了青花染付又多了一种样式——色绘芙蓉手。染付，是日本人对称青花瓷器的称呼。染是青料进行色绘，付即纹饰。前文中提到的水注就属于青花染付。
　　


　　五彩妇人纹剃须盘 1720-1750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使产品更适合欧洲市场的需求，会根据市场急速变化的趣味调整进货产品，也会自带图纸来样定制，从而推进了器型和纹饰方面的创新。这件大盘的造型看起来令人颇为不解。实际上，17至18世纪的欧洲人为了方便剃须，会将他们的下巴卡在盘沿缺口处，这样的独特的器型在日本内销瓷产品中几乎没有。另外，盘沿上方的菊花花蕊处还设有两个小孔，不用时可以穿绳挂在墙上，不失为一种装饰。实用与美观兼具。盘中央描绘着身着红色和服的美人，推门探身看着庭院中盛开的樱花和枝头的一双鸟儿，或许正思念着爱人。相同的图案，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含义。同样是妇人启门的图案，在中国却主要用于墓室壁画中。盆沿两侧是对称的开光图案，内绘一美人在伏案书写，侍从跪坐在一旁。明清中国瓷器中虽有描绘仕女生活的图案，可没有露出肩膀的大胆。这种日本风格突出的浮世绘风格美人纹，在日本伊万里瓷中屡见不鲜。
　　另一种日本特色风格瓷器产品则对荷兰瓷都代尔夫特和德国梅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那就是“柿右卫门”风格。梅森瓷厂甚至曾经全数模仿柿右卫门样式的颜色。柿右卫门是日本瓷器彩绘的始祖，他受到了中国彩瓷的影响，也间接让中国彩绘瓷得到传播。在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中，有这样的一件藏品：在乳白胎瓷胎（亦称“浊手”）上用纤细的笔锋描绘花树；柿色，即朱红色、黄色、绿色为重点色，色调明朗清新。而明显的色彩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釉上彩瓷器的身影。花树绘在左侧，是受到歌舞伎文化的影响，将构图重心偏移，大量留白。柿右卫门样式的题材以梅兰竹菊等植物，龙凤虎鹿鸟等动物为主，除此以外，还有山水，其中日本人最爱篱笆。其画工细腻，具有立体感。器型多为几何状，边缘处还有绳索一般的装饰，很好地体现了柿右卫门样式的整体特点。
　　


　　日本造“柿右卫门”风格瓷盘 约1700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到了18世纪，日本开始针对欧洲市场生产大量融入本土风俗设计又华丽夺目的彩绘瓷器，形成了“金襕手”风格，流传至今。金澜手风格的瓷器大量使用红彩、金彩，具有华丽鲜艳、不惜工本、繁密精细的特点，给予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其风格从明代景德镇金彩瓷器演变而来，以釉上彩瓷为基础，在红底上以金彩纹饰点缀装饰。

　　“金襕手”风格器型多为大盖罐等大体量容器。这件五彩妇人纹六棱大罐就是生活奢靡的欧洲王公贵族使用的沉香罐。据说将香料放入一段时间后再重启能满室飘香，芳香四溢。罐身布满花卉图案的装饰，令人眼花缭乱。同时还描绘了几位服饰各异的满月脸、丹凤眼游女和“秃”在赏花。游女是在娱乐场所为男性提供歌舞服务，多才多艺的女子。“秃”是年幼的实习游女，跟随在最高级的游女身边，比例被缩小，与浮世绘的表现手法相同。其中有美人回眸的姿态，令人联想起“浮世绘创始人”菱川师宣的《回眸美人图》。日本学者小林仁指出，不排除因物美价廉的中国瓷器重新出口，让日本的瓷器出口商有意与中国瓷器区分，所以积极采用了在日本内销瓷中几乎没有的浮世绘美人图纹的可能性。这类的美人纹将女性婀娜优美的姿态展现无遗，也被称作“瓷器上的浮世绘”，在呈现东方风情之余也符合了西方洛可可绚烂夺目的风格特点，在欧洲风靡一时。
　　


　　五彩妇人纹六棱大罐 1700-1740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他山之石
　　日本的伊万里瓷或伊万里烧，和中国的伊万里瓷虽然名字一样，但含义不同：芙蓉手、柿右卫门、金襕手样式均为日本伊万里瓷的组成部分。而中国伊万里瓷，是1685年后重启对欧贸易，景德镇应欧洲市场的需求，对日本金襕手样式的仿制。沉寂已久的中国外销瓷成为日本伊万里瓷的强有力对手。比起同时期的日本伊万里瓷，中国伊万里瓷胎体更加轻薄、洁白，色彩更为柔和，瓷绘更加精致。因此，在东印度公司眼中，中国伊万里瓷的性价比更高。除了中国伊万里，还有一种以红彩和绿彩为基调的五彩瓷一经出口就在欧洲大受欢迎。1757年，日本伊万里瓷的出口之路画上了句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中国瓷器在初期对日本、欧洲的制瓷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他们在模仿中学习，创新、超越，抓住契机一举而上，结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成果。欧洲的市场需求与日本瓷器的样式反向影响了中国的外销瓷器。最终，中国凭借百折不挠的精神重夺属于自己的市场。而瓷器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外销瓷是世界经贸中的必然产物，是艺术史上不容忽视的部分。
　　参考书目
　　1.杨小军. 2012. 《百年外销名瓷：日本伊万里》. 艺术市场, 期 13: 95–99.
　　2.熊寰. 2013. 《300年前的角力——“中国伊万里”VS“日本伊万里”》. 收藏, 三月, 37–41.
　　3.小林仁. 《画在瓷器上的浮世绘——关于17世纪至18世纪出口伊万里瓷器上的美人画》. 白色金子·东西瓷都——从景德镇到梅森瓷器选, 202–5. 上海书画出版社.
　　4.宋敏, 王研霞. 2013. 《贵“金”属在陶瓷中的使用研究——以日本金襕手为例》. 大众文艺, 272–73.
　　5.施茜, 郭辉. 2015. 《从克拉克到芙蓉手样式瓷——清初中国海禁与日本制瓷业在欧洲之崛起》. 史论空间 11 (271): 82–84.
　　6.上海历史博物馆. 2019. 白色金子·东西瓷都——从景德镇到梅森瓷器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7.出川哲朗. 2019. 《远渡欧洲的日本伊万里瓷》. 白色金子·东西瓷都——从景德镇到梅森瓷器选, 191–94. 上海书画出版社.
　　广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