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脱口秀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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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从性侵聊起。

不是在最近兴起的“me too”运动的网络檄文，不是在《超级演说家》一类的节目—对于电视平台来说，这个话题的尺度显然太大了。这是在一场脱口秀（stand-up comedy）比赛上。

“最近滴滴司机杀害空姐的事情闹得特别大，这件事也让很多女生，包括我自己觉得很焦虑。”她上台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这听起来并不像是一连串笑话的开头。

这个由功夫喜剧举办的、被视为圈内最权威的赛事已经举办到第三届了。33位经选拔的脱口秀高手由全国各地汇集上海，经角逐，这个叫“三弟”的女演员杀入决赛。她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这是场冒险。西方脱口秀可以谈论任何事，但在中国，性相关的笑话一直是个危险区。观众很容易变得警戒起来，冷场是常事。尺度拿捏非常微妙。更何况，从性侵新闻的角度切入，太沉重了。直到上台前，她都在犹豫，要不要换成更安全的内容。

正是新闻下的跟帖激发了她的表达欲。谈论性侵或者性骚扰的话题，她总能看到类似的风凉话，“女生就是穿太少了”，“女生长得太漂亮了”。段子是她新写的，开放麦上试过3次而已，按照圈子里的规律，这远远不够保险。

“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觉得，我长得这么普通真的好幸运。”这句话奏效了。台下有了笑声。

上台前她很紧张。初赛很不同，她选的是反复试验过的老段子，稳如止水。紧张可能会把演出搞砸，但紧张也可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三弟确信自己，对舞台仍有新鲜感与渴望。这种感觉在过去曾消失过。

Stand-up comedy的正确译法应该是单口喜剧，大众很容易把它和单口相声弄混。两者有很多不同，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区别是，单口相声有很强的形式感，传统上人们不期待女人承担幽默的功能。脱口秀则具有更多包容性，风潮在中国兴起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女孩登台。段子必须是原创的，两年前功夫喜剧举办第一届比赛时，入围女性只有3人，到了第三届，已增至7人。“你上台好不好笑，这东西很明显。”维吾尔族姑娘吐提说。她形象甜美，曾做校园晚会主持人，“大家就觉得这就是个花瓶”。她想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打破“花瓶”。

美籍亚裔脱口秀女星黄阿丽的走红，为很多女孩提供了示范效应。她怀孕期间，还挺着大肚子在台上讲大尺度段子。“她对我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上一份工作是公司前台的杨笠说，她现在立志成为一名全职演员。她看了很多黄阿丽的专场视频，努力去模仿她的语调和表情。

对于深圳外贸公司职员Sandy来说，进入脱口秀世界纯属误打误撞。她感到生活太无聊了，每天工作无非安排订单、跟踪工厂、联系客户，下了班懒得出门，在家里窝着。偶尔一次心血来潮，在豆瓣搜索同城活动，她发现了一个脱口秀俱乐部。本来是观众，很快一发不可收拾，她在其中找到了乐趣，试着登台讲，还半开玩笑地，拜了一个早她几个月入行的叫程璐的英语翻译为师。

那是2011年，演员都有本职工作，下班后的夜晚才来玩。没有什么方法论，大家都在摸索，受黄西影响，很多人在讲one-liners（一句话笑话）。有个叫“银教授”的演员总喜欢讲他打老婆的段子，一听就是瞎编的，现在看来，这完全违背了脱口秀要真实的西方惯例。

Sandy自认为是一个放不开的人，天性没法撒着欢地演。但相较一般女演员，她敢于自黑，拿自己长得像李宇春、大龄剩女、男人婆等特征开玩笑，冷静地自黑，反倒能产生奇妙的效果，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这个人设非常讨巧，她不断想到相关的段子。有次她上台自我介绍，随口一说，“我英文名叫Sandy，中文名叫三弟。”

从此之后，三弟取代了Sandy。Sandy曾有段时间比较胖，内心特别介意，但三弟竟然还写了一些嘲讽自己胖的段子。她很快成了深圳那群演员里最有特点的那个，现场观众反馈有时能超过“师傅”程璐。其实她的个性始终没改变过，私下里还是很安静。

“其实三弟是特别细心、娇柔的一个女性，演出之前，她会像小女生一样去刻意地化个妆，但是她不会让你看出来她在化。”当时和三弟在同一个俱乐部的子龙回忆，“上去‘啪’一下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三弟与程璐、子龙等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密友圈子。他们办过几次小剧场商演，票房都不怎么好。搁在酒吧的免费开放麦经常没几个观众。但他们的热情未曾消减，除了每周一次开放麦练习，还积极给线上喜剧节目投稿。演员之间台下也不正经说话，互相抛梗，在这种有意训练下，三弟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好笑的人，还受邀上过几次电视综艺。

一个改变职业生涯的机会在2014年底来了。上海的茄子脱口秀俱乐部获200万元投资成立公司，招募三弟加入。在当时看来，上海是一个比深圳更好的阵地，东方卫视《今晚80后脱口秀》开播几年了，虽不温不火，但至少在本地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三弟决定辞职，去上海成为一名全职脱口秀演员。

这个工作无疑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作为茄子脱口秀的头牌艺人，待遇也在升级。应老友们邀请，三弟中间回深圳参加过一次内部自娱自乐的吐槽大会，大家惊讶地看到，对于这样一趟非正式行程，公司居然配了一位化妆师随行。2015年底，公司还为她推出了个人专场，连开3场，每场500人。

事实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专场主题是公司先定下来的，叫《男人退化论》，一半以上的段子要现写。这违反了脱口秀的生产规律，国外演员都是在开放麦打磨多年，把经检验过的好段子挑出来才形成专场。但在一个远不成熟的市场下，公司也是赶鸭子上架，“一个普通人做一个三弟脱口秀，谁来看啊，又不认识你。”主题设定为吐槽男人，即便受众对脱口秀毫无概念，也可能被吸引而来。专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票是赠出的，中间还穿插了一些非专业演员参演的蹩脚小品。她一共仅收入几千块钱。

第二场演到一半，还出现了忘词，她在台上站了半分钟，脑子一片空白。“不是你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不是你打从心里面觉得想吐槽的东西，其实不太好讲。”

这段经历对她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她后来再没有主动谈起过那个专场。木更喜剧创始人冯立文记得，有次聊天，有人说北京单立人喜剧的小鹿是唯一有过专场的女演员，三弟没有说话。过一会儿，大家才反应过来，三弟比小鹿要早。

公司还搞过脱口秀剧、线上搞笑视频等尝试，但都不成功，在2016年，钱烧光了，公司解散了。在这过程里，三弟对整个行业的前景产生了悲观的感觉，甚至怀疑是把自己对喜剧的冲动错误理解为喜剧天赋，“挣扎了很久”。她留在上海，去了一家传媒公司。她签下为期10年的艺人经纪约，但实际上主要工作是做编剧。

编剧工作强度很高，成天从早10点干到晚八九点，她不再去开放麦了。她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真正的原因不是忙，而是激情消失了。那是一段很压抑的日子，至少有大半年，她被安排去北京出差，住在节目组的酒店里，每天写着喜剧，却并不快乐。“也许命中注定你成不了什么。”她对自己说。

她远离开放麦的日子，行业发生着变化。2016年，三弟在深圳的很多伙伴，被新成立的公司笑果文化招募（该公司主创团队即《今晚80后脱口秀》班底），搬来上海。随后，笑果文化制作的《吐槽大会》火了，将美式脱口秀的概念带入了大众视野，公司估值也蹭蹭涨到了几十亿元。程璐等人还获得了在节目里的登台机会，他们的微博粉丝疯涨起来，都过了10万，远超三弟。若不是先有合约在身，三弟本也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员。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如果脱口秀是一条赛道，她曾经是那群人里的领跑者，现在队友们反超了她。

但脱口秀不是一条赛道。虽然开放麦断了，三弟从未间断在微博上写段子，有时间就坐下来想几个，她视为一种训练，培养在日常生活中找梗的能力。“这么多年做脱口秀演员，好多人已经不那么干了。”子龙说，“三弟比一般人更勤奋。你看三弟现在微博粉丝那么少，她还是一天坚持写十几个梗。”

脱口秀注定对她有某种磁场存在。到了2017年，公司业务不景气，她的编剧工作停滞下来，她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在屋里憋着了，试着登了一次开放麦。“你上了台之后就不一样了，”她后来回忆，“观众给你笑声，你就会觉得有成就感。”

冯立文也在场。他记得那天结束时三弟显得特感慨，“你们现在都只讲新段子了。”她讲的还是旧的那套。“我们讲的也不全是新段子，但是她都没有听过，是她太久没有参与了。”冯立文说。

他知道三弟一定会回来。那些真正退出的人，大多只说过脱口秀一两年，“3年都已经很少见了。这种五六年还会再退出的，基本上没见过。她是喜欢舞台的。”

三弟回归了，她一点一点地找回内心的欲望。此时上海至少已有六七家脱口秀俱乐部，舞台实践机会很多。她争取每周都能出5分钟新段子，手机里有个专门记录灵感的软件。固定节奏是，周一周二创作，周三周四去开放麦，她会现场录音回来再推敲打磨，周末商演，一轮下来，文本改动较大。在她提议下，公司也开辟了场地做脱口秀演出。

最近这两三年，演员的整体技术在迭代，大家不再满足仅仅是讲预期违背、意外反转的笑话。先是观察式喜剧推广开来，鼓励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思考生活里的荒谬。这个类型的脱口秀第一句话往往都是跟观众建立共鸣：“你们有没有发现……”接下来，单立人喜剧的周奇墨开创性地讲起长故事，这是一种附带过往经历、更具有深度可能性的叙述。很多演员开始追随。

在这些趋势下，脱口秀的意涵更丰富了，个体的性格、兴趣、价值观、对世界的看法，变得重要，而性别区隔恰恰为女性演员开辟出一条开阔的路。“做脱口秀的绝大多数人还是男生，所以你只要用女性的视角来看，婚恋话题、生孩子、工作，就有天然的视角差，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创作的捷径。”笑果文化线下演出负责人史炎告诉《人物》。

一些女演员的脱口秀有着女权、平权主义意味。小鹿讲过她在重男轻女的云南农村的成长体验。杨笠则挑战直男审美，有个期盼自己罩杯变小的段子是这样的：“它存在的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态度，对男人的不屑一顾，就好像在说，你看什么看，你越喜欢什么，老娘越不喜欢什么，你能拿我怎么着。”

这未必是一种意识上的自觉。“这是个自然的事情，你感触多的东西，肯定是关于你这个生活最真实的东西。”小鹿对《人物》说，“我原来从来没有这个思维，有一天我把我的内容列出来，那么多关键词感觉都跟女性有关，我才意识到这个比重太大了。”

三弟对脱口秀的理解也在变化，“可能潜意识里面，就想站在台上面去表达一些东西。”她认为高级的脱口秀应该是有观点的，言之有物的。曾经百试不爽的舞台人设，她还是会在开场用，“讲那些短平快的段子，是无法避免的，观众不认识你，你必须要讲这些东西来吸引观众。”但更多时候，她跳出舒适区，去挑战不同类型的内容—她还尝试过新闻吐槽。“她现在可能已经不大会去写自己是李宇春了。她已经找到自我了，她就可以用这个自我去审视这个世界了。”史炎说，“我一直觉得喜剧是个宇宙，每个人找到自己的方向就行。”

“我讲脱口秀的开始，并没有去考虑什么女性立场，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女演员应该勇敢自嘲。当然，我的自嘲也代表了一部分和我一样的女性。”三弟总结说，“讲到第二三年的时候，我又刻意去表达让女性有共鸣的东西，讲一些女权的段子，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女性观众。到现在，我更多地是从自己出发。我想表达的，是我真实生活中感受到的东西，而不是别人告诉我该表达的东西。”她越来越喜欢Wanda Sykes，那位美国脱口秀女演员的话题很丰富，经常大谈政治。她也希望那样，不止可以写一些“女观众听了特别爽”的段子，也可以跳出女性的框架，驾驭其他话题。

这一切当然也需要技巧支撑，三弟研究过周奇墨的段子结构，学习他如何在同一个话题里不断发散，刻意让自己去写一些很长的段子。美式脱口秀技术手册《喜剧圣经》她2014年就读过，今年又重新读了一遍。她领悟到，what if是一种特别好用的技巧（演员用假设为观众呈现他们意想不到但可以理解的情形），好像开窍了一般，她开始大量使用。

她感到自己有能力去驾驭一些痛苦体验的题材了。今年她创作了关于女人无理取闹的段子，现成素材来自母亲唠叨的原话。“太可怕了，确实我觉得对我爸伤害太大了。”平时她会将其当成特别苦恼的事讲给朋友们，“但是你用脱口秀的方式讲出来它就不痛苦了”。这个段子每次演都炸场。

思维习惯形成后，哪怕遇上糟心事，她心底总会有个声音响起，没关系，记住当下的负面情绪。比如过斑马线因没下自行车推行而被交警罚款，那一刻她很愤怒，觉得规定执行太僵硬了，回到家就写成了段子。

从去年到现在，三弟积累了两万多字的逐字稿。这算得上很高的产量了。职业发展还是卡在瓶颈，缺少线上节目的出镜机会，但她找回了那种纯粹的快乐，脱口秀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正源于心态变化，她选择参加功夫喜剧的比赛。前两届都错过了，“可能就是害怕，害怕拿不到什么。”她仍然没有赢的把握，她愿意享受过程。

三弟的脱口秀在继续，她引入场景混合（mix up），放大“女人长得漂亮、穿得暴露就活该被性骚扰”的荒谬。“要是这样，以后我们女生去整容医院，整容医生上来就说：思密达，你这个五官，太不安全了，你这个要做大手术啊……我推荐猪鼻子，前几个月有个女明星做了这个猪鼻子之后效果特别好，导演根本不敢潜规则她。你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一个鼻子毁掉一张脸……”

“你们一定也听过另一句话，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深意。”她把话题导向男人。“我碰到自己心仪的男生都会主动问他：你平时喜欢思考吗？有一个男生的回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独立思考。于是我推荐了他一本书，叫做《走出思考的误区》……”

接下来，她开始假设“社会帮助男性一起来管理他们的下半身”会怎么样，脑洞大开，将演出推向高潮。“what if几乎变成她的大杀器一样的技巧了。”冯立文后来评价说。

10分钟的脱口秀里，她多次靠转动身体呈现（act out）不同角色。很难想象她曾为表演天赋而困扰。她在扮演别人，但也在做自己。她看上去自由自在。

拿到比赛亚军的那一刻，三弟的感受竟然不是喜悦，而是一种释放。她切入了最想表达的话题。她不需要痛斥偏见，她嘲讽偏见。没有人被冒犯，现场笑得最大声的，包括男人。

那个晚上，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们，幽默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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