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政治风潮中的幸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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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把梦阳 6park.com
公元229年，吴王孙权正式称帝，改元黄龙。作为硕果仅存的东吴开国元勋，老臣张昭却于此时“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三国志·张昭传》）。孙权并非心胸狭窄之主，也未曾如刘邦屠戮功臣；何况，张昭早就淡出东吴最高政治决策集团十馀年，对政权并无威胁。本传中的寥寥数语，并没有说明张昭辞官的真正原因，但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却道出了一个历史细节：
（孙）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
“张公之计”指的就是当年张昭劝孙权降曹操一事，二十年后，孙权仍对此耿耿于怀，张昭辞官，恐怕与此紧密相关。不过，尽管在百官之会上羞辱了张昭，孙权随后又拜其为“辅吴将军，班亚三司”，并封其“娄侯，食邑万户”，依旧给予这位老臣应有的体面。
以上这些记载，也是从古至今的史家论张昭、孙权以及东吴历史经常使用的材料依据。的确，张昭在赤壁之战前劝说孙权投降曹操，是其一生的“政治污点”，也直接导致其被孙权长期冷落，在东吴的政治地位急转直下，这也是历代史家的基本共识。但是，作为东吴早期独一无二的谋臣，张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原因恐怕不只在政治谋略的层面。结合汉魏之际士人普遍的思想、文化信仰的重建这一历史大势，张昭的士人角色始终左右着他的一次政治抉择。在汉晋之间风起云涌的政治变换中，张昭之一生，也经历了若干幸运或不幸。
一
张昭字子布，徐州彭城人，生于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据本传记载，张昭“少好学，善隶书”，并且“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 》”。此外，根据孙权以“张昭有师法”，命其子张休先“从昭受 读”《汉书》，再“还以授”太子的记载（《三国志·孙登传》），可知张昭亦有《汉书》学造诣。如果东汉王朝能够一直保持稳定统治的局面，张昭也许就如同东汉中前期的大多数士人一样，要么接受征举，进入州郡为掾吏，然后步步进取，专心于仕途；要么退居岩穴之间，精研典籍，著书立说，成为一代“通儒”。但是，东汉中期以降，混乱的政治秩序与严峻的统治危机，显然没有给予张昭这代士人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桓、灵之际，党锢之祸的阴影一直弥漫在士林之中，不仅阻断了诸多士人的仕进之路，更是激化了他们在思想文化层面与帝国的矛盾。
两汉以来，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进程不断深入，儒生士人日益活跃于参政议政。他们所希望的，是将经典中构建的“王道”景象，真实地付诸于政治现实。可以说，这一努力在东汉确实取得了较大成效，儒学成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并扩大了士人的社会基础。但不能忽视的是，两汉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中，“霸王道杂之”的因素也持续存在着。统治者固然希望借儒家经学实现思想统治，但在具体的行政治理与刑法运用上，仍需要借助强大的权力机器，这显然与儒学士人崇尚德教礼治的“王道”信仰发生了冲突。尽管在前半生并未参与任何政治集团，但精习《左传》《汉书》这两部推崇“王道”理想经典的经历，对张昭文化信仰的形成，则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献帝初年，“天子播越”，帝国的统治完全崩溃。乱局很快就蔓延到张昭所在的徐州，是时“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在这一时代风潮的裹挟下，张昭也南渡淮河，到扬州避难。此时扬州属于袁术的势力范围，但在士人眼里，袁术虽出自“四世三公”的高门大族，却是一个“素无纲纪”且有悖逆之心的纨绔子弟。尽管“汉道陵迟”，但士林舆论还是将希望寄托于那些有志于“匡扶” “兴复”汉室者。如同曹操早年就曾被桥玄目为能够安定“天下大乱”的“命世之才”（《三国志·武帝纪》），作为袁术“部曲”的孙策亦是如此。在士人眼中，孙策是“善于用人”，且士民莫不为之“尽心致死”的英雄人物（《三国志·孙策传》）。因此，张昭在兴平二年（195）成为了孙策的幕僚。如果说在脱离袁术后迅速占有吴、会，依靠的是军事实力，那么，张昭以及其他大批士人的加盟，则加强了孙策集团的政治实力。汉末群雄多为一时之雄，能持久者，莫不依靠幕僚士人的政治智慧，如曹操听从荀彧等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刘备执行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相应的，孙策则执行了以“辅汉”旗号为核心思想的战略：
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历》）
史载此为张纮之谋。结合张纮曾“入太学”，“治 京 氏《易》、欧阳《尚书》” 以 及“《韩 诗》 及《礼记 》《左氏 春 秋 》” 的经历（参《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可推测其与张昭有类似的学术背景与政治信仰。同时，孙策曾以张昭为“管仲”，且张纮与张昭常“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并为参谋”（《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可见此战略也应被张昭所认可，并在“二张”共同主持下进行。
张纮将孙策比作齐桓、晋文，视汉室为周室，把孙策以“诛除群秽，匡辅汉室”为目的的事业喻为超越齐、晋之功业。与之类似的，是沮授曾建议袁绍迎献帝，但被袁绍拒绝；反之，曹操采纳了荀彧的建议，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并控制了中原、河北大部分地区。沮授、荀彧、张纮以及张昭等人，都希望借助群雄的军事实力，以霸主之姿，振兴汉室，这反映出当时士人的普遍共识，是希望保全献帝正统，稳定局势，从而实现“王道”理想。从个人命运看，张昭等士人虽遭遇离乱，承担了时代造就之大不幸，但他们在“匡复汉室”的风潮中得遇明主，则又是一种幸运。
二
建安五年（200），孙策意外身故。在张昭、周瑜等人的维护下，孙权顺利继业，江东既有战略得以持续发展。孙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三国志·吴主传》），与周瑜“共掌众事”（《三国志·周瑜传》）。但是，曹操占领荆州大部后，随即挥师南征，针对重兵压境的局面，江东集团发生分歧：张昭等士人主张降曹，而周瑜、鲁肃等将领则力主抵抗。最终在后者的主导下，孙权击退曹操的军队，巩固了江东基业。有史书引孙权之语，说张昭等人劝降的目的是“各顾妻子，挟持私虑”（《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裴松之则认为张昭劝降之事“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其目的在于“上藩汉室，下保民物”，“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三国志·张昭传》裴松之评语）。裴氏的观点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较为客观地解答了张昭劝降之内在原因，既为了维护东汉正统，也希望保全江东百姓，体现出宽仁爱民的用心。显然，这是由张昭的“王道”政治信仰所决定的。不过，“匡复汉室”的旧旗号，在鼎足之势日渐明朗的前提下，已不能满足军事霸主日益膨胀的野心。尽管江东战略由张纮、张昭主导，但二人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对战略指导思想的规划；但很快，豪族、游侠出身的将领就提出了更富进取的战略目的：鲁肃初见孙权，明确指出“汉室不可复兴”，更将孙权比作汉高祖刘邦，认为其目标应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三国志·鲁肃传》）；甘宁认为“汉祚日微”，曹操“终为篡盗”，孙权应“先取黄祖”，进而沿长江西进，“渐规巴蜀”（《三国志·甘宁传》）。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孙权的首肯，并在日后付诸实践。可见，江东战略在孙策时代，尚是以建立“匡复汉室”的“齐桓、晋文之业”为目的，但到了孙权时，则开始转向了“帝王之业”的建设。
对此，张昭的反应十分激烈。对于鲁肃，张昭以为其“谦下不足，颇訾毁之”，又说其“年少粗疏，未可用”；而对甘宁，张昭亦以“若军果行，恐必致乱”责问之。然而，在孙权的支持下，鲁肃的地位得以稳固；而甘宁更是反问张昭：“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其实，张昭对鲁肃的责备，或许有自恃功高而排挤新人之嫌，但恐怕深层原因还是对其“帝王之业”主张的排斥；其与甘宁的争论，也并非是单纯反对武力征伐。孙策在时，“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三国志·陆绩传》）。显然，在张昭等士人看来，“武治”是必要手段，目的仍是为了“匡复汉室”，这自然与日趋占据主导的“帝业”主张发生冲突。
有学者根据以上史料敏锐地指出，张昭与鲁肃之所以提出不同战略的根本原因，在于张昭等“儒学士大夫”，与孙权主导的豪族集团存在着“思想文化层面”的分歧，前者仍对东汉朝廷存在认同，后者则试图取而代之，这一矛盾在赤壁之战前就已经显现（参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62-178页）。从政治文化信仰的角度看，这一分析无疑是准确的。不过也应注意到，即便在士人内部，对于是否维护东汉正统，亦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此后成就了蜀汉与曹魏帝业的诸葛亮、许靖、华歆、王朗等人也都是士人，其中王朗还是昔日与张昭志同道合的好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有所分途。江东本土的儒学士人顾雍、张温等人，并未对东汉朝廷表示出誓死效忠的决心，最终也选择支持孙权。当然，根据田余庆先生经典的孙吴政权“江东化”趋势的分析看，孙权与江东士人的媾和是主要动因；但如果顾雍等人在观念上依旧以东汉为正统，以其本土世家的身份实力形成政治联盟，亦可阻碍鲁肃等人主导的“帝业”进程。因此，张昭属于在观念上依旧亲近于“汉统汉道”的士人，但在汉魏之际历史大势的碾压之下，张昭的主张注定无法实现。
然而历史终究是“唯胜利”论，赤壁之战的结果，想必也震撼了张昭的内心，其政治舞台在此战之后也就基本宣告谢幕。不过，与荀彧相比，张昭是幸运的：建安十七年，荀彧因反对曹操进魏公、加九锡而遭猜忌，最终以“饮药而卒”的方式实现了最后的抗争（《后汉书·荀彧传》，似本于《魏氏春秋》说）。《三国志》《后汉书》虽在叙述荀彧之死的原因时，笔法有所不同（《志》云荀彧“以忧薨”，赵翼以《志》为曹操避讳而《书》为直书，见《廿二史札记 》卷六），但均以“曹操遂为魏公”这一颇具微言大义的语句为荀彧生平作结。荀彧之死，对寄身于他处且仍旧心怀“汉室”的士人想必也是沉重的打击。根据江东与许都士人曾多有书信往来的记载，张昭很可能知道荀彧之死的真相，如若此，不知其作何感想？我们甚至可以大胆预测，即便孙权真的归降曹操，结合此后曹操建立魏王霸府，步步紧逼汉献帝的举动，张昭的命运，恐怕也将如同荀彧一样，在幻灭中走向死亡。当然，对历史的假设并无太大意义，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孙权如曹丕一样，最终自立为帝，那个寄托了张昭等汉末士人信仰与理想的东汉王朝，注定是要倾覆灭亡而不可再生了，这也是张昭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不幸。
三
荀彧死后二百馀年，南朝宋人范晔著《后汉书》，将其放入列传，从史家的视角，赋予了荀彧“汉臣”的哀荣。但更多如同张昭者，则以故汉士人之身份，分别迎来了魏、蜀汉、吴三个都自称“正统”的新政权。公元229 年，孙权称尊改元。这意味着东吴建国的“征战”年代已经终结，而正式进入了“帝国”时代。孙吴政治制度并未全面继承东汉，如不设三公，而给予丞相较大的权力（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58页）。由于张昭劝降曹操的“历史污点”，自然无缘此要职，后虽被任为“辅吴将军”，且“班亚三司”，但是，终究是“在里宅无事”，故而只能重拾起当年的学问，“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 》”（《三国志·张昭传》）。不过，在一些重大军事、政治问题上，孙权仍然会咨询张昭，通过张昭的答问或谏言，依旧能体会到其“王道”信仰的某种延续。
如在刑法问题上，孙权曾“咨问得失”于顾雍、张昭，后者因“陈听采闻”而“颇以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损”，孙权对此恐有不快，故先“默然”再问顾雍；不过，同样是士人出身的顾雍则答曰“臣之所闻，亦如昭所陈”，这才促使孙权“议狱轻刑”。不过，由于此段记载系于顾雍本传，目的在于彰显孙权对顾雍的信任，其史之笔法，似有以张昭反衬顾雍之嫌。但这也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张昭当时虽已“无事”，但犹“陈听采闻”，仍在关注朝政；再则，其主张“轻刑”的观点，符合其作为儒学士人秉持的“重德轻刑”的“王道”政治理想。
又如在使节问题上，曹丕篡汉后，孙权暂且对其称臣，魏遣使邢贞“拜权为吴王”。而“权出都亭候贞，贞有骄色”，引起了张昭、徐盛等江东臣将的愤怒，邢贞得知后，有“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之叹（参《三国志·徐盛传》）。此后吴蜀和解，蜀汉遣使来朝，张昭因“直言逆旨”而“中不进见”，但蜀汉使臣在会面中“称蜀德美”，孙吴方面却“群臣莫拒”，故孙权不禁叹道：“使张公在坐，彼不折则废，安复自夸乎！”第二天就“遣中使劳问”张昭，并将其邀请至朝中致歉（《三国志·张昭传》）。表面上看，这是史家对张昭“辞气壮厉，义形于色”之谏臣性格的表彰，但从更深层次的视角，则可看到，张昭对魏使邢贞“骄色”的不满，和孙吴群臣试图对抗称赞“蜀德”的蜀汉使臣，都是出于对孙吴“正统”的认同与维护。
因此，笔者猜测，张昭在晚年，其心态很可能又经历了一次转变，即接受了东汉灭亡的现实，而将其政治信仰寄托于已经形成帝国形态的东吴政权。进而，张昭又试图将孙权塑造为符合其“王道”理想的圣君。不过，根据史书中有关张昭几次激烈进谏触怒孙权的记载，不难看出，一贯以“意气”为尚的孙权，不仅不会接受张昭的劝谏，并且对来自士人的规劝与掣肘，想必也充满着警惕与防备。有学者认为，孙权的“意气”显然来自于家族熏陶：其父孙坚是勇猛、果决的“轻佼”之徒，其兄孙策则如傅玄所言“明果独断”（参方诗铭《方诗铭论三国人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但“意气”毕竟只是一种相对鲜明的性格特征。理解历史人物，我们固然可以参考他们的个性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但也应注意到，与其他集权帝王一样，孙权无法避免帝国体制对其“非人性”一面的塑造与强化，他的行为举动，实际已不能简单归结于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强大的帝国意志。张昭对“王道”的追求，如触犯了孙权所追求的绝对权力，则是帝国体制所不能允许的。
不过，孙权终究对张昭保持了极大的宽容，张昭也没有过分地干预政治，二人彼此都给予对方一定的馀地，在多年之中，保持了相对和睦的关系。嘉禾五年（236），八十一岁的张昭寿终正寝，孙权“素服临吊”，并谥其“文侯”。但是，仅六年后，与历来集权帝王一样，孙权最终还是与孙吴士人在事关“王道”与“正统”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在以立嫡之争为矛盾焦点的政治斗争中，支持太子的儒学士人，以张昭之子张休以及顾谭、顾承、吾粲等人为核心，遭到孙权的残酷打压，非死即废。相比之下，张昭在孙吴建国后的七年当中，政权内部没有掀起较大的政治风波，士人与皇权的矛盾也并未爆发，这对于“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三国志·张昭传》陈寿评语）的张昭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大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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